獨處七日：找回被剝奪的心靈資源，全新思考、理解自己、靠近他人

前言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第一部 獨處的用途
1.此刻不再迷失
2.為何獨處

第二部 晴天霹靂
3. 迷途的心智
4. 白日夢殺手

第三部 你覺得你是誰
5. 風格
6. 你必須品嘗一下
7. 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8. 野外漫步

第四部 了解他人
9. 社會故事
10. 情書
11. 衰弱的身體
12. 樹林裡的小屋

致謝

 

前言

孕育在黑暗裡的魔力

　　醫生伊迪絲・伯恩（Edith Bone）決定不哭。

　　一九五六年秋季的這個午後，她持續了七年的單獨監禁突然終止。監獄大門的外頭，匈牙利革命最後的寥寥幾陣槍聲在街道上回響。監獄大門裡，伯恩醫生從正門來到院子裡，對於被禁錮已久的她而言，院裡的陽光令她極不適應。她六十八歲了，個子矮胖，關節腫脹。她從監獄大門邁出，明亮的天空令她無法直視。隨後，她看到一群人在等她。這群西裝革履、翹首以盼的人。他們都在等著看她哭泣。

　　閃亮的巴士駛來時，攝影師們抬起了圓筒狀的鏡頭，記者們拿起活頁筆記本。這輛巴士是來接伯恩醫生並將她送去英國大使館的。這群新聞從業者在搜尋七年的獨處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記。這樣的獨處在她臉上、在她耷拉的眼皮上會留下怎樣的疤痕？正常人恐怕會陷入瘋狂和嚴重的憂鬱吧。但當伯恩醫生緩緩地穿過院子，走向大鐵門時，她看起來沒有一絲恍惚。要說她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她現在看起來充滿希望。官員和記者目瞪口呆。一位來自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男士在他的筆記本上草草記錄著，竭盡全力誇大報導，說她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後，這名記者十分窘迫地得知，當時伯恩醫生只是因為穿了一雙不合腳的鞋。

　　伯恩醫生於一八八九年出生在布達佩斯，她在眾人眼裡是一個聰慧的孩子——雖說有一點叛逆。她希望長大後成為一名律師，像她父親那樣，但當時律師這個行業是不允許女性參與的。她能選擇的職業只有老師或醫生，於是她選擇了後者。帶著她曾祖父的聽診器和象牙把手的埃斯庫拉庇烏斯（Aesculapius）手杖，她於一九Ｏ八年秋季進入布達佩斯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是她進入了一所軍事醫院。可能就在那裡，在目睹了底層民眾經受的煎熬後，她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更加高漲了：她看到一位不識字的羅馬尼亞軍人——這名軍人在戰前是個牧羊人——對著窗戶哭泣了好幾天，輕輕抱著一隻骨頭斷裂的手臂，心裡惦念著他失蹤的孩子們。他只是眾多肝腸寸斷的人中的一個。

　　戰後，伯恩醫生投入英國的政黨工作整整十六年，也正是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於一九四九年回到共產黨管理的布達佩斯時，引起了當局懷疑。

　　伯恩醫生在返回英國的途中，遭祕密警察組織於機場攔截。他們將她推入汽車，載著她經過總部的鐵皮大門。

　　「我們串通得夠好吧？」司機打趣說，「沒人知道妳在哪裡。」

　　確實，她在英國的朋友們以為她還待在匈牙利，而她在匈牙利的朋友們以為她早已出發前往英國了。伯恩醫生就這麼消失了。

　　總部大樓內，一個穿戴光鮮的瘦削男子慢條斯理地出現了。他將伯恩醫生帶到一間小型會客室，告訴她，他們已經知道她是間諜，知道她是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幹員。

　　「你離開這棟樓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你告訴我們他們分配給你什麼任務。」

　　伯恩醫生回答：「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我會在這裡關到死吧，我可不是情報局的特務。」

　　隨後那人告訴她：「妳被逮捕，代表妳就是有罪，黨可不會抓無辜的老百姓。」

　　警衛押她進了地下室，來到一間狹小的牢房，牢房面積僅比房內的鐵床大一點。她伸手一夠，就觸到天花板了。伯恩醫生躺在床上，平靜得瞬間入了夢境。不久，她被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驚醒。

　　「別害怕，呵呵。」一名警衛嘲笑她。

　　「我沒有害怕。」伯恩醫生回答。

　　接踵而至的經歷——她七年零五十九天的單獨監禁——是恐怖片裡才會出現的。她被關在骯髒陰冷的牢籠中；牆壁上不是滴著水，就是長著毛茸茸的菌菇。大多數時候，她是半餓著肚子的。除了見獄警的時候，她總是一個人待著。二十三位嚴厲的軍官用挑釁與諷刺的語言訊問她——有一次訊問竟長達六十個小時。有一段時間，整整六個月，她被關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

　　儘管這樣，關押她的人還是沒有得到絲毫偽供、半點求饒；他們所獲的唯一犒賞是她高傲的回覆。久而久之，這成了伯恩醫生的一種消遣，能讓她在偶爾瞧見他們時，去叮咬監獄的權威。

　　她想找個剃頭師傅為她剃頭髮。監獄看守人跟她說，女人必須留長髮。於是她花了三周時間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直到長出她滿意的小平頭。一九五一年夏，她又發起了一場語言抗議，拒說匈牙利語（「他們蠻夷的語言」，她是這麼形容匈牙利語的）。她改用德語、法語、俄語、英語或義大利語交流——這五種語言，她都精通。

　　但伯恩醫生最精妙的策略還不是戲弄獄卒——她是個幫自己推鞦韆的人。她如藤蔓抓地般把持著自己的理智。理智是外界施壓下的中空狀物質，從那裡，她緩緩地、堅定地為自己築建了一個內心世界，任何人都無法摧毀或從她那裡奪走它。她背誦入門階段的詩歌，將背得滾瓜爛熟的詩句翻譯成她熟知的六種語言。接著，她開始創作打油詩。其中一首是她在那段暗無天日的六個月中寫下的，感激她心靈「那根生於黑暗的魔杖」的拯救之恩。

　　伯恩醫生想起了列夫・托爾斯泰（Tolstoy）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囚徒，並受此啓發，想象自己走在所有去過的城市道路上：她在巴黎、羅馬、佛羅倫斯和米蘭的街道上漫步。她沉醉於柏林蒂爾加滕（Tiergarten）和維也納莫扎特故居的風景中。之後，當她的雙腳在床邊的水泥地上畫出一道窄溝時，她會默默想著這是一條往倫敦的路。她每天都會走上幾英里，並在腦海裡畫上一個暫時離開的記號。她用這樣的方式去倫敦四次，每次都在到達英吉利海峽時停下，似乎海峽的水太冷了，她游不過去。

　　然而，測算這些距離太不精確了，於是伯恩醫生認為她得有個算盤。獄卒給她掃把清掃牢房時，她偷偷地從中拔下幾根麥稈，還將走味的麵包顆粒揉成珠子，穿在麥稈上。這樣，她就可以如計算恆河沙數般計算了。她還用這把「算盤」測量了自己的詞彙量，發現自己掌握了兩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個英文單詞。緊接著，她又計算了她的德語和法語詞彙量。接著，她又問自己可以說出多少種鳥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鳥）、多少種樹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從未見過這些樹）以及多少種紅酒的名字（雖然她可能再也沒有機會品嘗這些酒）。

　　她把更多的麵包屑揉成字母，一共揉了四千個，把它們放在二十六個同樣用麵包精心製作的凹槽中；這是她用小麥做成的印刷機。她用這台「印刷機」拼出她的思想和詩歌。獄卒們瞄了她一眼，皺了皺眉頭說：「妳瘋了。」伯恩醫生表示同意。

　　因為消化功能變弱，她分到了一些藥丸。她發現藥丸帶有一絲綠色，於是就用這抹綠色染她的麵包屑。就這樣，聖誕節時，她做了一些綠色的「小冬青枝」。但冬青枝上猩紅的梅子呢？於是，她又用自己的血液去染麵包屑。

　　警衛們火了，但伯恩醫生證明自己精通獨處的藝術。他們將她與世隔絕，而她正好可以踐行這門藝術，取平靜捨瘋狂，取安慰捨絕望，取獨處之樂捨囚禁之苦。想摧毀她就太天真了，走出獄門的伯恩醫生（用她自己的話說）「比以前智慧些了，並且充滿了希望」。

　　有一天，我偶然讀到一本書，這本書在不經意間提及了伯恩醫生（只有一兩行字）。我不敢相信知道她故事的人這麼少，於是決定多瞭解她一些。最終，我在加拿大約克大學的稀有藏書中翻到了她的自傳《七年孤獨》（Seven Years Solitary, 1957）（這本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也就是她出獄後的一年），我意識到了她的故事多麼震撼人心。她七步成詩，寫作時推心置腹，我彷彿能聽見她的聲音——堅毅中摻雜著揶揄，透露出一個青年在匈牙利度過青春歲月，而匈牙利後來又對她那麼殘忍。我越熟悉她對待單獨監禁的態度——她忍受孤獨的能力深不見底——就越感到一股妒意在我內心蔓延開來。我當然不是忌妒她的境遇，而是忌妒她的才能。我很好奇，在我的世界裡，是否有一部分能激發像她那樣的精神境界；又或者，我是否總能逃離自我的牢獄——對伯恩醫生來說，那是無法得到的一種奢侈品。

　　甚至，我獨自一人花上幾小時的時間閱讀她的故事，這點獨處的時間對我而言也是那麼難以忍受。我不斷抬頭張望，希望隔壁房間輕聲細語的圖書管理員能打斷我，希望一個願意社交的學者能在我工作的桌子旁坐下。我一把自己和可敬可畏的伯恩醫生比較，就如坐針氈，自愧不如。

　　最終，我讀完了她的故事，猛地合上書，恍惚走到炙熱的午後白晝下，但不安並沒有像我原本想的那樣消散。我穿梭在學生堆裡，推擠著走進擁擠的咖啡廳，出了咖啡廳，又擠上一輛載滿人的公車，但問題繼續在我腦中來來回回。我想為自己多留一點獨處時間，但一旦一個人時，又總備感沮喪。這個問題值得我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伯恩醫生卓越的存在狀態值得我們這個緊密相連的世界借鑒。

　　如何獨處？又為何獨處？

　　這裡面一定有訣竅，我是這麼想的。一種踐行，抑或是一種修煉，將寂寞變為主動獨居，將空曠的日子變成空白的畫布。那一定是某種失傳的藝術，像優雅的書法，或是在婚禮上戴上領結時的自信。這是一種失傳的小小藝術，年復一年，在未來刺眼的白光中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