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之中
二〇一一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號稱「安全」的核電廠建築不堪一擊的倒塌畫面，讓我們體悟到有必要重新思考過往我們所相信的事物。在事故發生後，企圖隱匿情報、逃避責任的兩大主角，是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在這兩大組織中的菁英們、甚至是御用學者的行為，在在透露出這個日本社會重視利益更勝過人們的生命和生活。在紀錄片《核廢料：無盡的惡夢》最後一幕，法國原能會長官柏納．比格要求那些懷疑核電安全的人民要信任政治領袖、科學家和電力公司 。他說：「為了美好的未來，我們需要信任。」這樣的言論顯示出，就是人們對權威有著無條件的信任，才使得高風險的核能發電成為可能。
然而，核電事故後，這樣的信任崩毀了。但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因此被影響的人們也開始行動了。他們在當地進行核輻射檢測、帶著孩子搬家、到福島參與志工活動、進行核電公投連署運動、在街頭參與示威遊行、盡量做到食物和能源的自給自足──人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並不依賴政治領袖、官僚、財團、學者、主流媒體這些權威，而是展現出他們的意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決定。
他們所做的事，不只是攻擊核能發電的產官學界而已。日本全國五十四處核電廠多位於資源缺乏、沒有大企業進駐、交通又不便的小村町，而當地所生產的能源，大部分都供給大都市。核電事故後，福島當地的小村町居民避難到他處，不僅無法回到故鄉，還持續受到輻射的威脅。有些住在大都市的人知道了這個事實後，決心改變自己大量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如果沒有誰去承擔痛苦、誰又把應該公諸於世的資訊予以隱匿，這樣富裕又便利的生活，不過是空中樓閣 ，不可能實現的。如果不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進而改變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創造沒有核電的社會。於是，「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就開始擴散、生根。
這種「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電視和報紙頻繁地報導數萬人參與的反核遊行，例如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晚間，抗議重啟大飯核電廠的行動有超過十萬人聚集在首相官邸前，TBS電視台的《News i》在報導中強調，人們透過網路的資訊傳播，產生了「以個人的身分自主參加」這種「新型態的示威活動」。三一一之後的反核運動，確實是一種「全新」的運動型態。透過推特或臉書等最新的社群媒體，使得前所未見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可能來參與示威。然而，強調「新」這件事也隱含了某種問題，那就是，過度強調與過往運動之間的不連續性，使得我們無法從歷史中學習。當然，對過去的學習，有必須積極吸收的部分，也有不可重蹈覆轍的部分。無論如何，我們的確應該要從過去的運動學習，但也沒必要過度推崇過去的事情。不如這麼說：從過去的運動中學習，不僅不會讓現在崛起的社會運動減損價值，反而可以作為讓新生運動萌芽、深耕的肥料。
回顧日本公民社會歷史，「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個思想獲得最多共鳴的時期，就是「新左運動」。接下來我們也會談到，所謂的新左運動，就是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以青年為中心，獲得廣大支持的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青年勞工運動的社會運動網絡。本書（尤其是第二章）指出，由於新左運動中，對高度經濟成長期所創造的富裕日常生活，抱持著反省的態度，使得「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思想越來越普遍。例如，一九六九年四月，由日本大學的學生所舉辦的座談會，其中一名運動者就提到，日大學生運動的基礎帶有「自我變革」的思想。意思是，他們在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時，會持續地改變自己。這個「自我變革」，在他們身上引發了「昨天的我不會是今天的我」那般巨大的變化。
然而這又會引起以下問題：這種改變生活方式的運動，到底改變了什麼呢？如果前面說的核電問題象徵了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態，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有可能改變社會呢？換句話說，新左運動究竟在日本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中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緒？我們至今仍然受到新左運動的影響嗎？如果是的話，又是在什麼意義下，人們持續地被新左運動所影響呢？本書的目標，就是透過討論新左運動「日常性的自我變革」這個思想，思考這場運動對生活在現代的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影響。本書除了闡明新左運動的成就之外，也會論及這場運動曾經陷入的困境。在進入具體的問題意識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我個人的經驗，並分享我認為的新左運動遺緒是什麼。
*****
二〇〇三年三月八日。這一天，有著早春的溫暖，我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那個時候，由美國的喬治．布希總統所主導、日本政府也支持的「自願聯盟」，正打算攻打伊拉克。四萬名以上的群眾聚集在日比谷公園舉行反戰示威。當時還是研究生的我，和朋友一起參與了這場行動。以前我幾乎沒有像這樣子參與過政治行動。我在國高中的學生會活動，絕對稱不上活躍；等進了大學，一般日本學生都會覺得運動和興趣類的社團比較有吸引力，至於學生自治會，對我們而言是相當遙遠的存在。這樣的我，之所以這天會參加示威遊行，是因為戰爭在即，讓我坐立難安。集會地點的日比谷野外音樂堂，人早就多到公園之外，所以我們只好在外面等待示威遊行的開始。遊行的隊伍相當長，我們等了好久才從公園出發，一路走過銀座和有樂町等鬧區，最後到達了東京車站。我還記得當時的感覺：不可思議，但一點都不感到疲憊。
有了這次的經驗以後，我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相關的「活動」。但是，我仍然有一點不安，那是因為我對參與社會運動的運動者絕對不算抱有多大的好感。我所說的運動者，是指那些質疑社會上具有支配力量的規則，並和其他人一起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而採取行動的人。把社會運動者等同於過時的、很難相處的怪咖，應該不只我一個吧。然而，實際跟他們接觸之後，發現運動者大多數都很好相處，所以我心中的刻板印象就馬上消除了。就這樣，我開始用自己的步調去參與這些活動。
從那個時候以來，我認識了許多關於勞工、反戰和平、農民、消費者、婦女、反核、援助開發中國家等社會運動的各式各樣運動者。我在參與活動之初，就發現他們之中有相當多人是受到新左運動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年紀較長的運動者，多擁有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參加反越戰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經驗。即使當時並未實際參加那些運動的人，也在之後的活動經驗中，學到了新左運動的「文化」。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參與經驗都是愉快的。然而，參與活動確實是一種混合了驚訝、困惑、興奮、發現的經驗，相當刺激。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對運動是如此認真地投入。他們所組織的團體，大多為了保有政治上的獨立，再加上只靠會費和捐款在支撐，以致很多志工都是無薪，而幹部則是低薪。他們的會議也都是在忙完白天的工作後，晚上七點左右開始，經常一開就到九點、十點。他們明明在金錢上、時間上都有所損失，沒辦法獲得什麼利益，卻還是獻身於社會運動。
這種參與運動的態度，是一種「倫理」。對他們而言，社會運動可以說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連結在一起。我想起有一次開完會，和幾個運動者一起吃飯的經驗。我們點了飲料和包括了青菜、魚、蝦在內的天婦羅全餐。上菜以後，沒有人碰碗裡的炸蝦。我問為什麼沒有人吃，其中一人簡短地對我說明了日本的農業公司如何在東南亞各國破壞環境以便養蝦的事。他隨後補充，「也不是絕對不吃蝦子，但我們並不會積極地想吃蝦子」。我也讀過一些文獻，大致上知道我們餐桌上的蝦子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但我對真心看待這個問題、並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實踐的這些人，就在我眼前的這個事實，還是感到有些震驚。
我不只觀察到他們這樣奉獻自己的態度，也看過他們之間的情感衝突。這種衝突，比起政治見解的差異，反而更多是對運動該怎麼進行的看法不同。諷刺的是，這樣的衝突是因他們熱情地投入而引起的。在我看來，他們是為了社會正義而認真工作且遵循倫理的人，但這樣強烈的倫理意識，也常常和對他人的攻擊意識連結在一起。
他們的行動乃是出自於自己的倫理意識，這個事實，使得社會運動中的衝突比起其他組織要來得嚴重。例如在職場，即使職員對上司有什麼不滿，卻因為兩者之間存在明確的上下關係，職員大多也會看在薪水的份上，傾向於忍耐以避免衝突。但是，在我參與過的運動組織中，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以平等為原則，他們所參與的活動也是自發的、非營利的。因此，運動者之間的衝突，總是很難解決。我所認識的運動者，無論對運動多麼認真奉獻，既談不上有多大的政治影響力，也沒有成功吸引到更多新的參與者。不過，自三一一以來，也許日本公民社會正在發生一些變化。然而，在三一一之前，讓多數民眾覺得很古怪的社會運動，作為政治表達的一種重要方式，其力道是相當貧弱的。考量到這一點，也許我們也不能太過期待。
本書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日本新左運動的歷史研究。我並無意美化這段歷史，但多數運動者確實是抱持著倫理意識在面對他人視而不見的問題。這些真誠的人們到底要怎樣才不會陷入「倫理過剩」 的困境呢？這就是我想要討論的。從我個人為數不多的經驗當中，說明了直到現在，想要讓世界變得再好一點而採取行動的人們，仍然尚未脫離新左運動曾經歷過的煩惱、痛苦、與艱難。「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自核災事故至今，仍持續地往下扎根。本書就是在探討這場運動的起源從何而來：理解日本新左運動的遺緒，才會知道自己現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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