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遲到寫起
楊翠
楊逵作品的台文出版，是必要的，也是遲到的。
遲到，緣於楊逵一生的顛沛困頓。如果不是貧病交迫，如果不是為了謀生而喀血勞動，如果不是不斷進出殖民者與威權政府的監獄，如果不是因為政治犯的帽子而在文壇失去發表舞台，我相信他早就獨力完成許多台文創作，不必透過翻譯家們的辛勞才能被閱讀。
遲到，也緣於我們對他的認識淺薄，或者可以說，成見過深。
楊逵的創作生涯通常被研究者歸納為日治時期、戰後初期、綠島監獄時期、1961年出獄返鄉到1985年辭世，四個階段，由此將他主要定位為日治時期的日文作家，戰後則以中文進行零星創作，而他的台文作品及寫作意圖，幾乎完全被遺忘（遺漏）了。
不只楊逵被如此對待。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被我們認識與再現的臉容，幾乎都是片斷、片面、破碎的。大多數人沒有真正想進入歷史脈絡中完整理解前世代作家，只是熱衷於挪用他們的某些作品，用以詮釋或見證自己的理念而已。
即使《楊逵全集》出版至今早已超過二十年，但楊逵在台文寫作上的嘗試、努力，甚至是高度的企圖心，仍然絕少有人提及。他在1948年8月到12月，頻繁在《力行報》發表十餘首台語詩歌，並同步刊載於他所編輯出版的《台灣文學叢刊》，這些作品清一色以「民謠」形式諷刺當權者，表達困苦人民心聲，〈黃虎旗〉強調「台灣的意志」，〈上任〉嘲諷官僚嘴臉，〈生活〉、〈童謠〉、〈營養學〉、〈却糞掃〉、〈民謠〉、〈不如豬〉、〈台灣民謠〉等等，都是寫老百姓的飢困疾苦，很多作品結合版畫，一詩一畫，系列性創作的意圖強烈。
此時血腥殘暴的二二八事件剛過，楊逵自己也剛從二二八死牢中脫困出獄，他選擇暫停書寫「小說」這種「作者性」鮮明的作品，而熱衷於以民謠的形式與音韻，傳達人民的心聲，甚至標題就經常直接冠以「民謠」、「童謠」、「台灣民謠」，必然有其文學／文化理念的內在驅動力。
出生農工階層，一生以農耕為業，強調文學應該與人民密合的楊逵，創作生涯一直在嘗試各種能夠鮮活表現人民生活、情感與思想的文學藝術形式，他是最早提倡並實踐「報告文學」、「街頭劇」的台灣作家，而在戰後初期的亂局中，他認為「民謠」是傳播人民心聲的最佳藝術載體，這非常符合他的文學理念，甚至即使被關進綠島，他還跟獄友進行田野調查，蒐集歌謠諺語，遺物中就有一大本寫著「謠諺集」標題的筆記本。
我完全可以合理地推論，結合台語民謠與版畫的創作形式，是當時楊逵與一群藝文夥伴正積極推動的方向，如果不是他隔年1949年4月6日被逮捕，從此繫獄十二年，我相信這個創作方向將會成就一系列具有高度批判意識，並具現戰後初期台灣民間生活實錄的精彩作品。
然而，1949年的「和平宣言案」，不僅澆滅楊逵與文友的熱忱，統治者所羅織的這個罪名，甚至變成黏在他身上的永久標籤。〈和平宣言〉其實是集體書寫，其中的主張，不能直接等同於楊逵的個人主張，而是當時許多台灣作家與中國來台作家，在追求台灣民主與和平的共同信念下，一起協商草擬的「宣言」。因為是集體發聲，因為要「廣而宣之」，當然很多話語在威權體制的纏結網羅中，必須或隱或顯，穿梭縫隙。但楊逵一肩承擔「和平宣言案」，沒有牽連出更多人，於是〈和平宣言〉就變成了他的個人主張。
數十年來，不斷有文壇友人告訴我，很多台派說，判決書中說楊逵是中共外圍，所以是統派，他的作品不值得重視推廣。只差沒說他被抓被關是活該。我驚訝的是，這些台派，竟是如此信任威權統治者所製造的標籤，並順從地依照威權統治者的意志，否棄楊逵，甚至對他進行二度審判、二度囚禁。他們沒有讀過〈黃虎旗〉中的「台灣的意志」，也沒有讀過〈台灣民謠〉中的「爭取民主自治」，當然，他們更不知道，寫作〈送報伕〉的同時，楊逵也努力摸索，寫了生平第一部台灣話文小說〈剁柴囝仔〉，只是自己不滿意，手稿留存，而他生前一直找不到時間好好修改發表而已。
這就是我對「遲到」的慨歎。已經死去將近40年的台灣作家，似乎還要被自家人審判，還要從墳墓裡爬出來自證。
當然，無神論的楊逵，死則死矣，我相信他並不在意，如果真有元神，也只會一笑置之。但是，做為陪伴他生活最久的孫女，做為一個具有清楚台灣主體意識的台灣文史研究者，我很在意。一個前行者，被統治者貼標籤，被他所關懷的台灣人民貼標籤，付出一輩子的努力，最後直接被刪除。
楊逵的際遇，是一則歷史隱喻，如楊逵一般被刪除的台灣前行者，何止楊逵一人。我們的文化資產，就是這樣被我們自己扔進垃圾場的。
回到楊逵與他的台文創作。〈送報伕〉不是楊逵所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但做為成名作，它標誌著楊逵文學道路的重要開端，而與這個開端同時，楊逵已經開始寫作台灣話文小說，而不是成名後才去試寫，這難道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嗎?
寫作〈送報伕〉與〈剁柴囝仔〉時，楊逵正面臨此生最艱困的處境，結婚當日被日警逮捕，出獄後，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遭受巨大打擊，運動團體幾乎全面瀕臨崩解，他與妻子葉陶在高雄內惟租了一間沒人敢住的鬼屋，不久，一直支持他的二哥自殺，他自身則貧病交迫，三餐不繼，長子出生時，連去請產婆來接生的車錢都沒有。
也就是在這個最困挫的時刻，文學家楊逵的燦亮靈魂從苦域中躍然誕生了。1932年，楊逵一邊在高雄柴山砍柴，到處打零工維生，一邊爆發高昂的創作能動量，這一年，他完成小說〈送報伕〉，前半部刊於《台灣新民報》，同年，他寫了〈剁柴囝仔〉，從各種手稿的比對中，看得出這本來是一部長篇小說的規劃。
〈送報伕〉以日文書寫，空間舞台在日本東京，而〈剁柴囝仔〉則是以「台灣話文」為主體的混語書寫，交雜日文與北京白話文，小說舞台就是楊逵砍柴的高雄柴山。唯有將這兩部作品結合起來，才能看清楊逵的文學真貌，以及他做為台灣作家，此生一貫的叩問與追求。
楊逵小說的自傳性色彩濃厚，作家身分的書寫者經常跳進作品中，形成後設小說的趣味，但這並不是他以「作家」身分所選擇的「寫作策略」。楊逵本人身具社會運動者、貧苦農民、新文學寫作者這三種身分，無論哪一種身分都是他，也都折射出某一部分台灣人的現實處境。〈送報伕〉中老家土地被奪走、在日本又被報社老闆榨取的留學生楊君是楊逵，而〈剁柴囝仔〉則甚至更接近「多面楊逵」，小說中「寫文去賣」、親眼目睹貧家小孩因無錢救治而死的敘事者是楊逵，無錢救治孩子的貧家父母也是楊逵，就連那個死去的孩子也是楊逵，楊逵有好幾個兄姊弟妹夭亡，他自己本身也體弱多病，差一點沒養活。
楊逵是連生存都無比艱困的貧農，是即使打零工灌自來水解飢也要追求新知識的現代知識分子，是挺身想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者，也是決意要為受苦靈魂發聲的當代作家。出身貧農、現實上也一直是貧農，想要說出貧農的真正心聲，正因如此，楊逵同時以日文寫〈送報伕〉，以台灣話文寫〈剁柴囝仔〉，這幾乎是必然的。
楊逵的台灣話文初試，並沒有符合他自己的美學標準，以我對他個性的了解，他應該是想要找機會好好修改擴寫，完成長篇，但現實生活一直逼迫著他。就如1965年2月19日他寫給鍾肇政的信，回應自己為何一再拖稿：「《台灣文藝》的稿，限期已過了幾天，未能守約寄上，很抱歉。因為正在趕種春季花木，有一點過勞，又患了感冒，頭重重的腦筋糊裡糊塗，雖一直致意在拿筆，寫來寫去，改來改去，都只製造了廢紙而已，看來非常不滿意……。」
最終〈剁柴囝仔〉以殘存手稿形式，埋藏箱底，2001年以「未刊稿」形式問世。然而，問世二十多年，至今乏人問津。
儘管第一部台文小說沉埋了，但楊逵在以日文寫小說的同時，同步以台灣話文書寫，這件事非常重要。「我手寫我口」在台灣文學場域，本來就兼具雙重意義，其一是跨越文化貴族階級（大眾化），其二是建構台灣主體（台灣人的口與手）。楊逵當年曾參與文藝大眾化與大眾文藝化的討論，他心目中的「大眾」，是「台灣的人民」，他所努力實踐的，是如何將台灣人民的所思所感、經歷與思想、痛苦與願望，提煉成美好的文學藝術。
〈剁柴囝仔〉沒有機會在他生前修改完成，發表問世，但是，楊逵的意志頑強地留存，在他辭世四十週年前夕的2024年，曙光初破，楊逵作品的台文譯本，終於問世。我想，這是因緣俱足了。感謝所有為這件事努力的夥伴，所有投入翻譯、唸讀、審聽、企劃、執行、出版的朋友們，這瘦瘦薄薄的三萬餘字台文譯本，動員了我數不清的人脈，怎麼不是因緣俱足呢。
很抱歉，這篇序從對「遲到」的遺憾開場，寫成了某種怨苦與省思，非我本願。我原來想寫一篇文情並茂、感動莫名、感激涕零的應景暖文。然而，幾度廢筆又幾度提筆，寫著寫著，就成為這樣了。我還是想真誠地以這篇文字面世。
遲到讓人遺憾，但也引發深思。什麼時候我們的台灣作家可以不必生前死後都要自證？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更謙虛地去認識、去理解在這塊島嶼付出努力，為我們創建各種精神意義上、實質意義上的自由空間的前行者？什麼時候台灣的天空才會真正清朗，台灣的土地才會真正豐饒？
期待從我們這個世代的自省開始，讓更多前行者的美麗靈魂能安居在這塊島嶼，與我們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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