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走向極端：團體迷思下的菁英操弄、放棄理性、自由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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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透過富有見地的分析，細數政治、金融和社會等領域的團體迷思已對英國造成哪些傷害，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重要的是，他也對此提出因應方針。大力推薦。」──連恩．哈里根（Liam Halligan），英國《每日電訊報》

「從近年來大部分極其糟糕的政治決策，可看到所有主要政治人物的看法千篇一律，而且沒人對他們提出質疑。布斯睿智分析，解釋這狀況為何如此頻繁發生，並揭示解決之道。所有政治人物和政策制定者都應閱讀這本書。」──英國前內閣辦公室部長大衛．佛斯特（Lord David Frost）

「好久沒有讀到一本讓...

第一章　自欺欺人（節錄）
「唯一真正的智慧，是明白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一九五七年的經典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幾乎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場景，陪審團聚集在某個房間內討論案情，試圖判定被告的少年是否就是殺害父親的兇手。他們很快投票表決，十二個人之中，多達十一人認為被告有罪。某些證據看似相當有力，其中包括兩名證人的證詞。樓下的老人聽到被告對父親說要殺了他，隨後就傳來重擊聲，接著他便看見被告匆忙離去。住在對街的女士在深夜裡醒來，看到被告刺殺他的父親，不過事發當時正好電車駛過，她是透過末兩節車廂的窗戶目睹少年行凶。
享利．方達（Henry Fonda）飾演的八號陪審員並不確定。他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斷定少年是否殺了自己的父親，他希望至少可以有點時間好好討論。法官指示，他們的決定必須是一致裁斷（unanimous verdict）。其他陪審員施壓八號陪審員順應眾人的看法，因此他表示，要是經過一小時的討論，沒人提出合理懷疑，他就投票贊成被告有罪。於是，陪審團慢慢拼湊那些連被告辯護律師都顯然忽略的重要事實，最後，所有陪審員一致認為被告無罪。過程中充滿激烈辯論和大聲咆嘯，但也不乏有人從新角度切入，質疑假設。其中一名陪審員只想盡快結束工作，早點去看球賽；有人戴著種族歧視的有色眼鏡看待案情；還有人（最後一位改變心意的陪審員）因為本身就與兒子關係疏遠，判斷力遭到蒙蔽。全片劇情簡單，但扣人心弦。
之所以這麼打動人心，原因之一在於片中描述的情節與真實世界中大家思考和對談的方式不謀而合，讓人深感共鳴。十二名角色就和一般人一樣，沒有什麼令人難以置信的突兀特質，但除了一人之外，所有人一開始都堅信被告有罪，並積極地斷送少年的餘生。討論過程中，他們回想起重要事實與背後代表的意涵，才紛紛意識到自己判斷錯誤。事實證明，老人的證詞並不可靠——他沒辦法及時跑到門邊，親眼目睹他所描述的犯罪過程。他大概是感到寂寞，渴望證人身分備受矚目的感覺。同樣地，對街在深夜醒來的女士沒有時間戴上眼鏡，清楚看見她所說的情景——當時她在眼前的，必定是一片模糊。

個體與集體不理性
我們比想像中更缺乏理智。理性行事並不容易。誠如奧地利現代主義作家羅伯特．穆西爾（Robert Musil）所言，一個人能不帶情感地客觀思考，由此成功獲得的結果才是事實1。然而，若不努力追求，自我往往會支配決策。我們總是認為，較聰明、學歷較高的人懂得較多，因為我們相信，他們理論上更有能力達到理性狀態。不過更準確的說法或許是，在習以為常的有限思考領域之外，擁有較好的學歷和智商不代表具備較高尚的品德，也不等於做事較為理性。的確，我們將會看到，當發生團體迷思，學歷愈高、愈聰明的人，可能會比條件沒那麼優秀的其他人更不睿智。
我們頂多只在某些時刻表現出很有邏輯的一面。而我們竟甚至將某些類型的思考模式稱為理性，但更仔細探究後會發現，這些思考方式似乎相當不理性。認知科學家基斯．史坦諾維奇（Keith Stanovich）將理性分為兩種：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描述我們如何運用所有可取得的資源達成目的；認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反映想法與現實的吻合程度2。如果前者能粗略評估一個人有多聰明，後者則較接近世俗所謂的智慧，光有前者而沒有後者的話，經常促使人得出愚蠢的結論、做出糊塗的舉動——不過，最好別輕率地依此分類評判任何人是否理性。甚至可以這麼主張，工具理性基本上只能衡量自我如何促使人思考。如同《白鯨記》（Moby-Dick）的亞哈船長（Captain Ahab）在沉迷於獵捕白鯨時所說：「我採取的手段無比理智，動機和目標則近乎瘋狂。」
我不會將亞哈追捕白鯨的行為稱為理智，或甚至工具理性（你可以發現我對此說法不以為然），他的整個行為和思考模式根本有如瘋子。更廣泛地來說，由於理性高度符合個人利益，因此單憑在某些時刻展現理性特質，不代表他們在毫無個人利益考量的情況下也能保持理性。舉例而言，常見一種錯誤觀念，各種專家在缺乏強烈理性動機的特定領域之外，還能堅守客觀及理性的底線，因此值得信任。他們可能不比其他人更理性。的確很多時候，他們明顯缺乏動機去質疑正統、跳脫既有的思考框架，尤其是去挑戰攸關其福祉的想法。

第二章　和睦共處（節錄）
朝技術官僚靠攏
美國哲學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暫譯）一書中預測，取代資本主義的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技術官僚（企業與政府機關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有些人將此視為社會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只是後來由於冷戰的關係，加上國內的社會主義與主張更自由放任的意識型態彼此角力，轉移了大眾的注意力。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國家治理已然轉向技術官僚，直到時間更近一點，社會大眾才意識到這種施政模式缺乏正當性，因而引發政治反彈。
技術官僚的影響力逐漸上升。獨立機關的勢力逐漸壯大，這類組織在政府底下獨立運作，卻不受政府直接管轄，也不太受議會監督。他們之所以受到青睞，多是因為政治人物不想承擔伴隨著管理不同單位而來的政治責任與後果。不僅如此，儘管政治人物隱身在顧問背後，迴避原應負起責任的決策工作，或許給予人民投機的觀感，但這仍未能阻擋政治人物前仆後繼地效法。與決策組織維持愈疏遠的關係，躲過究責的機會愈大。
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出的權力分立有助於實踐問責精神；成立不必擔負責任（或責任微乎其微）的獨立機關，往往無助於歸咎責任。設立這類組織的初衷在於促進平衡，提高威信。許多人重視能力勝過正當性，且不知何故總覺得兩者無法兼具。尤其當政治力可能過度介入，而且選舉時程可能影響審慎的決策擬定程序時，獨立機關或許可以延長研擬政策的期限，使政策脫離選舉考量。然而，認為政治人物不值得信任，因此不該賦予他們權力，這種想法相當危險。在民主政體中，即便認清社會議題錯綜複雜，需要高度專業的人才協助解決問題，還是沒有改變有必要妥善監督的事實。
假設你和剛學走路的小孩一起走進軍械庫，而且你自認有能力在小孩把玩彈弓時從旁照料，但無法勝任讓他把玩一把上膛的手槍，在這種情況下，萬一你在小孩拿起槍時，刻意離開現場，再怎麼辯解都難逃責任歸咎。我們的領導者授予獨立機關這麼多權力，似乎就是這個例子的翻版。無庸置疑，相較於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時常受大眾檢視及要求負責，那些不受約束和制衡的人（特別是聰明的人）的確更像例子中的小孩。當我們有機會做錯事不必負責，回到像剛學走路那時被情緒牽著鼻子走的狀態，不過就是順從人類天性那麼簡單。

第七章　媒體與菁英泡泡（節錄）
新時代的媒體
在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當道的新世界，媒體能如何改革、完善其應對能力？變革之一，是要確保科技巨擘必須回歸單純提供平台的角色，放棄目前修改、排除或編輯內容的能力，抑或勇於承擔平台內容帶來的責任（和相關後果）。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同意遵循與其他產業相同的內容把關標準，此外也應付出更多心力（若有必要則列入管制）減少社群媒體濫用造成的莫大危害，尤其是對青少女的傷害。
為因應假新聞，事實查核機構應運而生，但這類組織一如他們試圖約束的假消息散播者，同樣有能力推動某種特定角度的解釋。他們可能反而變成思想護衛。科學並非因為找到真理而堵上所有人的嘴才有所進步。我們同為人類，沒人能壟斷真相。同樣地，指定更富有官方色彩的新聞「太上皇」機構，在我看來其實是條險路。這不代表我贊成完全自由放任。如同其他市場，放任資訊自由發展可能導致我們不願見到的勾結和壟斷，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良性思想競爭。
但我反對審查。對資訊流通和失言的恐懼，一如其他恐懼，都會對民主程序構成威脅。審查須有權力為其撐腰，尤其如果專制武斷，權力就有可能使人腐化。又有誰來查核審查人員？光靠審查人員幾乎無法阻斷資訊流傳，但必定嚴重傷害自由。除非採取極端手段，否則資訊是最難控制的。因此，我不認為查核機構就是最終解方，而且，反而會進一步支撐現有的團體迷思，若有人想學著獨自下判斷，查核機構不會是理想的替代資訊來源。
比起擔憂冒犯他人，卻賠上思想和表達的自由，我寧可在民主環境中承擔冒犯他人的風險。然而，立法者和警方對於「仇恨犯罪」的處置方法，卻是反其道而行。如果不是有意冒犯，就不該視為犯罪。接下來是不是也要有「思想犯罪」？假如有人企圖透過用字遣詞造成傷害，可能構成眾人在道德上無法苟同的行為（即仇恨犯罪），但同時也可能是具有建設性的質疑。兩種情況都可能使人不適，但要區別兩者大概很難。控訴方的說詞可能提供其中一種說法，只是無法形成獨立證據。直到最近，法律著重的焦點才不再關注所用的字詞是否冒犯了誰，而是字詞是否構成犯罪或暴力威脅，或是否可能教唆犯罪或行使暴力。這與社會上日漸盛行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所幸法院尚未完全淪陷，仍優先考量聽者對藐視意味的詮釋，忽略說者是否真正有其意圖。
當說者無意，硬把使用某些字詞視為冒犯他人或仇恨犯罪，形同剝奪我們所有人選擇字詞的權利。同時，這也奪走我們的言論自由，而禁止哪些字詞不能使用，也傷害了思想自由。在不同道德原則競相試圖壓制對方的論戰中，太多時候（至少我覺得不太對勁）平等似乎擊敗了自由。此外，萬一司法單位或其他權威機構清楚表達支持立場，就有鼓勵大眾在雞蛋裡挑骨頭的嫌疑，連最瑣碎的小事都能引來冒犯他人的指控。各種謬論將隨之湧現，受害者文化蓬勃發展，自我審查獲得進一步鞏固。我們質疑他人的能力將受到箝制。
我們應更努力識別假新聞，並抵銷假消息的後座力。縱使如此，大部分情況下，我們應直接無視，抽掉其不斷增生所需的氧氣。我們應試著減少刻意操弄、訴諸恐懼，以及避免暗中過度利用侵入式演算法。就目前來看，我們似乎尚未使勁嘗試。但這樣還不夠。我們應專注於協助大眾了解如何辨識和獨立應對那些我們在社群媒體和網路發現的種種挑戰，也就是要讓人們有能力清楚思考，在平常接收的資訊來源中建立起平衡、公正的評議立場。換句話說，給予人們尋找及探索其他觀點——而且不是假想的觀點——的工具。
最終，這或許可以證明比所謂的事實查核機構，乃至其他限制網路和社群媒體內容傳播的方式更有成效，原因正是因為這不需要科技巨頭祭出嚴厲的管制手段，也不必由政府介入干預。更明確來說，我們必須朝現行政策的反方向去努力，目前政府似乎還是想要加強控制、多加實踐推力理論、更頻繁訴諸恐懼，以確保人民的行為模式得以輕易預測。我們必須效法海耶克等人，明瞭試圖控制每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是無法企及的醜陋幻想。我們應該鼓勵思想自由競爭，並激勵大眾思考和探究，深思行為背後的動機和資訊來源。我們必須倡導懷疑論，而非減少質疑；提倡勇氣，減少恐懼；鼓吹發揮理性，減少仰賴權威獲取重要知識。
這一切不是不可能達成。如果領導者能更效法蘇格拉底（謙遜），或許可以更明白此道理。人們能看透謬論、洞悉操弄群眾的企圖、破解了無新意的迷因。將持對立意見的陣營視為蠢蛋，認為他們不懂得捍衛自身的利益，是常見的錯誤。眾多菁英分子活在一堆泡泡建構成的虛幻世界之中，則是更為貼切的解釋。不僅如此，離這些菁英愈遠，愈不需擔心政治不正確和打破思考框架可能帶來什麼危害。人們只是缺乏實踐的動機。不過，如果政府祭出措施造成不便（如罰鍰），大家通常很快就會採取行動，不這樣的話，人們在面對不重要的事情時，似乎只會立場反覆，甘受操控。品牌忠誠得以建立，單純是因為人們不願思考各種選擇，但要是抉擇必然牽涉重大後果，這現象就會改變。一般人不比菁英笨，只是感到厭煩，分神關注了其他事情而已。
立法單位和監管機構可與新聞媒體攜手合作，為新聞業制定更完善、更清楚的規範標準。所謂「更完善」，是指減少行動呼籲及強化看待事情的客觀態度；而所謂「更清楚」，則是清楚區分哪些內容屬於評論和意見，哪些不是。艱難、複雜的事情應獲得充分解釋，而非一味簡化。

大謊言
一旦相信整個媒體和政治菁英圈完全被大量的扭曲事實所蒙蔽，儘管沒有任何陰謀在內，也會引發幾個問題。首先，居然沒人實際去好好檢驗基本細節和其中的假設，怎麼可能？然而，雖然很不真實，但這種看似檢查缺失的情況其實相當正常。很多時候的確有人檢查，但結果和驗證的人早已深受團體迷思所影響而未提出異議，於是看起來就像沒人查驗過一般。過去多年間，外國人去到蘇聯旅遊，無不誤信蘇聯當局努力營造出來的正面假象。但是，這不代表沒有相左的證據，也並非意味少數見多識廣的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身在一場騙局中。這麼多人完全忘了要檢查資訊來源，也許令人難以置信，但就如同福爾摩斯所說，排除其他所有解釋後，無論再怎麼不可能，剩下的必然就是事實。孔恩也曾提出相似的解釋，當我們遇到與我們自身理論相互矛盾的事實，而且我們的推理沒錯，那麼一定有一或多個預設出錯。從預設去倒推其背後的理論，以及支撐這些理論的理念，我們最終可能發現我們不樂見但無可避免的結論，那就是某個我們深信不證自明的真理其實並不正確，而我們卻是將整個信仰建構在錯誤的預設之上。於是，科學典範失靈。同樣地，當我們提出確鑿的證據和無懈可擊的邏輯，便足以擊垮團體迷思。
大規模團體迷思隱含致命缺陷，引發的第二個問題是：若真如此，還有什麼也是這樣？如果菁英對某件事集體失智，他們處理什麼事情時也錯得離譜？有沒有可能，整個統治集團真相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其實沒有？有沒有可能《十二怒漢》中的十一名陪審團全都錯了？燒死女巫有可能這麼普遍嗎？民主國家有可能選出希特勒這樣的法西斯獨裁者嗎？以上問題的答案似乎都是「有可能」。只因為菁英可能在某件事的處理上鑄下大錯，就認定他們在其他事情上也會出錯，其實並不正確——但他們有可能、而且時常犯錯。也因此，最好要查驗證據，並盡可能自主做出判斷。
第三，這是否代表我們真的責無旁貸，必須負責查證那些以我們的名義採取行動的人是否具備清晰的思緒？是的。我們必須保持警覺，不斷要求決策者說明每項決定背後的理由和證據，特別是在沒有其他人為我們把關的時候，更應如此。我們應該（師法蘇格拉底），謹記制衡權力比選擇領導者更重要，所以我們至少應捫心自問，這些制衡機制是否正常運作。
要想完全想通這些道理可能極度困難，但我們不應活在哄騙之中。黑格爾看待知識的概念也許是雙重思考，實際上卻是在抑制讓人難以接受的證據。在我們可以接受之前，這類證據可能帶來壓力，並可能致使我們否決其他理念，或甚至直接忽略。我們應小心謹慎，不該封閉心靈對此視而不見。要接受可能非常痛苦，反之當然輕鬆許多，而且不必費盡心力。這是因為，一旦我們自認已經思考並否決反面證據，就有可能在日後忽視任何類似的證據。對人也是同樣的道理：一旦我們認定某人相信地平說，就可能無視其未來所說的任何一句話，以人廢言，但這麼做，可能是大錯特錯。

第一章　自欺欺人（節錄）
「唯一真正的智慧，是明白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一九五七年的經典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幾乎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場景，陪審團聚集在某個房間內討論案情，試圖判定被告的少年是否就是殺害父親的兇手。他們很快投票表決，十二個人之中，多達十一人認為被告有罪。某些證據看似相當有力，其中包括兩名證人的證詞。樓下的老人聽到被告對父親說要殺了他，隨後就傳來重擊聲，接著他便看見被告匆忙離去。住在對街的女士在深夜裡醒來，看到被告刺殺他的父親，不過事發當時正好電車駛過，她是透過末兩節...

本書談論一種大規模的集體道德思考：團體迷思（groupthink）。書中將探討新科技帶來的衝擊，不僅人際溝通，連我們的思考方式和自我認同、對彼此的寬容態度乃至政治，都深受影響。文中極力為理性、科學和歷史辯護，並敲響一記警鐘，呼籲大家挺身保護自由民主。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封城前，這個世界似乎就已日漸失去理智、陷入焦慮，人們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在這之前，世界普遍處於和平狀態，而且全球人口健康、福祉和經濟都已明顯改善，在此情況下走到如今這種窘境，可說是非比尋常。回顧我至今的人生，全球不平等的現象已大幅減少，農業技術足以因應全球的人口成長前景，以少於目前的土地供應充足的糧食。
面對一連串危機，我們的事前準備顯得左支右絀，而當危機真正降臨，我們又總是無法妥善處理。原因何在？我們的政治似乎有部分功能失調，與選民之間少了互動。政治菁英和媒體有時彷彿活在自己的泡泡中，與代表大多數人的輿論斷了聯繫。
難不成這世界瘋了？我們能否從現況中梳理出模式和原因，試圖阻止一切失控？
為何防疫政策沒有考慮到封城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為何二○○八年爆發金融危機，而且未來還有可能重蹈覆轍？近年來為何湧現政治正確的浪潮？淨零排放是明智的嗎？而我們負擔得起代價嗎？為何人們對民主的理想破滅？
我寫這本書是想試圖解釋目前發生的事。我認為，綜觀以上問題和近期的其他疑慮，我們始終未能看見令人滿意的回應，而從回應中至少可發現一個普遍情況。大規模團體迷思逐漸蔚為趨勢。我主張，目前社會上的混亂與不滿日益惡化（包括許多人對政治菁英和主流媒體提出的想法和詮釋感到疏離），若能借助我們對心理學的認知，輔以部分後現代的惡意迷因（這裡是指深植人心、像認知病毒般在社會中自我複製的那些觀點），最能釐清頭緒。此外，近年來通訊科技的變遷（尤其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已對人際溝通及互動造成深遠影響。舉凡我們的人脈和社群、身分認同、歸屬的群體、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以及對他人的包容，無不受到影響。不僅我們源自石器時代的腦袋尚未適應這一切，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系統也跟不上變化的腳步。
大腦演化比科技進步的速度更慢，早已不是新聞；大環境錯綜複雜，我們必須仰賴思考捷徑來理解龐雜的事務，也不是新鮮事。不只是行為規範，包括標準思考模式、概念聯想和是非觀念，都是思考捷徑。思考捷徑相當常見，無可避免，而且極其實用，但也可能使我們陷入困境。如果每個人的想法和價值觀不同，思考捷徑可能會遭遇有意義的挑戰；若所有人都抱持相同想法和價值觀，便可能形成「集體不理性」（collective irrationality）。面對環境中極為顯著的變遷時，假若我們固守共同想法和思考途徑，可能會感覺失望透頂。要是這些思考捷徑因任何原因而快速改變，我們也可能深感難以應對。然而，瞬息萬變的人際關係和互動，都是形塑思考捷徑的因素，在此前提下，如果這些變化不是隨機發生，而是有人為了利益或掌控權而刻意操控，狀況就會格外令人擔憂。
在集體不理性的多種形式中，團體迷思尤其危險。只要一套部分或完全錯誤的理念未能受到有效質疑，而持續存在於世，這種現象就會發生。團體迷思會不斷壯大，而深陷其中的當事人往往毫無察覺。最糟糕的是，團體迷思成了二元的道德競技場，善惡對立，非白即黑；要不全心全意相信，就是非我族類，沒有質疑的餘地。違抗者可能遭受欺凌、排擠、懲罰，深信不疑者則使出渾身解數，阻止任何挑戰或辯論。
不管有意或無意，迴避批評及拒絕多方思考是滋生嚴重錯誤的溫床，歷史上相關實例俯拾皆是。美國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廣為宣傳團體迷思一詞，刻意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雙重思考」（doublethink）相互呼應，並用以解釋甘迺迪（John F. Kennedy）內閣欠缺批判性的思考模式，終而釀成一九六一年美國意圖入侵古巴失敗一事，此即眾人皆知的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 disaster）。研擬軍事策略時，他們並未充分留意計畫缺失，也未思考其他替代方案。討論只聚焦於沒有爭議的決定因素。內閣以為，總統支持入侵行動，沒人公開挑戰決策的整體思維，僅質疑其中的細節是否合理。後來，甘迺迪坦承計畫的確有所疏失，並採取因應措施以防日後復蹈前轍。一九六二年發生古巴飛彈危機，世界似乎就要爆發核戰，所幸前一年的教訓成功轉化為改進的養分。面對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將軍事威脅推進到美國外海，甘迺迪召集團隊研討各種因應策略。他與團隊刻意保持距離，以免個人的初步觀點影響團隊判斷。
過程中，政策歷經激烈的辯論攻防，團隊也嚴肅思考各種選項。有別於豬玀灣事件的慘痛經驗，這次美國政府做出正確抉擇，獲得成功結果。
從那之後，賈尼斯提出的團體迷思概念備受管理顧問青睞，應用於指導企業董事會做出更完善的決策。他指出團體迷思的八個表徵：
（一）表面上看似無懈可擊；
（二）集體合理化；
（三）對群體道德深信不疑；
（四）認定異議者刻意與群體對立，且道德意志薄弱或心術不正；
（五）對群體中的意見不同者施壓，逼迫其合群或離開；
（六）自我審查；
（七）貌似全體一致認同；
（八）以固步自封的思維防範並壓制群體中的異議人士。
儘管賈尼斯關注的是小團體的決策過程，但團體迷思也適用於整個社會。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團體迷思，群體對於「逆風」的恐懼加深，尤其在菁英身上更為明顯，於是默許的氛圍愈來愈濃。每個人開始自我審查，公共對話陷入僵局。光是抱持「不可能這麼多人同時誤判」的想法，便足以維持虛假的表象。有個詞語的確專門形容這種現象：大謊言（Big Lie）。

本書架構
第一章將探討團體迷思背後的心理。我們喜歡說自己是理性的人，但人類本就不是理性的。理性是我們發展出來替自身行為說話的手段，在當時說服自己，也在事件落幕後，向他人辯護。而且，愈是聰明、學歷愈高、見識愈廣的人，在這件事上，愈有說服力。因此菁英彷彿活在大泡泡中，與外在現實脫節。很多時候，政治人物和媒體菁英分子集體盲目跟風的情況，比他們周遭的人更嚴重。
我們有著不同的群體和身分認同，也擁有不同的道德基礎。隨著同一套思維在群體中反覆執行，並且愈來愈少受到外界質疑，這套思考模式便益加穩固，且有助於明確界定群體的凝聚力何在，但這同時也讓群體無法容忍異己。堅守共同價值觀並關懷群體成員，都是團體迷思得以茁壯的助力。
我也會探討風險和不確定性，並批判社會傾向捨棄更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廣泛採取預防動機（precautionary motive）的陋習。一旦群體基於預防動機而只關注一項問題，就可能輕率地漠視衍生的副作用和其他問題。
第二章將探究個人行為方式在人際互動中占據的重要地位，並說明我們如何建立人際關係，此兩者其實極具深意。這些行為模式不僅影響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形成和地方社群，也會左右我們對民主的參與。新技術和科技巨擘的商業策略同時扮演重要角色，對長久以來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角力揭示了新的意涵。
在第三章中，我會探討新媒體和過去通訊科技的創新如何引發重大的社會變遷。許多世代以來，我們的心理沒有太多變化，但科技則日新月異。印刷機問世，人人都能取得《聖經》，導致後來的教會分裂和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奪走中歐地區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現代的新通訊科技創造了龐大機會，卻也帶來許多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的危害。與更多不同的人事物接觸，促使我們產生新的身分認同、行為動機和價值觀。如今，新政治主張不只振聾發聵，更躍升為主導力量。
在解放與自由的新時代——我稱之為「大解放」（Great Enfranchisement）——新媒體掌握了即將到來的願景。不過與此同時，世界也將歷經部族意識（tribalism）和恐懼的催化過程，而後不僅難與異己相容，更充滿憤怒，最終活在仇恨和苦難之中。
價值觀是新的部族色彩，「區分異同」的思維漸強。某人覺得是美德的價值觀，在他人眼中可能是偏狹的表現。在全力強調應固守道德邊界的群體中，只要有人質疑內部奉行的價值觀，便可能受到惡毒攻擊，而攻擊時常從社群媒體開始。如今，毫無惡意的推特發文可能受到匿名人士刻意扭曲解讀，使當事人的事業毀於一旦。社會大眾害怕這類無妄之災以及不合理的攻訐，因此畏縮膽怯，自我審查。
在各種資訊大鳴大放的新世界，我們接收哪些閱聽內容並非偶然。這多半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只是企業廣泛蒐集個人行為相關資料並希望藉此獲利，無疑也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已然降臨，而且不懷好意。
在後面兩章中，我會提供金融界和學術圈的團體迷思實例。我最早發覺集體不理性的現象，是從金融和經濟領域開始。第四章會提到二○○八、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將解釋當初的幾點誤解和未察覺的徵兆，並說明為何未來仍有可能再次發生。此外，我也會講述量化寬鬆背後的經濟原理，簡單評論新冠疫情期間的封城政策，並分析目前還算新奇的加密貨幣熱潮。該章指出，不理性和團體迷思可能發生的場域遠遠不僅止於董事會，也可能出現於大型議論場合和競爭空間，包括理念之爭。不得不這麼說，許多人對事情的看法的確可能出錯，而追根究柢，絕大部分是因為陷入團體迷思。
寬容、自由、歷史、理智和科學備受威脅。第五章將為科學辯護，探討現下反理性的趨勢。思想和言論自由岌岌可危，政治正確的浪潮興起。自我審查的現象日益普遍。後現代主義和其他哲學思想與主張單一客觀現實存在的概念背道而馳，卻已廣泛散播，而啟蒙時代奠定的研究方法以駁倒假設為論證基礎，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不斷精進，如今卻一點一滴受到侵蝕。客觀現實存在的想法已然遭到淘汰，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相信的「事實」。世人不再從當事人的道德角度觀看歷史，導致歷史逐漸失去應有的意義和用處，反而成了支撐現行道德觀的政治宣傳，而非理解人類的管道。篤信自己那套事實的人大肆攻訐科學方法，有些人甚至不再將懷疑論視為帶動科學進步的火車頭。
在最後三章中，我會更聚焦探討政治和現今民主面臨的威脅。第六章將回顧歷史上對於自由、民主和治理的概念，文中會提到專制威權和革命的幾種風險和規律。接著，我會點出社群媒體時代的幾項政治特色，包含團體權利抬頭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政治理論和實務間的平衡。外交政策應符合國家利益，以獲得人民支持，但很多時候並非如此。我們似乎倒退到馬基維利主義出現前的時代，任由理想形塑對外的國際政策，不顧現實情況。我們是否正在走向反烏托邦的未來？
無論在公共生活或媒體上，愈來愈多荒謬言論大行其道、無法無天。許多人覺得，媒體報導失之偏頗，且正有系統地誤導社會大眾，政府和主流傳媒不只販賣恐懼，還散播各種政治宣傳。第七章將探討媒體和政治圈已如何嚴重喪失客觀和公正立場，備受各種行動呼籲所腐蝕。菁英分子最終落入團體迷思的窘境，不僅散布政治宣傳，與大眾的溝通「弱智化」，同時在過程中也讓自己「愚蠢化」。
在這樣的完美風暴中，自由民主無疑正受到威脅。領導者尚且無法妥善應對。他們並未帶來希望，也未能展現應有的勇氣，挺身捍衛理性和正當政策。政治人物反倒像是透明人一般，一味委任技術官僚制定政策，並利用恐懼操控社會大眾。第八章將提點如何對抗團體迷思，緩解此問題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本書的目的主要是協助讀者加速掌握狀況，明瞭如何最有效地運用新的通訊科技，避免延宕而錯失時機。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自由主義和理性遭受侵害，最終落入非民主政治的下場。

本書談論一種大規模的集體道德思考：團體迷思（groupthink）。書中將探討新科技帶來的衝擊，不僅人際溝通，連我們的思考方式和自我認同、對彼此的寬容態度乃至政治，都深受影響。文中極力為理性、科學和歷史辯護，並敲響一記警鐘，呼籲大家挺身保護自由民主。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封城前，這個世界似乎就已日漸失去理智、陷入焦慮，人們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在這之前，世界普遍處於和平狀態，而且全球人口健康、福祉和經濟都已明顯改善，在此情況下走到如今這種窘境，可說是非比尋常。回顧我至今的人生，全球不平等的現象已大幅減少，農...

前言
第一章：自欺欺人
個體與集體不理性
不同的道德觀
預防動機與魯莽應用

第二章：和睦共處
社會資本
民主：不好好善用就會消失

第三章：社群媒體
科技：強大的顛覆力量
監控社會

第四章：危機不斷
二〇〇八年危機為何有可能捲土重來
量化寬鬆的假象
新冠肺炎與封城
加密貨幣的春秋大夢

第五章：科學與反科學
科學
科學遭受攻擊
回歸理性

第六章：還有更糟糕的情況
自由主義和民主的試煉
社群媒體時代的政治

第七章：媒體與菁英泡泡
政治宣傳與新聞
菁英泡泡

第八章：逃離團體迷思
我們的課題
領導者的課題

引用書目
致謝

前言
第一章：自欺欺人
個體與集體不理性
不同的道德觀
預防動機與魯莽應用

第二章：和睦共處
社會資本
民主：不好好善用就會消失

第三章：社群媒體
科技：強大的顛覆力量
監控社會

第四章：危機不斷
二〇〇八年危機為何有可能捲土重來
量化寬鬆的假象
新冠肺炎與封城
加密貨幣的春秋大夢

第五章：科學與反科學
科學
科學遭受攻擊
回歸理性

第六章：還有更糟糕的情況
自由主義和民主的試煉
社群媒體時代的政治

第七章：媒體與菁英泡泡
政治宣傳與新聞
菁英泡泡

第八章：逃離團體迷思
我們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