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威權體制，長期受壓抑的臺灣史研究因體制鬆動開始活絡，青年研究生更一馬當先投入日治時期研究，尤其有關日本統治評價與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受到矚目。接著，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在民主化、本土化趨勢下，有關「臺灣認同」、「臺灣民族主義」成為人文社會學界最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危機時，臺灣就曾出現一波回顧日治時期歷史文化熱潮。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文學家與政治運動者，開始關注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政治社會運動，他們以中國民族主義抗日框架理解日治時期的運動，要求重視臺灣本土歷史，從事政治改革，而被社會學者蕭阿勤稱為「回歸現實世代」。
雖然兩波臺灣史研究的興起都與時代背景有關，但一九九〇年代這波熱潮與前者明顯不同：一則臺灣剛剛擺脫威權體制壓迫，不需再受由上而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框架限制，得以在較為自由開放的條件下貼近歷史事實，從事探索與思考。二則因為民主化、本土化啟動，人們對於臺灣未來發展充滿樂觀期待，相應之下更熱切希望瞭解我族的身世、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藉以自我定位、凝聚共識與展望未來。第三，前一波熱潮以文化界人士為主，後一波則因為威權管制解除使學術環境鬆綁，學界青壯代研究者大量投入，開展了與過往不同的研究路徑，使得臺灣認同研究得以在國際經驗下進行理論性的探討。
由於新生政治共同體對自身歷史的探索焦慮與集體需求，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史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日治時期，有關「臺灣認同如何形成」、「臺灣人是一個民族嗎」、「臺灣人是否追求獨立」等成為核心議題。
筆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展開。一九八七年六月筆者以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為主題取得碩士學位後，仍無法回答以下問題：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被總括為「臺灣民族運動」， 但是這些運動並未公開訴求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樣可以稱為「臺灣民族主義」嗎？甚至，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也不曾明確訴求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可以算是「中國民族主義」？既非臺灣民族主義、也非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可以稱得上是「民族主義運動」嗎？
一九九四年六月，筆者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心中更大的困惑是：戰後初期批判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人們，與日治中期政治運動者高度重疊，日治時期他們抵抗殖民統治，戰後迎來了中國政府不久，卻爆發更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行動。從日治到戰後，臺灣人一再反抗，究竟他們在追求什麼？
長期以來臺灣史的分期習慣以統治政權為依據，近四百年來的臺灣史被分為荷治、明鄭、清領、日治與國民黨統治時期，這顯然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歷史，統治政權一換手，就開啟了新時期。此種歷史分期與臺灣社會割離，並未考慮人民生活變化、經濟發展型態、都市化程度、社會整合狀態等各方面的轉變，也未關照到土地上人群集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因此，以統治者作為政治史分期標準的作法並不合宜，有重新考量的必要。
日治中期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所帶領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抗議日本殖民帝國統治，標舉「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並對集體未來進行討論。二戰結束後，殖民者戰敗離去，新統治政權到來，在短短時間內就爆發全面性抵抗，糾葛已久的認同問題受到劇烈衝擊。筆者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大約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
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臺灣有關國族認同爭議一波又一波，從國會全面改選的代表性疑慮、臺北市長選舉的「中華民國滅亡」恐懼，到《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親日反華指控，每每引發臺灣社會激烈衝突、對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認同相關問題並非解嚴以後才出現，只是戰後戒嚴近四十年期間遭到強力壓制、掩蓋，民主化之後終於得以重見天日、公開被討論。
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何時開始出現以全臺灣為規模的集體意識？為何以「臺灣人」自我命名？又如何思考群體的政治處境與未來歸屬？這在任何國家的政治史上都是最核心的議題。重新爬梳一九二〇到一九五〇年代土地上人們的集體思維與情感，追溯臺灣認同形成的過程，將有助於廓清戰後臺灣國族認同問題的來龍去脈，提供不同族群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基礎。
（中略）
【三、本書各章節與內容】
本書以國族認同與反殖民抵抗為主題，筆者認為，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不能以簡單的日本／臺灣、殖民╱被殖、壓迫╱反抗、抵抗╱協力等單純的二元對立觀點視之，而是在「西洋─日本─臺灣─中國」的多重關係與脈絡下，其間的認同與抵抗複雜交錯，必須更加細膩的進行剖析與觀察。
本書由一系列論文所組成，各篇論文環繞著國族認同與殖民抵抗的共同焦點，並依時間順序列論。導論部分針對本書的問題意識、研究範圍、主要概念與架構加以說明，全書主體七章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探討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抵抗運動，分別包括三章。第一章〈自治主義的進路與局限〉探討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的自治主義路線政治運動，其揭櫫的訴求、理念與運動推進，藉此觀察殖民者與被殖者之間相互滲透的錯綜關係。自治主義運動展現了殖民地人民的自主意識，也標示出臺灣人共同體的範圍與自治目標，並穿透殖民者陣營尋求助力；但自治主義運動受日本內地大正民主運動影響甚深，臺灣人自我形象認知也受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限制，體制內抵抗路線終有難以突破的困境。第二章〈以文化作為抵抗戰場〉，透過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臺灣民報》中有關臺灣文化的論述，來分析文化協會分裂前知識分子對臺灣文化的想像與建構。此時期的臺灣文化論述跳脫出本土主義或同化主義的兩極窠臼，追求自由、尊嚴、平等、進步等近代價值與精神文明，隱含著超越殖民母國、直接取法其背後更高位階文明的企圖，並希望透過自主的語文工具與近代文明接軌。但語文工具的選擇涉及共同體想像與便利性等問題，存在實際困難；又，偏向菁英主義、激進型態的文化改革取向也與傳統文人及普羅大眾出現緊張關係。第三章〈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鑿討論抵抗運動中不同階級的思考取向與行動落差。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臺灣文化協會反殖民抵抗運動固然開拓了社會氛圍與行動空間，但因菁英所訴求的政治社會運動目標與農民的現實生活需求未必一致。從史料與數據檢證，農民運動的發展並非來自知識菁英的介入或遵循菁英的指導，而是依據農民自身的理性邏輯行動，進退之間實保有高度的自主性。
第二部分析臺灣認同與漢人認同的糾葛，參考史密斯所提示「先在族群情結」在國族想像中不能忽視的重要性，分析臺灣認同形成過程中「祖國情結」的影響。臺灣社會組成以漢人為主，此一先在族群差異經常成為抵抗運動者主張無法同化於日本的理由；同時，日本政府的殖民壓迫更讓臺灣人寄情期待於「祖國」。第四章〈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為文本，探討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知識分子所懷抱的祖國情懷。族群情結帶有強烈的情感特性，日治下的臺灣人並非沒有機會認識中國，例如四人的祖國之旅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中國的落後性與遲滯性，但卻又都一廂情願地為祖國辯護，顯現情感取向壓過理性思辨、感性期待凌駕於眼見真實的現象。臺灣人對祖國的情感、包容與期待，是日本戰敗戰後臺灣社會歡迎中國統治的主要原因。第五章〈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透過不同世代三人的日記檢視戰爭體制下臺灣人的生活實況、進退選擇與國族認同變化。戰爭局面迫使臺灣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做出抉擇，割臺世代林獻堂與大正世代吳新榮都各有應付時局要求的對應方法與生存之道，自幼受帝國教育戰爭世代葉盛吉，則有鮮明的日本認同，不同世代間出現呈現認同差異。本章也指出，戰爭時期的官方宣傳固然影響局勢判斷，決戰局面也迫使殖民地人民與母國利害與共，但臺灣人與總督府的協力關係仍存在明顯的權宜性質，戰火下保全鄉土的意志與本土認同則明顯增強。
第三部探討戰後初期的認同衝擊。第六章〈「新生臺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以「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創立經過，梳理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積極建設臺灣的熱情如何遭受挫折與打擊。臺灣菁英原本以為祖國重光，從今而後可以重做主人，繼而熱心建設鄉土，以此奉獻於國家。但是中國政府不信任臺灣菁英，不但阻撓他們插手高等教育，並藉二二八事件加以清除，延平學院的遭遇是戰後初期臺灣菁英處境具體而微的縮影。第七章〈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透過對比戰後初期的官方作為與民間期望，呈現政治從屬化、文化汙名化的再殖民現象。戰後初期的祖國體驗，令臺灣社會大眾強烈感覺如同日本統治下的殖民情境，日治時期出於反殖民抵抗而形成的臺灣人認同重新被喚起，追求臺灣自治的政治目標、文明進步的文化理念再度登場，有關臺灣前途的各種方案陸續被提出。在此脈絡下，二二八事件並非突如其來的偶發意外（accident），而與日治以來的反殖民抵抗經驗有著密切的歷史關連。
結論部分將總括本書的發現。筆者將以國族主義理論作為參照，指出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原因、特性；此些特性在戰後初期如何被延續，並形成對新統治者的另一波抵抗行動；最後提示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臺灣人認同形成與抵抗行動所呈現的重要意義，作為思考臺灣社會當前認同議題與未來集體方向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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