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啊」。坐在角落的小光心情同樣忐忑，他的媽媽來自中國，他不想舉手，又怕被老師發現。他總是叫媽媽不要來學校，就怕她講中文的口音被同學發現。老師之前也做過其他公開調查，像是「誰家是低收入戶？誰可以吃免費的營養午餐？」小光心裡忿忿不平：「我家裡也沒有比較窮，我成績也沒有比較差，為什麼我要跟同學不一樣？」
我根據訪談資料重建了上述場景，本書中的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十多年前的「被出櫃」的情境，仍然感到傷痛。臺灣中小學校園強調集體主義與制式化的管理，新移民子女的「不同」與「特殊」經常被視為奇怪，未必是優勢。先前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對於仲介婚姻、移工的社會汙名，可能有損移民二代的自尊心，從而影響其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學校環境的不友善，對中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影響更巨；由於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當他們面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的衝撞時，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心理調適與文化統合的壓力，這也經常在二代的內心烙下隱性傷痕。
本章將透過新二代在中小學時期的成長回憶來探討：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新二代的身分差異如何被指認以及汙名化。國外的移民後代多從外表、名字或語言而被辨識，但臺灣長大的新二代多數不容易被辨識出來，這顯示出跨國婚姻中父方與母方文化的權力不平等。新二代多數沒有明顯可見的外表差異，因為臺灣丈夫在尋找外籍伴侶時就偏好中國漢人、或外表較接近臺灣人的越南女性，好生出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孩子。其次，二代的口音跟一般臺灣孩子差不多，因為孩子在家裡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孩子也都採用臺灣父親的姓。換言之，母親的文化差異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被刻意抹去。當族群差異不易辨識，他們的「隱性身分」如何被指認出來？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框架下，這樣的差異被轉換為汙名、甚至排除？
本章借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關汙名化的理論分析，他強調「汙名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特質。意思是說，某一身分或屬性，因為與主流多數或社會規範下的「正常」或「主流」有所不同，而被標示為「不可欲的差異」、並賦予負面貶抑，因而成為被汙名的對象。換句話說，不是該特質本身有問題，而是脈絡或框架造成了汙名化的效果。高夫曼也區分出「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前者的差異明顯可見，後者的差異比較隱性，當事人因而有管理、掩飾的空間。臺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是「可貶者」，他們的身分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容易被指認出來。
移民母親的出現是最常見的現身場景。當母親出現在學校或其他同儕互動場合、被聽見口音或母語時，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最容易被辨識出來。同屬漢人的中國新移民，外表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多半是開口說話時，因為口音或家鄉方言才被標示出中國背景。有些新二代因此避免在公共場所與母親用母語或方言溝通，擔心引發周遭人群的注目或歧視。此外，母親族群身分的延伸，如午餐便當的異國料理，也讓孩子在學校容易被指認身分。
其次，學校的制度介入是區分新移民子女的重要媒介。許多受訪者在中小學時期經歷前述的「被出櫃」經驗，尤其是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就學者，老師要求新移民子女用舉手方式公開現身，下課後被要求參加課後輔導也是常見的標籤化經驗。學校調查旨在服務國家的統計與治理，在政府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統計新移民子女人數之前，許多學校採取粗糙的「人工調查」，要求新移民子女公開舉手，或是透過全校廣播唸出新移民子女的名字並要求他們到哪裡集合。這些非惡意的「強迫現身」，反映老師的便宜行事與缺乏敏感度。
高夫曼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強調，汙名化需要經過一個學習的歷程，受汙名者，特定互動情境「召喚」其身分認同，讓他們看見社會劃界的邏輯、發現自己的差異受到社會的貶抑。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人群互動經驗，體察到身分相關的汙名。本章後面的分析會呈現，就算是能夠成功隱藏身分者，無意中聽見非二代同儕對於東南亞的歧視話語，或是對已現身的二代同學的嘲笑，讓他們瞥見所謂「後臺的種族歧視」（backstage racism）。
然而，高夫曼的精細觀察也被批評過於集中於微觀的人際互動，輕忽了再生產權力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地理環境與制度結構。因此，近期的學者呼籲研究「汙名的文化與政治經濟學」，包括汙名背後的交織的文化框架、權力矩陣，以及受汙名化的個人與群體如何發展「去汙名化」的策略。我很同意上述的批評，本章雖集中分析受訪者的校園生活與同儕互動，但這些敘事與經驗投射出更廣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例如臺灣的種族與族群的不平等，多元文化政策與國際化論述、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與衝突。
我們的研究發現，新二代面臨的汙名經常未必基於個人特質或家庭屬性，而是其身分連結的「外來者汙名」，這樣的汙名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面臨從自己人（insider）變成外來者（outsider）的風險，可能滑落到臺灣人共同體的界線之外。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臺灣東南亞二代經常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這群臺灣境內的底層移工，體現的是族群與階級交織的汙名。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則是持續籠罩的迷霧陰影，衍生對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汙名化；雖然這樣的地緣政治汙名多在政治化的情境中浮現，卻也擴散到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誰是「混血兒」？

我（國小）會說我自己是混血兒，我每次講這個，反應都不是你預想要的回應，大家對混血兒都有一種幻想，可能你英文要很好，或長得很西方，或長得不像臺灣人，可是我又不是，我不是長得很外國的臉，然後大家都會說：那你混哪裡的？有一次，我就說：「越南啊，我媽媽是越南人。」我本來想說他會覺得很特別，結果他就很不屑，他就說：「是哦～啊我混臺南的」，就有一種，越南也要拿出來講的感覺。

臺越二代楠子在上面的引言中描述自己小時候很天真，自稱是「混血兒」，沒想到遭到同學譏笑，才意識到「混血兒」一詞具有強烈的種族與階級意涵，通常指的是臺灣與歐美白人的混血。雖然，在美軍駐臺、撤臺的歷史章節裡，「混血兒」也曾經被連結到性產業、遺棄子等道德汙名；歐美通婚仍被認為可帶來空間上嫁與社會流動，不僅配偶與子女可取得被認為含金量較高的歐美國籍，歐美的跨國連結也容易轉換為下一代的西方文化資本（如英文），以及未來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流動機會。母親來自中國的怡雯就半開玩笑地說：「我覺得我中國二代的身分……真的很沒有用，哈哈哈，我小時候就一直覺得，媽媽都跨國了，那怎麼不能跨遠一點，跨歐洲美國！如果我是歐美混血兒的話，一方面我會長得很漂亮、就很符合臺灣人的審美觀，另一方面我可以沉浸式學習，小時候就會英文或德文或法文多好！」
「混血兒」的標籤呈現了種族—國家的階層化（racial-national hierarchy），結合了膚色分類、移民來源國的雙重階序。當臺灣東南亞二代主動分享或被動詢問是否是「混血兒」時，首先面臨的是外貌的檢視，長相愈近似高加索人（Caucasian）的外貌，如眼睛深邃、睫毛濃密、五官立體、膚色白皙，就會得到更多的肯定或誤認。其次，移民父母的來源國也影響被認可的順序，歐美、日本的國家排序為高，東南亞仍然排在底層。
當同學根據白人中心的審美觀稱讚二代的外貌，卻在國家階序上貶低東南亞背景，往往造成誤認或是驚訝的反應。皮膚白、雙眼皮、睫毛捲翹的雅婷，從小同學們就因為她的外貌而叫她「混血兒」，加上越南媽媽的名字有四個字（越南女性名字會在姓氏後加一個「氏」字），同學經常誤以為她是日本混血。帥氣俊拔的博超也常被猜是不是混血或是原住民，他會讓同學們猜，最後再揭曉自己是臺越混血，同學們會驚訝地說：「欸，其實我完全沒有想到你會是混越南的。」
母親來自越南的薇琪雖有著深邃五官，但她意識到同學對於「外國人」與「越南人」的身分反應有著明顯落差，在南臺灣長大、皮膚曬成小麥色的她，被同學認為沒有資格宣稱是「混血兒」，反而被嘲諷是「雜種」：

喔，我說因為我媽媽是外國人，我媽媽是越南人。他們聽到外國人的時候眼睛會亮，然後聽到越南人的時候就覺得，喔喔。然後還有人說什麼，反正他們覺得越南人是白的，然後我就很黑，然後就說：「你是雜種吧」。對啊，反正就是國中比較皮的男生。反正我覺得，你會下地獄（笑），我沒有回他什麼啦，我就說，我爸很黑啊。

然而，若是新二代的外貌符合主流認可的審美觀時，他們比較有機會將母親的種族背景轉化為正面的身分認同；也就是說，當他們的長相被認為漂亮或有魅力時，混雜的背景（「不一樣」）就不再是負面的標記。母親來自柬埔寨的秀華，面容姣好、皮膚細白，同學常常羨慕她都曬不黑，她都會自信大方的說：「我像我媽，我媽不是臺灣人，我媽是柬埔寨人，我媽皮膚很白，所以我像她。我就會直接講。我覺得這就是值得驕傲的事情啊。我跟你不一樣。」
另一個經常被「誤認」的身分是同為南島語族的臺灣原住民，許多臺灣東南亞二代說，如果沒曬黑就會被猜是混血兒、外國人，如果曬黑一點就被問是哪一族原住民。母親是印尼華人的君君，也有類似的經驗。因為眼睛比較深邃，很多人猜她是原住民，她會直接回說「不是，我是混血兒」，她描述對方反應：「他們就是嚇到，他們就會問說，啊你混哪裡這樣子，就會很好奇」，當她回說是混印尼時，對方通常聯想到「印尼皮膚不是都黑黑的嗎」，君君便進一步強調家族除了有華人血統，還有西方的混雜，由於荷蘭殖民印尼的歷史：

我說不是啊，印尼那邊，華僑的男生或是女生其實都沒有很黑，除非他們是當地的原住民，才會是比較黑的，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因為，剛剛好我的血統裡面也有荷蘭的血統。媽媽這邊，爸爸那邊也有一點點啦，但沒有到很多。對，其實有時候我會跟人家講的時候，我就想說我是小混混（笑）。

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看到，多數的跨國婚姻子女未必能從外表看出特定的差異，同儕對於外表的指認與詮釋其實充滿臆測，主流的審美標準則受到膚色—國家的雙重階序所影響，白皮膚、歐美人仍然位居金字塔的頂端。儘管如此，隨著臺灣對於多元文化、國際化的擁抱，包括對於原住民的文化肯認，打開了一些空間讓東南亞二代得以協商族群差異或混雜背景的意義。（未完）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

導論 誰是「新二代」？

我在大學悟出了一個身分認同的答案，也是一個哲學吧！我覺得人和身分認同加在一起就像一杯水溶液，那我們人就是水，不同的族群的身分認同就是不同的溶質，其實我可以是百分之百的臺灣人，加了很多食鹽飽和了，但我還可以繼續溶解別的溶質，可能還可以再加糖。這個飽和的食鹽就是我臺灣人的身分認同，那現在我再慢慢加入我的越南人的身分認同，這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我臺灣人的身分，不會因為越南人的這個族群而要消減掉，對，這是我最近領悟出來的。我是百分之百的臺灣人，然後我可能是百分之五十的越南人，兩個是互不影響的獨立的事件。

戴著黑框眼鏡的健宏，是主修英語的大三學生，出生於一九九九年，母親是來自越南的婚姻移民。母親從小跟他講越南文，雖然小時候的他很抗拒。在新南向政策的鼓勵下，他開始擁抱自己的越南背景，訪談時他以水溶液、食鹽、糖為比方，生動地描述不同族群文化在他身上並存、共融，並強調越南認同和臺灣認同是不互斥的文化身分，或用他的話來說，是兩個「獨立事件」。另一位新二代也用類似比喻描述兩者的關係：「他們的存在不像是一個圓餅圖，不是誰多了、另一個就會變少，他們獨立地存在，不是互相侵蝕、互相排擠。」
不過，當我們進一步追問健宏為什麼要強調自己是「百分之百的臺灣人」時，他頭低了下來，聲調中的信心轉為略帶挫折感的低語：「因為他們會認為你媽媽是越南人，所以你可能不瞭解我們臺灣，你可能不是臺灣人，他們就會排斥你……」關心社會議題的他，感受到同儕對移民子女國族認同的質疑，從而強調自己對「我們臺灣」的文化知識和認同感絕不遜於非移民子女：「我其實我可能還比那些同學，還比他們還更瞭解臺灣的文化，要比誰比較活得像臺灣人，我可能還會贏他們；要比活得像越南人，他當然也會輸我。所以我兩個層面都贏，為什麼把我排除在外面呢？」
社會排斥的一體兩面，除了「不夠臺灣人」，還有「太過越南人」。在高中的時候，有同學開玩笑叫他「越南仔」（臺語），同學們尤其愛用這個貶抑語，嘲笑公車上香水味濃厚、說話大聲的越南外勞。僅管在新南向政策光芒的投射下，他們似乎成為「閃閃發亮的新二代」，健宏仍然記得成長歷程中此身分連結的汙名與陰影：「我曾經質疑過我的身分是不是真的很不好啊、質疑自己跟臺灣人比起來，越南人是不是真的很糟糕啊？」他咬了咬嘴唇，接著說：「但是我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說過我要把它拋棄掉，這是我生來就擁有的，我要拋棄也無法拋棄，我因為媽媽就是那邊來的，我不能把她之前的經歷都洗掉，我自己的經歷也沒辦法洗掉。」
比健宏小一歲的小玫，訪談時是政治系的大二學生，母親來自中國貴州。兩岸通婚的家庭背景，也為小玫的成長過程帶來許多不愉快。她小學時字寫得不太好看，當時的代課老師碰到小玫母親時，脫口就問：「為什麼小玫的字寫得不好看？是不是因為媽媽是中國人的關係？還是中國那邊有什麼特別的基因啊？」小玫媽媽很生氣，馬上去跟班導投訴這位代課老師。寒暑假時回去貴州探望外公外婆，她喜孜孜地帶回零食伴手禮跟中學同學分享，有些同學拒絕，甚至回說：「中國沒有人權啊，我才不要吃那裡的東西。」
小玫的母親目前多數時間都住在貴州家鄉，因為她在臺灣居住期間經常感到社交孤立、也被夫家親戚排斥。小玫回憶在成長過程中媽媽曾試著跟她說貴州方言，但她現在大部分都已經忘記了，對此感到懊惱。不過因爲她持續回去拜訪在貴州的母親跟外婆，讓她對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有更多的理解，也意識到兩岸在生活方式與價值上的明顯差異。她曾在社交媒體上發過一篇短文，主張將中國方言視為一門外語、把臺灣身分和中國身分視為「雙重國籍」。這篇文章引起許多不友善留言，尤其是路過網友的攻擊。在訪談中，她帶著無奈口氣描述自己整合兩地認同的困難：

就是會發現說自己並不屬於、不能完全的屬於任何一個地方，然後中國跟臺灣真的是分離的兩個個體。所以既然中國和臺灣是兩個分離的個體，我應該就有權利說：我是中國人，我也是臺灣人？就比如說我是臺灣中國二代，那我到底能不能在臺灣社會這樣說，或者說把一些中國的價值觀或是文化帶進來？還是人們會說我在進行所謂的「滲透」？

儘管新南向政策鼓勵東南亞新移民子女認同雙文化身分，作為相輔相成的「水溶液」，但兩岸婚姻子女感覺被排除在這些多元文化計畫之外，如一名母親來自中國的二代略帶不平地說：「我們（的背景）沒有用，沒有語言或外交價值。」當臺灣中國二代年輕人試圖主張他們的中國背景具有「多元文化」的正當性，如小玫試圖以「一邊一國」的方式定義雙文化認同時，並不容易得到臺灣社會支持。在中國持續以軍事演習、武力恫嚇及認知作戰威脅臺灣之際，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甚至遭質疑是「滲透」或「統戰」的媒介。

全臺灣約有五十萬名像健宏、小玫這樣的跨國婚姻子女，本書的許多受訪者出生於本世紀初，臺灣婚姻移民的高峰期。二〇〇三年出版的《天下雜誌》，以「新移民潮、臺灣變貌」為標題，探討臺灣捲入全球化的「人口大遷移潮流」。當年的「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後改稱「新移民」或「新住民」）的人數來到高點，全年結婚的伴侶中，有近三成與外國人通婚；每一百個臺灣出生的嬰兒中，就有近十四名的母親是新移民。彼時，臺灣政府與社會叫這些孩子「新臺灣之子」，媒體報導與官方論述透露著對臺灣人口臉譜變化的不安。當時封面上膚色略微黝黑的嬰孩，如今已屆成年，現在他們被叫做「新二代」。隨著臺灣政府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轉為重視東南亞的語言文化與移民連結，具備雙族裔身分的新二代，被視為有助國家經濟發展與外交的「新南向尖兵」。然而，有關「新二代」的討論卻經常忽略了人數將近一半的兩岸通婚子女。
本書的研究對象是跨國婚姻子女，或官方所稱的「新住民子女」或「新二代」。這些範疇理論上應包含所有父母雙方或一方為外國人的子女，但官方的定義只包含外國人與臺灣公民通婚的子女（本書如何稱呼新二代，請見卷首說明）。根據二〇二五年五月的官方統計，有超過六十萬婚姻移民定居臺灣，其中六成來自中國大陸，三成來自東南亞。內政部自一九九八年開始統計外籍母親的新生兒人數，累計至二〇二四年底有將近四十五萬人，加上一九九八年前出生者，實際總數推估超過五十萬。（未完）

導論 誰是「新二代」？

我在大學悟出了一個身分認同的答案，也是一個哲學吧！我覺得人和身分認同加在一起就像一杯水溶液，那我們人就是水，不同的族群的身分認同就是不同的溶質，其實我可以是百分之百的臺灣人，加了很多食鹽飽和了，但我還可以繼續溶解別的溶質，可能還可以再加糖。這個飽和的食鹽就是我臺灣人的身分認同，那現在我再慢慢加入我的越南人的身分認同，這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我臺灣人的身分，不會因為越南人的這個族群而要消減掉，對，這是我最近領悟出來的。我是百分之百的臺灣人，然後我可能是百分之五十的越南人，兩個是...

謝辭
卷首說明
導論 誰是「新二代」？

第一章 國家移民治理的劃界
鞏固界線：人口素質與國家安全
個人跨界：母職作為同化過渡儀式
搭橋穿界：「多元文化」火炬還是煙花？
界線擴展：新南向政策

第二章 跨國婚姻與族裔文化傳遞
跨國婚姻的矛盾與挑戰
打造自己的鳳梨田
我在等你長大
搭著越南舊字典起飛
單親媽媽的越南小聚落
一起走向全球化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是「混血兒」？
制度善意或強迫「出櫃」？
外勞的部落汙名
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

第四章 閃閃發光的臺灣東南亞二代？
認同多數：無感與防禦
擁抱差異：雙文化認同與多元文化紅利
抗拒：對新南向政策的批評
矛盾：自我種族化、冒牌者效應

第五章 海歸與海航的認同旅程
高社經地位海歸二代
家庭團聚的海歸子女
東南亞尋根的海航二代

第六章 地緣政治陰影下的臺灣中國二代
認同多數：淡化中國背景與強調臺灣忠誠
蒙混過關與矯正差異
重新調整認同尺度
建立在地認同與跨族群連結

結論 誰是「臺灣人」？

附錄 二代受訪者統計表
注釋
參考書目

謝辭
卷首說明
導論 誰是「新二代」？

第一章 國家移民治理的劃界
鞏固界線：人口素質與國家安全
個人跨界：母職作為同化過渡儀式
搭橋穿界：「多元文化」火炬還是煙花？
界線擴展：新南向政策

第二章 跨國婚姻與族裔文化傳遞
跨國婚姻的矛盾與挑戰
打造自己的鳳梨田
我在等你長大
搭著越南舊字典起飛
單親媽媽的越南小聚落
一起走向全球化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是「混血兒」？
制度善意或強迫「出櫃」？
外勞的部落汙名
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

第四章 閃閃發光的臺灣東南亞二代？
認同多數：無感與防禦
擁抱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