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序
溫庭筠的詞: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花間集─
印度的佛法與中國的黃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後兩面鏡。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如果能因為我這本著作,讓印度人將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如果說文明在於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讚歎再三。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禪師所作的《普安咒》。中國的音樂裡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普安咒》異於印度原本的梵音,確實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產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嚮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西遊記》的快活裡透著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並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佛教之於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寧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全世界無可追隨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著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於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然對自然科學有所助益,之於情操卻是毫無影響。清初,儘管康熙瓷曾採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號,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並且日新又新的生發出新的造形。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造的風氣一旦過去,在我們的人生顯然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作為美術造形,我們中國和日本幾乎從不採用印度的建築。寮國和泰國的佛寺保有印度的原貌,日本、朝鮮和中國卻各有自己的建築風格。唯獨佛像彫刻曾經模仿過印度,卻也沒有持續多久。對於佛教教義的深入鑽研,亦沒有長久堅持下去。要說各宗派的分歧在於教義,不如說是各自的風格形成所造成的歧異。
如此看來,原原本本仿傚現今西洋的造形,只會造成情操上的空白。制度也是一種造形。我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務必與我們日本的房屋與庭園,與我們中國的天壇和皇城相稱才好。不過,現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倒也透露出毛澤東對皇城的一絲浪漫遐思。
中國自秦漢時代便已與希臘、羅馬交通往來,洛陽酒女還把羅馬的玉珠當耳墬,卻也沒有自彼方引入任何哲學上的東西或其他什麼,其態度是無所禁忌的順其自然。而今我們對於西洋,當然更不該有一味仿傚的執著。對於外來之物,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選擇標準亦不甚高明。其實,只要無心虛懷以對,自然就可以分辨出會留存的或會流逝的。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我曾經發願,中國之亂平復以後,立即要邀請高僧,於杭州西湖的昭慶寺舉行一場大法事,不分敵友恩仇,無差別的去超度中日戰爭和大東亞戰爭的陣亡者,戰爭結束後遭處決的汪兆銘政府有關人員,後來死在國共內戰、韓戰、越戰戰場上的冤魂,以及這三十年來民間因戰亂而流離死亡者。也就是說,要對死者的亡靈說明白他們生前做過什麼,為何而死,天道悠悠,是非平等,他們每一個人都當受到祀奉,希望他們能夠無悔無恨,且對我們先人的作為予以肯定。可說如此化解亡者之怨,乃是對生者有益。可惜舉行大法事的夙願至今未遂,只得先以此講經的功德為亡者祈福。
我這本著作是經「ジャ─ナル日報社」水野氏提議,加上於名古屋市講經時結下的善緣,才執筆開寫的。因有梅田美保女士為我潤筆和謄寫,我才敢於用日文書寫,要說是兩人合作而成,我亦歡喜。再就是寫作此書時,有一股請保田與重郎先生過目的渴望。
自今春丙午年二月開始,至八月的今日,終於寫完這本書,正值作此序文的階段。剛才暫時擱筆,往筑波山神社的參道上散步,只覺山也因暑氣而沉靜。途中,頭上一陣雷鳴,我遂想起道教的一則故事:某名山石窟裡藏有一冊祕經,由於天機不可洩露,白雲和雷電乃禁止攜出此經。我笑笑,倒是喜愛這一聲強而有力的雷鳴。
胡蘭成 一九六六年 八月十四日
序
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朱天文
上個世紀六○年代中期,流亡日本的胡蘭成老師應邀在名古屋講《心經》,之後,一九六六年從二月到六月,以日文寫成書,這是胡老師的第一本日文書。
一九五○年胡老師離開大陸,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靜岡清水市池田篤紀家暫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裡,開始學日文。因池田的安排,每月給《每日新聞》寫三篇稿,又去各地演講,都是由池田翻譯。
這段期間,流亡如新。就像宋亡有志士東渡日本乞兵,終知難為,削髮入寺。而明末朱舜水,得到德川家族水戶藩第二代藩主禮遇,水戶儒學的尊王思想,兩百年後成為反幕府的精神指導,遂致大政奉還,明治維新。
十五年後,胡老師講經,那圖像,不是講壇華慢,不是五彩旌幡,卻血騎憑陵雜風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他講經站在那裡,寂然如水,好似蘇軾遙寄諸葛亮在五丈原揮師北伐,萬騎出漢巴,說是「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是那種寂。此所以胡老師才會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當年這本由「筑波山梅田開拓筵」印行的精裝匣冊,年年再版,我手上這本是三版,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九月印製,裝禎優質得可以傳家,賞心悅目像一件手工逸品。我聽過石刻家山田光造說:「胡先生的日文寫作很特別,常常不合文法,卻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飾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麼似的。」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有人索性在網上徵求譯者,幾年之間,有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的教授欲譯未成,又有佛光藝術研究所的老師嘗試譯了開頭,也不成。結果一位不相干的大陸年輕人小北,竟叫他給譯了出來。
初時,只知小北是胡迷,發願以胡老師的日文著作為讀本來精進日文,而就執筆逕自譯起來,譯完一章寄給網友們一章。我每次輾轉獲得譯文,並不當真,也看也不看,唯對小北這股熱勁傻勁,說是感佩,想想還是咋舌的成份多一些。這樣,一本書譯完了。無人當真的,竟也出版社聞風來接洽了。沒有可能之事,誰知都成了可能。
所以請我母親劉慕沙出山,自五月至六月,將譯文逐字逐句校訂後,寄給杜至偉修正完,再重頭順一次,斟酌確認,定稿時已是七月盛暑。本來大陸簡體字版已付梓在即的,終究審批不准。這次,仍然是,繁體字版先出了。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