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想像和離散經驗：百年加拿大華裔文學-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267511343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陳思和（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章節試閱

〈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節選
　　縱觀三部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小說，從弒子，到逼女自殺，到擇男棄女，它們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母親的製造，以及母親與子女之間關係的定位，她們對子女暴力性的行為，使她們跟凶手聯繫起來。在這一層面，這些作品跟中國90年代的審母作品的主題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這些作品並沒有停留在解構和顛覆的層面上，它們更進一步地提出了解構和顛覆者自己所處的位置，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層次上高高在上地審視母親，還是在男女平等的地基上探究母親「惡」的來龍去脈。在水仙花的《新的智慧》結尾，主人公決定帶自己精神已經錯亂的妻子回國治病，他認為妻子的行為是由疾病造成的，需要進行精神治療。而這個疾病的根源是傳統文化的意識型態。殺子並不是寶琳的自然母性，「母親暴力源於對孩子的愛被絕望所扭曲」，為其文化背景所制約。她自己本身是文化意識型態的犧牲品，是無形的母親社會機構暴力的犧牲品。在三位母親中，她是最充滿愛、最富於獻身的一個。互相不能調和的母性和她思想模式上的文化烙印最終導致她精神崩潰。她守著兒子屍體時安寧的歌聲和微笑與她剛剛犯下的弒子暴力形成鮮明的對比。母愛的自然本性與她為母的文化印記之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使她最後崩潰。寶琳的精神崩潰佐證了她的受害者的身分。
　　《殘月樓》中的敘述者凱，意識到她所批評的曾外祖母和外祖母，都是「與流離失所的華人生活在一起，不能掌控自己命運的女性，每個人都陷入各自的困境」。在描繪蘇珊的母親從傳統的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的受害者轉變為自己的女兒的施虐者時，《殘月樓》同時也塑造了一個好母親，那就是小說的敘述者凱的母親，自殺了的蘇珊娜的姐姐，碧翠絲。她也受到母親的強制性的管教，包括對她戀愛、婚姻的粗暴干涉，但是她在對抗母親、爭取自己權利的過程中逐漸變得堅強。雖然她不是理想化了的母親，但是一個充滿理解和包容，不守舊的母親，她能和女兒在經常發生的矛盾衝突中互相溝通，最後達到理解。50年代出生60年代成長的凱是新一代的女性，她不斷給家裡帶來新的想法，蔑視傳統規範。在探尋家族史祕密的過程中，凱逐漸發現了自己，找到了自我意識，確立了自己的文化身分。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女性，她最後離開了自己的丈夫，投奔跟自己有著共同思想，興趣，愛好的女友，並跟她生活在一起，讓自己的孩子在一個沒有男權文化的環境裡長大。這一行為是她作為一個獨立個人的女性主義的宣言，她要成為的不是「一系列個人中的一個──有的人在她前面，有的人在她的後面」，而是要成為她自己。
　　《餘震》集中在雪梨的母親擇男棄女決定對她精神上的困擾，和她做了母親以後逐漸的反思。雪莉的神祕頭痛是她心理上糾結於「被遺棄」後的精神狀態。當她自己成為母親後，尤其是在與自己女兒的緊張關係中，雪梨開始反省為母的實質，當女兒反叛她的清規戒令離家出走時，她慢慢地認識到她是在把對母親的怨恨轉化到女兒身上。雪梨為女兒制定的條條規規就像伊麗沙白‧德布爾德（Elizabeth deBold）所形容的一堵牆，「這是一堵男尊女卑男權文化的牆。女性為了能夠越過這堵牆，就必須放棄她們自己的很多部分，以便被社會所接受」。在《餘震》中，這堵牆以「窗」的形式反反覆覆象徵性地出現在雪梨的夢中，她無數次嘗試著推開這扇窗，卻始終打不開最後一扇窗扉。
　　雪梨的心理醫生建議她清除掉堵住窗口的鐵鏽，它們暗寓著雪梨心理上的障礙。窗口象徵著由無形的社會文化機構規定的母親行為規範，同時又被雪梨自己進一步加固強化。只要雪梨不能面對它，它就永遠不能被打開。經過四個月的心理治療，最後在心理醫生的啟發下，雪梨終於超越了傳統文化模式化了的為母觀念，意識到母親自己也是男權文化的犧牲品，她們的所作所為是由會文化意識所驅動的，她決定不再做緊閉著的「窗扉」的犧牲品，回國去看望自地震以後從未見過的母親。只有這樣，作為女兒她才能夠超越「制度化的、自我犧牲的『母愛』」，才能與母親一起打破男尊女卑的「牆」，一起推開把她們母女倆分開了這麼多年的「窗扉」；作為母親，她才能幫助女兒成長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女性。雪莉回國後見到母親的剎那間，對母親的感情便洶湧上來，三十年來第一次流出了眼淚。同樣，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浮出水面》中，女主角為了「拒絕成為受害者」，在小說的結尾部分，經過艱難險阻終於從野性的自然回到社會，在精神上「尋找父親的過程最終引向與母親的和解團聚」。
　　在女兒與母親的衝突中，女兒是否也應反省自己有無權利來評價母親，是否也在使用男權中心的文化意識來審視母親？從審母轉換到女兒的自省，張翎的《餘震》提出了在爭取男女真正平等的鬥爭中，女兒跟母親應該站在同一個地平線上。
　　在描繪母親為母時的壓迫性時，上面討論的三部小說注重揭示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在這種壓迫中所起的作用，讀者應該如何評判母親。與單方面批判審視母親不同，作者重在表現為爭取男女的平等，女性的社會身分和女性的權利的鬥爭中女兒和母親應該肩並肩地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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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瘂弦與世界華文文學〉節選
　　瘂弦的世界華文文學觀的內涵屬於廣義性的，它立足於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豐富的傳統和庫藏，與杜維明著名的「文化中國」理論根出一源。杜維明認為是「文化的中國」「成為從海外華人社會的一個最大公約數」，「而不是政治的中國，不是主權的中國，甚至不是（大）歷史的中國」，「推而廣之，更涵蓋所有心向中華文化的中國人、外國人」。瘂弦同樣以華夏文化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公約數，因此它囊括所有用華語寫作的文學作品，但是拒絕任何從屬關係以及中心和邊緣的等級關係，世界各政治地理區域、地球村各個角落裡創作出來的華文文學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其各自在地國的文化印記，它們與中國、港臺等地的文學都是世界華文文學平等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說瘂弦是最早開始關注「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廣義文學現象的學者和作家之一，早在這一概念出現在媒體和學術界之前，瘂弦已經在從事推廣和宣傳「世界」華文文學。自執掌《聯合報副刊》後他便以編輯家的敏銳嗅覺，意識到用漢語寫作的世界性範圍和國際舞臺。在70年代從事編輯《六十年代詩選》和《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時，他已經具有了打破國家地理疆域的世界性視野，有了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的統籌理念，特選入海外華裔詩人的作品，「包括了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香港及美國等地區」。當人們普遍認為海外華文文學始於5、60年代臺灣留美學生的文學作品時，豈不知瘂弦收入的作品已包括3、40年代以來散居在英美以及東南亞華裔的文學作品，在時間上更往前推了二、三十年。在他為《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撰寫的〈序〉裡，瘂弦進一步把二十世紀初中國在海外的留學生的文學作品看作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濫觴，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在東南亞各國產生的華文文學作品視為世界華文文學奠基式的實績。瘂弦在時間和空間上世界性的視野和跨越，使他所編輯的書籍和刊物具有了超前的國際性，使聯合副刊成為世界華文文學風起雲湧的最初舞臺，它展示了當時華文作品產源分布的世界文學地圖。
　　瘂弦的世界華文文學理念中的最重要的支柱是「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這一觀點首次提出是瘂弦在1999年10月20日的溫哥華《明報》以〈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為題的文章（錄音撮要）上，之後多次出現在他的演講和發表的文章中。2010年在回國訪問中，他在鄭州大學演講的題目是〈大融合──華文文壇成為世界最大文壇之可能性〉，2012年瘂弦在溫哥華的華文文學論壇上的發言中說：「文學無所謂中土或邊陲、主流或支流，在兩岸多地華人文學一盤棋的架構下，華人文壇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文壇。」基於這一理念，瘂弦在80高齡時，親自策劃，主持了溫哥華《世界日報》《華章》專欄，為世界各地用華文創作的作家提供一個展示他們文學實績的平臺，同時，每期還刊發一篇由文學研究學者撰寫的〈名家談──華文文學之我見〉，這些學者、研究員的文章從多樣的角度，以各種觀點闡發各自對華文文學的看法，從理論探討的角度為華文文學理論的建樹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系統。在《華章》的發刊詞上，瘂弦又一次提出「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的觀念，「如果把全球各地的華文文壇加在一起，在一家親、一盤棋的理念下，我們就有足夠的條件為世界華文文學描繪一個新的藍圖，集納百川，融合萬匯。把華文文壇建設成世界最大的文壇，誰曰不宜？」這段時期瘂弦另外一項重要工程是策劃了三部由劉慧琴、林婷婷具體編輯出版的世界華文女作家文學作品選集：《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2009），《歸雁：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2012）和《翔鷺：歐洲暨紐澳華文女作家文集》（2015）。三部選集從性別的角度在華文文學的版圖上樹立了世界性的標誌。
　　瘂弦對世界華文文學藍圖的設想，不僅源自於他作為編輯家的敏銳和睿智，還源自於他作為詩人對華夏文字語言的認知，鍾情和摯愛。與世界上其他的字母文字不同，漢字與發音沒有直接的聯繫，就如杜維明所分析的，漢語的「文字與發音是分開的，它不受發音變化的影響」，漢字的這一獨立於發音的內質特徵，使生活在不同政治地理區域、不同歷史年代、講不同華語方言的人能通過文字交流溝通。正是這一不受發音影響的特質，使漢語文字承載、積累了幾千年的華夏文化和文明，使今天的讀者能夠不受時間和發音變化的限制閱讀、欣賞《論語》，《史記》，杜甫，蘇軾等偉大詩人的詩。作為詩人，瘂弦對漢語的深邃、博大感同身受，他認為，「中文與世界其他語文最大的不同點，是中文是帶思想的文字，帶感情的文字，……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進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僅僅將之視作純粹的工具來使用，一定會同時感染到語字背後的歷史、哲學、倫理、文學意向等等的象徵，在潛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國文化宏大的氛圍中」。在詩人瘂弦的眼裡，作為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漢語文字本身就是一首詩，一幅畫，它流動著豐富的文化韻律，根植在悠久的歷史沃土上，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瘂弦對華文文字之美的體驗和感受充分表現在他的現代詩的創作實踐中，在不斷地美的發現中他用語言文字建構了他個性鮮明、風格獨具的詩的藝術殿堂。他對語言魅力的捕捉和開發，他的審美表達，即通過語言文字來營造音樂，節奏，色彩，戲劇氣氛的能力，他把具象和抽象自然轉化的技巧，把印象和意象物體化的手法，常常能震撼和激發讀者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在在體現他在漢語領域中的美的創造，和精湛嫻熟的語言駕馭能力。所以他會多次情不自禁地歡呼「美哉！華文」。

〈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節選
　　縱觀三部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小說，從弒子，到逼女自殺，到擇男棄女，它們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母親的製造，以及母親與子女之間關係的定位，她們對子女暴力性的行為，使她們跟凶手聯繫起來。在這一層面，這些作品跟中國90年代的審母作品的主題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這些作品並沒有停留在解構和顛覆的層面上，它們更進一步地提出了解構和顛覆者自己所處的位置，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層次上高高在上地審視母親，還是在男女平等的地基上探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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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推薦序〉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陳思和

　　徐學清是我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那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江湖上各路落魄英雄都匯集高校，真是一時多少豪傑。而學清卻是少數應屆考上的女生，不僅年輕，而且清純稚嫩，除了埋頭用功，廣泛涉獵中外圖書，不怎麼參與學校裡的公眾性活動，也沒有什麼一鳴驚人的舉動（那時我班級裡才子才女多多，經常有一鳴驚人之舉）。我之所以留下了她「廣泛涉獵」的印象，是那時候我經常在圖書館裡遇到她，當她看到我正在借閱或者準備閱讀某本書，她會主動告訴我，這本書她已經讀過，好看，或者不好看，給予我指導性意見。她確實讀了很多書。後來，她考上了潘旭瀾教授的研究生，開始發表當代文學研究文章，再後來，她到北京工作，又出國深造。等我再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文學教授，帶領一批洋學生到復旦大學來訪學。那時我正擔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職務，接待時發現來客竟是舊時同窗，意外之喜不勝形容。
　　但是我了解到徐學清研究加拿大華裔文學還是後來的事情。大約是在2016年，或者還更早些。瘂弦先生主編的加拿大《世界日報》副刊《華章》特設「名家談──華人文學之我見」專欄，徐學清代瘂公約稿，囑我寫一篇短文。我把文章寄去後很快就登了出來，但學清給我來信說，她看了我的文章，不同意我把北美華文文學看作中國當代文學一部分的觀點，我就鼓勵她把商榷意見寫出來，這樣我們可以進一步深入討論下去。她很快就寫好了，而我的回應文章卻拖了很久，後來在編輯的催促下也匆匆寫出，一起發表在《中國比較文學》2016年的第3期。我們都很重視這次論爭，相約把對方文章收入自己的論文集。我在新一本編年體文集《未完稿》裡收了她的文章，這次學清的論文集裡也收錄了我的文章。其實學術觀點無所謂對錯，我更珍惜的是同窗同行能夠在學術層面各抒己見，通過討論與爭鳴來釐清一些學術觀點。但是我們的文章都寫得不夠充分，對對方學術觀點缺乏透徹理解，因此，也不能真正說服對方。
　　直到我最近系統地閱讀了徐學清的論文集，終於比較清楚了她在學術上的真正追求和目標，才了解到她所堅持的學術觀點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意識到我們畢竟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家，分別是兩個國家的公民。之前我一直沒有用這樣的角度來看海外華文作家。我考察華文文學的維度是寫作語言、文本以及出版地與讀者，所以把海外華文文學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但徐學清的論述讓我明白了另外一個維度，作為從中國到海外深造、並留在海外高校工作的學者，她不可能像我這樣持單一的視角，僅僅看到中國當代作家對海外的輸出、以及他們重新面對國內寫作的事實。徐學清研究華文文學的背後，還有另一個更大背景存在，這正是我所欠缺、疏忽的領域──華裔文學。這是一個長期生活在海外，用在地國語言進行創作的族群，他們應該算作在地國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徐學清在討論加拿大華裔文學中的歷史書寫時，把李群英的《殘月樓》，崔維新的《玉牡丹》和張翎的《金山》併置於同一個層面上進行分析。李群英和崔維新兩位作家對我來說是陌生的，我討論中國文學不可能把他們在加拿大出版的英語作品羅列進來。而徐學清站在研究加拿大文學的立場上，她研究新移民張翎的作品時，很自然就把這兩位前輩華裔作家的作品作為張翎的「背景」來進行比較研究。為此我特意上百度搜索兩位作家的信息，他們都屬於第二代移民，李群英的代表作《殘月樓》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提名，被列為加拿大華裔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崔維新也被譽為「加拿大最有講故事天賦的人」，晚年還獲得國家最高榮譽加拿大勳章。這兩位華裔作家都以非凡的英語寫作能力被融入加拿大國家主流文化，他們的文學創作理所當然成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在〈母親手中的生殺大權：比較加拿大華裔女作家的三部小說〉一文中，徐學清在李群英與張翎的創作外，又加入了伊迪思‧伊騰斯（Edith Maud Eaton）寫於上個世紀初的作品。伊迪思有華人血統，但出生於英國，父親也是英國人。她的小說描寫了華人的文化背景，與李群英、張翎可以說是三個時代的作家，她們所反映的中國文化也有不同時代的背景。這就構成了可比較性，也是徐學清研究的著眼點。我們從徐學清所構置的伊迪思、李群英、崔維新、張翎的華人作家譜系裡能夠看到以下幾個特點：一，他們都是加入了加拿大國籍的華人（伊迪思‧伊騰斯只有1/2的華人血統），除了張翎外，他們都是第二代移民；二，除了張翎，他們都用英語寫作（張翎最近也開始用英語寫作），並且在在地國獲得成功，融入了主流文化；三，他們雖有不同的移民背景，但都屬於加拿大的少數民族文學的作家。張翎與她們的不同之處，是張翎在中國擁有大量的讀者，而且至今為止她的主要讀者還都是來自中國。應該說，張翎的這些特點，在當下第一代移民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徐學清作為一個加拿大籍的華人學者，她的研究對象是加拿大華人文學（或者說華裔文學），華人文學在加拿大源遠流長，已經有了立足的地位。徐學清的研究目的，正在致力於推動加拿大多元文化發展，希望在多元文化格局裡，彼此平等交流、融匯，華人文學及其文化能夠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她把張翎、陳河這樣一批優秀作家列入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行列，當然無可厚非。邏輯上來說，少數民族作家應該是雙語作家，正如中國的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作家，他們當然可以自由選擇用漢語寫作還是用他們本民族的語言來寫作。但困境也同樣存在，正如中國的主流文化很難接受用少數民族語言寫作的文學作品一樣，在加拿大的主流文化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接受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華文文學、華人文學、華裔文學，畢竟是三個不一樣的學科概念。我與徐學清的爭論，到現在才算是可以分清楚了，我是站在華文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中國當代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徐學清是站在加拿大華人文學的研究立場上，以加拿大的華裔文學為背景來討論問題，學術觀點的分歧是由不同學術分野而形成的。
　　我讀學清的書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她對加拿大華人文學有精湛的研究，對伊迪思‧伊騰斯這樣老一輩的混血移民二代作家，對文森特‧林、李群英、崔維新等當代的移民二代作家以及當下移民作家如張翎、陳河等都有深入的研究，由此編織了一份豐富清晰的加華文學譜系圖。徐學清的研究成果對於我有關世界華文文學的概念思考也幫助多多，讓我越來越認識到世界華文文學、國別＋華人文學、國別＋華裔文學是三個必須有所區別的學科概念。通常我們研究的世界華文文學，主要是指第一代移民中與母國還存在著密切關聯的作家的華語創作，海外華文作家的主要特徵是以華語從事創作，其創作內容、語言以及文學的流通和傳播，仍然與母國密切相關。我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創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旅外部分，也就是要見證這一特徵。但是這是一個註定會消失的特徵，隨著海外華文作家與在地國文化越來越密切的相融，或者他們中有的一開始就從事在地國語言寫作，那麼，他們將會朝著華人文學的方向轉換。國別＋華人文學是一個特別寬泛的概念，它包括在地國所有華人血統的作家創作，不管用什麼樣的語言從事寫作，也不管屬於第幾代移民的作品。第三個概念是國別＋華裔文學，華裔文學是指已經融入在地國主流文化的族裔文學，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很難稱作為華裔文學，「裔」本來就是指血統上的「後人」，不是第一代。因此，張翎、陳河的創作不能歸入加拿大華裔文學範疇，但他們的創作可能會給族裔文學帶來新鮮血液。第一代移民作家的創作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也屬於國別＋華人文學；然而李群英、崔維新等二代移民作家的創作不能屬於世界華文文學，但屬於國別＋華人文學，或者屬於國別＋華裔文學。像伊迪思‧伊騰斯的創作，可以歸為國別＋華裔文學的範疇，但不屬於華文文學，也不屬於華人文學。
　　我拉拉扯扯地寫下這些文字，談不上對徐學清著述的評價，只是談我自己的一點學習體會。我想說的是，徐學清從加拿大華裔文學、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具有當下性的加拿大華文文學，是對華文文學研究的一種擴充。華裔文學是中國學界幾乎不關注的領域。記得十多年前，我曾經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引進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是研究美國華裔文學的專家。她來到復旦工作以後，舉辦大型的美國華裔文學國際研討會，邀請湯亭亭等著名作家來復旦講座，轟轟烈烈，一時傳為佳話。可惜當時學術界對這個領域非常陌生，這位學者後來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復旦回國去了。但我一直覺得，對於世界各國華裔文學的深入研究，是中國比較文學特別需要加強的領域，因為它是連接中國文學與世界各國文學的紐帶，可以由此引申出許多值得研究的課題。徐學清關於加拿大華裔文學及其與第一代移民華文作家關係的研究，是一個有活力，具有廣闊前景的學科，我期望她的學術事業由此得到更大的發展。

──2024年3月12日於復旦大學圖書館

〈推薦序〉上海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陳思和

　　徐學清是我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那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江湖上各路落魄英雄都匯集高校，真是一時多少豪傑。而學清卻是少數應屆考上的女生，不僅年輕，而且清純稚嫩，除了埋頭用功，廣泛涉獵中外圖書，不怎麼參與學校裡的公眾性活動，也沒有什麼一鳴驚人的舉動（那時我班級裡才子才女多多，經常有一鳴驚人之舉）。我之所以留下了她「廣泛涉獵」的印象，是那時候我經常在圖書館裡遇到她，當她看到我正在借閱或者準備閱讀某本書，她會主動告訴我，這本書她已經讀過，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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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陳思和

第一輯　加華文學中的歷史敘述
　加拿大華人歷史的重新書寫：華裔小說中的歷史性和文學想像
　加拿大華文文學的史詩敘事
　金山的夢幻和淘金的現實：論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
　　史海中命運的浮沉
　　離散中身分的確認
　人性、獸性和族性的戰爭：讀陳河的《沙撈越戰事》
　《大漢公報》敘述中的孫中山：跨地方的觀點
　華英日報和馮德文牧師

第二輯　故園，離散和文化身分
　文化身分的重新定位：解讀笑言的《香火》和文森特‧林的《放血和奇療》
　從客居到永居：《大漢公報》詩歌中「家」的觀念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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