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
葉佳怡
二○一五年，出生奈及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評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
此時的她已出版了備受歡迎的長篇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二○○三）、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二○○六）、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二○○九），以及長篇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二○一三）。除此之外，她於二○○九年的首場TED演說〈故事單一化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也在美國造成轟動，其中陳述了白人將非洲世界刻板化的問題；二○一二年為TED進行的〈人人都該成為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演說同樣獲得廣大回響，相關內容在二○一四年以同名隨筆集出版。奈及利亞與英國共同製作的《半輪黃日》翻拍電影也在二○一三年上映。至於她拿的文學獎項更是多到難以在此列舉。
不過在二○一五年之後，除了一些單篇發表文章、兩部隨筆集，以及一本童書之外，阿迪契的創作似乎進入了沉潛期。她以名人之姿做了很多演講、在上BBC受訪時被迫與川普支持者辯論、為奈及利亞的LGBTQ群體發聲，但也因為支持J．K．羅琳的發言捲入恐跨爭議。她曾提到，「我不認為所有作家都必須是政治角色，可是作為一位書寫背景設定在非洲的寫實小說家，幾乎是自動就有了一種政治角色。」直到最近，我們才終於得知她的新小說《夢想清單》（Dream Count，暫譯）計畫在二○二五年出版，根據書介，那是四個奈及利亞女人在疫情期間經歷的跌宕人生。
於是從此刻回望二十多年前，阿迪契的出道小說《紫色木槿花》可說記錄了她作為作家最純真的起點。
阿迪契於一九七七年出生在奈及利亞的埃努古，兒童時期就在此地名為恩蘇卡的大學城長大，她的爸爸是數學教授，媽媽是行政人員，而她高中畢業後也同樣在奈及利亞大學讀醫學。可是為了追尋作家夢，她終究放棄醫學，在十九歲時去了美國修讀傳播與政治學。在康乃狄克州讀書的她在鄉愁催化下寫出《紫色木槿花》。她在多年後表示，因為太想家了，事後回想，那是一部「將家鄉浪漫化的小說。」「但現在的我已經完全不是當時寫小說的那個人了。」
於是讀者在閱讀《紫色木槿花》時，勢必會發現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反映了阿迪契的成長背景。這部小說紀錄了十五歲女主角凱姆比利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事件，其中融合了天主教與傳統伊博文化的衝突、家庭及社會中的性別暴力問題，以及奈及利亞這個國家在建國後遭遇的後殖民處境。雖然這些都是非常犀利的主題，但在此同時，阿迪契採取的切入角度並不尖銳。因為女主角凱姆比利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這種殖民造就的處境讓她跟美國讀者一樣對伊博文化感受到一種迷人的陌生感，因此即便許多出版社聲稱「大家不會對奈及利亞的故事有興趣」，《紫色木槿花》仍獲得很好的評論及銷售成績。
若真要說這部小說中最「激進」的部分，應該是阿迪契始終堅持在小說中使用她的母語之一：伊博語。本來她的編輯認為這不是個好策略，覺得伊博語會讓讀者分心，但阿迪契反駁表示，「如果索爾．貝婁可以因為角色設定在小說中使用大量法語，沒道理我不能用伊博語。」而且唯有這樣做，才能傳遞「我的故事的情感真實性（emotional integrity of my story）」。若是從評論者的角度看，由於奈及利亞曾被英國殖民，這種書寫也反映出作者受到後殖民文化的影響，於是在阿迪契的小說中，我們總能讀到標準英文、奈及利亞英文、混雜著當地語言的破碎英文（pidgin）、伊博語，以及為了小說書寫不得不翻譯成英文給讀者看的伊博語。
為了忠實呈現阿迪契的態度，我在翻譯時也留下了伊博語原文。原文故事中的伊博語有些有再用英文重複一次，有些沒有。雖然為了給讀者多一些輔助，我替所有伊博語做了中文註釋，不過原文小說中的伊博語都沒有另外解釋，而根據阿迪契的說法，「讀者似乎也沒遇到什麼問題嘛。」這就是阿迪契在進行批判時的一貫風格：務實、溫和、堅定，並帶有一絲幽默感。
＊
若說《紫色木槿花》是以一個青少女的成長蛻變為主軸，並將各種奈及利亞的現實議題穿插其中，因此可說是以小歷史為前景，大歷史為背景，《半輪黃日》可說完全相反。與其說《半輪黃日》的主角是人，倒不如說是奈及利亞在一九六七─一九七○年間發生的「比亞法拉戰爭」。事實上，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許多奈及利亞人，可能都是因為這部小說才真正知道、或開始談論這場戰爭。
這是一場發生在奈及利亞內部的種族及信仰之戰，以穆斯林豪薩人為主的群體跟以天主教伊博人為主的群體之間長久以來的矛盾一次爆發出來，而阿迪契父母及祖父母所在的東部地區在當時成立了「比亞法拉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國旗中央圖案就是正在升起的「半輪黃日」。阿迪契的兩位祖父都在這場戰爭中死於難民營，因此即便她在戰爭結束的七年後才出生，卻始終在戰爭的陰影下成長。她從父親口中聽到了許多戰爭的故事，因此以父親的故事為核心，加上閱讀所有可找到的戰爭資料，最終寫出了《半輪黃日》。
這是一個龐大的寫作計畫，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更為多樣。之前《紫色木槿花》的主角是十五歲的奈及利亞女孩，其他大部分重要角色也是奈及利亞人，但在《半輪黃日》中，為了呈現出殖民者或所謂西方白人世界可能將非洲故事單一化的視角，阿迪契將其中一個主角設定為英國白人男子，導致她遇到很大的寫作困難，「我一開始把他寫得很像亨利．詹姆斯筆下的角色，講話很浮誇」，可是後來她轉念一想，理查是一個試圖追尋某種夢想的人，而她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於是轉換心態後，這個角色也不再是她的阻礙。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細看阿迪契筆下的主要角色，他們幾乎都有著很強的生命驅動力。有讀者問阿迪契在《半輪黃日》中最有共鳴的角色是誰，她說雖然可能有點奇怪，但她最有共鳴的是出生奈及利亞貧窮村莊的男僕厄格烏。「我知道我跟他很不一樣，我是女性、出生中產階級，而且受過完整教育。可是厄格烏很好學、有夢想，就跟我一樣。」
因此，如果要我從阿迪契的小說中挑選出一些關鍵詞，我想第一個或許就是「夢想」，畢竟就連她二○二五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都在談此一主題。《紫色木槿花》的凱姆比利夢想著擺脫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壓迫、夢想著能真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半輪黃日》則有著夢想建立自己國家的人們、夢想靠學習脫離貧窮的人、夢想靠著美好異國文化擺脫失敗過往的人……這些夢想的核心都跟人的尊嚴有關，而這些尊嚴往往受制於各種權力結構，而且可能在不同座標下遭遇各種翻轉。
在此同時，阿迪契本身的處境也可以反映這種複雜狀況，比如她身為女性，當然有在面對男性時的劣勢，但作為知識中產階級，她又擁有物質及文化資本上的優勢，而在阿迪契之後的《美國佬》當中，她更是經歷了「我是來到美國才發現自己是黑人」。奈及利亞無法成就她的作家夢，但美國又為她的寫作設下了許多侷限。於是她的角色總在追尋什麼、在突破什麼，又或是反映出那些阻礙自己及他人追尋目標的人性限制。
此外若是要另外挑選一個關鍵詞，我想應該是「創傷」無誤。《紫色木槿花》裡的女主角面對的是父親的家暴及殖民文化壓迫，《半輪黃日》更是書寫了戰爭帶來的各種創傷。阿迪契說自己在讀跟難民營有關的資料時常感到痛苦，書寫過程中也備感壓力，彷彿是祖先希望她把這部小說寫完。而等她終於寫完後，本以為能放鬆下來，卻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憂鬱。畢竟實在有太多人在那場戰爭中死去了，而作為一種溫和的控訴，《半輪黃日》中有一本由厄格烏創作的戰爭故事，其書名也反映了這種憂鬱：世界在我們死去時保持沉默。
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之後，阿迪契延續這些書寫核心，寫了將美國設定為重要故事背景的《美國佬》。關於成長、追夢、後殖民處境、創傷、女性困境、身分認同的複雜性，我們一次次在她的作品裡看見不同的演繹方式。不過除此之外，阿迪契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還在於她深入探討「愛」的複雜性。在《紫色木槿花》中，女主角想獲得自主性，但對於總是用殘忍暴力傷害她的父親、那位勇於贊助民主運動的父親，她卻仍懷抱著複雜的孺慕之情。《半輪黃日》中的歐拉娜確實愛著歐登尼伯，凱妮內也確實愛著理查，但她們選擇愛人的方式，也各自反映出她們想要追求的自由或務實價值觀，而這些對價值觀的追求跟奈及利亞的歷史交纏，在故事中呈現出相當立體的層次。當然，在《美國佬》中，來自奈及利亞的女主角又愛上了美國男孩，其中又牽扯到新的向度，但同樣的核心卻早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就已打好地基。
因此，《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是認識阿迪契的原點，閱讀這兩本書，我們可以看見阿迪契從二十多年前如何一路走來，她首先把奈及利亞帶到美國及世界讀者面前、把比亞法拉戰爭帶到讀者面前，然後再從奈及利亞作為起點，展開她對於一個人如何在美國以及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探索。由於她畫出了各種複雜的座標，因此除了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情感，同時也在邀請讀者思考：我的位置在哪裡？我的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我的語言如何能表達我的「情感完整性」？我對他人付出的「愛」如何能讓我照見自己、理解自己的尊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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