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木槿花（非裔天才女作家阿迪契一鳴驚人的處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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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碎眾神

哥哥賈賈不再參加聖餐式的那天，爸爸把沉重的彌撒書丟到房間另一頭，砸碎了陳列架上的陶瓷小人偶，我們家就此開始瓦解。當時我們剛從教堂回來，媽媽把沾了聖水濕漉漉的新鮮棕櫚葉片放在餐桌上，上樓換衣服。之後她會把棕櫚葉片編織成一個個鬆垮的十字架，掛在我們用金色相框裱起來的家族照片旁。那些十字架會在那裡待到隔年的聖灰星期三，到時候我們會再把這些葉片帶去教堂燒成灰。每年爸爸都會跟其他奉獻者一樣身穿灰色長袍協助分發聖灰。排在他前方的隊伍總是移動得最慢，因為他會用沾滿聖灰的大拇指用力在每個人的額頭上抹出完美的十字，並用意味深長的語氣、咬字清晰地緩慢說，「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爸爸做彌撒時總會坐在第一排靠近中央走道那頭，身旁坐著媽媽、賈賈和我。他是第一個領受聖餐的人。教堂的大理石聖壇上立著等身大小的金髮聖母瑪利亞雕像，大多數人都不會在聖壇前跪下領受聖餐，但爸爸會。他會把眼睛閉得好緊，緊得幾乎像在扮鬼臉，然後盡可能伸長舌頭。結束之後，他回到位子坐下，靠著椅背看著剩下的教眾朝聖壇前進，看著他們往前伸的合十的雙掌像一枚立起來的碟子，那正是班奈迪克神父教他們擺的姿勢。雖然班奈迪克神父已經在聖艾格尼絲教堂待了七年，人們還是稱他為「我們那位新神父。」如果他不是白人或許就不會被這樣稱呼吧。不過他確實仍像是新來的。他的臉皮顏色像是濃縮煉乳以及山刺番荔枝切開後的果肉顏色，完全沒有在奈及利亞哈馬丹風吹拂七次後的年歲中曬黑，而他的英國鼻子也仍跟之前一樣皺縮窄小，就跟他剛開始來到埃努古時我擔心他可能吸不夠空氣時一樣。班奈迪克神父在這個教區做出了一些改變，像是堅持用拉丁文誦讀《信經》和《垂憐經》，對他來說用伊博語是不可接受的行為。此外，他希望我們盡量不要拍手，以免彌撒的莊嚴氣息受到破壞。可是他接受人們用伊博語唱聖餐禮中奉獻餅酒儀式的歌曲，他把這些歌稱為本土歌曲，而每當他說「本土」時，原本像是一條直線的兩片嘴唇會從兩邊往下垂，形成一個倒過來的U。在講道時，班奈迪克神父會提到教宗、爸爸和耶穌──就是以這個順序。他會利用爸爸這個例子來說明福音。「當我們讓我們的光照耀在人前，我們回顧的正是基督凱旋回城的那一刻，」他在那週的棕櫚主日如此說道。「看看尤金弟兄吧，他大可選擇跟這個國家的大人物一樣，他大可在政變後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以確保政府不會威脅到他的生意。可是沒有，他利用《標準報》說出真相，就算這樣做會失去廣告收入也一樣。尤金弟兄是為自由而發聲。而我們有多少人為了真相站出來？我們有多少人回顧起凱旋回城的那一刻？」

教眾們紛紛回應「對」或「神保佑他」或「阿門」，但沒有說得太大聲，以免聽起來像那些如蘑菇不停冒出來的五旬節教派教會；然後他們專注聆聽、安靜聆聽。就連寶寶們也停止哭泣，就彷彿同樣在聆聽。在某些週日，就算班奈迪克神父談起所有人早已知道的事，教眾也會認真聆聽，比如爸爸交出了最大筆的聖彼得節奉金以及聖文森．特德保羅慈善活動的款項。又或者他會談起爸爸是如何為一盒盒的聖餐酒付錢，還有那些修道院裡那群「可敬的姊妹」用來烤聖體的新爐子，另外還有班奈迪克神父特別投注宗教熱忱的聖艾格尼絲醫院。而我會坐在那裡，雙膝彼此緊貼，坐在賈賈身旁，努力讓自己一臉空白，免得露出驕傲表情，因為爸爸說謙虛是非常重要的。

爸爸自己也會在我望向他時擺出一片空白的表情，他在獲頒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獎後接受了一場大採訪，當時在照片中就是留下那種表情。那是他第一次允許自己出現在報上的專題報導中。他的編輯艾德．寇克堅持要他受訪，表示這是爸爸理應獲得的待遇，還說爸爸太謙虛了。這是媽媽告訴我和賈賈的，畢竟爸爸什麼事都不太跟我們說。那種空白的神情會一直在他臉上直到班奈迪克神父的講道結束，直到聖餐禮的時刻正式到來。等爸爸領受過聖餐之後，他會坐回去觀察一個個走向聖壇的信眾，並在彌撒結束後向班奈迪克神父回報，而且是憂心忡忡地回報，比如表示有某個人已經連續兩個週日都沒來領受聖餐。他總是鼓勵班奈迪克神父打電話說服對方回到教會，畢竟能讓一個人連續兩個週日沒來參加聖餐禮的事一定是會讓人失去聖寵的致命罪行。所以爸爸在那個棕櫚主日沒看見賈賈走向祭壇時，一切都變了。我們到家時，他把那本裡頭有紅色及綠色緞帶探出頭來的皮革裝訂彌撒書用力拍在餐桌上。桌面是玻璃製的，很重的玻璃，但被拍得抖動起來，上頭的棕櫚葉片也一樣。

「賈賈，你沒參加聖餐禮，」爸爸沉靜地說，那語氣幾乎像是在提問。

賈賈盯著桌上彌撒書的模樣就像是在對那本書說話。「聖餅會讓我口氣難聞。」

我盯著賈賈瞧。他的腦子裡有神經接錯了嗎？爸爸堅持我們要把那東西稱為「聖體」，因為這個詞更能捕捉到其中的那種本質、那種神聖性，也就是基督身體的化身。「聖餅」聽起來太世俗了，彷彿是爸爸其中一間工廠會製造出來的產品──巧克力餅、香蕉餅，就是人們覺得要為孩子買比普通小餅乾更好的點心時會買的那種威化餅。

「而且神父一直摸我的嘴，我會想吐，」賈賈說。他知道我正盯著他看，也知道我震驚的眼神正在懇求他閉嘴，但他沒有望向我。

「那是我主的身體。」爸爸的聲音很低沉，非常低沉。他的臉已經腫脹起來，那些尖端蓄膿的疹子本來就散佈在他的每一吋臉皮上，可是此刻整張臉感覺更腫了。「你不能停止領受我主的身體。那是死亡，你很清楚。」

「那就讓我死。」恐懼已經讓賈賈的眼神黯淡下來，變得像是瀝青一樣的顏色，可是此時他望向爸爸的臉。「讓我死，爸爸。」

爸爸快速在房內望了一圈，彷彿在確認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從天花板掉下來，而且是他從未想過可能掉下來的東西。他拿起彌撒書甩到房間另一頭，瞄準的是賈賈。結果那本書完全沒碰到賈賈，卻砸到了玻璃陳列架，那可是媽媽常常擦得亮晶晶的陳列架。彌撒書打碎了架子最頂層、把那些只有指頭大小並扭曲出各種姿勢的米黃色芭蕾舞者陶瓷小人偶掃到硬邦邦的地面，接著彌撒書也落到地上。又或者該說是落到那些小人偶的碎片上。彌撒書躺在那裡，那是本巨大的皮革裝訂彌撒書，裡頭包含一個教會年三個週期的全部講經內容。

賈賈沒有動。爸爸則是整個人左右搖晃。我站在門邊看著他們。天花板上的風扇轉了一圈又一圈，連結在上面的燈泡彼此敲擊。然後媽媽走進來，她的橡膠拖鞋在大理石地板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她已經換掉週日穿的那種亮片罩衫及帶有蓬鬆袖子的上衣。現在只穿著週日以外穿的白色T恤搭配在腰間鬆鬆綁起的普通扎染罩衫。那件白色T恤是她和爸爸參加某場靈修活動獲得的紀念品，「神是愛」的文字就爬在她垂垮的乳房上方。她盯著那些小人偶的碎片看，然後跪下開始徒手撿拾。

唯一打破現場沉默的只有天花板風扇切開凝滯空氣時的呼呼作響。儘管我們的寬敞餐廳連接到一個更寬敞的客廳，我還是感覺好窒息。掛著祖父裱框相片的乳白色牆面感覺逐漸變窄，快要將我壓垮。就連玻璃餐桌都似乎正在朝我移動過來。

「Nne, ngwa。去換衣服，」媽媽對我說，她用低沉以及安撫人的聲音說出那幾個伊博字，但我還是嚇了一大跳。接著她一鼓作氣且毫無停頓地對爸爸說，「你的茶要冷了，」然後對賈賈說，「來幫我的忙，biko。」

爸爸在桌邊坐下，他用邊緣有著粉紅花朵圖樣的瓷器茶組倒出茶水。我等他要求賈賈和我也去嘗一小口，他以前總會這樣做。那是「愛的一小口」，他是這麼稱呼的，因為你會把你愛的事物跟你愛的人分享。來嘗這愛的一小口吧，他會這麼說，然後賈賈會先去喝。接著我會用雙手捧住茶杯舉到唇邊。就只有一小口。茶水總是太燙，每次都燙傷我的舌頭，要是那天的午餐放很多胡椒，我紅腫的舌頭就慘了。但這些都沒關係，因為每當茶水燙傷我的舌頭時，爸爸的愛也同時烙進我體內。可是這次爸爸沒有說，「來嘗這愛的一小口吧」。我看著他把杯子舉到唇邊時。他什麼都沒說。

賈賈跪在媽媽身旁，他把教會公報折成扁扁的畚箕形狀，把一塊邊緣凹凸不平的陶瓷碎片放上去。「小心，媽媽，不然那些碎片會割到妳手指，」他說。

我扯了一下垂在黑色教會頭巾底下的一根玉米壟髮辮，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為什麼他們表現得像沒事一樣？我指的是賈賈和媽媽，他們怎麼一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模樣？為什麼爸爸沉默地在喝茶？就好像賈賈剛剛沒對他頂嘴一樣？我緩緩轉身上樓換掉我週日穿的紅色連身裙。

砸碎眾神

哥哥賈賈不再參加聖餐式的那天，爸爸把沉重的彌撒書丟到房間另一頭，砸碎了陳列架上的陶瓷小人偶，我們家就此開始瓦解。當時我們剛從教堂回來，媽媽把沾了聖水濕漉漉的新鮮棕櫚葉片放在餐桌上，上樓換衣服。之後她會把棕櫚葉片編織成一個個鬆垮的十字架，掛在我們用金色相框裱起來的家族照片旁。那些十字架會在那裡待到隔年的聖灰星期三，到時候我們會再把這些葉片帶去教堂燒成灰。每年爸爸都會跟其他奉獻者一樣身穿灰色長袍協助分發聖灰。排在他前方的隊伍總是移動得最慢，因為他會用沾滿聖灰的大拇指用力在每個人的額頭上抹出...

譯者序　阿迪契的書寫開端：《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葉佳怡

二○一五年，出生奈及利亞的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被美國《時代雜誌》（Time）評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

此時的她已出版了備受歡迎的長篇小說《紫色木槿花》（Purple Hibiscus，二○○三）、長篇小說《半輪黃日》（Half of a Yellow Sun，二○○六）、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The Thing Around Your Neck，二○○九），以及長篇小說《美國佬》（Americanah）（二○一三）。除此之外，她於二○○九年的首場TED演說〈故事單一化的危險〉（The Danger of A Single Story）也在美國造成轟動，其中陳述了白人將非洲世界刻板化的問題；二○一二年為TED進行的〈人人都該成為女性主義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演說同樣獲得廣大回響，相關內容在二○一四年以同名隨筆集出版。奈及利亞與英國共同製作的《半輪黃日》翻拍電影也在二○一三年上映。至於她拿的文學獎項更是多到難以在此列舉。

不過在二○一五年之後，除了一些單篇發表文章、兩部隨筆集，以及一本童書之外，阿迪契的創作似乎進入了沉潛期。她以名人之姿做了很多演講、在上BBC受訪時被迫與川普支持者辯論、為奈及利亞的LGBTQ群體發聲，但也因為支持J．K．羅琳的發言捲入恐跨爭議。她曾提到，「我不認為所有作家都必須是政治角色，可是作為一位書寫背景設定在非洲的寫實小說家，幾乎是自動就有了一種政治角色。」直到最近，我們才終於得知她的新小說《夢想清單》（Dream Count，暫譯）計畫在二○二五年出版，根據書介，那是四個奈及利亞女人在疫情期間經歷的跌宕人生。

於是從此刻回望二十多年前，阿迪契的出道小說《紫色木槿花》可說記錄了她作為作家最純真的起點。

阿迪契於一九七七年出生在奈及利亞的埃努古，兒童時期就在此地名為恩蘇卡的大學城長大，她的爸爸是數學教授，媽媽是行政人員，而她高中畢業後也同樣在奈及利亞大學讀醫學。可是為了追尋作家夢，她終究放棄醫學，在十九歲時去了美國修讀傳播與政治學。在康乃狄克州讀書的她在鄉愁催化下寫出《紫色木槿花》。她在多年後表示，因為太想家了，事後回想，那是一部「將家鄉浪漫化的小說。」「但現在的我已經完全不是當時寫小說的那個人了。」

於是讀者在閱讀《紫色木槿花》時，勢必會發現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反映了阿迪契的成長背景。這部小說紀錄了十五歲女主角凱姆比利成長過程中的重要轉折事件，其中融合了天主教與傳統伊博文化的衝突、家庭及社會中的性別暴力問題，以及奈及利亞這個國家在建國後遭遇的後殖民處境。雖然這些都是非常犀利的主題，但在此同時，阿迪契採取的切入角度並不尖銳。因為女主角凱姆比利在一個天主教家庭長大，這種殖民造就的處境讓她跟美國讀者一樣對伊博文化感受到一種迷人的陌生感，因此即便許多出版社聲稱「大家不會對奈及利亞的故事有興趣」，《紫色木槿花》仍獲得很好的評論及銷售成績。

若真要說這部小說中最「激進」的部分，應該是阿迪契始終堅持在小說中使用她的母語之一：伊博語。本來她的編輯認為這不是個好策略，覺得伊博語會讓讀者分心，但阿迪契反駁表示，「如果索爾．貝婁可以因為角色設定在小說中使用大量法語，沒道理我不能用伊博語。」而且唯有這樣做，才能傳遞「我的故事的情感真實性（emotional integrity of my story）」。若是從評論者的角度看，由於奈及利亞曾被英國殖民，這種書寫也反映出作者受到後殖民文化的影響，於是在阿迪契的小說中，我們總能讀到標準英文、奈及利亞英文、混雜著當地語言的破碎英文（pidgin）、伊博語，以及為了小說書寫不得不翻譯成英文給讀者看的伊博語。

為了忠實呈現阿迪契的態度，我在翻譯時也留下了伊博語原文。原文故事中的伊博語有些有再用英文重複一次，有些沒有。雖然為了給讀者多一些輔助，我替所有伊博語做了中文註釋，不過原文小說中的伊博語都沒有另外解釋，而根據阿迪契的說法，「讀者似乎也沒遇到什麼問題嘛。」這就是阿迪契在進行批判時的一貫風格：務實、溫和、堅定，並帶有一絲幽默感。

＊

若說《紫色木槿花》是以一個青少女的成長蛻變為主軸，並將各種奈及利亞的現實議題穿插其中，因此可說是以小歷史為前景，大歷史為背景，《半輪黃日》可說完全相反。與其說《半輪黃日》的主角是人，倒不如說是奈及利亞在一九六七─一九七○年間發生的「比亞法拉戰爭」。事實上，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甚至是許多奈及利亞人，可能都是因為這部小說才真正知道、或開始談論這場戰爭。

這是一場發生在奈及利亞內部的種族及信仰之戰，以穆斯林豪薩人為主的群體跟以天主教伊博人為主的群體之間長久以來的矛盾一次爆發出來，而阿迪契父母及祖父母所在的東部地區在當時成立了「比亞法拉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國旗中央圖案就是正在升起的「半輪黃日」。阿迪契的兩位祖父都在這場戰爭中死於難民營，因此即便她在戰爭結束的七年後才出生，卻始終在戰爭的陰影下成長。她從父親口中聽到了許多戰爭的故事，因此以父親的故事為核心，加上閱讀所有可找到的戰爭資料，最終寫出了《半輪黃日》。

這是一個龐大的寫作計畫，必須面對的挑戰也更為多樣。之前《紫色木槿花》的主角是十五歲的奈及利亞女孩，其他大部分重要角色也是奈及利亞人，但在《半輪黃日》中，為了呈現出殖民者或所謂西方白人世界可能將非洲故事單一化的視角，阿迪契將其中一個主角設定為英國白人男子，導致她遇到很大的寫作困難，「我一開始把他寫得很像亨利．詹姆斯筆下的角色，講話很浮誇」，可是後來她轉念一想，理查是一個試圖追尋某種夢想的人，而她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於是轉換心態後，這個角色也不再是她的阻礙。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細看阿迪契筆下的主要角色，他們幾乎都有著很強的生命驅動力。有讀者問阿迪契在《半輪黃日》中最有共鳴的角色是誰，她說雖然可能有點奇怪，但她最有共鳴的是出生奈及利亞貧窮村莊的男僕厄格烏。「我知道我跟他很不一樣，我是女性、出生中產階級，而且受過完整教育。可是厄格烏很好學、有夢想，就跟我一樣。」

因此，如果要我從阿迪契的小說中挑選出一些關鍵詞，我想第一個或許就是「夢想」，畢竟就連她二○二五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都在談此一主題。《紫色木槿花》的凱姆比利夢想著擺脫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壓迫、夢想著能真正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半輪黃日》則有著夢想建立自己國家的人們、夢想靠學習脫離貧窮的人、夢想靠著美好異國文化擺脫失敗過往的人……這些夢想的核心都跟人的尊嚴有關，而這些尊嚴往往受制於各種權力結構，而且可能在不同座標下遭遇各種翻轉。

在此同時，阿迪契本身的處境也可以反映這種複雜狀況，比如她身為女性，當然有在面對男性時的劣勢，但作為知識中產階級，她又擁有物質及文化資本上的優勢，而在阿迪契之後的《美國佬》當中，她更是經歷了「我是來到美國才發現自己是黑人」。奈及利亞無法成就她的作家夢，但美國又為她的寫作設下了許多侷限。於是她的角色總在追尋什麼、在突破什麼，又或是反映出那些阻礙自己及他人追尋目標的人性限制。

此外若是要另外挑選一個關鍵詞，我想應該是「創傷」無誤。《紫色木槿花》裡的女主角面對的是父親的家暴及殖民文化壓迫，《半輪黃日》更是書寫了戰爭帶來的各種創傷。阿迪契說自己在讀跟難民營有關的資料時常感到痛苦，書寫過程中也備感壓力，彷彿是祖先希望她把這部小說寫完。而等她終於寫完後，本以為能放鬆下來，卻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憂鬱。畢竟實在有太多人在那場戰爭中死去了，而作為一種溫和的控訴，《半輪黃日》中有一本由厄格烏創作的戰爭故事，其書名也反映了這種憂鬱：世界在我們死去時保持沉默。

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之後，阿迪契延續這些書寫核心，寫了將美國設定為重要故事背景的《美國佬》。關於成長、追夢、後殖民處境、創傷、女性困境、身分認同的複雜性，我們一次次在她的作品裡看見不同的演繹方式。不過除此之外，阿迪契的作品之所以吸引人，還在於她深入探討「愛」的複雜性。在《紫色木槿花》中，女主角想獲得自主性，但對於總是用殘忍暴力傷害她的父親、那位勇於贊助民主運動的父親，她卻仍懷抱著複雜的孺慕之情。《半輪黃日》中的歐拉娜確實愛著歐登尼伯，凱妮內也確實愛著理查，但她們選擇愛人的方式，也各自反映出她們想要追求的自由或務實價值觀，而這些對價值觀的追求跟奈及利亞的歷史交纏，在故事中呈現出相當立體的層次。當然，在《美國佬》中，來自奈及利亞的女主角又愛上了美國男孩，其中又牽扯到新的向度，但同樣的核心卻早在《紫色木槿花》及《半輪黃日》就已打好地基。

因此，《紫色木槿花》和《半輪黃日》是認識阿迪契的原點，閱讀這兩本書，我們可以看見阿迪契從二十多年前如何一路走來，她首先把奈及利亞帶到美國及世界讀者面前、把比亞法拉戰爭帶到讀者面前，然後再從奈及利亞作為起點，展開她對於一個人如何在美國以及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探索。由於她畫出了各種複雜的座標，因此除了提供具有普遍性的人性情感，同時也在邀請讀者思考：我的位置在哪裡？我的文化跟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我的語言如何能表達我的「情感完整性」？我對他人付出的「愛」如何能讓我照見自己、理解自己的尊嚴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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