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世界人
吳俞萱
結束通信之後，我和雅立在台東見了一面。我光光的頭，冒出新芽。雅立衣服上的一顆釦子掉了，她不慌不忙打開隨身的背包，取出剪刀和針線，俐落縫補起來。
世界人就是，把空缺也當成行囊，輕輕揹著。
從二零二四年初來到年底，我頭上的毛已經落到肩膀。春天去了一趟義大利，待在塔可夫斯基拍攝《鄉愁》的村莊。入夜起霧，我重看《鄉愁》，竟然感到運鏡和剪接的緊迫。原來，年輕時看到的緩，突顯了缺乏鄉愁的鳴和。現在接收到的緊迫是全然懂了那回望的吞噬力。
一推開窗，一陣雨聲，一點現實的空隙，隨便都是回憶滲透的入口。也根本不用回望，過去是刀，沒心沒肺地直直殺來。所謂的平衡，有時只是不動聲色，任刀刮幾下，現實就越來越平滑。去到《鄉愁》終局的那座修道院，我跳了一支舞，送給塔可夫斯基。
別再問一個人失去什麼，要問的是：我們曾經一起創造了什麼？
謝謝子華、達瑞陪伴我和雅立創造我們的鄉愁。沉入當下的深度決定了熱戀的品質。當下需要被警覺，才能被體驗。謝謝雅立的溫煦和堅定，引我細細凝視流動的每一個當下。不曾有過的東西無法被喚醒。如果她看向我的目光與所有人的都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對她付出了我不曾給過其他人的東西。
走，過去就是邊境
彤雅立
在社群媒體尚不發達的時候，我曾經開了一個部落格，名字叫做「走，過去就是邊境了」。邊境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字眼。它是各種文化與認同的邊界，充滿了異質性，涵納了各種自我與排拒，並且眼見衝突的降臨。那時候，我先後在女書店與《破週報》工作，這兩個地方也有著強烈的邊境性格，而且不屈不撓。在那段期間，我時常帶著筆記本在身上，腦海中總是有字句傾瀉而出，我得把它們記下來。留學柏林的時候，我剛滿三十，對於寫作，其實並未抱持多大的夢想。我並非早慧之人，也沒有當藝術家的決心；也許那份自我排除，是源自於成長的經驗。臺灣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地方，解嚴過後的社會環境，既有傳統也有前衛。其中的優缺點，無不影響著我，使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我在柏林西郊的學生宿舍，開始整理自己的詩作，發現自己的作品累積到兩部詩集的量，於是與當時也留學柏林的美編，在她位於東郊的宿舍裡，一同為《邊地微光》進行編輯與排版。也許靜靜發表作品，終究會覓得知音。第二本詩集出版之後，我與俞萱通過幾次信，並且就此，我成為她部落格「你笑得毀滅像海」的讀者。她的筆鋒熱情、溫柔且銳利，對我來說，她是真正的藝術家──到日本學習舞踏，創辦影詩沙龍，拆解邊境、走向無地。那幾年，幾乎想要隱身的我，默默地閱讀她，無形中也汲取了一些力量。
是的，力量。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力量。當我們被現實生活擊垮，軟弱依舊會生出力量。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務實地生活，不願意面對有關創作的一切。我沉浸在翻譯與研究的世界裡，刻意地與書寫保持距離。原因無他，正是因為我害怕被注視，以及書寫帶來的情緒滿溢。翻譯與研究，則多了幾分理性，能使我的心緒更加安穩。這次與俞萱重遇，並且對寫我們的世界與心靈，因著我們的靈魂相似又像異，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也從書寫當中更加直面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知道我是我自己，無論我是否正在寫作、翻譯或研究。我知道我不需要任何的定義。這是俞萱教會我的。
第二次移居德國，此時的我已步入中年。我在德國西部，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現在的我，能夠更安靜地寫作、翻譯與研究，並且對於時間的流逝毋需過度在意。還記得在柏林的歲月，為了謀生存，我鎮日在圖書館中，白天寫論文、晚上做翻譯。我將亞洲式的過勞生活移植到柏林，幸好這座城市作為首都，忙碌的人生活其中，毫無違和之感。如今在萊茵河的腹地上，氤氳的空氣、悠閒的氣息，搭著地鐵看著河谷上的人們漫遊流轉，漸漸地我也沾染了一些緩慢的氣息。
上星期，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明特與康丁斯基》，是由藝術家康丁斯基的真實故事所改編。這部電影使我想了很多。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末，康丁斯基三十歲，放棄俄國法律與經濟學的教職，移居德國開始繪畫創作，直到流亡巴黎之前，度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階段。在「藍騎士」畫派與「包浩斯」藝術學校之外，當然也有著深刻的感情生活。尤其與藝術家明特之間的故事，在大時代的顯映下，更增添了傳奇的色彩。電影並非全知視角，而是站在女主人公的觀點看事情。偏偏論及感情，總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人總有他的視角。為了瞭解這段人生的面貌，我去看了康丁斯基的作品，也買了一本他後來妻子的回憶錄。兩個藝術家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困難的事；電影中的兩人，都將畢生貢獻給創作，並且留下大量的作品。我時常好奇，在步入包浩斯時代之前的康丁斯基，究竟是如何與明特一起在鄉間小屋過著尚無電器的生活，甚至能夠好好創作？創作油畫是很花時間的。我看著明特與康丁斯基的作品，心想，也許他們的屋子裡面，確實有著各自冥想與創作的空間。那種自我的存在與孤寂，才能夠造就藝術品的誕生。
我想寫作也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獨自的狀態。當我不再需要追逐時間之後，我才有機會開始真正地書寫。我的詩歌創作，源自於生活的吉光片羽，在很短的時間可以完成。靈感總是捉摸不定，來了又走。寫書則是另一種狀態。它需要沉澱、思考、醞釀與構思，好比畫一幅大型畫作。
在我已經不再拘泥於自己的定位時，與俞萱的通信，漸漸地把我引回了創作的路途上。我是誰？我想也許已經不再重要。我卻要引用尼采式的說法──我要，我去做。不知道俞萱一家人的生活走到了地球的哪裡？上次在臺東見面時，她開心地說著成立「走向刀鋒」的事。這樣銳利的名字頗有俞萱的性格，彷彿是她部落格的延續，而從事的則更面向公眾。在紛亂的時局裡，人心似乎更加徬徨無助。我們是誰，要往哪裡去？無論是否有過戰亂，我所經過的人們，一張張的臉龐，大多寫著寂寞。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韓國告訴大家：時局如此，不宜慶祝。那些走過邊境的人，來到德國，面臨的是身為新移民的挑戰，一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移民。在這裡，我還在建立新的生活，我會每星期去森林裡散步一回，照顧好自己，蓄積能量、致力創作，同時兼顧謀生的事。我知道我正慢慢長成一棵樹，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成長並且老去，在盛年的時候，它開枝散葉，可以將生命中所吸納的養分，透過各種方式給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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