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戀：邊界往返的信

〈以遠方為家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7_6_THU_16：08〉—吳俞萱

雅立，

那天傍晚在柏林的湖邊你說，為了離家而離開台灣，久了，就覺得自己不是台灣人而是世界人。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後邊的葉子掛在樹上摩擦出聲，為你篤定的語氣墊了厚實的底，像是你曾有的心意刮擦，久了就成為行動的足跡。我為你的這一段話深深觸動，我為我們相仿的摸索路徑和體會而感到激越和安慰。

因受苦受擠壓而離家，那「離」含藏了不捨，以及不得不。我們對生命的期待超乎家對我們的綑縛，出走於是成為必然。不捨，在於恩情難報。不得不，是由於我們珍視生命的自由表達。我們需要脫掉這一層殼，赤身孤獨地重新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

這不僅是私密的自我覺察，也是一個政治性的生命行動。

我們在用我們的人生重新定義「家」的意涵。不再依循儒家傳統下的家庭倫理而順從父權的宰制，不再受到「父母在，不遠遊」的責任約束，我們開始練習承擔「成為自己」的思索和嘗試。從台灣的母體出發，帶著母體給我們的文化養分，慢慢長出一個世界人的視野。我覺得，能擁有「以遠方為家」的安全感，不怕自己不一樣，這也是台灣在我們身上種下的自由和民主種子。

我們相仿的生命傾向讓我想起法國作家安妮．艾諾曾說她投身寫作是因為她和她的父母「再也沒話說」。她的意思是：她需要另外一種語言，帶她從流俗卑下的階級跨出去；她要在一種高尚的藝術建構中，改寫她的出生。她要，在精神上殺了她的父母。

她確實這麼做了。然而，她也不可能做到。作為一名真摯的作家，她無法將事物和情感神聖化。即使她的寫作出於對自身階級的背叛，但她的審美自覺要求她重拾原生階級的語言：素樸直白，在精神上殺掉任何一點變造和美化的書寫意圖。於是，她用無調、乾癟、通透的語言，以及凌亂的事件接縫，來收納自我的強烈對峙，拒絕情緒和意義扭曲了回憶中的原樣。

審視現實，而不去創造現實。安妮．艾諾寫作的動機始於決裂，而最終的寫作是為了回返親密，辨識出她和父母相連的命運。也許，我們的離家也會讓我們慢慢認得回家的路，捧起我們原本拋下的東西。而我始終沒有拋下的，是去探索創作形式在衡量和選擇上展示的美學政治性，理解一個創作者的獨特之處。

前陣子，我從柏林來到保加利亞。今年布克國際獎剛好頒發給保加利亞的作家戈斯波迪諾夫，他的小說《時光庇護所》虛構了一個未來世界，每個人為了擺脫當下的困頓而排隊走進一間名為「過去」的診所，消除記憶，回到生命中的美好年代。然而，消除記憶，是記起個人和國家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契機。

這部小說展露了一種審視現實且去創造現實的美學政治，質疑教育和記憶如何建構一個人的身分和自我認同，保加利亞的國家命運如何受到西方和共產主義世界的牽制。小說結尾的二〇二九年，軍隊守在邊境，意外射出的一顆子彈引發了殘酷的一場戰爭。小說想像的未來，仍在面臨過去的入侵。

我時常在想，文學的行動力是什麼？首先，意識到語言指導了我們的生活並構成我們對於生活與文化的想像。在這層認知下，作家不僅在參與語言的改革，也是透過語言的改革去進行思想的改革，那也等於是在參與和改造文化。重演歷史的《時光庇護所》因此是一個政治行動，戈斯波迪諾夫揭露了當代國際關係的不堪一擊。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他的科幻小說正在現實發生，他對於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有什麼看法？他說：「獨裁者的癡迷，就是恢復帝國。普丁以不復存在的過去的名義發動這場戰爭，事實上，偉大的過去無法提供庇護，只有俄羅斯境內絕望且沒有明確身分的人投降了。投入侵略戰爭，找出敵人，就是他們對生命投降的方式。」

俄烏戰爭和新冠肺炎疫情是這兩年的重大國際事件。如今，再也沒有單純的地緣政治和兩國戰爭，全球化的經濟網絡造成了多邊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相互依存，沒有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俄烏戰爭，就是全球戰爭，如同面對疫情危機，各國需要整合資源來獲取共同體的庇護──跨國研發疫苗、支援醫療器材、建立公共衛生機制、改善落後國家的基礎建設等等，再也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

仰賴全球治理，就是不分你我，把協作與共好視為自己的責任。這是政治的意識，也是當代生活的基本人權觀念。俄烏戰爭，讓四分五裂的歐盟採取了一致的立場，個人和政府組織透過不同的形式援助烏克蘭難民。保加利亞最近宣布將供應烏克蘭軍事彈藥和燃料。消息一出，他們的軍火庫立刻遭到爆炸襲擊。

兄弟生氣了，他們知道。一不聽話，他們就會遭殃。也許正因為這樣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所以保加利亞與俄羅斯仍然稱兄道弟。

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保加利亞因為種族、語言、宗教、歷史、政治、貿易而親近俄羅斯。當我走在首都索菲亞的街道上，可以輕易遇見史達林式建築、金色圓頂的俄羅斯教堂、蘇聯軍隊紀念碑──蘇維埃軍人被保加利亞的男女環擁──擁抱俄羅斯，實在是一種驚悚的意象。

直到一九八九年，保加利亞和蘇聯的歷史教科書都告訴年輕的孩子：「勝利的紅軍將保加利亞從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了出來。」蘇聯解體，保加利亞仍舊繼承了俄羅斯的黨國體制、中央計劃經濟、財產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大規模鎮壓手段。保加利亞人說，填飽肚子比追求民主還重要。他們默認，腐敗是俄羅斯在保加利亞最好的外交工具。

與其說是俄羅斯的兄弟，不如說是奴隸，於是幾天前，一群抗俄派的保加利亞人走上街頭吶喊：「我們不要成為白俄羅斯！」抗爭，是自由與希望的形式。對抗暴行，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俄羅斯入侵之後，始終沒有為了保全個人的生命而逃離自己的國家，他說，從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自由，不是擁有選擇，而是只做唯一的選擇，承擔一種「無選擇的選擇」。我想起一生守護猶太孤兒的柯札克醫師，他說：「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憂傷，雖然只是遺失一顆小石頭。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願望，即使是在冷天出門不穿外套。」一九四二年，柯札克與他照顧的孤兒們一起被送到納粹死亡集中營。沿途，柯札克多次獲得庇護，但他一再拒絕單獨獲救的機會，他說：「不能放棄自己的孩子。」最後，他與孩子們在毒氣室一起喪生。

個人的選擇，就是政治的選擇：活在信念之中，用生命的行動來對抗暴力和死亡的進逼。柯札克將自己的命運連上孩子的命運，澤連斯基將自己的命運連上烏克蘭的命運，於是他們有了一種承擔共同體的責任和勇氣，自由做出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柯札克醫師死了，但他的理念還在大口呼吸。他主張「沒有孩子，只有人」的教育方針，肯定孩子的自主能力，鼓勵成人「用解放取代威嚇，用塑造取代擠壓，用引導取代命令，用提問取代要求，就能跟孩子一同經歷許多充滿啟發性的時刻。」他提倡自由與寬容的教育理念催生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學校。

國家陷入親俄和抗俄兩股勢力拉扯的保加利亞也有一間民主學校。我在這裡教他們用中文說請、謝謝、對不起。我相信他們在人本的寬容環境下成長，必然不會對暴力的威權說請、謝謝、對不起。

政治的啟蒙，不是讓個體拋掉自我去承接集體的意志，而是個體充分發展自我之後，自然而然地對這一個支撐和包容他的母體生出情感的認同，自發地守護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每一口呼吸。

我相信這一群從小擁抱自由與民主的孩子，一定能為保加利亞塑造新的意象。發聲，不再為了反抗，而是捍衛自己，也捍衛自己的對立面。創造一個可以容納彼此的現實，是唯一的選擇。


俞萱


〈語言也是一種土壤_德國魯爾，2023_7_21_FRI_12：30〉—彤雅立

俞萱，


又到了寫信給你的時刻，不知道你們一家是否安好？

這些日子，由於翻譯工作頗為順利，我決定給自己休息一下。幾次來到一起靈修的大姐家，她家的花園與葡萄藤被悉心照料，長出美麗的植物，蔬菜、水果、馬鈴薯……不一而足。大姐有些年紀，而且有椎間盤突出的毛病，但是她總是將微笑掛在臉上，真心感恩朋友的陪伴。在身體的痛楚之下，她持續照料農園，土壤的氣味、植物的芳香，空氣中瀰漫的平和，使我在此地寧靜的生活，又往大自然的世界裡昇華了一些。還記得去年我翻譯了赫曼‧赫塞的詩文集《園圃之樂》，那是在忙碌的教學與研究之餘，我運用僅存的夜晚的時間，一點一滴翻譯而成。赫塞筆下的自然與園藝生活，如今我在大姐家中獲得了真實的體會。她的老宅，代代相傳直到現在，葡萄藤也有一百多年了。我問起她是否需要天天澆花，她說葡萄藤完全不需要澆水，它會自己生長、熟成。她的園圃旁，立著一個快要跟我一樣高的直式垃圾桶，裡面裝了所有的廚餘以及有機垃圾──在她的家裡，廚餘是不用回收到外面去的，大姐說：「一年之後，這桶廚餘就會變成肥料，可以直接給花園堆肥！」那樣的內在有機性與循環，讓我感到非常地吃驚，我想這就是大地的力量，讓萬物生生不息。

我常想，語言也是一種土壤。我帶著華語的身世，進入德語的世界，兩種語言所呈現的思維、風景與歷史截然不同。儘管我試圖跨越兩種語言文化的鴻溝，最後往往必須承認，這兩塊園地各有千秋，能做到彼此理解與尊重便足矣。

大學時期的我特別駑鈍，對於社會知識的理解非常有限，困頓的靈魂來自生命經歷，卻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與出口。帶著懵懂與昏昧，我在大三交換學生那年，第一次從瑞士室友那邊聽到「女性主義」這個詞，我才恍然大悟，從她的眼睛裡看見了自身與家庭的困境。在求學之中漸漸習得各種主義，看見各種政治光譜帶來的變革，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忿怒的。那種由內而外的忿怒，是屬於青年的必經之路。幸運的是，我可以透過工作來轉化這些能量，在女書店與《破周報》，我默默實踐生命的理念，也被社會豢養著。如你所說，我想對抗的，或許是儒教文化。很長一段時間，我渴望女性主義能幫助儒家思想的現代化──兩種思想之間的鴻溝與扞格，應當需要某個中介來和解。或許是從小聽多了父親宣講四書五經，他跟隨愛新覺羅的後代「毓老」學習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中國在「破四舊」，毓老先生則在某個密不透風的地下室，於特務的監控之下，戮力講授各種古代經典。那時台灣處在戒嚴時期，人民受到各種限制，壓抑與噤聲，成為一種集體信號。女性意識的開展，隨著各種媒介與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台灣漸漸生根。站在父系的舊世界與母系的新女性之間，我感到自己就是那邊界，我隔開了它們，同時也聯繫著它們。

我在博士論文的研究裡，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界域。我的研究主題是「威瑪共和與民國時期電影中的新女性」。這個題目帶領我找到自身生命的答案，我想知道，一九二零與三零年代「新女性」的誕生，是如何顯映在中德兩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與電影作品裡。為了找尋新女性的蹤跡，我在各地的電影檔案館中流連，在圖書館的紙本與數位檔案裡翻尋，我吞噬大量的影像與文字，像是在深海裡尋找珊瑚。那時候，我寫了一段不知該收納在何處的文字，名為〈無題〉──

　　書寫論文就像是帶著種種疑問墜入一個時代，一個一個的結被解開，你發現了一些荒謬且　真實存在的過往，於是頭開始疼。有時候你上岸，呼吸一下水面的空氣，卻望見了那些荒謬存在過的事情，正真實地在現世重複著。有時候你失卻了向前游的力氣，有時候你處於各種海流交會的地帶，尚未弄清此時代的海流與彼時代的海流究竟有甚麼異同。青年總需要跟隨那波，形成浪潮，有時小的浪潮竟被大的海流襲捲了去，遠遠地成了此時代至大的波，無可避免地讓它繼續，成為那大。

那是二〇一二年的最後一天，我在柏林沒去跨年，卻入戲地陷在研究的世界。我還記得活在另一個時代的感覺。東西方的思想交會、誤解與落差，帶來了各種主義的對抗，以及價值觀的對立與變遷。舊時代與新時代，東方與西方，傳統與前衛，它們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我看著兩種文化的辯詰與交互的影響，對於新女性在帝制結束、民主共和的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威瑪共和多麼短暫，存在僅有十四年，它晚於中華民國成立，卻在一九三三年因為希特勒上台而終結。這段夾在德皇時期與獨裁政權之間的光陰，成了一段輝煌的黃金時代。民主多麼短暫，它得來不易。新女性的形象在納粹時代消失了，沒有自由解放，取而代之是傳統、健康的女性。政治影響著人民的生活，它也操控了藝術，體現在產製過程與作品內容裡。我們能否自外於政治生活？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而納粹上台之後發生的移民潮，也發生在電影產業裡，許多猶太電影人、政治異議者，他們流亡到美國好萊塢，成為美國電影的新血。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世界的美好，阻斷了國與國之間的往來。如今，烏俄戰爭就在眼前，戰爭離我們並不遠。科技的發達使得戰爭有了更多的面貌，它甚至在資訊的洪流裡發生著。

昨天我又去了一趟大姐家，靈修之後，她帶我去看儲藏小屋，裡面有許多舊物，包括馬鞍、大車輪與古代的大牛奶罐，那是她祖父時代的物件。全村第一台電話機，則顯示了時代的更迭與科技的發展。我望著外面的葡萄藤，想著一百年了，它經歷過多少世界的風浪？在陽光下，它結實累累，餵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姐帶我走進偏遠的農園，前往森林的小徑，在這裡，萬物兀自生長，由於地處偏僻，並未被戰火波及，而有了自給自足的風景。那種安定的愉悅，有點像老子所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那樣的感覺。如何讓人免於受到威脅、壓迫、從而回歸自我，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呼吸著森林小徑的空氣，知道那分自由並非理所當然，因而格外珍惜。

雅立

〈以遠方為家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7_6_THU_16：08〉—吳俞萱

雅立，

那天傍晚在柏林的湖邊你說，為了離家而離開台灣，久了，就覺得自己不是台灣人而是世界人。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後邊的葉子掛在樹上摩擦出聲，為你篤定的語氣墊了厚實的底，像是你曾有的心意刮擦，久了就成為行動的足跡。我為你的這一段話深深觸動，我為我們相仿的摸索路徑和體會而感到激越和安慰。

因受苦受擠壓而離家，那「離」含藏了不捨，以及不得不。我們對生命的期待超乎家對我們的綑縛，出走於是成為必然。不捨，在於恩情難報。不得不，是由於我們珍視生...

〈世界人〉（後記）—吳俞萱

結束通信之後，我和雅立在台東見了一面。我光光的頭，冒出新芽。雅立衣服上的一顆釦子掉了，她不慌不忙打開隨身的背包，取出剪刀和針線，俐落縫補起來。

世界人就是，把空缺也當成行囊，輕輕揹著。

從二零二四年初來到年底，我頭上的毛已經落到肩膀。春天去了一趟義大利，待在塔可夫斯基拍攝《鄉愁》的村莊。入夜起霧，我重看《鄉愁》，竟然感到運鏡和剪接的緊迫。原來，年輕時看到的緩，突顯了缺乏鄉愁的鳴和。現在接收到的緊迫是全然懂了那回望的吞噬力。

一推開窗，一陣雨聲，一點現實的空隙，隨便都是回憶滲透的入口。也根本不用回望，過去是刀，沒心沒肺地直直殺來。所謂的平衡，有時只是不動聲色，任刀刮幾下，現實就越來越平滑。去到《鄉愁》終局的那座修道院，我跳了一支舞，送給塔可夫斯基。

別再問一個人失去什麼，要問的是：我們曾經一起創造了什麼？

謝謝子華、達瑞陪伴我和雅立創造我們的鄉愁。沉入當下的深度決定了熱戀的品質。當下需要被警覺，才能被體驗。謝謝雅立的溫煦和堅定，引我細細凝視流動的每一個當下。不曾有過的東西無法被喚醒。如果她看向我的目光與所有人的都不一樣，那是因為我對她付出了我不曾給過其他人的東西。


〈走，過去就是邊境〉（後記）—彤雅立

在社群媒體尚不發達的時候，我曾經開了一個部落格，名字叫做「走，過去就是邊境了」。邊境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浪漫的字眼。它是各種文化與認同的邊界，充滿了異質性，涵納了各種自我與排拒，並且眼見衝突的降臨。那時候，我先後在女書店與《破週報》工作，這兩個地方也有著強烈的邊境性格，而且不屈不撓。在那段期間，我時常帶著筆記本在身上，腦海中總是有字句傾瀉而出，我得把它們記下來。留學柏林的時候，我剛滿三十，對於寫作，其實並未抱持多大的夢想。我並非早慧之人，也沒有當藝術家的決心；也許那份自我排除，是源自於成長的經驗。臺灣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地方，解嚴過後的社會環境，既有傳統也有前衛。其中的優缺點，無不影響著我，使我成為現在的自己。

我在柏林西郊的學生宿舍，開始整理自己的詩作，發現自己的作品累積到兩部詩集的量，於是與當時也留學柏林的美編，在她位於東郊的宿舍裡，一同為《邊地微光》進行編輯與排版。也許靜靜發表作品，終究會覓得知音。第二本詩集出版之後，我與俞萱通過幾次信，並且就此，我成為她部落格「你笑得毀滅像海」的讀者。她的筆鋒熱情、溫柔且銳利，對我來說，她是真正的藝術家──到日本學習舞踏，創辦影詩沙龍，拆解邊境、走向無地。那幾年，幾乎想要隱身的我，默默地閱讀她，無形中也汲取了一些力量。

是的，力量。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力量。當我們被現實生活擊垮，軟弱依舊會生出力量。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務實地生活，不願意面對有關創作的一切。我沉浸在翻譯與研究的世界裡，刻意地與書寫保持距離。原因無他，正是因為我害怕被注視，以及書寫帶來的情緒滿溢。翻譯與研究，則多了幾分理性，能使我的心緒更加安穩。這次與俞萱重遇，並且對寫我們的世界與心靈，因著我們的靈魂相似又像異，我重新認識了自己，也從書寫當中更加直面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知道我是我自己，無論我是否正在寫作、翻譯或研究。我知道我不需要任何的定義。這是俞萱教會我的。

第二次移居德國，此時的我已步入中年。我在德國西部，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現在的我，能夠更安靜地寫作、翻譯與研究，並且對於時間的流逝毋需過度在意。還記得在柏林的歲月，為了謀生存，我鎮日在圖書館中，白天寫論文、晚上做翻譯。我將亞洲式的過勞生活移植到柏林，幸好這座城市作為首都，忙碌的人生活其中，毫無違和之感。如今在萊茵河的腹地上，氤氳的空氣、悠閒的氣息，搭著地鐵看著河谷上的人們漫遊流轉，漸漸地我也沾染了一些緩慢的氣息。

上星期，我看了一部電影，叫做《明特與康丁斯基》，是由藝術家康丁斯基的真實故事所改編。這部電影使我想了很多。在一百多年前的十九世紀末，康丁斯基三十歲，放棄俄國法律與經濟學的教職，移居德國開始繪畫創作，直到流亡巴黎之前，度過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階段。在「藍騎士」畫派與「包浩斯」藝術學校之外，當然也有著深刻的感情生活。尤其與藝術家明特之間的故事，在大時代的顯映下，更增添了傳奇的色彩。電影並非全知視角，而是站在女主人公的觀點看事情。偏偏論及感情，總是剪不斷、理還亂，每個人總有他的視角。為了瞭解這段人生的面貌，我去看了康丁斯基的作品，也買了一本他後來妻子的回憶錄。兩個藝術家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困難的事；電影中的兩人，都將畢生貢獻給創作，並且留下大量的作品。我時常好奇，在步入包浩斯時代之前的康丁斯基，究竟是如何與明特一起在鄉間小屋過著尚無電器的生活，甚至能夠好好創作？創作油畫是很花時間的。我看著明特與康丁斯基的作品，心想，也許他們的屋子裡面，確實有著各自冥想與創作的空間。那種自我的存在與孤寂，才能夠造就藝術品的誕生。
我想寫作也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獨自的狀態。當我不再需要追逐時間之後，我才有機會開始真正地書寫。我的詩歌創作，源自於生活的吉光片羽，在很短的時間可以完成。靈感總是捉摸不定，來了又走。寫書則是另一種狀態。它需要沉澱、思考、醞釀與構思，好比畫一幅大型畫作。

在我已經不再拘泥於自己的定位時，與俞萱的通信，漸漸地把我引回了創作的路途上。我是誰？我想也許已經不再重要。我卻要引用尼采式的說法──我要，我去做。不知道俞萱一家人的生活走到了地球的哪裡？上次在臺東見面時，她開心地說著成立「走向刀鋒」的事。這樣銳利的名字頗有俞萱的性格，彷彿是她部落格的延續，而從事的則更面向公眾。在紛亂的時局裡，人心似乎更加徬徨無助。我們是誰，要往哪裡去？無論是否有過戰亂，我所經過的人們，一張張的臉龐，大多寫著寂寞。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韓國告訴大家：時局如此，不宜慶祝。那些走過邊境的人，來到德國，面臨的是身為新移民的挑戰，一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移民。在這裡，我還在建立新的生活，我會每星期去森林裡散步一回，照顧好自己，蓄積能量、致力創作，同時兼顧謀生的事。我知道我正慢慢長成一棵樹，就像所有的人一樣，成長並且老去，在盛年的時候，它開枝散葉，可以將生命中所吸納的養分，透過各種方式給予出去。

〈世界人〉（後記）—吳俞萱

結束通信之後，我和雅立在台東見了一面。我光光的頭，冒出新芽。雅立衣服上的一顆釦子掉了，她不慌不忙打開隨身的背包，取出剪刀和針線，俐落縫補起來。

世界人就是，把空缺也當成行囊，輕輕揹著。

從二零二四年初來到年底，我頭上的毛已經落到肩膀。春天去了一趟義大利，待在塔可夫斯基拍攝《鄉愁》的村莊。入夜起霧，我重看《鄉愁》，竟然感到運鏡和剪接的緊迫。原來，年輕時看到的緩，突顯了缺乏鄉愁的鳴和。現在接收到的緊迫是全然懂了那回望的吞噬力。

一推開窗，一陣雨聲，一點現實的空隙，...

往返之一
把異鄉走成故鄉＿＿美國佛羅里達（2023_2_5_SUN_13：30）
遙遠的抵達＿＿台灣台北，2023_2_20_MON_19：00）

往返之二
覆蓋＿＿美國紐約（2023_3_6_MON_07：12）
晨霧藥方＿＿台灣台北（2023_3_20_MON_13：30）

往返之三
總有一種時差＿＿法國庇里牛斯山（2023_4_7_FRI_05：12）
每天離自己近一些＿＿台灣台北（2023_4_20_THU_21：00）

往返之四
洗＿＿法國努瓦耶（2023_5_6_SAT_06：15）
讓生命留下餘裕＿＿台灣台北（2023_5_21_SUN_23：00）

往返之五
減少分心的生活＿＿德國柏林（2023_6_7_WED_07：59）
更好的生活＿＿德國魯爾（2023_6_20_TUE_22：30）

往返之六
以遠方為家＿＿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7_6_THU_16：08）
語言也是一種土壤＿＿德國魯爾（2023_7_21_FRI_12：30）

往返之七
我們將要共享同一座身體＿＿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8_6_SUN_16：16）
移動的日子＿＿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8_6_SUN_16：16）

往返之八
愛＿＿土耳其伊斯坦堡（2023_9_8_FRI_08：12）
踏實＿＿台灣台北（2023_9_26_TUE_11：20）

往返之九
生活已在發生＿＿瑞士蘇黎世（2023_10_10_TUE_08：05）
靜默的平和＿＿台灣台北（2023_10_18_WED_22：31）

往返之十
情願＿＿德國柏林（2023_11_6_MON_11：15）
邊緣的人，擁有穿越的自由＿＿德西小城（2023_11_22_WED_18：30）

往返之十一
一千年前＿＿德國柏林（2023_12_6_WED_04：26）
孩子＿＿德國柏林（2023_12_21_THU_23：51）

往返之十二
苦澀和甜蜜＿＿蒙特內哥羅（2024_1_8_MON_08：18）
際遇與緣分＿＿德西小城（2023_1_23_TUE_15：00）

後記
世界
走，過去就是邊境

往返之一
把異鄉走成故鄉＿＿美國佛羅里達（2023_2_5_SUN_13：30）
遙遠的抵達＿＿台灣台北，2023_2_20_MON_19：00）

往返之二
覆蓋＿＿美國紐約（2023_3_6_MON_07：12）
晨霧藥方＿＿台灣台北（2023_3_20_MON_13：30）

往返之三
總有一種時差＿＿法國庇里牛斯山（2023_4_7_FRI_05：12）
每天離自己近一些＿＿台灣台北（2023_4_20_THU_21：00）

往返之四
洗＿＿法國努瓦耶（2023_5_6_SAT_06：15）
讓生命留下餘裕＿＿台灣台北（2023_5_21_SUN_23：00）

往返之五
減少分心的生活＿＿德國柏林（2023_6_7_WED_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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