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微姯流轉
自從任職於台灣文學系後，我對女性文學的研究始終情有獨鍾。我想，有很大的原因，是我在文學中發現早期多數的女性作家總是顯得微弱，甚至常被忽視的性別劣勢，和我自己的生命經歷有很大的共鳴。在我讀博士班的二十一世紀初，我不斷被親友恐嚇學歷太高會有嫁不出去的剩女危機，曾因在意他者的眼光而忐忑不安。進入婚姻後，不僅得周旋於廚房與書房、娘家與婆家，還要負擔較多照料幼女的責任；爾後在初任教職的很多年，苦惱於無法寫出一篇上得了檯面的論文而焦躁不已。也許是因為親歷性別不對等的真實感受，我對於台灣文學中的女性作家總是特別留心。尤其文學史中的五、六○年代與八、九○年代提及女性作家的繁花盛茂，卻獨獨跳過七○年代，因而引起我深入探究的好奇心。於是我發現曾心儀、謝霜天、季季與荻宜這幾位女性小說家，她們透過文字將女性經驗帶入了不同的文學領域。她們書寫的不僅是當時台灣的社會變遷，更是對性別、身份與權力的深刻反思。與大多數男性作家不同，這些女性書寫往往更為細膩，她們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流動，並以獨特的筆觸描繪出女性在那個時代的生命經驗。
也許有人會質疑：在性別意識多元化的今天，還在談性別的二元對立是不是過時且迂腐？文學怎麼還僅限於男性或女性作家的二分框架中？尤其在當代，性別流動與多樣化不已經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我無意對立性別，但我確實閱讀到這群女作家在創作中體現出生理性別帶來的獨特視角與經驗。這不是要強化性別對立，而是承認女性書寫在情感與細膩觀察中的特殊價值。簡單地說，女作家的書寫風格，在某些層面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她們生理性別的影響。但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性別對抗，而是正視女性作家自生理性別展現的書寫特色，以及她們對生命與社會的深刻洞察。
在這本書中，我希望重新評價七○年代這些被忽視的女性作家的作品。沉默不代表缺席，希望透過她們與男性不同的寫作，為台灣文學提供更為全面豐富的面貌。唯有讓這些被遮蔽的女性聲音被聽見，我們才能更深入理解台灣社會中性別與權力的複雜交織，重新定位這些女性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我以為，女性的書寫，不僅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她們是時代的微光，更是性別意識的自覺與實踐。
回想我的女性自覺開端，源自於大學時期修習范銘如老師的「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這門課：肖瓦特（Elaine Showaler）的女性文學三階段、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m Gihert）和蘇珊‧古巴（Susan Gubar）的《閣樓中的瘋婦》、西蘇（Hélène cixous）的「陰性書寫」、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的「反射鏡理論」、克莉堤娃（Julia Kristeva）的「母體語言」。大學時期的我聽得懵懵懂懂，雖然不能完全領略理論的真義，但可以確定的是，女性主義的思維已悄然在我心中萌芽；也促使一向乖巧聽話的我反思：女性是否一定要依照社會框製的模板成型？如果女性不符合社會的性別刻板期待，又會怎麼樣呢？爾後在學術研究的迷惘無助時，總也都是范老師指引我方向以及給予我繼續向前的勇氣，十分感激自己不甚成熟的學術生涯還能有范老師亦師亦友的引領。
因為工作的緣故，這十多年來必須每周往返台中與淡水，在家與職場間不得不的空間移動。我也曾因為無法每日陪伴兩個女兒─珮廷和苡安而感到愧疚心焦，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母親；所幸我的丈夫溫志中教授全力的支持我，一肩擔起超級奶爸的照顧之責，讓我總是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北上執鞭頌書。流動的性別角色，讓我能擁有實踐自我理想的主體性，也讓我更理解家庭與職場間的平衡正是一種動態的實踐。而我每周回到淡水娘家，我的母親游秋珍女士仍然把我當孩子般的照料，她的慈愛與堅韌，是我心目中台灣女性的典範。這些來自家人的支持，使我更深刻地體會這些女性作家生命中的掙扎與韌性；她們的光芒雖微弱，卻為文學綻放出恆久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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