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博弈論模型解析1989年學生運動,揭示政府與學生的戰略互動;多階段分析暴力鎮壓的必然性,提供全新理解框架。
★ 以「理性選擇」理論詮釋政治抗爭,超越傳統結構與文化分析;數據與模型推演,使研究更嚴謹且具說服力。
★ 結合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視角,理論與實證並重;論述清晰,適合學者研究,也啟發關心社會運動的讀者。
鄧方為研究中國近代歷史事件提供了一種極具創新性的研究方法。她為研究1989年中國的大規模學生示威活動提供了一種極具挑戰性的「理性選擇」研究方法。她的研究將引起高度的爭議和長期的辯論。
── William L. Parish,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
鄧方的研究在證明博弈論模型所具有的解釋能力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鄧方提出了在天安門運動中,一個令人困惑的核心問題:為什麼儘管政府和學生都非常希望避免暴力對抗,但這場運動的最終結果仍然是暴力鎮壓?鄧方使用的研究方法極具創意,她為雙方的互動建立了一個多階段的具有不對稱信息的博弈論模型。以這一模型為基礎,她為暴力鎮壓的發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鄧方的研究表明,國家和政治挑戰者之間的戰略互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而這種建立博弈論模型的研究方法,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分析工具。
── Roger V. Gould (1962–2002),生前為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
鄧方選擇的研究主題和分析方法確實不同尋常。這表明她有解決學術疑難問題的雄心,並且渴望超越常規研究方法。她選用博弈論技術研究天安門運動,她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博弈論擅長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人們的戰略選擇如何相互作用。鄧方所做的博弈論分析富有洞察力和新穎性。她選擇了完全適合她關注的抽象層次。她不僅僅依賴抽象分析,還結合了經驗證據,例如: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參與者的數量變化等,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非常清楚地解釋了她的論點。
── Michael Chwe,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
作者簡介:
▎鄧方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馬塞諸塞州州立大學(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 主要著作
《社會運動的意外結果》(Unintended Outcomes of Social Movements),2011年,英國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Books)出版。
◆ 主要譯著
《社會理論的基礎》(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by James S. Cole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1999,2008。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博弈論和經濟模型》(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Modelling, by David M. Krep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國商務印書館,2006,2007。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2001。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社會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節錄)
1989年,有兩張照片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引人注目。其中一張照片中,數以千計的德國人站在柏林牆上歡呼雀躍,慶祝德國的重新統一。在另一張照片中,坦克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轟隆作響,一名中國青年,孤身一人,沒有絲毫畏懼地站在一輛坦克車前,舉起雙手,阻擋坦克車的行進。兩張照片似乎代表了兩個水火不容的世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當世界為共產主義制度在前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崩潰而歡呼時,中國政府由於對北京學生運動的鎮壓,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從那時起,上面提到的兩張照片便成為一種標誌。德國統一那張代表民主,另一張則是極權和反對民主的代表。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已經習慣用「民主─反民主」這樣簡單和抽象的概念對國家的政權性質進行分類,但現實,特別是二十世紀末以來發生在中國的一切卻比這種簡單的分類複雜得多。
當人們用上面兩張照片解釋發生在1989年的兩起重大歷史事件時,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運動的許多特點和詳情都被忽視了,以至於人們無從瞭解事實真相。歲月蹉跎,三十多年過去了,但我們仍有必要瞭解歷史真相。只有準確地瞭解歷史,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今天的中國。對此,斯諾,索爾和克裡斯(Snow, Soule 和 Kries)曾經說過:「在今天的世界上,社會運動以及相應的各種活動已經成為第五產業。因此,為了瞭解我們的社會,我們必須盡力去理解社會運動以及相應的各種活動」(2004,第3頁)。
在這本書裡,我要講述照片裡的故事,更為重要的是要討論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所展示的各種特徵及其重要啟示。
|第一節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
首先,這裡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慘案,對於學生和政府而言,是一種意料之內的結果,還是一種出乎意料的結局?如果對於學生和政府這都是一種預料之中的結果,為什麼中國政府要屠殺人民?為什麼參與這一運動的學生們甘願被屠殺?如果這種結果只對一方是意料之內的,而另一方從未期待過這種結果,那後者為什麼不能採取相應的行動,避免慘案的發生?如果對於雙方而言,慘案的發生都是出乎意料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意外的結果?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只有看清歷史,才能避免這種悲劇在未來再次發生。
為了正確回答這一問題,即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慘案,對於學生和政府而言,是一種意料之內的結果,還是一種出乎意料的結局?我們需要根據學生和政府兩個方面分別討論。
首先來看學生一方。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的慘案,對學生來說,是意料之內的結果嗎?事實上,這一結果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當時,參加學生運動的大多數人,都是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憧憬著各種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光明的未來。當整個世界充滿景仰地觀看著他們為了中國的民主而勇敢地戰鬥之時,這些學生從來沒有認為他們的行動是危險的,即使在中國政府頒佈「戒嚴法」之後,沒有學生相信「人民的軍隊會向人民開槍」。
當時有不少來自國外的目擊者,在1989年5月的北京,他們親身體驗了參加運動的青年學生所洋溢著的樂觀精神。根據「中國日報」(在中國出版的最重要的一份英文報紙)的報導,當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後,超過一百萬人走上了北京街頭,聲援並支持學生。北京的外國商人們感到學生運動的發展震撼人心,他們開始擔心局勢的惡化。5月17日,日本電信電話株式會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駐北京代表處的副主任告訴中國日報的記者,他和他的同事們最初感到非常緊張,但是後來他們發現,大街上遊行的人們個個喜氣洋洋,所以他們的恐懼也隨之消失了(中國日報,1989年5月18日)。
著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Tang Tsou)在他1992年的論文中,專門解釋了在戒嚴令發佈以後,為什麼學生們仍然不願意從天安門廣場撤退:「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人民的軍隊絕對不會把槍口對準人民。這種信念來自何人?為什麼這種信念能夠傳播得如此廣泛?看來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答案。但是,這是一個事實:幾乎所有的學生和北京市民都毫不懷疑地認為,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絕對不會服從任何傷害人民的命令」(1992,第313頁)。
一位加拿大學者布魯克,蒂莫西(Brook, Timothy)曾經描述了廣場上的屠殺發生以後,整個北京充滿了震驚:「使人們感到震驚的不僅是學生死於暴力鎮壓這一結果,而且是軍事鎮壓這一行動本身,這一事件的發生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1998,第5頁)。「人們感到最為驚訝的是『真的開槍了』」(1998,第10頁)。布魯克特別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有這樣的反應:「中國的經濟改革進行了十年,政治上的自由化進展緩慢,但持續前行。這一切都促使人們相信,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經發生的嚴酷的政治現實─清算地主,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右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已經成為中國的歷史。在中國,任何人都知道,即使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嚴酷的政治運動,命令軍隊鎮壓老百姓的事件從未有過。僅有的一次事件,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貴州省,當地的一位指揮員命令他的軍隊向紅衛兵開槍。但這是只發生了一次的孤立事件,和中央政府完全沒有關係。事發以後,這名指揮員受到嚴厲處分。鑒於這樣的歷史,在1989年,誰能相信會發生這樣的鎮壓行動?」(1998,第5頁)
1989年6月3號下午,鎮壓行動開始前的幾個小時,北京的「聯合指揮部」(the Joint Federation of All Circles 其中包括參與運動的各方領導人)召集了一次重要會議,討論當前的局勢。在這次會議中,大家一致同意形勢的發展不容樂觀,但是沒有任何人認為政府會運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
布魯克在他的書中描述道:「一位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生回憶星期天淩晨的情景,他和他的朋友們『認為即將到來的最壞的可能性是大規模的逮捕學生領袖』。至於屠殺,那是他們從未想到過的。另一位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在那天晚上,有著同樣的猜測。『我們感覺到那天晚上要出事。可能軍隊要進城,可能會使用催淚彈。軍隊可能會粗暴地對待廣場上的學生,甚至逮捕他們,把他們投入監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軍隊會開槍』」 (1998,第197頁)。
1989年6月3號,晚上十點半,武力鎮壓在北京苜蓿地首先開始,那是在北京西長安街上的一個路口,距離天安門廣場還有幾公里。就在同一時刻,天安門廣場上一片和平景象。「民主大學」正在廣場上舉行開學典禮,這是學生們自己創立的一所大學。學生們聚集在廣場上,群情高昂。當時聚在一起的有十多萬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預感到政府正在考慮採用某些新的手段實施戒嚴法。但是他們認為,政府很難找到任何行之有效的辦法。因為戒嚴法雖然在5月20號就開始實施了,但是一點作用都沒有。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當人們正在廣場上慶祝「民主大學」誕生之時,幾公里之外,武裝鎮壓已經開始了。
軍隊從西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苜蓿地是必經之地。那裡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眾,其中還有孕婦和十幾歲的女孩子們。人們只有一個目的:攔住軍車,不要讓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槍聲就在耳邊響起,可是人們仍然不相信武力鎮壓已經開始了。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那是軍隊為了驅散人群使用的橡皮子彈。無辜的學生和市民在槍聲中倒在了血泊中,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仍然堅信人民的軍隊是不會傷害他們的。
綜上所述,所有文獻和相應的證據都清楚地表明,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從未想到最後的結局竟然是政府使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
(後略)
▍第一章 社會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節錄)
1989年,有兩張照片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引人注目。其中一張照片中,數以千計的德國人站在柏林牆上歡呼雀躍,慶祝德國的重新統一。在另一張照片中,坦克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轟隆作響,一名中國青年,孤身一人,沒有絲毫畏懼地站在一輛坦克車前,舉起雙手,阻擋坦克車的行進。兩張照片似乎代表了兩個水火不容的世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當世界為共產主義制度在前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崩潰而歡呼時,中國政府由於對北京學生運動的鎮壓,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從那時起,...
作者序
▍前言
「我們走的路是否正確?」我們在開車的時候經常會問這樣的問題。當建設我們的社會時,例如:當我們創立社會規範和價值觀(Norms and Social Values),宣導以某種社會分層(Status Distributions)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或者應對各種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時,我們也會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在朝著我們的目標前進嗎?」如果我們迷路了,就會出現各種預想不到的結果。今天,由於數位技術的發展,我們用上了GPS導航,由此可以順利抵達我們的目的地。但是,在我們建設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時,怎樣選擇正確的道路呢?我們需要一種「社會GPS導航」,而社會學家的使命就是提供「社會GPS導航」。毫無疑問,這是一項極其複雜的工作,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試圖創造一種化解社會衝突的「社會GPS導航」。
這是一本研究「社會運動」的書,它的獨特之處在於把「社會運動」和「反社會運動」作為一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的兩個對立面,並著重研究這個社會系統所具有的各種特徵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後果。例如:1989年中國北京的學生運動,「學生」和作為「反對學生運動」的「中國政府」就是這樣的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系統。本書中的研究表明,這一系統具有四個特點:(1)當社會運動興起之時,政府方面的任何「威脅與恫嚇」(Official Threat)都是徒勞無功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無視威脅的繼續抵抗(Anti-Threat Resistance)將肯定發生。(2)在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採取的策略通常是「次優」策略(Sub-Optimal Strategies)。(3)如果運動參與者在選擇策略時只關注眼前利益(Short-Term Gain),則必將招致長遠利益的重大損失(Long-Term Loss)。(4)政府策略的後續效應,使得學生和政府之間的信息傳遞出現無法彌補的斷裂(Information Gap)。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悲劇是怎樣產生的?上述社會系統具有的四項特徵正是這一悲劇產生的必要和充分條件(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如果歷史在不久的將來重現,如果無論「學生運動」還是「政府」,希望避免1989年的悲劇,唯一的辦法是正確認識和理解上述社會系統所具有的四項特徵。
汽車導航儀的出現是以數位技術(Digital Technology)為基礎的。於此同理,缺乏適當的研究方法便無法深入理解任何社會運動和社會系統的運行。這本書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它採用了博弈論(Game Theory)來研究1989年的中國學生運動。在分析學生和政府之間的策略選擇互動時,「非合作性博弈中的均衡分析理論」(The Analysis of Equilibrium in the Theory of Non-Cooperative Games)是一種極其有用的分析工具。尤其重要的是,使用這種研究方法,我們可以把「時間」(The Element of Time)以及「可獲取的信息」(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這些概念引進社會運動的研究領域,並進一步關注它們對社會運動結果會產生哪些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博弈論的應用對於現存的研究方法是一種補充,它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存在的社會運動是怎樣發展變化的。
▍前言
「我們走的路是否正確?」我們在開車的時候經常會問這樣的問題。當建設我們的社會時,例如:當我們創立社會規範和價值觀(Norms and Social Values),宣導以某種社會分層(Status Distributions)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或者應對各種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時,我們也會問這樣的問題:「我們是在朝著我們的目標前進嗎?」如果我們迷路了,就會出現各種預想不到的結果。今天,由於數位技術的發展,我們用上了GPS導航,由此可以順利抵達我們的目的地。但是,在我們建設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時,怎樣選擇正確的道路呢?我們需要一種「...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社會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
第一節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
第二節 為什麼學者們否認天安門慘案是意料之外的結局?
第三節 從理性出發,主觀能動地建設新社會
第四節 應用博弈論(Game Theory)的優越性
第五節 一個重要的假設(Assumption)
第六節 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互動理論(A Theory of Interaction)
▍第二章 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簡要歷史(自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第三章 政府威脅學生 結果適得其反:一個具有不完整信息的博弈論模型(A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第一節 選擇最優策略的互動結構(Preference Structure):雙方互動的機制
第二節 描述社會運動發展的一個理論模型(A Model of Theory)
第三節 私密信息和一個經過修正的「選擇最優策略的互動結構」
第四節 具有不完整信息的博弈論模型(A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第五節 本章結論
▍第四章 政府的次優選擇(Sub-Optimal Strategies):一個具有雙層結構的博弈論模型(A Two-Level Game)
第一節 一個具有雙層結構的博弈論模型(A Two-Level Game)
第二節 在具有雙層結構的博弈論模型中選擇策略的複雜性
第三節 在兩個不同的博弈論模型之間進行調和(Consistency)的強烈動機
第四節 次優策略(Sub-Optimal Strategies):對普特曼理論的補充
第五節 政府選擇次優策略對社會運動產生的重要影響
第六節 本章結論
▍第五章 社會運動參與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權衡取捨(Tradeoff):重複性博弈論模型(Repeated Game)的動態特徵(Dynamics)
第一節 社會運動參與者在重複博弈過程中改變了他們的信念和判斷:他們認為政府進行武力鎮壓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第二節 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報酬X3,在重複博弈過程中不斷增加
第三節 社會運動參與者的報酬X2,在重複博弈過程中保持不變
第四節 政府選擇次優策略(The Sub-Optimal Strategy)的可能性逐漸減少
第五節 運動參與者的選擇:追求眼前利益,喪失長遠利益?放棄眼前利益,追求長遠利益?
第六節 本章結論
▍第六章 信息斷裂(Information Gap)及流血衝突:最後的博弈
第一節 政府重複選擇「威脅」策略:這些策略是相互聯繫的還是相互獨立的?
第二節 政府的利益:追求眼前觸手可及的利益?還是關注未來尚未確定的利益?
第三節 運動參與者作出正確判斷的依據:僅僅根據以往的經驗或者根據經驗以及對當前形勢的正確判斷
第四節 本章結論
▍第七章 社會運動發展的不變規律
第一節 社會運動發展的不變規律高於「權力」
第二節 社會運動發展的不變規律始於「理性」
附錄(Appendix)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前言
▍第一章 社會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
第一節 1989年中國學生運動的意料之外的結果
第二節 為什麼學者們否認天安門慘案是意料之外的結局?
第三節 從理性出發,主觀能動地建設新社會
第四節 應用博弈論(Game Theory)的優越性
第五節 一個重要的假設(Assumption)
第六節 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互動理論(A Theory of Interaction)
▍第二章 1989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簡要歷史(自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第三章 政府威脅學生 結果適得其反:一個具有不完整信息的博弈論模型(A Game with Incomp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