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樣混進聯合國的？

▌聯合國

1943年希特勒橫掃西歐，日本打遍東亞。美國雖強，卻遲遲沒有出手。
等到1944年6月6日西線諾曼第登陸，同年東線麥克阿瑟反攻，戰勢立即逆轉，德國和日本兵敗如山倒。
美國羅斯福總統，在對日宣戰之前，已有了聯合國的構想，他與英國邱吉爾首相商談，邱吉爾忙於大英帝國後事，無暇顧及。他只有自起爐灶，下令國務卿組織委員會策劃此事。
羅斯福無意於建立世界政府，那是要犧牲國家主權，包括美國自己也要出讓若干利益。他期望的是防範世界第三次大戰於未然。
他最早找邱吉爾談。兩人於1941年8月14日簽訂《大西洋憲章》，聲明待納粹暴政毀滅，欲重建世界和平，建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羅斯福向邱吉爾提議組織一國際組織，擬用英國詩人拜倫長詩「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描述1815年滑鐵盧戰役中的反法同盟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為名。接著1943年11月28日羅斯福和邱吉爾邀蘇聯史達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蘇聯大使館舉行三巨頭會議，史稱「德黑蘭會議」。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於1943年11月29日下午，與史達林舉行了45分鐘的私人會談。羅斯福提出「世界警察」問題。羅斯福認為，未來的聯合國組織最高一級應為「四警察」機構，由蘇聯、美國、英國和中國組成，有權快速處理任何對和平構成威脅的事件和突發事變。羅斯福進一步補充說，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脅時，「四警察」有兩種對付方法：一種情況是，如果威脅起因於一個小國的革命或擴張，「四警察」可以採取隔離的方法，封鎖有關國家的邊界並實行禁運。第二種情況是，如果威脅更嚴重，四大國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問題的國家發出最後通牒，如果這一通牒被拒絕，就將立即對該國實施轟炸和可能的軍事進攻。斯大林雖然讚同，但卻排斥中國列入四警察。英國也主張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統治世界。羅斯福堅持，中國是一個擁有4億人口的國家，把它當作朋友，總比當作一個潛在的麻煩來源要好一些。
由於羅斯福一再堅持，蔣介石的中國於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敦巴頓橡樹園舉行的會議上，與美、英、蘇一起規劃了聯合國憲章的基本輪廓。美國最初的方案是由4個常任理事國和7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後來又提出吸收法國作第五個常任理事國，接著又補充，將來還可能建議增加一個拉美國家為第六個常任理事國，即巴西。美國認為，巴西的人口、面積和資源使它有充分的理由加入常任理事國。巴西還在二戰中為反法西斯盟國的勝利作出了傑出貢獻。蘇聯代表堅決主張，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暫定為四國；以後法國加入後，為五大國。英國代表也反對巴西作為常任理事國。
1945年2月11日，雅爾達會議結束，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發表聯合聲明，定於4月25日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1945年6月26日，舊金山制憲會議圓滿結束，《聯合國憲章》正式簽署。憲章第23條明確規定：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為：美利堅合眾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中華民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法蘭西共和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從此被正式確立。1945年10月24日，四十六國簽署批准憲章，聯合國於焉登場。
蔣介石的中國是弱國，抗日慘勝，全靠美國的兩顆子彈。史達林和邱吉爾瞧不起蔣介石，而且史達林在許多國家都建有「蘇維埃」，中華蘇維埃處在陝甘寧邊區，蔣介石遲早是他要消滅的敵人。
另一方面，羅斯福和邱吉爾卻百般遷就史達林。若史達林拒不參加聯合國，他們的世界組織就沒戲了。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已佔領比帝俄，甚至比蒙古帝國，更大的領土。為實現征服世界野心，列寧早在1919年3月就在蘇聯成立「共產國際」。後來史達林為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名義上取消「共產國際」，實質上它在世界各國的宣傳和秘密活動並未中止。譬如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共產黨的扶持，一部分交由中共分擔。
列寧得勢之後，將俄國改名為蘇維埃聯邦。蘇聯就是蘇維埃聯邦的簡稱，它也不是國，而是高於國家的聯合體，它與聯合國的形式差不多相同。蘇聯之外，還有由克里姆林宮指揮的「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陣營。預期供解放全世界使用。史達林那時夢想解放全世界，首先要顛覆歐洲民主政府，進而赤化美國。
史達林對參加聯合國開始就沒有興趣，因為他已有自己的超乎國家實體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將來還要吸納全世界。因此對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倡議採取冷處理，再三敦請之後，才勉予答應，並要求說，蘇維埃聯盟已有十六個共和國加盟，這十六個共和國應通通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羅斯福開始反對，後來不得已妥協，蘇聯最後除其自身外，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成為會員國；所以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中擁有三票，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在安全理事會擁有常任理事國一席。數十年後，這三票變成蘇聯解體的分裂線。
羅斯福為防止各國以歷史固有領土為藉口，他主張維持戰後領土現狀，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變更。後來有少數國家不遵守這項約定，中共聲稱釣魚台為固有領土，日本要求俄國歸還北方四島等。那時蘇聯在戰後已佔領許多別國的領土，羅斯福乞求蘇聯放棄；而許多亞非拉領土仍處於歐美國家的殖民地狀態，蘇聯則要求逐步結束。聯合國原計畫設反殖民事務部，按照列寧邏輯，反殖民就是反帝國主義。不得已，經聯合國專家委曲求全，定名為怪異的「非殖民化」。
聯合國從創立那天起就帶有左傾趨向。
羅斯福是民主黨人，思想左傾，心腹很多是親蘇分子，如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財政部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他的新政包含許多政府干預的社會主義政策。據史達林的情報頭子貝利亞兒子自述，華萊士好酒好色，事實上是蘇聯情報員（Sergo Beria著，Beria Mon Père，法國Plon/Criterion出版，1999，第158頁）。二戰期間，羅斯福敬佩史達林勇敢抵抗希特勒，聽從蘇聯出身猶太人遊說，通過租借法案大力援助蘇聯，寄望蘇聯拯救歐洲。處處委曲求全，認為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對於資源和市場的爭奪，為防範大規模的世界大戰，讓當時的五強擁有關鍵性的否決權。五強中有一國不同意，就無法通過普遍性的決議。即使如此，美國乘蘇聯遷怒不出席場合，啟動近乎世界大戰的韓戰。
羅斯福政府決策層又有蘇聯間諜潛伏。
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在上世紀30年代時就與蘇聯政府頻繁來往，「以美國政府官員的身份行間諜之實」。希斯1936年進入美國國務院，1944年就任國務院特殊問題政治局局長。1945年2月，他以顧問身份陪同羅斯福總統，出席在蘇聯舉行的美英蘇三國高峰會議─雅爾達會議。
在雅爾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史達林制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強利益分配方針，形成了「雅爾達體系」以及後來的聯合國。
許多人批評雅爾達會議，使蘇聯及各國共產黨得以控制中歐、東歐以及亞洲許多國家。羅斯福和邱吉爾為爭取蘇聯紅軍對日本宣戰，向史達林妥協，會議部分內容侵犯損害中華民國權益甚大。
雖然無法確定雅爾達會議開始前和會議期間，希斯給予了史達林多少一手情報。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蘇聯在雅爾達會議上處處得到先機，而且似乎美國的底牌都很清楚，雅爾達會議對蘇聯來說佔盡優勢。在雅爾達會議上，美蘇通過密約形式，確認蘇聯戰後獲得日本千島列島，並讓史達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並占據瓜分中國的權利，這直接嚴重損害了蔣介石中華民國的權利。
至於日本北方四島，美國國務院內部認為，南千島群島由於歷史與原居民民族關係，不應被列入轉交給蘇聯的領土範圍。並據此向總統提交了建議書。根據事後調查，羅斯福並未閱讀到該建議書，而是採納了希斯的建議，將南千島群島作為北海道的一部分「整體移交給蘇聯」。這也成為日蘇領土爭端的根源。
希斯的間諜行為一直都沒有被美國察覺，直到在「麥卡錫運動」中被指控為共產黨分子和蘇聯間諜。1948年8月，《時代》周刊編輯、前美國共產黨員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向美國政府舉報希斯，稱希斯企圖在政府機關內安插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並向蘇聯提供國務院機密。
當時的《時代周刊》刊登了這個世紀新聞，因為涉及到核心人物，一時之間全美國都沸騰了。輿論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希斯就是蘇聯共產黨的間諜，要求嚴懲；另一派則宣稱他是無辜的，是被共和黨政客和蘇聯特工給陷害了。美國法庭拿希斯很無奈，因為共和黨人提交的指控材料（文件、微縮膠片、打字機）是1938年之前的，美國法律規定間諜罪的追訴時效只有10年。換句話說，這些證據無法定他的罪。
美國政府並不甘心，以偽證罪判處希斯5年有期徒刑。希斯在監獄中僅服了4年零8個月刑，被提前釋放。他92歲死，死前出版自傳《一生的回憶》（Recollections of a Life），否認曾為蘇聯間諜。
蔣介石最初欲將中共排除於聯合國組織事務之外，但禁不住蘇聯和宋慶齡施壓，最後是羅斯福「不提供實際援助」要脅，促使中共代表董必武與列。
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在舊金山召開，50國政府及諸多非政府機構參與並起草《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內部組織仿照蘇聯共產黨的組織，例如聯合國最高首長稱Secretary General，是共產黨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的倒置。辦事處稱Secretariat，則照搬共產黨「書記處」。最高行政機關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則是蘇聯共產黨的政治局（Politburo）。當時聯合國憲章的中文翻譯員想必十分為難，他們都是反共的國民黨官員，當然不會依照共產黨的思路去翻譯這些名詞，把應該譯為「總書記」的譯為「秘書長」，「書記處」譯為「秘書處」顯得不倫不類；「政治局」則譯為安全「理事會」。
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特務組織）克魯格羅夫（Sergei Nikiforovich Kruglov）將軍為蘇聯代表團成員之一，負責聯合國的組織，回國後，向史達林的劊子手貝利亞兒子說，他在會議場散步時，看到二十多位熟面孔，也就是蘇聯間諜混跡各國代表團中（參見Sergo Beria著，Beria Mon Père，第176頁）。
聯合國成立之後，威脅世界和平的最大根源一是來自共產主義的擴張，二是反西歐文明的恐怖主義，這些都是創建聯合國的羅斯福和邱吉爾始料所不及的。
羅斯福一生敗筆，莫過於拉攏蘇聯，讓它輕而易舉佔領東歐和朝鮮、中國東北，幫助中共打敗蔣介石。其實，以美國的實力，即使沒有蘇聯的幫忙，也能打敗德國和日本。美國有殺手鐧，就是原子彈。它只不過向日本的邊緣地區丟了兩顆原子彈，日本天皇忙不迭地宣布無條件投降，若在柏林市中心也丟一顆原子彈，希特勒即使不死，也只能自殺而謝國人。蘇聯在德國和日本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後，才出兵，撿收成果，佔領東歐、滿洲、朝鮮，與美國平分天下，分庭抗禮。蘇聯若沒有出兵，歐陸和東亞都是美國一國佔領，扶持民主，也就沒有後來蘇聯的擴張，自然也沒有後來的韓戰和越戰，以及現在的中共強大，無謂耗費美國許多人命和資源。世界也會比現在和平得多。
聯合國第一任秘書長呂格韋‧賴伊（Trygve Halvdan Lie）出生於挪威奧斯陸，1911年加入挪威工黨，後取得律師資格，選入挪威議會。1935年，他加入約翰‧尼高斯沃爾內閣，任司法大臣，不久轉任貿易大臣。
賴伊是忠誠左派，而且是蘇聯十月革命的擁護者，與列寧會過面，與蘇聯淵源甚深。他接納被史達林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不久又勸其離境。
賴伊率領挪威代表團參加了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並主持了安理會章程的起草工作。次年2月1日，他被選為首任正式的聯合國秘書長。他的獲選得力於史達林的全力推薦，而美國卻不得不妥協。
賴伊在回憶錄中說：「我可以說是被推向秘書長這一職位的。當時的世界被動蕩、貧窮和大國對抗所困擾。而這個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的秘書長的職責就是要維護這個世界的和平和促進它的進步。這一挑戰是我做夢都不敢想像的，同時它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場惡夢。」賴伊所說的這一惡夢是指當時的蘇聯由於他支持向朝鮮戰場派遣聯合國部隊並努力結束蘇聯對聯大的抵制而開始對他發難。事實上，蘇聯在他任職的後三年裡拒絕承認他。加上參與對左翼人士進行大規模迫害的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指責他在聯合國雇傭了許多所謂的「不忠誠的」美國人，使得他不得不在1952年11月10日宣佈辭職。

▌聯合國

1943年希特勒橫掃西歐，日本打遍東亞。美國雖強，卻遲遲沒有出手。
等到1944年6月6日西線諾曼第登陸，同年東線麥克阿瑟反攻，戰勢立即逆轉，德國和日本兵敗如山倒。
美國羅斯福總統，在對日宣戰之前，已有了聯合國的構想，他與英國邱吉爾首相商談，邱吉爾忙於大英帝國後事，無暇顧及。他只有自起爐灶，下令國務卿組織委員會策劃此事。
羅斯福無意於建立世界政府，那是要犧牲國家主權，包括美國自己也要出讓若干利益。他期望的是防範世界第三次大戰於未然。
他最早找邱吉爾談。兩人於1941年8月14日簽訂《大西洋憲章》，聲明...

▌自序

我生性魯直，後知後覺，有些人批評我說，你何德何能，怎麼就混進聯合國？
我出身台灣苗栗貧困鄉下，小時放牛，與草木蟲魚為伍，注定一輩子必須靠勞力，兢兢業業，才能維持溫飽，怎麼說都與遠在天邊的聯合國無緣。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陰錯陽差，我不但混進聯合國，而且無災無難公卿幹到六十歲屆齡退休。
我在窮鄉僻壤的小學畢業後，勉強考上苗栗農業學校，準備子承父業。初農畢業時，暗戀村長女兒，知道她在苗栗中學，就偷偷去考苗栗中學高中部。我僥倖錄取，她已離去。我高中畢業，又糊裡糊塗考上東海大學，那年文理不分科，我分數低，被分到政治系。東海是教會大學，由美國人教英文，我聯考英文三十九分，英文按程度分ABCDEF班，程度差，被分到E班，差不多是從零開始學起英文。老師以直接法教授，老師Miss Crowdford剛從美國來，一句中文也不會。上課數星期後，老師夜晚逐個請學生逐個到她家個別談話，她那時還年輕，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與洋女人單獨相處。她先請我喝咖啡，那是我第一次嘗咖啡，苦澀難耐，她看出我皺眉，示範我加糖加奶。她見我一臉茫然，問我是不是聽不懂她的話？原話是「Do you understand me?」我自作多情，竟以為她是在誘惑我，問我是不是理解她的心意，滿臉漲得通紅。她見我如對牛彈琴，勸我多喝咖啡。我連乾四杯，那晚竟通宵失眠。
大一，張佛泉教我們政治學概論，要我們要直接讀英文教科書。他只簡單講大意，我只有查字典逐字逐句去讀那本教科書，有些句子怎麼讀也讀不懂，有一位好心的同學，告訴我重複多讀幾次，停數分鐘或數日後，就會懂了。我按照他的辦法，讀了大半年，把全書讀完。那確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它以進化論來論政治學，認為政治是社會現象，不是哲學，也不是精確的科學，稱之為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是不對的。
大二時選「通才教育」（現在改稱「通識教育」），選了牟宗三的課，他以超越理性講心性之學，光《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兩句就講了半年，聽得我如醉如癡，立志研究人生哲學。我轉入中文系，打算跟他學。中文系的入學分數比政治系低，我成績也不出色，系主任張佛泉沒有挽留我。我轉入中文系後，發現牟宗三已在暑假期間離台赴港任教。我不得已，在中文系改從徐復觀學人性論史。他以（歷）史治哲（學），很契合我的務實素性。
大學畢業，承徐復觀錯愛，聘我為助教。單身職員住「白宮」宿舍，裡面兩排十多間單人房，雜住助教和美國英語教師。英語教師年紀與我們相仿，與我們同桌吃飯，他們都在學中文，有困難的中文問題，常找我這個中文系助教問，有時我們也一起散步，逼得我非開口說英語不可，開始結結巴巴，說多了，也能達意。不斷自我更正錯誤。我讀英文書沒有間斷，先讀容易懂的書；難懂的書也找來拼命讀，我還借了外文系同學的莎士比亞全集，讀了大半本。英文書讀多了，先前不懂的英文文法也豁然開朗。我用這種嬰兒牙牙學語的方法學英語，話說多了，自然而然，不會說的也會說了，讀不懂的也讀懂了。不只把英文學通了，後來竟靠英文維生。我也靠這個方法學會日語，目前我正用同樣的方法學法文。
我學了牟宗三的玄學，誤以為佛法更為深奧，自力學佛學。漢譯佛經看不懂，中文佛書又太淺，我盡力找英文佛學著作來讀，我利用圖書館，同時買盜版書讀；我差不多把全部鈴木大拙的禪宗書看完。不知為什麼，觸動我起意要去印度學梵文。經過努力，我獲得印度巴拉納斯印度大學的入學許可後，因與中文系主任梁容若相處不睦，毅然辭去東海大學助教，到台北等待簽證。等了幾個月，因台灣與印度之間沒有邦交，簽證被拒。我毛遂自薦，回故鄉母校苗農教國文。
徐復觀從旁人打聽我流落苗栗，把我推薦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李濟聘我至史語所當助理員。但是我學佛的欲念始終盤旋腦中。四年後，東京大學佛學教授中村元訪台，徐復觀請吃飯，我奉陪，我讀過中村的書，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飯後，我隨他到他住宿的飯店用英語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回日後很快寄來東京大學研究生證件。我於是赴日到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科跟他學梵文和佛教。
我到東京大學，辦完入學手續後，吃驚地發現研究生只是旁聽生，需要考試及格才能當正式生。
我帶的錢很少，不知省吃儉用，很快花完，開始打工。上課和打工之餘的假日，常去找在東京大學念博士的東海前輩鄭欽仁聊天。他曾受白色恐怖之害，左傾又具台獨意識。他介紹我去內山和東方書店找左派書看。因剛從台灣禁書牢籠解放，我如飢若渴讀一些台灣看不到的香港或大陸出版的書，感動最深的是史諾（Edgar Snow）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英文本，中文版名《西行漫記》。
現在回顧史諾，他青年時期，一頭拱進延安，出來之後，全心全意宣傳毛澤東，歌頌共產黨，其動機可能是追求新鮮新聞，打出名號。他那時受到時代侷限，還多少情有可原。晚年，他在瑞士過布爾喬亞生活，仍然時常應邀奔赴文革北京。以他交遊廣闊，見多識廣的新聞記者背景，難道會看不出中國人民貧窮落後和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中國的那一套與他過的生活情調格格不入。然而他仍然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宣傳毛澤東的書，顯然是因他可以進出中國的特權，販賣獨家消息圖利。我不禁要追問，難道他所影響我的第一本書《紅星照耀中國》，是否也為這種違心之作？
史諾夫人洛伊斯‧惠勒‧史諾（Lois Wheeler Snow）死前說，一九七○年（他們夫婦）首次到訪中國時，她和丈夫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和她一起觀看乒乓球賽，與孫中山的妻子宋慶齡共進晚餐，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在國慶遊行時，她和她的丈夫與毛澤東並肩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後來，毛澤東藉此向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發出願與華盛頓建立關係的信號。
一九七○年代初，史諾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毛澤東和周恩來派出三名醫生、四名護士和一名譯員前往瑞士，照顧他們。出賣良心，竟能得如此豐厚回報，可能是出乎他當年預想之外吧。
我既不能在東大當正式生，逐漸連旁聽也很少去。為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打工。我拿了辛苦工錢，情緒苦悶，常常跑去喝酒。惡性循環，愈陷愈深，前途一片黑暗，幾乎無法自拔。
我住處鄰居有一美國人，當兵退役，自費來日本留學，與日本女友同居，日語流利。我們成了好友，在我日語還說得結結巴巴時，他常替我當日語翻譯。我介紹他看《紅星照耀中國》和其他談論台灣蔣介石腐敗政權的英文書，他受我影響，也變成左派。還利用我介紹的書籍完成上智大學的碩士學位。很快一年過去，我需要學生證明，才能到日本出入國管理局申請延期。我既不去東京大學上學，第二年就由他介紹我到上智大學，拿研究生證明，辦好延期後，連課也沒有去上。
國民黨儘管從小灌輸我愛國（中華民國或中國），但對我影響很小，長輩恨外省人因外省人佔盡他們的便宜。我在台灣學校功課，成績都不出色，沒有人勸誘我入國民黨。進大學之後，我不會講閩南話，朋友多是外省人，我記得那時最要好的朋友是單身在台流亡學生，母親在香港難民營，姐姐左傾留在大陸。我雖然沒有直接受到國民黨的迫害，也聽說不少國民黨的劣跡，我最終在東京被徐逸樵的言行感動（或欺騙）而成為毛主義者。
我自台啟程赴日之前，徐復觀從他收藏的名片冊中，抽出十餘張名片，叫我抄下地址和電話，要我有空去找他們請教。其中有徐逸樵，徐復觀那時就向我強調說，徐逸樵是共產黨員。
徐復觀怎麼會與徐逸樵熟識？他們都是蔣介石幕僚，徐復觀在蔣的內圈，徐逸樵追隨王芸生，屬於蔣介石外圍的日本專家。台灣《自由中國》主編雷震，留日出身，徐逸樵化名替雷震寫日本通訊。徐復觀兩次赴日，透過雷震引薦，兩人在反蔣方面，有許多共同話題。
我在台灣時，因好奇透過英文書，已讀過一些共產主義的理論。國民黨在台灣愈宣傳反共，愈引起我對共產主義的好奇。我正想見見共產黨是怎麼樣的三頭六臂，在那麼短的期間內席捲半個世界，並把蔣介石趕到台灣。聽說有這麼一位現成的共產黨員，自然想見一見。
我在東京安頓之後，打電話給徐逸樵。他在電話裡告訴我說，已接到徐復觀對我獎掖的信，他叫我如何乘地鐵到澀谷，改乘某號巴士，到何處下車，依址就可以找到他家。折騰了大半天，我到了徐家。他家是獨門獨院的兩層樓木造房。我那時還不知寸土寸金的東京都內獨立家屋的市值。依照我現在熟悉東京房地產的行情估計，他那棟豪宅現在約值五百萬美元以上。
我見家裡只有他們夫妻兩人，我後來查出，他是一八八九年生，他見我那年時七十二歲，太太年紀略小，兩人都十分健康，生活完全自理。
他們見到我十分熱情，略為寒暄之後，他就跟我談日本古史，認為日本文明都是源自中國，他特別提起鐵器。他驚奇我對中國古籍熟悉，引為同道。他大概很少有機會與念中國古書的人談話，如忘了關水龍頭的自來水，滔滔不絕。我也一無拘束，放言高論。
以後我每次去，她太太都先燉了日本飯館不賣的豬腳，為我解饞。他又發現我喜歡喝啤酒，也先買了許多啤酒，他們夫妻卻滴酒不沾。有時我啤酒喝多了，睏得眼睛實在睜不開，他一個人還繼續說下去，我醒後才答話，他似乎也不在乎。
我當時還無法充分理解他的寂寞。現在的我比當年的他還老，增多了人生閱歷，處身於他當年的境地，完全理解老人的寂寞。他信仰共產主義，生活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看什麼都不順眼，看到我這好學青年，嚮往共產主義，立即引為同道。
徐逸樵進東京高等師範。老師之一是後來編《大漢和字典》的諸橋徹次。諸橋獨力編纂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字典。他大部分資料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戰後又重新搜集資料，終在晚年竣工。本以為台灣會有人買他的字典，但是台灣很快就出版了盜印版，張其昀也找些研究生將他的字典翻成中文，改名《中文大字典》出版，令他喪失不少應有的版稅收入。日本戰後，糧食缺乏，糖果糕點根本買不到。日人好甜食，戰爭一結束，徐逸樵是麥克阿瑟太上政府成員的中國軍事代表團的團員。到了日本後，首先想到恩師諸橋，知道日人最缺糖，於是帶了一包糖到他家。諸橋見到麥克阿瑟政府吉普車開到他門口，他在戰前已是名人，以為他犯了甚麼罪，要來抓他，戰戰兢兢地出來，看到一個中國人，卻不認識。因他教出的學生很多，與徐逸樵也分別多年，一時認不出來。徐逸樵跟他解釋半天，他才理解來者是善意。鞠躬多次，收下糖包。這在徐逸樵上小事一件，諸橋卻為此感恩不已。以後每年這一天，諸橋一定請徐逸樵到外面餐館吃飯，數十年不間斷，直到諸橋老得走不動了，他還每年送禮物和親筆寫信來問候。後來日本經濟發達，諸橋成了日本的國寶，徐逸樵卻被吊銷中華民國護照，地位近乎難民，主客易位，諸橋對他依然禮遇如舊。
徐逸樵學成回國，住在上海，留日歸國學人，以內山書店為中心，形成非正式團體。魯迅、郭沫若都來過，他還在不同的時候見過這兩人，但與他們沒有交情。但他後來與郭沫若同第二任夫人佐藤安娜生的第二個兒子郭博很熟。據徐逸樵向我轉述，郭博每見到徐逸樵必罵他父親郭沫若無情無義。郭博隨安娜到中國尋夫，發現郭又有新歡。郭將安娜一家安置在大連。最近見日文報紙載安娜女兒育有一女，搬回日本，成為大學教授，是有名的郭沫若專家。
徐逸樵畢業後回國，在蔣介石內圈似乎官運亨通。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國內因國民黨亂發金元券，通貨膨脹日益嚴重，他被派往日本任職麥克阿瑟太上政府內中國代表團團員，領美金。
徐逸樵沒有回中國大陸，在日本長居。我初見他時，驚異的是羨慕他生活闊綽。他說他致富之道是買賣房地產。房地產買賣首先要有本錢。我始終對他本錢來源抱持懷疑態度。
他知道我英語流利，有一次他叫我隨他到日本最高級區西麻布，與一位洋人房客談判。那單棟洋房極大，在半山坡上，獨門獨院，與附近人家遠遠隔開，是我到美國之前見過的最大豪宅。洋人很乾脆，只要求房價不漲，就願意續租，徐逸樵也很爽快，一口答應。我不記得房租多少，只記得似乎是我沒有想像過的天文數字。我問這是他的房子嗎？他說不是，它本來是清朝政府財產，駐日代表團繼續管理，代表團裡面心向祖國的一批人在代表團撤廢前，紛紛將這些不動產變更到私人名下，不交給蔣介石政府，準備將來交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徐逸樵是徹頭徹尾的毛澤東主義者。我身處異國，人生歷練不足，在他感召之下，很快變得極端。
我在東京從報上看到一批台灣人組成的華僑總會，由會長帶領南下長崎，響應「毛主席」號召，仿照紅小兵行徑，去砸那裡的孔子廟。那是一八九三年所建的古蹟，他們的舉動自然與日本當地警察產生衝突。我當時還暗地佩服這些僑領的勇氣。後來我也認識了那位會長，循循儒者，樂善好施，還幫我找到六本木廬山飯店的洗碗工作。
有朋友說，人一窮就左，一闊就右，應用到我身上正合適。人一無所有時，恨不得共別人的產，有錢時，就怕自己的錢被別人共去。發生共產革命的國家差不多都是窮國，愈革命愈窮，愈窮愈革命。
我變左後，學業荒廢。東京大學入學大學院考試那天，正值日本各大學受中國文革及美國反越戰影響，發生大規模暴動，東京大學被鎮暴警察包圍得如鐵桶一般，大門不讓進出。我不得其門而入，因此錯過入學考試。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另有邊門，知情的日本學生從那裡進去考試，等我發覺時，為時已晚。
我帶來日本的錢很有限，又不會省吃儉用，錢很快花完，為了吃飯開始找工作，不知怎麼找到東海中文系同班同學林武照，他熱情為我介紹打工。他早我幾年到東京，日語精通。我小時也幹過農活，城市活，按經理命令，隨時變換，我動作遲鈍，時常挨罵。因為工作時間太長，我認為妨礙學習，心理不適應，覺得苦不堪言。
我先隨他在超市工作，我負責賣醬油。早上排隊如軍隊般由超市經理訓話，說明今天工作重點，如醬油特賣，醬油組需多派人，注意醬油架上是否貨源充足。工作辛苦，我沒有幹多久，就無法繼續幹下去。
我改在打珠子店負責清潔打掃。然後又在三溫暖店擔任清潔工。三溫暖裡面的客人都是赤身裸體，為表示對客人尊重，清潔工也不能例外，需要裸體工作。我不習慣赤裸裸在人前走動，幹不到兩天我就辭職。
我最常幹的是飯館洗碗，端盤送菜輕活需與客人打交道，非精通日語，不能勝任。我這新手，只能整天雙手泡在熱肥皂水中，不停洗刷。晚上回家，雙手紅腫不堪。
打工店主都是華僑店家，也都是我的東海同班同學林武照替我找的。一般日本人開的店不會請我，首先口頭日語就過不了關。
有一段時間，林武照與我頂下一間叫「札幌」拉麵連鎖店，由我們兩個人下廚賣麵。由於麵館前面一兩年內要拓寬，麵館遲早會被徵收由都政府賠償損失。都政府給錢大方，店主坐等賠償金，麵館即使不賺錢也讓我們兩個外行人經營。我們早上十一點開店，工作到深夜，收入開始不錯。
我與林武照算是札幌總公司的雇員，一個台灣人是該公司的檢查員，他一星期來我們店一次收錢。來了就自己下麵，加麵加料，免費飽餐一頓。他與林武照說閩南話，但由於我不會說閩南話，和我則必須說國語。他對說國語似乎很反感，故對我有敵意。他是台大政治系畢業，在東京大學老早修完博士課程，不能拿博士，是激烈台獨，因回不了台灣，單身在東京過一天算一天。來多了，與林武照也談女人。由於未婚，他有很深的性苦悶。有一天告訴林武照說，他前一晚與瑞士的白種女人發生關係，花了他幾個月的積蓄。後來林武照來美，談起舊事，談起這位台獨，說他晚年已不是台獨，花錢從中國娶了一個年輕老婆，從事中日貿易。
因我們不懂麵館經營之道，沒有認真工作，生意愈來愈差，不到一年，客人減少到無法維持，只有再頂給別人；又開始做那些有一天沒一天的苦力零工。
東京混不下去，我的舊識拉我去廣島，在廣島大學混了個東洋史碩士學位，年紀已經一大把，前途茫茫，陷入我人生的最低潮。
東京另有一位東海同屆經濟系同學姓周，在東京開麵館，有一天，他參加東海大學同學會，歡迎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蕭繼宗到會。蕭在東海大學曾教過我，大概是因為我與徐復觀走得太近，不喜歡我。我查看他生平，他原是孫立人的秘書，到台灣後，成了蔣經國駐東海大學（秘密）特務最高頭目。孫立人是被蔣經國打倒的，蕭繼宗可以從孫派的人一變而為敵對的蔣經國重用，並進入蔣經國權力核心，必然有過人的能耐。
蕭在我任助教期間曾與一肥胖女學生談戀愛，鬧得校園內沸沸揚揚，最後由蕭太太善後，說服女學生退讓，成全他們夫婦白頭偕老。
蕭退休離開東海大學後，國民黨秘密幹部浮出水面，任國民黨高官，後來以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委身份，訪問日本，在東京召見東海大學校友，問及我的近況，提及他聽說我已投共。周把蕭的話轉告我。
我是膽小人，護照過期，也不敢到大使館延期。不久簽證也到期，沒有護照，就不能申請簽證。我正走投無路時，東海中文系有一後期同學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修完博士課程，找工作，準備應試聯合國翻譯。來信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去考，他可以拿到報名表。我以為聯合國翻譯的英語一定很難。我又非英文系畢業，也沒有在英語國家留過學，很是遲疑。他回信說我一定考得上。報名表是我在東海大學前期同學陳治力替我拿來的。他是保釣分子第一次應邀到中國大陸訪問的五人團之一。
我與聯合國在東京辦事處來來回回通信幾次，決定在東京的聯合國的一個附屬單位─似乎是亞洲研究所印度人所長辦公室內考試。所長很忙，一邊接電話，一邊監考。我專心考試，他大聲說話，我聽而不聞。考題有英翻中、中翻英，以及法文等其他語文。中翻英最重要，我知道大陸流行的白話文都帶有洋腔洋調，我突然心血來潮，反其道而行之，盡量用典雅白話文翻譯。我學過一點法文，看法文試題似乎能應付過去。那印度主管對我很照顧，告訴我答卷，要有完全把握，才下筆。我聽他話，沒有翻法文。事後回想，沒有翻是對的。就這樣考了三整天試。
我讀一般英文沒有問題，寫也勉勉強強。考前，我到東京內山書店找尋北京出版大陸人寫的英文宣傳讀物，以便熟悉大陸人的英文書寫習慣，大陸人寫的英文政治性文章，教條連篇累牘。我只找到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在聯合國特別大會演說詞中英對照本一冊，把它讀得滾瓜爛熟，幾乎可以全文背誦。誰知天下竟有這等巧事，聯合國試題的中譯英竟然就是鄧小平演說詞的一整段，我如實抄上，可能得了滿分。
我現在還記得鄧小平演說詞引周恩來一九七三年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作結。這個「要」字，中共欽定翻譯是want。我當時若非事先看了北京中英對照，我一定不敢那麼大膽而霸氣地使用want，而會譯為wish或desire。
考試最重要的是英翻中的「一般性文件」（general paper）。因我在中研院史語所讀了近五年《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古文根基比一般留美學人深厚。我記得試題中出現disarmament，我平日不關心國際事務，不知怎麼譯，心血來潮，自作主張，按《左傳》譯為「弭兵」，回家查大陸出版的英漢字典，發現譯為「裁軍」。我想這下完了，心中忐忑不安。我進入聯合國後發現舊同事中有出身北大和清華者，他們熟讀古籍，能作舊詩，可能是他們之一看我考卷，我因「弭兵」而得福。
考完半年不到，來信說我考取，派來聯合國官員，路過東京，用中文口試我，沒幾句話，就說我通過了，臨別告訴我，還說我得了高分。我生平考試多次，差不多每考必敗。獨獨這次考聯合國翻譯成功。我之被錄取，非我之能，可說是各種機緣巧合。
我安心回去東京六本木廬山飯店打工等待，不久聯合國寄來聘書、到美國大使館拿了簽證，第二天就飛往美國舊金山，次日赴紐約聯合國大廈上班。
我一九七五年進入聯合國時，中共已經替代國民黨。同事多數是國民黨時代的舊人，少數是因保釣有功考進去的左派台、港留學生。他們兩批人絕大多數是外省人。經過幾年之後，陸陸續續來了少數大陸共產黨人，迄我退休時，大陸人已過半數有餘。
我幹到二○○○年屆齡退休為止，共二十四年，佔我人生三分之一。我人生最精華部分虛耗於朝九晚五無休無止的人事漩渦。心煩時候，寄情讀書和旅行。捱到六十歲離開聯合國，才真正鬆了一口氣，慶幸無災無禍，全身而退。退休之後五年，我仍住在紐約，因是驚弓之鳥，走路都要避開是非之地數百公尺，最後一了百了，搬到日本鄉下京都，度我餘生。
我回顧聯合國歲月，歷經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朝，不過我心態上卻似乎經歷三朝。國民黨一朝，保釣二朝，共產黨三朝。欲知其間人物餘聞趣事，且聽三朝遺老，細細道來。

▌自序

我生性魯直，後知後覺，有些人批評我說，你何德何能，怎麼就混進聯合國？
我出身台灣苗栗貧困鄉下，小時放牛，與草木蟲魚為伍，注定一輩子必須靠勞力，兢兢業業，才能維持溫飽，怎麼說都與遠在天邊的聯合國無緣。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陰錯陽差，我不但混進聯合國，而且無災無難公卿幹到六十歲屆齡退休。
我在窮鄉僻壤的小學畢業後，勉強考上苗栗農業學校，準備子承父業。初農畢業時，暗戀村長女兒，知道她在苗栗中學，就偷偷去考苗栗中學高中部。我僥倖錄取，她已離去。我高中畢業，又糊裡糊塗考上東海大學，那年文理不分科，...

自序

▌第一部分　國民黨篇
聯合國
國民黨
情欲
老人幫

▌第二部分　保釣篇
李我焱
加州三雄
曾仲魯
官二代
夕陽紅
龍女
當權派
台灣幫
廣東幫
新加坡人
林雲
殉道

▌第三部分　共產黨篇
翻譯公司
預訓班
共產黨
天安門
扣薪
大逃亡
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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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
國民黨
情欲
老人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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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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