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華達：愛至上‧凝視生命‧記憶時間‧遊走真實與夢想的影像詩人

前言
 
1 觀看的藝術
2 穿越時光的旅程
3 時代的見證者
4 開創自我天地的藝術
 
羅莎莉‧華達的致謝
圖片版權出處

前言
 
       那天早上，安妮住家的窗台出現三顆馬鈴薯，上面畫著三顆紅心，這是對她的電影《艾格妮撿風景》（LesGlaneurs et la Glaneuse）充滿溫柔與敬意的致意，也呼應了她以馬鈴薯造型現身參加200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前一天，有人在她的窗台放上一束向日葵，向她的電影《幸福》（LeBonheur）致敬，那是她鍾愛的花，她非常熱愛梵谷，在那部片中，向日葵既不是裝飾也不是象徵，卻散發一股迷人的氣息。眾所皆知，向日葵追隨太陽的軌跡，黃昏時才彎下莖幹，收起花芯四周的花瓣，等待黎明再次綻放。
       安妮亦是如此，傾心於光的流轉，著迷於觀察現實，她擁抱生命、活力充沛、光芒四射，而她也經歷過諸事不順的艱難歲月，那些時候她就專心蓄積自己的力量，以便日後更有力地重新出發。
       安妮談過很多她的工作，也寫過許多自己的故事，還經常拍攝自己的生活。她為人如此出色、嚴謹、真誠又慷慨，以致不鼓勵任何試圖為她​​作傳的嘗試。我甚且懷疑她早就精心建構好自己的人生故事，好讓自己握有主導權。
       沒錯，然而時光流逝。自從她離世以來，世人對安妮的看法有了變化，越來越多年輕世代在發掘她的作品，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在國外，向她致敬的活動不斷增加，還有許多專門為她策畫舉辦的展覽。從洛杉磯、柏林再到中國，華達以三種身分重現並持續活躍著：電影導演、攝影師、藝術家。她那具有多重旋律的作品，如今以一種閃耀而現代的面貌浮現出來。過去幾十年間，         華達主要是以電影導演的身分受到重視。這是理所當然，但也不能忘了她還在其他領域創造並發明了獨特的敍事形式與手法。長久以來，世人都把華達視為新浪潮電影中和藹可親、圓潤可愛的老奶奶，其實她還是先行者、理論家與激進派。
華達喜愛各藝術領域之間變形、雜混、創新以及融合的概念。來到生命最後篇章，她以堅定又典範的方式證明了自己的這個特點，身為藝術家，也正因為是藝術家，她埋首工作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拍照這行為開啟了她的藝術志向，而且很快的，她開始觀察現實，創作各種故事，傳達各式情感。
       她知道如何觀看，這點她從來沒學過，況且那是學不來的。她從小就憑著直覺、天性及與生俱來的詩意，懂得讚頌當下的強烈感受，看見世界的壯麗之處。對美的渴望，是的，她對此充滿渴求，幾十年間她一直保持著同樣的追求，就為了將它傳遞給我們，我認為，要理解她的作品為何以及如何能在今日以激進又感性的方式引起共鳴，這一點至關重要。
 
       那晚，經過了一整天的檔案洗禮從她家出來，我在達蓋街（rueDaguerre）遇到一位年輕的韓國女學生，前來探訪自己偶像曾經的住所。她非常仰慕安妮，甚至將髮梢染成淺紫色，就像安妮晚年那樣。如今有人模仿安妮，有人仿效她，有人穿得像她一樣，有人把她的肖像刺在身上，還有人宣稱自己集影像工作者、視覺藝術家、電影導演於一身，就和她一樣。早在駕馭一切影像之前，安妮就已經探索了影像的各種可能，以及其中的陷阱與矛盾。華達屬於她的時代，總是細細體察當前的時代氛圍，同時又保持旁觀者的視角。她曾活躍於多個運動的前線，是和平主義、女性主義、行動主義等重要運動的先軀。她以影像記錄這些抗爭，化身為時代輓歌的傳遞者。那些批評者，批評的聲音自是不缺，會說她相信革命而且頌揚革命。是的，她曾經相信革命，和許多1960年代末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一樣，他們都曾抱持相同的信念，隨後再經歷幻滅。安妮曾如歷史學家與製圖師一般，為20世紀的感性層面與政治層面做了出色的研究。她為她所處的當下留下了檔案，而這些檔案，如今成了我們的近代過去。她的目光視野幫助我們更加了解自己。我們和我們的理想，我們和我們的心態，我們和他人的關係。正因如此，透過她在不同媒介上不斷展現的「我」，透過她堅定的主觀性，她留下一個宏大的思想工程，供我們思考影像的未來，也留下一座蘊含深刻情感的寶庫。
 
       在華達的世界裡，一切都具有華達的風格，一切也都屬於華達。她的生活方式唯她所獨有。睡眠與工作的環境都非常華達。所有的物件，從一束花到衣櫃裡的布料以及她的家具、餐具，全由華達親自挑選、精心構思。進入她自己布置的住家，猶如走進她的電影。
       40年前，我還是初出茅廬的女記者，我初次見到她正是在她達蓋街的家，面對這位似乎事事順遂的女性令我倍感敬畏。此後我常常回訪那裡，每次都心跳不已，因為她極具感染力的能量會讓我離開時元氣滿滿，煥然一新。
        我也正是在那裡得以進行研究，感謝她的孩子羅莎莉（Rosalie Varda）與馬修（Mathieu Demy）的幫助，他們非常慷慨，願意開放所有檔案。這棟房子在她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於1950年代初開始定居於此，當時她的父親給了她一筆安家費，建議她買間中產階級的公寓來安身。她選擇了廢棄的畫框作坊，一點也稱不上舒適，但她立刻就想著那兒可以是自己生活與工作的地方。她從未將這兩件事分開。
        Ciné-Tamaris緊臨她的住家工作室，我有幸在其中的辦公室，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查閱筆記、相簿、明信片，好幾十個紙盒裝著尚在草創階段的構想、未完成的劇本、剪報，還有最令人驚喜的部分，昔日的往來信件，安妮小心地收進一個粉紅色行李箱，就連羅莎莉也是第一次在我面前打開那個箱子。裡面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面向，還有祕密，在我看來，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安妮總是在工作，也總在嘗試，總在自我批評，但她想給世人留下相反的形象，看起來像是運氣很好的業餘創作者，幾乎做什麼都能成功。
 
       我會盡己所能，嘗試將安妮生前以詩情與創意揮灑出的星星一一採集，那是我珍愛且寶貴的安妮，我也希望以這本書向她致敬，她曾為我們付出那麼多。
       我將重塑這位影像先驅的歷程，她不斷質疑自己，從而創造出新的藝術語法，不僅表現在取景與剪輯，也用於影片製作以及作品的完成方式。
        安妮擁有豐富的想像力與廣闊的視角，但她也是講求實作的務實者。
        安妮非常勤奮，為使計畫臻於完美，不惜花費時間付出心血，有條不紊為她的團隊做好拍攝準備，確保拍攝順利進行，事事親力親為，包括食宿的品質，儘管條件經常十分陽春。然後她親自剪輯或從旁監督，如同事前她安排並監控各種製作條件，並管理後期製作。一部電影就是一件藝術品。因此，作工必須精細，時刻不能鬆懈，悉心呵護。每部電影上映時，她還要考慮觀眾的接受方式，設想相關活動事件。因此她是少數幾位，或許是最後一位，秉持手工精神的電影人。
 
        安妮是懷著愛意的人。「愛」就是她的心中所愛。她相信狂熱的愛情，也受到超現實主義精神的啟發。
        安妮果敢堅毅，追求藝術夢想從不懈怠。她總說對自己不太感興趣，而是更關注他人，從未停止觀察、分析與理解。
        她也是推動歷史進程的要角。從《五點到七點的克萊歐》（Cléo de5 à 7）開始她就備受肯定，之後的50年間，經常登上法國、歐洲和美國的雜誌封面，出現在最富聲望與最具潮流指標的刊物頭版，就連她在世的最後一年，還以89歲高齡成為《訪問》（Interview）雜誌的封面人物，這本著名月刊由安迪‧沃荷創立於1969年。
        此外她溫柔、風趣、愛開玩笑，有時也會耍耍性子，而且就像瑪格麗特‧莒哈絲一樣，她希望別人對她所做事情的品質感到放心，沒有絲毫虛偽的客氣。
 
華達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