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經典版)：台語二二八小說集【台華對照】

《槍聲》新版序

槍聲
金舖血案
死亡證明
只要放伊出來
阿貓不孝的故事
請問，阮阿爸……
人力車伕
總司令最後的春天

新版序

兼論當前的台語二二八文學
胡長松

　　前言

　　我的二二八小說集《槍聲》初版至今已歷二十年，出版社告知已無庫存，且初版當時的台語習慣用字，至今已有大幅變化，所以我們決定重新出版，我也同時做了極少量的校對。

　　《槍聲》裡面的篇章於二○○二年開始寫作，陸續發表後，我也對當前台灣的二二八文學做過一些基本的觀察，也和各界的專家有過多場的請教和討論，並在二○一四年發表論文〈台語二二八文學裡的台灣人面貌〉，一轉眼，距離這篇論文的發表也有十年過去了。回首《槍聲》初版至今，我對二二八及二二八文學的看法，大致就在這篇論文裡，並無時效問題，因此，我就將此論文的核心觀點摘寫修訂，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二二八文學裡的轉型正義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國人如何面對、理解並從該事件記取教訓，是當前政治、社會、歷史、文學、文化、法律、語言等各面向的重大課題，其中的文學面向和近代西方轉型正義價值所強調的「公佈真相」、「保存記憶」等行動緊密相關。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簡而言之，通常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的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犯罪行為，並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此外，亦考慮「制度性犯罪」的價值判斷與法律評價，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歐洲轉型正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遭遇過納粹政權的德國，旅德歷史學者胡昌智描述：「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漢堡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兩次〈國防軍展〉（Wehrmachtausstellung）， 第一次自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由二○○一年到二○○四年。展覽由聯邦文化部長揭幕，在全國三十四個城市博物館展出，展出國防軍─德國的國軍─在二戰中對俄國的罪行，以及國防軍如何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兩次的四年展都各有將近一百萬人次的參觀者。展覽在各城市引起激烈的爭議，反對者，包括全國性的軍人協會、右派組織、被驅離故鄉人協會、部份軍事史家都發表抗議文字及遊行。但是社會大眾能夠、也願意接受這些有損國防軍清白形象的歷史事實。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從〈國防軍展〉的事件看來，它似乎是沒有底線的。」

　　奧地利的例子亦可供參考。東尼．賈德在《歐洲戰後六十年》中，針對戰後奧地利的轉型正義作法有如下描述：「奧地利要恢復正常生活，得先讓當地法西斯份子和納粹合作者受到懲罰。在這個不到七百萬人口的國家裡，曾有七十萬納粹黨員……戰時有一百二十萬奧地利人在德軍服役。在納粹黨衛軍和集中營管理單位裡，奧地利人佔的比例特別高。奧地利的公眾領域和上層社會圈，充斥著納粹支持者──維也納愛樂一百一十七名成員，有四十五人是納粹黨員……在這樣的情況下，奧地利卻得到『從輕發落』……十三萬奧地利人受到戰爭罪行調查，其中兩萬三千人受審，一萬三千六百人判刑，四十三人判死刑，『只有』三十人遭處決。約七萬名公務員遭撤職。一九四六年秋，佔領奧地利的同盟國四國同意讓奧地利此後自行處理本國的罪犯，自行去納粹化。受污染特別嚴重的教育體系，順利去納粹化：兩千九百四十三名小學教師、四百七十七名中學教師遭撤職，大學教師遭撤職者『只有』二十七名──雖然許多資深大學教授支持納粹是人盡皆知。」

　　從前述略舉德國和奧地利的例子，可以輕易察覺台灣當局行動與社會認知，對於二二八的轉型正義的覺知是十分薄弱的：雖然對被害人展開賠償並開始建立紀念碑，但碑文的爭議反應出「只有被害人而沒有加害人」的荒謬狀況，遲遲未能解決，而且真相解密的工作進展仍不足（例如諸多加害者、劊子手與告密者之書信與日記等相關文件之缺乏），這種種，對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化工程可謂阻礙。尤其當我們發覺二二八事件後無政府官員及施暴集團成員因此事件受到究責，無任何獨裁支持者受到檢討、調查及撤職，甚至繼續佔據上層政治、經濟、社會圈高位，相較之下，讀到前述西方史家在論及奧地利之處置納粹支持者（在台灣人看來想必已是十分嚴厲了），卻屢屢以「從輕發落」、「只有」之字眼評論，則台灣對於暴行加害者的處置已遠遠非「從輕發落」可以形容。

　　許多台灣作家投入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書寫，無非要導正人權正義價值在此事件後處於嚴重失落的頹勢，就此「人權價值導正」與實質進行還原真相的努力而言，二二八文學是台灣民間自力於轉型正義之補救工作的一環。

　　（略）

　　目前為止，各受害族群當然都有二二八悲劇書寫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各受害族母語在殖民統治中，因為教育與媒體政策向官方華語傾斜而出現流失加劇的慘況，則可視為台灣重大的「語言的悲劇」。筆者認為，既然語言是各族群文化重要的載體，故各受害族群以族語來進行二二八書寫，就更具語言文化轉型正義的迫切性。

　　關於轉型正義的書寫與母語的關係， 策蘭（Paul Celan，1921-1970）獨特的生命創作歷程可供吾輩借鏡。

　　策蘭是猶太裔德語詩人，經歷過悲慘的希特勒屠殺，父母都死於集中營，但戰後仍不得不用德語寫詩，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內傷，時刻展現在他的詩裡。例如在他的名作〈狼豆〉，有如下驚心動魄的詩句：

　　很遠，在米哈伊洛夫卡，在
　　烏克蘭那地方，
　　他們殺死了我父母：什麼
　　曾經在那裡開花，什麼
　　還在開花？什麼樣的
　　花，媽媽，
　　曾經使妳痛苦
　　以它的名字？

　　策蘭質問，在母親被殺害的地方，是什麼還在開花呢？他在原詩中寫著：
　　
　　Mutter, dir,
　　Die du Wolfsbohne sagtest, nicht:
　　Lupine.

　　媽媽，妳，
　　妳說那是狼豆（Wolfsbohne），不對：
　　羽扇豆（Lupine）。

　　Wolfsbohne 和Lupine 是同一種花（即譯文所稱之「狼豆」）在不同語言的說法。Wolfsbohne 是德語的說法，但策蘭在詩裡斷然否定了這個德語詞彙。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隱喻，隱喻策蘭對於德語詞彙作為「劊子手的話語」的強大厭惡。他緊接著在詩行裡如此開展：

　　昨天他們來了一個人
　　害死了妳
　　又一次，在
　　我的詩裡。

　　媽媽。
　　媽媽，誰的
　　手，我曾握過，
　　當我攜妳的
　　言語去往
　　德國？

　　在烏斯季，妳總是說，在
　　易北河畔的
　　烏斯季，
　　在
　　逃亡中。
　　媽媽，哪裡就住著
　　劊子手。
　　……

　　媽媽，人們沉默。
　　媽媽，他們容忍
　　卑鄙者毀謗我。
　　媽媽，沒有一個人
　　出來打斷劊子手的話語。
　　媽媽，他們寫詩
　　喔
　　媽媽，多少
　　陌生的土地結出妳的果實！
　　結出果實並養活
　　那些吃人者！
　　……

　　透過這首詩的片段，我們就可理解一九四六年策蘭寫給《行動報》總編輯李希納的信中提到：「我要告訴您，一個猶太人用德語寫詩是多麼地沉重。我的詩發表後，也會傳到德國─允許我跟您講這麼一個可怕的事情──那隻打開我的書的手，也許曾經與殺害我母親的劊子手握過手……但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用德語寫詩。」

　　戰後歐洲像策蘭這樣的傷痕書寫其實很多，很近似台灣的二二八書寫，而策蘭特殊的地方在於他察覺出無法以自身母語寫作而不得不用「劊子手的話語」寫作的痛苦，因為，這些話語和劊子手的族群連結在一起，讓他時刻無從擺脫。

　　而台灣的現象又是如何呢？從文學來看，目前我們尚很少在當前以華語進行的傷痕書寫裡，發現類似策蘭詩作所呈現出的語言內省，原因很難斷言。不過，我們或也可稱有比策蘭幸運之處，乃在於：我們的母語雖已苟延殘喘，但在我們的手上仍未至完全被毀棄！當我們要擺脫「劊子手的話語」的連結，我們只要單純透過母語書寫行動，回歸到母親大地的懷抱就可以！

　　借鏡策蘭，我們似也可以說，母語的二二八文學書寫，正是作家們針對「語言的悲劇」現狀作出反抗和突破的努力，而用母語來進行創作，也是最有力道的自我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