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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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名筆劃排序）

第一章 路

作為一場社會運動，樂生為人所知的多是院民的生命故事，與上街抗議及抵擋拆遷的身影。但其實，在這場運動中，「路」是重要的。
樂生不是容易抵達的地方。從台北盆地的邊陲出發，得穿過整個大台北，抵達新莊與桃園的交會點。那是一條很累的路，以前從政大騎摩托車要兩個小時，現在坐捷運，長長的新莊線到迴龍，出了捷運還得爬到山上，也要花一個多小時。
在《大風之島》拍攝的二○一七年到二○二四年之間，我每一次搭捷運去樂生拍攝的路上都會一直哭。然而一旦到了，我就不會哭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哭，在路上拿著攝影機，我會想到很多複雜的記憶。身為一個創作者與一個公民，我有許多情緒：背叛、罪惡感、害怕。一路上，我會想到許多痛苦的事情，情緒湧來，就一直哭。
有一部分是對院民的感謝。二十年前我和林婉玉在政大廣電系的畢業製作《樂生活》，得到台北金馬影展國際數位短片競賽的最佳紀錄片，讓我擁有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幫助我申請到芝加哥藝術學院出國念書。然而同時，我對他們的生命感到抱歉，覺得力有未逮。我知道自己的能力還沒有辦法承擔樂生的議題，或承擔他們生命的重量，我要很努力才匹配得了這個故事。
另一部分是二○○八年十二月三日，我在美國線上遠觀貞德舍拆遷，那一天的衝擊到現在都清晰地記得。
那時候我已經到芝加哥念書一段時間。決定出國唸書、離開這塊土地與這個運動時，心裡有很深的罪惡感。跟別人講，別人不會理解；跟運動的人講，他們也不理解。那罪惡感就只有一個人承擔，彷彿獨自背叛了一個信念，背叛了一群自己很在乎的人。
出國之後，從運動這片泥沼解脫出來，樂生的事情被擺在很後面，因為眼前要面對的東西太多了：讀書、和外國人相處、自我的國族認同等等，一切都需要學習。我心想，即使台灣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也無力去做。我就過了一段這樣的日子。
但是貞德舍迫遷那一天，真的有嚇到我。
許久沒有碰觸樂生，但它還在心裡一角。我打開電腦，看到了記憶中樂生最幽靜、溫柔的女性空間貞德舍被迫遷的新聞，透過主流媒體與很多人的傳播，來到我眼前。
那時候是芝加哥美麗的初雪時分，外面一片雪白，我住在市區的一棟大樓裡，望出去一片平靜，但內心強烈地感受到曾經的戰友、朋友們在貞德舍前面哭喊、身體被拉扯、疲累地坐在地上，甚至可以聞到他們身上汗水的味道。他們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來，警察卻永遠會在他們最累的時候來。
同一個地球上，我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裡安逸地過著我的生活，外面寒冷而雪白；而台灣，一個亞熱帶地區，房舍被拆，抗爭者流著汗水與淚水。
我很慌張，卻不知如何是好。我在美國得知這件事的時候，事情已經發生了十二小時，迫遷已經是過去式了。我懷疑自己在做什麼。我進入樂生拍攝，跟院民發生感情，他們的經歷讓我拍出《樂生活》，讓我得以進入一流的學校去讀書。樂生院的阿公、阿媽帶領了我的人生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什麼都給不了他們。我的人生繼續，他們還在原地。
那個痛是不可言喻的痛。我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從早到晚。如果我人在貞德舍被拆遷的現場，可能還不會哭。在當下，我會盡力、努力，然後被警察拖走。但在美國的此時此刻，我什麼都沒有做。這個痛苦，變成我後來很大的拍攝動力。對我來講，之所以會回去拍攝《大風之島》，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後悔，我經歷了對自己很深的絕望。
所以回去樂生拍攝時，我堅持坐捷運，絕對不要太輕易地抵達，也一定要一個人爬上山去。那時院區又開始拆遷與動工，上山的路非常曲折難走。但我想要我的身體記得，就是這條捷運，它帶給我們方便，卻也帶給院民極大的生存考驗；我也想要我的身體記得，走出乾淨舒適的捷運，卻驚訝於樂生破敗地景的反差。我要很艱難地爬上山，感受二十公斤重的攝影機、腳架與聲音器材在身體上的重量。就是要讓去樂生的路每一次都這樣累到半死，我才覺得可以同感回家的路有多艱辛、抗爭的路有多不容易。那是一件必須要永遠記憶的事。
然而每一次去樂生，都是哭著去，笑著回來。回來的時候總覺得，我今天又不一樣了，又得到了一些東西，又跟他們感受到什麼新的事情。到現在，還是這種感覺，而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的，是我們樂生世代許許多多人都有的。

回來的路
再回樂生拍攝是一條漫漫長路，走了將近十載。
二○○九年從美國回到台灣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回去，抗爭還在繼續，我卻一直逃避著。久久回去一次，不論是參加中秋節活動或是街頭聲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曾想過就當聲援者拿海報，或帶著自己的孩子回去陪阿公阿媽，但總覺得不踏實。樂生阿公阿媽看到我時，都會以為我還在國外讀書，我則選擇裝傻，假裝自己還在國外，還沒回來，內心揣想著，是不是該真的就此告別。
然而某種內在張力持續以一種罪惡感的形式，在我身上作用很長一段時間。拿著美國碩士學位回國，我成為在台北討生活的中產階級青壯年，做商業案子賺錢維生。但我清楚知道，是樂生運動餵養了我的生命與視野，提升了我的社會資本，我仰賴這樣的資本生存。我問自己：「我是不是另一個利益既得者？」反覆的自我質疑，使我很難回去樂生。尤其是那幾年，每次回去看到被拆毀的房舍滿目瘡痍，每一次都在心底驚呼：「怎麼變成這樣？」心很痛，無力感使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法拿起攝影機。我或許能以老友的身分回去，但要再回到紀錄者的狀態，必須跨越很大的內心障礙。
實際上，出國之前那個我所熟悉的樂生是回不去了。
二十年前，與婉玉一起到樂生院拍攝大學畢業製作，我都騎著我的小五十CC機車載著婉玉，一路從木柵經過中永和，再到板橋，過了三重、新莊，沿著中正路來到樂生。我們總是凌晨出發，趕在院民起床前到達中正路上的樂生大門，轉進一九三〇年為了將有菌者與無菌者區分別開來而設置的Y字型道路，爬上山坡，繞過行政大樓的第一進，來到黃文章住的新生舍，將摩托車停在他家門前，開始我們一天的拍攝。
我們雖然不直接參與抗爭運動，但見證了運動在抵抗拆遷危機下快速壯大。在我出國前的二○○七年，院區已達到某種抗爭跟生活並列的狀態，每週有川流不息的聲援者前來，阿公阿媽出錢出力讓貞德舍變成社運廚房，永遠為來人準備美味的餐餚。儘管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基地，我記憶裡的貞德舍，永遠是一個特別幽靜陰柔的所在，許阿姨炒菜的聲音中，貓咪自在地繞衣櫃、在窗邊跑著，林卻阿媽駝著背，卻優雅地餵著貓，貞德舍的床特別的多，卻因為挑高的屋頂而不顯得擁擠。
然而，二○○九年我回來的時候，樂生已面目全非。
中正路上的入口與斜坡整個被挖掉，過往上山的位置已不知去向。拆遷之後的樂生，每時期的便道與出入口都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有一陣子是距離原來大門好幾百公尺遠的丹鳳國小附近、橡木桶洋酒專賣店旁邊的小巷子。橡木桶附近有很多瘋狂的野犬，入口改到那裡後，每次要回去，人還沒出門，懼怕已湧上心頭。之後有一陣子是走環山道路，一直到後來才好不容易爭取有了樂生橋。每次去都不知道這一次是否找得到入口，連入口都找不到，要怎麼回去呢？
改從橡木桶那邊進入樂生，入院路線就要從大家比較少去、外省老伯伯居住為主的經生舍開始，而不是過去熟悉的，由王字型建築第一進、中山堂，再一路到蓬萊舍、福利舍那樣的順序。經生一、二舍對很多樂生的聲援者來說，是相對陌生的邊緣地帶，如今變成入口，會有時空錯亂之感。再往前走，經過佛堂，更會驚覺院區坑坑疤疤，竹雅舍不在了、「大樹下」不在了、貞德舍不在了，怵目驚心。
再次拿起攝影機是在二○一七年，當時樂青在爭取恢復樂生大門口意象的「大平台案」，他們邀請我與婉玉用影像工作來支持這場「重建樂生」的倡議。當時國發會主委曾旭正召開跨部會協調會，原則上同意把被挖掉的入口重建回來。
婉玉看到一個歷史的契機，感受到新的章節即將到來。她這些年持續創作，完成了紀錄長片《台北抽搐》。相較於她，我是缺乏自信的。回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照顧小孩，接商業後製的案子賺錢養家。二○○五到二○○七年時我對自己的掌鏡很有自信，但到了二○一七年，我已經拿不好攝影機了，自覺拍攝技術很差。所以那時回到樂生，無論是景物還是自己的狀態都有今非昔比的感覺。
也因此，拍攝前期我的角色比較接近製片，負責跟阿公阿媽聊天與錄音。我可以感受到和婉玉之間的差異，雖然我們是一起創作，但並沒有真的那麼「一起」。年輕時，一起創作就是一起成長。但是十幾年來，各自的人生經歷不同，兩人都已是成熟各有主見的專業工作者。一起創作，需要的是彼此妥協。我當時感受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並不盡相同。

第一章 路

作為一場社會運動，樂生為人所知的多是院民的生命故事，與上街抗議及抵擋拆遷的身影。但其實，在這場運動中，「路」是重要的。
樂生不是容易抵達的地方。從台北盆地的邊陲出發，得穿過整個大台北，抵達新莊與桃園的交會點。那是一條很累的路，以前從政大騎摩托車要兩個小時，現在坐捷運，長長的新莊線到迴龍，出了捷運還得爬到山上，也要花一個多小時。
在《大風之島》拍攝的二○一七年到二○二四年之間，我每一次搭捷運去樂生拍攝的路上都會一直哭。然而一旦到了，我就不會哭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哭，在路上拿著攝影...

前言

對我而言，「樂生」之所以是「大風之島」，背後藏著多重深刻的意涵。
　　「大風」，是古代文獻對漢生病的名稱之一。在中醫的「六氣致病論」中，「風」是自然氣候變化的表現，有利萬物生長，也是導致疾病的因素。這個古老的疾病，在近代以「痲瘋」、「癩病」之名為世人所知，且隨著字義加深了對疾病的污名與歧視。然而，「風」的意象卻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記。在經歷漫長的樂生保留運動後，這個字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風」是指那些關於迫遷、政治角力與強權壓迫的無形力量，如強風吹過土地，摧毀了這片寧靜的家園。但這裡不只有強風，也有沁人的柔風──院民長年以此為家，互相扶持照顧，如微風吹拂；而後與年輕的組織工作者們，那跨越疾病、年齡的深刻情誼，也像嚴寒中的一縷暖風，溫柔地撫慰著彼此。
「島」，則源自於它的隔絕意涵。樂生院位於新莊與桃園交界的山坡上，是台灣唯一的公立漢生病療養醫院。一九三〇年，日本政府將本土的癩病防治政策延續至殖民地台灣，與日本長島愛生園同年成立，對患者執行強制收容及終身隔離。 樂生院雖然與台灣土地相連，但在當時嚴格的隔離政策下，就像世界上許多刻意選址在島嶼的漢生病療養所一樣，成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院民文章伯曾說：「我的痛，只有我自己懂。」這句話背後有著更深的意涵，由於病症複雜，即使同樣因漢生病隔離於此，但每個人的身體痛楚與病症各不相同，可能沒有任何院民可以完全理解另一位院民所經歷的痛。那一刻，孤島的意象，再次強烈地展現在我眼前，是一種更具體、也更深刻的孤絕。
如果，要具象地描述我與樂生長年的羈絆──在樂生拍攝，透過院民口述的歷史記憶與傳承的抗爭精神，往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不論我去哪裡，出國讀書、成家立業，仍默默地長大成為一棵樹。二十年來，也有許多如同我這樣世代的年輕人，因為進入了樂生這片土地，長成了一棵與此相連的樹。
拍攝筆記裡，我曾寫下：「人抓不到風，但樹可以，用搖枝落葉證明風曾來過。」儘管這些政治風暴和歷史變遷是無形的，但樂生院民們卻用他們的生活、他們對家園的堅守、他們的奮力抗爭，證明了這些「在島上的風」曾真實存在過，並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在成為一名紀錄片工作者之前，我是一名政大廣電系的學生，台灣解嚴那年我四歲，在求學過程中，舉手投票、參與民選、見證台灣的政黨輪替，我以為民主、人權是天賦的。然而，在二〇〇五年一篇篇BBS上關於樂生的文章，讓我重新認識我生長的土地。熟悉不過的台北都會邊陲有一間療養院，裡面有一群身染漢生病的人們，在與我相當的年紀，因為粗暴的公共政策而一輩子困在樂生院，他們的人權被剝奪，命運一再被交付在強權手中。當認識了他們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國家。從爭議延燒的那一刻起，我的鏡頭對準了這片土地，記錄每一個掙扎、每一份堅持。我不是一個旁觀者，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其中的參與者。這一切始於一個看似距離我很遙遠的公共政策。
一九九四年，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樂生療養院選為捷運新莊線機廠預定地。對技術官僚而言，這裡或許只是地圖上的座標和數字，但對彼時的三百多名院民來說，這是他們生活了一輩子的家。當時，衛生署與捷運局達成了「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協議，並興建了新式醫療大樓──迴龍醫院。外界原以為，這會是一個平和的搬遷故事，然而，現實遠比外界所知的要複雜。
二〇〇二年，新大樓仍在興建，捷運局便開始了第一波拆除，先是大門右側醫護人員的日式宿舍群被夷為平地，再來是已在桃園縣界內的院民住宅一百號、台南寮、五雲舍等，院民被遷往臨時搭建的組合屋。一兩年間，近七成的樂生院房舍輾為廢土，規模超乎想像。爭議就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各界人士開始關注樂生的文史價值、漢生病患的人權議題。那時候，不僅僅是一場工程與文化資產的衝突，更是一場關於弱勢人權的保衛戰。
二〇〇四年春天，一群青年學子在寒假的公衛口述史營隊結束後，成立了「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之後樂青協助院民組成了「樂生保留自救會」（簡稱自救會），開始嘗試向外界發聲，努力爭取改變政策。
二〇〇五年中，樂生療養院的新式醫療大樓完工，面向中正路的B棟為新成立的「迴龍醫院」，部分院民、尤其是因漢生病後遺症而極度仰賴醫療照護者，在院方的勸說下，陸續遷入面向山坡的A棟，院民稱它為「新大樓」，而山坡上的房舍則是「舊院區」。然而，我的目光望向那些不願搬遷、死守家園的長者們。那年，我二十歲，當時的大學同學林婉玉（她後來也成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透過劇團朋友得知了樂生的消息；而我，則是在BBS上讀到支持者的文章。我們像是被無形的線牽引，同時起心動念，決定將樂生院的故事作為我們的畢業製作主題。於是，我的鏡頭開始跟隨這群與時間賽跑、與體制抗衡的人們。
在近一年的拍攝與剪輯後，我們完成了紀錄短片《樂生活》。影片聚焦於兩位院民：一位是文章伯，他因漢生病而落下嚴重殘疾，是社會污名下的典型縮影；另一位是金英阿姨，她外觀與一般人無異，看似能輕易融入社會，卻同樣是錯誤政策的犧牲者。從他們在樂生的日常，我們看見了與這個「家」密不可分的連結。而當鏡頭跟隨文章伯參與自救會的抗爭，我們最終明白了，那風起雲湧的樂生運動背後，最簡單、也最核心的情感，就是「家」。
然而這段紀錄片拍攝旅程，並未因為畢業製作的完成而告一段落。反而，我更投入到樂生保留運動，見證一場場艱辛與血淚交纏的鬥爭展開。捷運工程局堅持工程本位，聲稱如果不完全拆除樂生院，捷運機廠就不可能完工，捷運也無法通車，形成輿論對樂生保留的極大壓力。這期間，我跟隨自救會與樂青四處陳情請願。去過衛生署，那是樂生療養院的主管機關；去過台北市政府，那是捷運工程局的主管機關；也到台北縣政府和文化局，那是樂生院建築的文化資產審查單位。我記錄下他們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奔波的身影。這場運動甚至將反迫遷的人權訴求，帶到了聯合國和總統府。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一則來自日本的消息令人振奮，殖民時期遭強制隔離入院的二十五位樂生院民，對日本政府提起的國賠官司勝訴！這場跨國訴訟的勝利，也為樂生保留運動帶來更多台灣社會的關注。同年底，運動爭取到了一個暫時的成果，樂生院成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後，第一個因地方主管機關不作為，而由中央主管機關代為介入的「暫定古蹟」案例，讓迫遷的危機，獲得了六個月的喘息。
二〇〇六年，在樂生保留運動的壓力下，捷運局雖做出些微讓步，卻僅願提出一個只能保留當時僅剩原本三成的樂生院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六」的方案。此方案將剷除舊院區最具文史價值的區域，且僅留下斷崖上六棟無法安全續住的房舍，完全不符合運動「古蹟保存」與「院民居住」的兩大訴求。面對強硬的工程報告，院民與支持者的聲音在無數次會議中越發堅定，以退席、大遊行等方式持續發聲與抗爭。然而，當暫定古蹟的時效一過，相關政策卻仍然懸而未決，樂生再次被推回了迫遷的危機邊緣。
二〇〇七年初，隨著拆遷危機步步進逼，自救會阿公阿媽們堅定的身影，感召了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抗爭行動不斷升高，獲得高度關注也讓議題進入了更高層級的政府會議室。在文建會介入下，專家學者提出了保留九成樂生院地貌的方案，卻持續遭捷運局杯葛，雙方陷入僵局，樂生院民仍處於被迫遷危機中。
抗爭的張力在此刻達到了頂點。一方面，自救會與樂青行動日趨激烈，不僅多次前往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官邸陳情，更抓住總統黨內初選的時機，要求政治人物表態。但另一方面，因樂生案延宕的新莊捷運線，也讓地方派系將壓力悉數轉嫁到院民身上。我永遠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當時的台北縣長周錫瑋與地方民代，強力動員了數萬名群眾擠滿了中正路，宣傳車上號稱有三十萬人，兵臨城下般地在樂生院門前，隔著大門對院民高喊，要求他們搬遷。一場以「民意」為名的暴力，就這樣在我眼前荒謬上演。
為回應這股壓力，同年四月十五日，支持樂生的力量也集結爆發。數千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那是一幅撼動人心的畫面：院民、學生、素昧平生的市民與社運團體，他們背負「反迫遷」的標語，以「六步一跪」的苦行貼近土地，為樂生發出最謙卑也最響亮的聲音。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赴院區，公開承諾將以「樂生保留，以百分之九十為最高目標」，重啟協商。那一刻，樂生保留運動在台灣的社會運動史上，彷彿刻下了一道勝利的印記。
　　然而，這份希望卻極其短暫。同年五月卅日，行政院最終拍板的，是號稱「五三〇方案」的明挖覆蓋工法。政府宣稱將保留四十棟、拆遷重組九棟院舍，但實際上，那幾乎是先前「百分之四十一點六方案」的拙劣翻版。保留範圍被荒謬地劃分為「續住區」、「非續住區」，「非續住區」院民面臨迫遷，而「續住區」號稱安全的房舍，在後來捷運機廠施工過程中，也出現了明顯的滑動與龜裂。
那種被徹底欺騙、被全然背叛的感覺，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無力感，為二〇〇八底年更激烈的抗爭埋下了伏筆。也就在那時，我離開了樂生，遠赴美國讀書。
此後數年，我是缺席的見證者。那段歷史的空白，靠著眾人的影像與記憶為我拼湊而成：紀錄片工作者平烈浩、林婉玉的鏡頭，成為最有力的證據；而樂青們的口述，則將我未曾親歷的場景，栩栩如生地重現在眼前。
二〇〇八年底，捷運工程的巨大圍籬與開挖工程，已將樂生大門前的土地蠶食鯨吞。十二月三日，貞德舍成為最後的關鍵，許多人前來與院民並肩作戰。當天，藍阿姨原先堅守在房舍內，但在強勢警力的包圍下，聲援者們被一一抓上警備車，藍阿姨最終也只能在樂青的護送下，無奈地搬離了她堅守的家園。部分支持者黯然神傷離場，但樂生運動並未因此終結，這份韌性也未隨拆除的塵土消散。樂青與支持者們發起了「樂生文學週末」、「樂生社區學校」和「樂生博物故事館」等等活動，將抗爭從街頭擴及社區，用文化與教育的方式，進行更深刻的在地耕耘與溝通。
此後數年，隨著新莊機廠持續動工，山坡不斷被開挖，保留區與迴龍醫院之間，漸漸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工程溝渠。院舍如孤島般高懸在斷崖邊緣，道路龜裂、邊坡滑動。為了守護續住的院民，樂青組成「大蛇隊」，以週為單位，密集測量房舍與土地裂縫、監測工程安全，「土方回填、遷移機廠」成為當時最響亮的訴求。此外，工程開挖後使舊院區與新大樓徹底斷開，山坡上的樂生成為了真正的孤島。在自救會與樂青的奔走下，才終於爭取讓連結舊院區與新大樓的「樂生橋」提前施作，勉強改善了這道人為的隔絕。這座橋的存在，也見證了政府的保留承諾，與現實處境完全脫鉤。
走山危機持續擴大之際，諷刺的是，二〇一二年初捷運新莊線宣布通車，當時機廠根本還沒有完工，這證明了自救會與樂青先前主張的「機廠完工前，新莊線分段通車」的可行性，也戳破了捷運局多年藉以製造樂生與地方對立的謊言：「機廠若不完工，捷運就不可能通車。」監察院隨後提出糾正案，公開指出新莊機廠選址的種種錯誤。危機再次讓樂生運動的支持者們齊聚總統府前，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上千民眾上街要求「土方回填、遷移機廠、重建樂生」。在自救會、樂青們持續透過國際交流發聲、爭取原地安老，以及與當地社區不斷重建關係的努力下，直到二〇一六年底，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跨部門會議，「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終於問世。計畫中「樂生活聚落」、「樂生廣場」、「漢生病醫療史料館」和「樂生人權森林公園」的四區規劃，以及重建樂生山坡的「大平台案」，首度在國發會會議中獲得可行性的許諾。帶著這份重建的想像，我回到了樂生。
有人稱我們這個世代為「樂生世代」。樂生議題徹底翻轉了我們對社運、弱勢與政治的理解。我們為他人的家園走上街頭，最終卻成了自己的故事與存在，也一同承擔了對抗強權所留下的創傷。樂生如此巨大，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我能做的，只有透過自身的觀察、揭露與反思，試圖描繪那歷史中的一小塊切片。唯有不停的創作、對話與回顧，才能共同拼湊出那個屬於我們的樂生、我們的歷史。如同我曾在國際提案上所說：「總有一天，院民會凋零，記憶會淡忘，當強權試圖抹去我們存在的痕跡，我們最強的反擊，就是不斷述說，寫下自己的歷史。」
這本書的誕生，始於前衛出版社的勇氣──謝謝你們，願意相信一位不擅書寫的導演，並以極大的耐心陪伴我們超越極限，完成編輯與出版。
書寫的漫漫長路上，我最想感謝的是馨文與詠光。在無數個日子裡，你們用細膩的語言與文字，陪伴我回憶、思辨，承接我的焦慮與興奮。我曾一度後悔，人或許不該做自己不擅長的事──對我而言，就是書寫。但你們給予我架構，一起摸索嘗試，提供我方向，用你們的文字，漸漸搭建出一個屬於我的樂生史觀。或許。這個史觀能與他人共振，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也或許，未來能看到馨文與詠光的版本。
感謝宛蓉，參與我們最後校正與潤稿的行列，提醒好多我已經記不清的事情，還有，也梳理好多對阿公阿媽來不及說出的思念。在書寫過程中，我們四個中年人成為新的團體，用書寫當作抵抗，不止抵抗強權的抹除，還有我們自己的遺忘。感謝因《大風之島》而認識的舜薇，在我們書寫「告急」時，幫忙潤稿。謝謝從影像素材就開始幫忙，到書本還協助校正逐字稿的珈錞。謝謝黃淥的版畫地圖，給予本書最清晰的樂生地景。感謝秦岳志老師，點燃我寫書的意志，讓我有動力將影像無法展現的細節盡力描寫，協助我完成本書的附錄章節。感謝胤毓，將前衛出版社介紹給我，讓這一切從空想走向實現。感謝瑾燁、宸晧、昌人、添培阿伯、宛蓉與黃淥，你們的訪談，補足了我記憶中失落或遺忘的空白。感謝婉玉、欣潔、秀芃、孟秀、雅瀅、阿烈、宗翰、沛璇、皓中等青年們，謝謝你們為運動無悔的付出，給予樂生最豐富的能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本書獻給我生命中最寶貴的相遇──樂生的阿公阿媽們：添培伯、再添伯、藍阿姨、金英阿姨、文章阿伯、萬進阿伯、文賓阿伯、林卻阿媽、秀貞阿媽、茆阿伯、湯阿伯、呂阿伯、素鳳阿姨、許阿姨、富子阿姨、雲明阿姨、秀治阿姨、金國阿伯、明義阿伯、天正阿伯、文智阿伯、四郎阿伯、金阿伯、鮑爺爺等，還有更多未能提及姓名的院民們。您們留給這個世界的，我們會拚盡全力，好好述說下去。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日雅婷筆

前言

對我而言，「樂生」之所以是「大風之島」，背後藏著多重深刻的意涵。
　　「大風」，是古代文獻對漢生病的名稱之一。在中醫的「六氣致病論」中，「風」是自然氣候變化的表現，有利萬物生長，也是導致疾病的因素。這個古老的疾病，在近代以「痲瘋」、「癩病」之名為世人所知，且隨著字義加深了對疾病的污名與歧視。然而，「風」的意象卻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記。在經歷漫長的樂生保留運動後，這個字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風」是指那些關於迫遷、政治角力與強權壓迫的無形力量，如強風吹過土地，摧毀了這片寧靜的家園。但這裡不只有...

前 言
第一章：路
第二章：通往無處的斷頭橋
第三章：蓬萊舍的民主課
第四章：迷霧裡的攝影機
第五章：我與樂青
第六章：告別，是為了留下來
終 章：因為有你，我才是我
後 記：還好當初沒有放棄
附 錄：導演與日本剪輯師的跨國對談

前 言
第一章：路
第二章：通往無處的斷頭橋
第三章：蓬萊舍的民主課
第四章：迷霧裡的攝影機
第五章：我與樂青
第六章：告別，是為了留下來
終 章：因為有你，我才是我
後 記：還好當初沒有放棄
附 錄：導演與日本剪輯師的跨國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