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蘭——尋找中國現代隱士

第一章 隱士的天堂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有人願意在山裡度過他們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墾荒，說話不多，留下來的文字更少——也許只有幾首詩、一兩個仙方什麼的。他們與時代脫節，卻並不與季節脫節；他們棄平原之塵埃而取高山之煙霞；他們歷史悠久，而又默默無聞——他們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社會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做出過解釋，也沒有人要求解釋。隱士就那麼存在著：在城牆外，在大山裡，雪後飄著幾縷孤獨的炊煙。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起，中國就已經有了隱士。
中國人說，他們的歷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黃帝是目前人們所知的最早的黃河流域部落聯盟的首領，後來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稱為中國人。但黃帝是從兩個隱士那裡，學會了怎樣戰勝敵人和延年益壽的，大約從西元前二七○○年到西元前二六○○年，他統治了一百年。大約與此同時，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黃帝乘龍回歸了仙班。此後，中國新生文明的領導權又經歷了幾代人。大約在西元前二二○○年的時候，傳到了堯的手中。大約一千六百年以後，孔夫子稱讚堯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他略過了自己家族的成員而選擇了一位隱士作為繼承人。西元三世紀，皇甫謐在他的著作《高士傳》中，記述了這件事情：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著矣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沒有接受堯的建議，為了清除這席談話可能殘留的影響，他到河邊洗了耳朵。但是堯決意要找到一個品德優秀的人，於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隱士。舜接受了堯的禪讓，後來他也去找了一位隱士來做自己的繼承人。《高士傳》又一次記載了這一事件：

（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皇甫謐所記載的這兩個故事，是從《莊子》以及其他西元前四世紀或更早的著作中擇取的。看起來，中國人似乎從開始記錄中國文明早期領導者的軼事時起，就已經同時記載了隱士的故事。在過去的兩千年裡，他們一直重複著這些隱士統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話，那麼他們就將其視為理想人物，珍藏於心中。當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會像人這樣做的。但是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一個隱士社會——姑且假定這是可能的——它們是針對那些行使權力的人的。它們所傳達的訊息是，權力的傳遞應該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礎之上，而不是裙帶關係。
這些故事構成了中國最早的政治批評。但是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願意選擇荒野，而不是文明。這正是世界各地隱士傳統的基礎。而中國隱士傳統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隱士在他們所遺棄的那個社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開始了解中國的隱士傳統是在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我離開了美國， 搬到了臺灣。臺灣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與福建海岸遙遙相望。到了之後沒幾天，我就開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廟裡的生活：天亮前就起來誦經，夜晚聽鐘聲，一日三餐素食，一個房間，一張床，一頂蚊帳，沒有鈔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對禪墊感到「深惡痛絕」的時候，我就讀書。
除了佛經之外，我也讀儒家和道家的書。那些書裡有很多生活在山裡的中國古代隱士的故事。我非常喜愛這些故事。我能夠理解為什麼有的人什麼都不想要，而只想過一種簡單的生活：在雲中，在松下，在塵廛外，靠著月光、芋頭和大麻過活。除了山之外，他們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幾把茅草，一塊瓜田， 數株茶樹，一籬菊花，風雨晦暝之時的片刻小憩。從黃帝時代算起到現在，中國一定有上百萬隱士了。但是，讀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存在於二十世紀。每當我問起臺灣的和尚，他們都向我保證說，中國隱士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戰爭和壓迫之後，他們怎麼還能夠存在呢？ 但是，我仍然心懷疑問。
三年後，我結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隱居在一個名叫竹子湖的山村裡。從那裡可以俯瞰臺北盆地。與此同時，我開始著手翻譯一些中國古代隱士的著作：寒山、拾得、豐干、石屋和菩提達摩。十二年後，即一九八七年冬，到中國大陸旅遊的禁令解除了，島上的人民紛紛開始探望他們長達四十年沒有見過面的親友。
一九八九年春，我決定加入這股人流，不是為了探親，而是為了尋找隱士。當一位和藹的贊助人願意為這趟考察旅行提供費用時，我給在美國的史蒂芬‧ 詹森打了電話。早在兩年前，他曾經向我表示，如果這樣的旅行能夠成行的話，他願意作為攝影師跟我一起去。他沒有改變主意，於是我們約好兩星期後在香港碰頭。我找出自己的舊森林服務背包，讓人釘上了新帶子。同時我也開始仔細研究地圖，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圖。我不知道到哪裡去找隱士，但是我猜想，如果還有隱士，那麼他們一定會在山裡。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們碰巧找對了那座山，我們又怎麼能找到正確的路徑，更何談那隱士的茅屋呢？而且他們會歡迎來訪者嗎，尤其是兩個揮舞著答錄機和照相機的外國人？還有，當局會不會試圖阻止我們？一大堆問題。沒有答案。
在中國古代，隱士群體的升降沉浮是與來自都城的「風的變化」息息相關的。我想，動身進山前，我們也可以試試風向。在香港碰頭後，史蒂芬和我飛往北京。我們是在四月的最後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國朋友提出讓我們分享他在城郊頤和園裡的膳宿設備，我們高興地接受了。
透過新形式的外貿，中國保持著持續發展的勢頭，它已經開始把過去的幾處皇家園林出租給其公司能夠承擔起這筆費用的外國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過去江青住過的那套寓所裡。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廣濟寺。廣濟寺是中國佛教協會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這兒可能是開始我們的考察的好地方。我問佛協的副會長周紹良，他是否知道我們可以到哪裡找到幾個隱士。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這個問題，廣濟寺的方丈淨慧法師說，他曾經聽說過西安附近的終南山裡有隱士。
我對西安地區不熟悉，正想再多打聽點兒消息，可是就在這時候，周紹良說話了。他說，中國已經沒有任何隱士了，在終南山或其他山裡漫遊，不但毫無益處，而且很危險。與此相反，他建議我們去參觀中國重新活躍起來的幾個禪修中心。他很耐心，寫下了四個這樣的寺廟的地址。我謝謝他的幫助，大家道別。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問訊。他那淡淡的微笑，至今我依然記得。
兩天後，史蒂芬和我參觀完了城北的長城，回來了。我們的火車要去位於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離開車還有四個小時。那一天是五月四日，是現代中國第一次學生運動的七十週年紀念日。街上擠滿了遊行者，離火車站還有一英里，我們的計程車就進不去了。我們別無選擇，只好下車，背上背包，開始沿著東長安街，擠出一條路來。那一天天氣晴朗。我們能夠聽到小鳥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車的鈴聲在響。每個人都在微笑。我們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痛苦地在大同醒來。大同是最沉悶無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一千五百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關於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們是多麼幸運，有人那麼有先見之明，在岩洞附近種植了很多丁香樹。丁香正在開花，靠近根部的地方有空隙，可以從下面爬過。
第二天，我們第一次冒險進入農村，去遊覽恆山。恆山是中國五嶽中最北的一嶽，也是古代隱士的家。它的風景確實是夠優美的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地方有隱士居住的跡象。
次日，我們動身向南去五臺山。五臺山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的古道場，也是中國佛教徒所選定的四大聖山中最北的一座。五臺山位於蒼茫大野的中間，我們想，那兒可能有隱士居住。
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視野裡幾乎沒有一棵樹。我推斷：沒有森林，就沒有枯枝；沒有枯枝，就沒有木柴；沒有木柴，就沒有茶；沒有茶，就沒有禪；沒有禪，就沒有隱士。儘管五臺山上大寺廟的方丈們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卻同意我的結論。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壽冶長老的朋友。壽冶長老曾經是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廟的方丈，也是我在紐約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寶的見證師。他們先後向我保證，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師都生活在寺廟裡。據他們所知，五臺山上或中國其他任何山上，都沒有隱士。
參觀最後一座寺院的時候，我攔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幫忙修復「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毀壞的一座寺廟建築。當我向他重複我的老問題時，他說：「中國當然還有隱士。」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然後他又說：「但是當你遇到他們的時候，你認不出他們；除非他們願意讓你找到，否則你就找不到。」說完，他哈哈大笑，繼續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沒有睡著，一直在惶惑我們怎麼能找到那些不願意被找到的人；還有，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想到這一點。
第二天是文殊師利佛誕，我爬上了那一千級石階，去他的聖殿表達我的敬意，並祈求他在我們的考察過程中加持我們。很顯然，我們眼下就需要幫助。香燃盡之前，我們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向南進發。我的思緒再次轉向老和尚說的話上——隱士們不願意被發現。我們到底在中國幹什麼呢？顯然，此刻我們不得不放棄邏輯。我們是有使命的。
然而，這使命卻被旅遊打斷了。史蒂芬和我飽覽了西安的風光，感到心滿意足——在西安的懷抱中，曾經有十一個朝代在此建都。我們花了幾天的時間滿足了自己的歷史好奇心，之後去參觀最後一個地方：草堂寺。一千六百年前， 鳩摩羅什曾經駐錫於此寺，在此期間翻譯出了大量佛經，品質超群，文辭優美。我不能放過向這位祖師表達敬意的機會，因為我自己曾經是個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達了敬意。
汽車在泥濘不堪、車轍縱橫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駛了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草堂寺長長的紅牆之外。這些紅牆被麥田包圍著，看起來似乎是最近才修復的。除卻這座寺廟在古時候的名聲，它看起來幾乎不值得我們為到這裡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剛一進寺廟，我就因禮佛者數量之多而大吃一驚。大殿是如此擁擠，我幾乎找不到空隙在鳩摩羅什和釋迦牟尼佛像前問訊。正當我要離開的時候，一位老和尚從人群外走過來，向我點頭示意——原來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這麼多信徒的眼前這一幕場景，乃是因為今天是佛誕。我怎麼能忘了呢？！
領我們參觀了寺廟的庭院之後，方丈把我們帶到他的方丈室裡。我告訴他， 我們正在尋找隱士。此時，他的幾個弟子也擁進屋裡。他看看他們，然後又看看我，最後說：「我對隱士的事情一無所知。但是既然你們遠道來了，為什麼不參拜一下你們拐入主路以前路過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裡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個時代隱士的事情。」方丈把我們送到大門口，我們依依惜別。
我們回到柏油路上，幾分鐘後，車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腳下。起初找了幾次路，都走錯了，後來我們找到一位老人，他願意給我們當嚮導。半路上，史蒂芬和我開始懷疑這座山有沒有頂。山上的小路因為最近下了雨而特別滑，我們幾次跌倒。一個小時後，我們終於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來拍攝這座山的全景，我則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後一道坡。我繞著這座小磚塔右行三匝，然後恭敬地向這位大師問訊——是他編撰了中國第一部佛教人物編年史。之後，我背靠著塔的正面坐下來，眼前是一望無盡的連綿起伏的山嶺，白雲繚繞的山峰和綠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來像是最完美的隱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遠鏡，我也沒有發現岩洞，沒有茅屋，沒有小徑，沒有炊煙。
我很失望，但同時又因為終於置身於山中而感到振奮。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們的嚮導建議從山後的小路下山，那樣走容易一些。這正中我們的下懷，於是我們就從山後下山了。
大約十分鐘後，小徑繞過一座舊寺廟的泥牆。我們能夠聽到裡面有聲音，嚮導敲了門。門開了，五個年輕的和尚領我們穿過院子，進到一個房間裡，裡面有一張桌子、五只凳子。我們坐下來，他們給我們倒了兩杯熱水，並往裡面加了一些東西，其色澤、口感都很像甜橙沖泡粉。
這種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個必不可少的問題拿來問主人：「這些山裡有什麼隱士嗎？」
一位和尚答道：「當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隱士？」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們一杯接一杯地喝著熱橙汁，傾聽著一長串名單：有些人剛在山裡過了一個冬天，還有人已經四十年沒有下山了。我們發現了隱士的天堂。臨走前，我問一位和尚這些山的名字。他說：「這裡是終南山。這兒是真修行的出家人來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作家賴特在他的《中國歷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 Chinese History）一書中，以此觀點作為結言：「我相信，中國佛教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宗教，我們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後一線光明。」當時幾乎沒有人會反對這種看法。在其後的歲月裡，佛教似乎已經被從中國人的頭腦和心靈中被清除掉了。沒有被燒毀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觀都變成了學校和工廠，倖存的極少數的寺廟被用來駐紮新的寺廟工作組，過去寺廟裡的大部分人都被迫還俗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國內和國外的觀察家們都斷言，這場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它徹底清除了人民群眾的精神鴉片和迷信。大多數觀察家已經把佛教視為死去的宗教。每當我跟約翰‧布洛菲爾德——他翻譯了黃檗和慧海禪師的語錄，這兩本語錄多年來一直指導著我的修行——談起這個話題，他都會長歎一聲，然後建議我們談點兒別的事情。
當我開始考慮參觀中國大陸、親眼去看看佛教現狀的時候，我斷定：如果佛教在中國或其他任何地方還存在，那麼它更多地會依賴於生活在茅篷或岩洞裡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賴生活在寺廟裡的那些人。回顧佛教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我沒有發現任何一位大師不是先經過一段隱居生活而開悟的。當我最終決定去參觀中國大陸、看看佛教是否還存在的時候，我決心把精力集中在隱士傳統上，而不是寺院傳統。
當時我並不樂觀。動身前兩個星期，臺灣「陸委會」行政祕書告訴我，共產黨早就把大陸上的隱士連同真正的出家人「消滅」光了。我是誰呀，還敢爭論？一個月後，與五個年輕和尚坐在那個小小的土坯寺廟裡，看著門外綿延不盡的蒼藍的終南山，喝著熱橙汁，記錄者隱士們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分兒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離開西安地區，繼續我們橫穿中國大陸的《奧德賽》。我們又爬了其他一些山，與另外一些隱士進行了交談。他們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師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紀，但也有很多年輕人。他們都很清貧，但是他們的微笑，使我們覺得自己遇見了中國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未完）

第一章 隱士的天堂

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有人願意在山裡度過他們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墾荒，說話不多，留下來的文字更少——也許只有幾首詩、一兩個仙方什麼的。他們與時代脫節，卻並不與季節脫節；他們棄平原之塵埃而取高山之煙霞；他們歷史悠久，而又默默無聞——他們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社會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做出過解釋，也沒有人要求解釋。隱士就那麼存在著：在城牆外，在大山裡，雪後飄著幾縷孤獨的炊煙。從有文字記載的時候起，中國...

新版作者序：我往寒山走的路

五十年前，一九七○年春，我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所以我申請了獎學金。申請表上有一項必修課的獎學金，是提供給學習一門罕見語言的——罕見是針對當時的美國人說的。我剛讀過一本艾倫•沃茨（Alan Watts）所著的《禪之道》（The Way of Zen），它給我帶來了美好的感受。書上有漢字，它們看起來是那樣地奇怪和有趣。我遂決定，「管它呢！」 便選擇了這一項，寫下了「漢語」這個詞。我並不真的對漢語或中國文化感興趣，但是我需要一份獎學金。當我得知哥倫比亞大學不僅錄取了我，而且還給我提供了一份四年的獎學金，供我學習漢語和人類學的時候，你可以想像，我有多驚訝！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騙子，不過我接受了這筆錢，並且開始了漢語學習。那是一九七○年秋。

儘管紐約無疑是一座大城市，但是它也可以看起來像一個小鎮。沒過多久，我就在唐人街遇見了一個和尚，他的名字是壽冶，他教我怎樣坐禪。儘管他不大會講英文，而我的漢語也不是很好，但僅僅是他看人及言行舉止的方式，就令我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個月後，我在壽冶師父座下皈依了，並且做出了一個決定：他所一直遵循的佛教道路，也就是我想走的道路。

在隨後的兩年裡，我開始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坐禪，閱讀佛教書籍。我對學術研究喪失了全部興趣。最後，一九七二年秋，我認為到了該做決斷的時候了——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決定是那些看起來簡單可是實際上卻改變了人生航向的決定之一——我終止了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學習，離開了美國，搬到了臺灣南部的一座寺院裡。這座寺院就是佛光山，方丈星雲大師歡迎了我。那是一段美好的經歷，住在寺院裡，每個人都在精進地修行。然而，佛光山的修行主要是淨土宗，而我是希望修禪的。一年後，我搬到了臺灣北部的海明寺，方丈是悟明師父。除了擔任方丈之外，他還是臺灣臨濟宗的宗長。他是一位禪師。寺院也小得多。在佛光山，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訪客。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格外地引人注目。並且，海明寺坐落在山中，而佛光山則被大片的鳳梨園所包圍。每天午飯後，我都會步行到海明寺後面的山裡，在樹下或墳堆上打坐。這是一段田園詩般的生活，我在那裡度過了兩年的時光，專心致志地禪修和閱讀佛教文獻。

我所讀過的那些著作裡，有一本是悟明師父給我的，書名是《寒山詩解》，他曾為這本書提供過贊助。我過去聽說過寒山。在美國，垮掉的一代的成員，把寒山視為他們的英雄。忽然之間，我正在讀他的詩，也正在品味這些詩！它們是如此地簡單，就好像是為我寫的似的。除了注解以外，這本書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詩，附有英文翻譯。儘管我仍然只會最基本的漢語，我還是開始翻譯這些詩，並且發現，翻譯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幫助提高我的漢語水準，以及深化我對佛教的理解。

雖然悟明師父讓我感到自己是受歡迎的，我也可以一直呆在海明寺，但是依靠他人的供養生活，我還是覺得有些尷尬。我被當作一位尊貴的客人，也不被允許做任何事。兩年後，我決定，該自己養活自己了。一九七六年，我離開了海明寺，搬到了竹子湖村一座修葺過的農舍裡。它就在七星山山頂下面，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臺北。

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我每週有三個晚上在士林教英語，剩下的時間在山上翻譯寒山詩，以及另一位佛教詩人石屋清珙的詩。我可以想像自己正在過著他們所過的生活：在山上，坐禪，聽風，觀雲。最終，一九八三年，我在美國出版了寒山詩集的譯本，一九八六年出版了石屋清珙詩的譯作。我忍不住好奇地想，不知道中國是否還有人像這樣地生活？

在此期間，我結婚了，需要一份真正的工作，所以我開始為英文的台北國際社區廣播電台（ICRT）工作。我的職責之一是採訪當地名流。有一天，我的特邀嘉賓是王文洋（Winston Wang），王永慶的兒子。採訪後，我告訴王文洋，這可能是我的最後一次採訪，我已經向美國的古根漢基金會（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提出了申請，想到中國去尋找像寒山和石屋那樣的人，去看看在當今這樣的時代，他們是否還存在，我希望下周能得到古根漢的回音。王文洋說，「這是一個很出色的想法。如果他們不給你錢，我會給。」當然了，他們沒給，而他給了。

因為我從未去過中國，所以花了幾個月時間去規劃。最後，在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一日，我和我的攝影師朋友史蒂芬•詹森（Steve Johnson） 一起到達北京。那是一段很奇特的時光。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示威者，上千名的示威者，舉城歡慶——並不僅僅因為是五一勞動節。

史蒂芬和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可我們到那裡不是為了慶祝的，我們有目標。於是第二天，我們開始拜訪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的總部在那裡。我想那裡也許有人能幫助我們。我猜對了，我們遇見了淨慧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他說，他聽說過在西安南面的終南山，仍然有人在堅持隱修。終南山就是我們後來去的地方。如果我沒有遇到淨慧師父，後來也沒有為了感謝他對自己的幫助而送他一本英文原著，那麼可能這本書的中文版就永遠不會面世。正是他，淨慧師父，請他的弟子明潔把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這就是緣分。

回想起來，在一九八九年的整個五月，我和我的朋友走遍了中國。此後我又到訪中國很多次。若問我從隱士那裡學到了什麼？我想說的是，作為隱士，他們一無所有，但我從來沒有遇見過比他們更快樂的人了。這就是我所學到的，而這一點，仍然在持續地滋養著我的生命。過簡單的生活，走簡單的道路，這是我從那以後一直奉行的。回顧自己的人生，我的結論是，我的整個人生道路，一半是由業力決定的，一半是由願力決定的。
比爾•波特　2021年5月12日

作者序

我總是被孤獨吸引。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就很喜歡獨處。那並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為我發現獨處有如此多的快樂。有時候，我願意躺在樹下凝視著樹枝，樹枝之上的雲彩，以及雲彩之上的天空；注視著在天空、雲彩和樹枝間穿越飛翔的小鳥；看著樹葉從樹上飄落，落到我身邊的草地上。我知道我們都是這個斑斕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當我們獨處時，我們才會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們與萬物同在。

我們都需要有時間獨處，有些人需要更多獨處的時間。有人卻能從獨處中變得更有智慧、更為仁慈，這是我遇到中國隱士後讓我吃驚的事。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國，隱士只是那些喜歡自個兒待著的人，往往都有點古怪。但是，在中國，我發現隱士往往是社會的菁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當美國人要我類比中國的隱士傳統與美國社會的一些現象時，我告訴他們隱士很像研究生，他們在攻讀他們精神覺醒的博士。在中國，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觀、儒家書院、大學乃至家裡獲得他們精神覺醒的「學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讀「博士」。然而，中國社會從那些獲得覺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過去如此，現在亦然。

我並未打算為此著書，我僅僅是一名譯者。但我居住在臺灣時翻譯的作品恰恰是中國最偉大的隱士們的詩——《寒山詩》、《石屋山居詩》。我僅僅想知道這種生活方式在中國是否還存在。當臺灣有人告訴我中國大陸不但沒有人修行，隱士傳統也不復存在時，我決定親自去弄個明白。不久之後，我發現隱士傳統不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國社會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覺得必須把這個情況介紹給西方人。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緣由。我想讓西方各種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儘管中國大陸曾經歷戰爭、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堅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給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勵。他們怎會無動於衷？

本書出版後，我很驚奇地發現，在美國很多大學都能看到。無論我在哪裡演講，聽眾既有學院的學者，也有來自社區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國從沒遇到對此不感興趣的人。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羡慕這些隱士，他們所做的是我們的夢想、希望，是我們某一天也會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榮幸的是，儘管還有不足和缺點，《空谷幽蘭》被譯成了中文，而且這次以這麼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勵西方讀者那樣，鼓勵中國讀者追尋並找到生活中「獨處」的樂趣——不是離群索居，而是因為更深的覺悟和仁慈，與大家更為和諧地共處。
比爾•波特（赤松譯者）2006年8月10日於華盛頓唐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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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一九七○年春，我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學費和生活費，所以我申請了獎學金。申請表上有一項必修課的獎學金，是提供給學習一門罕見語言的——罕見是針對當時的美國人說的。我剛讀過一本艾倫•沃茨（Alan Watts）所著的《禪之道》（The Way of Zen），它給我帶來了美好的感受。書上有漢字，它們看起來是那樣地奇怪和有趣。我遂決定，「管它呢！」 便選擇了這一項，寫下了「漢語」這個詞。我並不真的對漢語或中國文化感興趣，但是我需要一份獎學金。當我得知哥...

新版作者序：我往寒山走的路
作者序
譯者序（代序）

第一章 隱士的天堂
第二章 月亮山
第三章 舉世皆濁
第四章 訪道
第五章 鶴之聲
第六章 登天之道
第七章 雲中君
第八章 朱雀山
第九章 走過銷魂橋
第十章 暮星之家
第十一章 訪王維不遇
第十二章 大道入塵

新版作者序：我往寒山走的路
作者序
譯者序（代序）

第一章 隱士的天堂
第二章 月亮山
第三章 舉世皆濁
第四章 訪道
第五章 鶴之聲
第六章 登天之道
第七章 雲中君
第八章 朱雀山
第九章 走過銷魂橋
第十章 暮星之家
第十一章 訪王維不遇
第十二章 大道入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