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社會學

緒論

文學社會學以「作為社會事實的文學事實」為研究對象。其意義同時含括兩個層面：其一，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如何涉及到諸多生產、閱讀、評價作品的機構與個人；其二，文學文本如何銘刻一個時代的再現與社會的議題。

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卻能引出許多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界定所謂的「參照文本」？是作者本人所發表的作品原件？若是如此，那麼像卡夫卡（Franz Kafka）死後才由布羅德（Max Brod）出版的那些作品，應當如何認定？或者，作者本人就發表多個不同的版本，又應當如何認定？又或，手稿中出現的異文，是否應視為參照文本？又應否探問作品的生成過程，並像沙特（Jean-Pual Sarte）主張的，將此過程納為一種創作計畫（projet créateur）？又或，應否關注作品如何被詮釋──畢竟詮釋會隨著讀者與時代的不同而產生改變？

事實上，一部「作品」（oeuvre）或任何文化產物的意義，都不能化約為作者的意圖。除了因為作者並非總是在完全自覺的狀態下寫作，作品的意義至少還受到兩個超出作者意圖的因素所制約。

第一個因素，作品的意義並不僅限於其內部結構（如詮釋學者所認為的），還同時存在於國家層次或國際層次的「可能性空間」（espace des possibles）；而這個空間的輪廓，則是由當下與過去的各種象徵性生產所劃定，而作品，正是在這些生產條件的出版或再出版時確立自身位置。因此，一部作品的獨特性，是藉由與其他作品在主題、文類、構成與手法等層面的差異關係而界定的。作品承載著社會世界的再現，這些再現在當時社會的（階級、性別、國族、族群……等）各種群體之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共通性，並可能同時出現在非文學的文本之中。這就引出我們接下來更具體關注的問題：什麼才是適當的脈絡（context）？是作家的個人傳記──如同沙特在其對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研究中所強調的？或是作者的出身及所屬的社會群體（即階級）──如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聚焦的？或是其讀者群的社會特徵？或是奠定文學史的國族文學？或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言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或是依據英國文化研究學派（Cultural Studies）奠基者所提出的作品生產與流通的社會條件？或是依據從卡西勒（Ernst Cassirer）一路到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新康德主義傳統所強調的文化感知範疇？

第二個因素， 涉及到對作品的領有（appropriation）、使用（usage）、賦予意義， 以及企圖將作品作為對象的收編（annexion）。這些「接受」（réception）過程，並非存在於文學生產史之外。首先，作品如何被接受，不僅影響作品的社會意義，更影響作品在象徵性財貨（biens symboliques）的階序體系之位置，無論是來自評論界的「接受」狀態或書店的流通情況（如被擺放在書店展示檯面的顯眼位置，或進入暢銷書排行榜等）。第二，「接受」對作者的影響往往在作者在世之時就發生，促使作者根據這種接受所引發的反應與期待，對其創作計畫做出調整或修正。第三，對於來自過去或其他文化的作品（ 再）領有（(ré)appropriations），正是「文學性可能空間」（espace des possibles littéraires）的再生產或再更新機制的核心：例如，超現實主義者重新發掘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以對抗其同時代作家；沙特推崇帕索斯（Dos Passos）或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以抗衡19世紀古典小說形式；新小說（nouveau roman）則將福樓拜「收編」以對抗沙特倡議的介入文學（littérature engagée）──這幾個例子都足以證明（再）領有在文學史扮演的角色。

如同許多專業化領域（ 例如法律社會學），文學社會學也置身文學與社會學兩門學科的拉扯之間。這也是受到社會學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間長期緊張與摩擦的影響──社會學之所以能建構為一門學科，是因為在19世紀末跳離當時盛行的人文主義文化；而文學則迄今仍在抗拒任何「決定論式」的研究方法（ 關於這兩門學科相互的「誤解」，見Meizoz 2004 p.17）。文學社會學確實有必要克服對「客觀化」的抵拒，而這種抵拒其實就源自於對文學作品具有不確定性與獨特性的一股信念。

對文學的研究者而言，文學社會學過於「社會學化」；對社會學的研究者而言，文學社會學又過於「文學化」。文學社會學在某些國家隸屬於文學領域，但在另一些國家則又隸屬於社會學領域。這一研究領域的學科缺乏制度化之狀態，與過去半個世紀產出豐碩研究成果之現象，形成強烈的反差。文學研究者與社會學研究者之間，其實已逐步展開對話、逐步突破學科間的緊張與對立，並開啟了許多具有前景的合作途徑，而本書就是旨在推動並鼓勵這些合作（見Desan et al. 1988；Baudorre et al. 2007）。

傳統的文學研究，尤其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與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思維，往往傾向聚焦在文本及其特定的形式。但文學社會學的目的，並不是要將文學簡化為社會世界的再現，更是要去理解文學在社會的各種存在樣態──從最具物質性的形式（ 如書本之類的物件），到其認知層面意義，再到文學在各種文類、美學與政治運動中的定位等等。

相較於既有優異的概論性著作（Dirkx 2000；Aron & Viala 2006），本書的特色在於呈現這個迅速擴展領域當前的研究進展，尤其著重社會學的視角與方法論〔包括例如多重對應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網絡分析（network analysis）等量化方法〕，另外也涉及與藝術、文化、媒體、出版、翻譯、職業、社會關係（ 階級、性別與種族）、全球化等社會學議題的交流匯聚，期望為之提供新的聯想。在與文學史研究者持續對話（Lyon-Caen & Ribard 2010）的同時，本書亦指出與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與後殖民研究（Postcolonail Studies）（Write Back 2013）的交匯前景，而且不限於法語世界（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在此脈絡的發展最為蓬勃）。

第1章將勾勒這個領域的發展史，以及留下最深遠影響的各種理論，特別是試圖跨越作品的內在與外在分析之鴻溝的理論。在這樣的視角下，對文學事實的社會學取向，就可理解為：探究作品與其生產的社會條件之間的各種中介作用。這些中介作用（médiation），表現在三個層面，開啟第2至4章探討以下三個研究軸線，包括：一，作品生產的物質條件，以及文學世界的運作方式；二，作品的社會學──從作品所傳遞的再現，到由作者生產作品的方式；三，作品的「接受」與挪用的條件，以及衍生對作品的使用方式。

本書的這三章也將介紹重要實證調查的內容，並討論學者處理前述問題採用的方法。除了傳統探討文學事實的質性方法（如文獻分析、作品及評論內容的研究），社會學取向的研究，還可增加有別於傳記研究的個人軌跡研究方法；而若研究對象屬於當代，則尚可採用訪談與民族誌觀察。也因為借助了量化方法，因此與純粹的文學研究取向有明顯區隔。事實上，僅管創作行為一向被認為具有獨一無二的特質，但在文學的生產與接受過程的研究中，並不乏可量化或可測量的面向，例如：作者與讀者的社會屬性、出版類型、載體、文類、關係網絡等等。不論是對作家群體進行的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網絡分析、詞彙計量分析，還是閱讀調查，量化方法都能揭示一些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看似無法化約的文學軌跡、作品或閱讀經驗的若干特徵──前提是必須結合更細緻的質性分析。最後，本書還將探討文學史「去國族化」（dénationaliser）之後所開啟的前景，包括對作品跨國流通的研究（特別是翻譯，以及模仿），還有對文學遷移軌跡的研究（如流亡處境對創作的影響）。

緒論

文學社會學以「作為社會事實的文學事實」為研究對象。其意義同時含括兩個層面：其一，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如何涉及到諸多生產、閱讀、評價作品的機構與個人；其二，文學文本如何銘刻一個時代的再現與社會的議題。

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卻能引出許多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界定所謂的「參照文本」？是作者本人所發表的作品原件？若是如此，那麼像卡夫卡（Franz Kafka）死後才由布羅德（Max Brod）出版的那些作品，應當如何認定？或者，作者本人就發表多個不同的版本，又應當如何認定？又或，手稿中出現的異文，是否應視為參照文...

導讀：消除文學與社會學的空白地（摘錄）

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劉展岳（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專案副教授）


三、夏苾洛，以及她承襲場域研究的方法論

本書作者夏苾洛最初是文學研究出身，承繼布赫迪厄社會學思維與方法，而一路見證文學社會學漸成領域的跨界學者。夏苾洛與布赫迪厄一樣，都以學術知識活躍於公共領域，她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卓越級研究主任，兼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研究主任，亦是歐洲社會學與政治科學中心（CESSP）核心成員，此外，她也經常為《世界報》（Le Monde）、《人道報》（L’Humanité）、《解放報》（Libération）和《分析觀點與評論》（Analyse Opinion Critique, AOC）等左派刊物撰寫評論，踐行著文學社會學的最廣闊意義。

夏苾洛1980年代中期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主修哲學與比較文學，1990年代初進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攻讀社會學，在布赫迪厄的指導之下，完成以二戰前後文學作家角色變遷的社會學博士論文。

夏苾洛將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與「象徵資本」理論更專精推展至文學生產、跨國翻譯的範疇，以精準的社會學方法，將這個融合作家、出版商、評論家、學院與讀者共同構成的場域，鮮活勾勒出各方角力與鬥爭的全球化圖像。夏苾洛著作量十分龐大，主要研究議題有兩個，一是文學場域與作家責任的議題，二是跨國翻譯與全球市場的議題。

文學場域與作家責任的議題，是夏苾洛最初始的學術關懷。1999年博士論文改寫的《作家之戰：1940至1953年》12及 2011年的《作家之責：19至21世紀法國文學、法律與道德》，是這個議題的代表作。順著布赫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指明法國19世紀出現自主性的文學場域，《作家之戰》則關注二戰德軍占領法國時期的政治壓力如何沾染文學自主性──文學人不屈服於政治，但卻可能以文學價值觀呼應政治立場──有人標舉古典主義和民族文學而與維琪政權合作，有人則選擇現代主義與前衛美學而堅持行動反抗。夏苾洛藉由大量司法檔案、作家書信、出版紀錄及審查文件實證研究來重建文學場域的「合作派」及「抵抗派」的兩極圖像，以及當戰後政治場域重組、抵抗派重回主流的文學場域現實，亦即影響法國公共知識分子至深的「文學介入」時代。《作家之責》則更拉大歷史視野，探討「作家應承擔什麼責任」這個命題在19至21世紀的變遷。夏苾洛指出，作家的責任隨著文學自主性與外在規範的折衝而變：19世紀作家以批評政府為使命，20世紀作家承擔抵抗壓迫的倫理，當代則以捍衛文學的自主與自由為責任，這些歷史積累共同奠定了法國文學獨特的高度公共性傳統。其他著作如2009年主編的《歐洲的知識空間：從民族國家的形成到全球化（19–21世紀）》、2018年《法國的作家與政治：從德雷福斯事件到阿爾及利亞戰爭》，也都是相同關懷的不同表述。

在跨國翻譯及全球流通的議題上，夏苾洛再次巧妙的運用布赫迪厄「場域／資本」概念──翻譯當然不單是文化交流，更是觀察全球不平等的顯微鏡，是一國文學場域放大為跨國版本的資本鬥爭。2008年《翻譯流動：全球化時代下的法國翻譯市場》16和2009年《出版全球化的矛盾》即為此議題的代表作。兩本書分以國際翻譯市場、全球出版市場為分析對象，追溯1980年代迄今翻譯助攻的文學跨國流動，藉由譯本語種、出版刷次、出版社地位、版權輸出政策等資料，揭露全球化美夢表象底下的冷酷實境。夏苾洛看到幾十年間透過併購等資本集中化手段而崛起的全球出版集團，《伯恩公約》（Convention de Bern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euvre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的著作權保障也被有效轉化成經濟利益，致使英美文學書在全球市場攻城掠地，小語種文學則不斷邊緣化。參與其中的關係人，盡是文化最菁英的作家、出版社、版權代理、文化官員、書展產業，他們既為文學理念勤奮拼搏，也在運用資本占位鬥爭。所以全球化究竟帶領人類走向文化多樣性或價值單一化？答案清楚卻令人唏噓。2004年新作、2025年獲得法蘭西學術院畢吉社會學獎（Prix Biguet de sociologie）榮譽的《何謂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一書，聚焦於一國的文學作家獲得國際認可的運作，作品的內在價值當然不會是唯一原因。夏苾洛考察兩次大戰、冷戰期再到1980 年代後的全球化資本集中化趨勢，細膩挖掘跨國文學活動受到大型出版集團的中介操作，因此令人感動的世界作家，既是文學價值的某種彰顯，也是對語言、地域和制度不平等的某種掩飾。

這些理論核心關懷一致的專書著作，都是夏苾洛持續探討場域理論新意義的嘗試。而這些研究每每也都能看到她對現況的省思，尤其是文學全球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窘境。而夏苾洛不僅勤於論著，也積極在組織學術合作，例如參與英美學界的布赫迪厄研究網絡，監製編纂的《布赫迪厄國際辭典》即為最明顯的成果，也能感受夏苾洛承繼布赫迪厄的學術延續性。

四、原著的成書歷程，以及翻譯的轉換歷程

這本《文學社會學》在2014年初版，就是在前述布赫迪厄的理論及方法已廣為世界接受，相關的實證研究也陸續完成的脈絡之間醞釀而生。本書的法文原版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於2014年由發現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e）邀請納入旗下「指標」（Repères）書系。這個書系是法國社會科學的傳奇，嚴格要求以清晰、嚴謹且易懂的方式撰寫重要學科的入門書，而且定期更新。該書系的每一冊都是袖珍開本、頁數不超過128頁，訂價不超過11歐元，迄今已出版逾800冊。近年甚受國際注目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所著《不平等經濟學》（L’économie des inégalités）也在書系之中。《文學社會學》的出版意義，象徵這門學科已占有正當性的位置。相較於社會學早已建制化的其他次領域（家庭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等），更彰顯文學社會學走到今日的珍貴與不易。

這本書有如文學社會學重新出發的宣言，在全世界很快引發共鳴，目前至少已有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土耳其文、保加利亞文、克羅埃西亞文及英語（美國）七種語文譯本。當中對臺灣譯者最具參考價值的兩種語文，日文譯本於2017年由世界思想社出版，英文譯本則於2023年現身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

臺灣譯版的兩名譯者，分別是任教於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社會學者，以及任教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lco）的人文學者，不約而同受到夏苾洛研究議題的吸引。2025年春天，正在思考文學翻譯全球策略的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林巾力，邀約了夏苾洛在巴黎高等社科院旁的咖啡店小敘，並向從未探討過東亞現象的夏苾洛提出造訪臺北的邀約。臺灣的語文及地緣之特殊性，果然吸引夏苾洛的高度興趣，因此當場爽朗應允，也促成翻譯引進這本《文學社會學》的契機。

翻譯的提案很快得到臺大出版中心的支持。原本翻譯策略是蘇碩斌依照2023年美國版譯本迻譯初稿、復由劉展岳檢視法文新版原著進行複閱。然而很快發現，法文原著在2024年屆滿十年之際更新內容，並以「新版」問世，造成英文譯本和法文原著的各種不對應，比對過程超乎預期的困難。為此，我們陷入譯文信實和時間成本的掙扎，最後決定調整策略──先以翻譯軟體（Termsoup）搭配生成式AI（ChatGPT 4.5/5）逐句譯出法文新版的草稿，復由蘇碩斌參照美國及日本兩本譯著修整為中文語脈的基本初稿，再經劉展岳逐段確認符合法文原著語義的複閱稿，最後則是臺大出版中心主編李協芳綜整校對、確認譯文一致。

這樣的做法，是一種力求突破的間接翻譯（indirect/ relay translation）。間接翻譯在過去學界雖多受質疑（例如拉大原作距離、提高錯譯累積效應等）；但因為可追溯工作流程的成熟、深度學習和人工智慧翻譯工具的崛起，近年學界其實已在重估間接翻譯的功效，並從原本關注的文本準確性，轉向關注可治理、可驗證操作的有條件肯定。

我們置身生成式 AI 新時代，若能善用其力、與時俱進，並在適當的規範下（例如揭露中介版本、揭露AI翻譯工具、回歸原文脈絡檢核術語引文的一致性等），相信是有效增進思想交流的途徑。這本譯著循著這樣的精神，既有追求準確性的多層檢視，也有追求可讀性的字斟句酌，都是回應時代趨勢的具體操作。因此，除了多語言文字的交叉核對，對於原作者有時引述英文著作時採用法文譯本，而本譯版都全數回歸引述英文原著。

另外，本譯著也大幅增添「譯註」以作為跨語境的橋樑，因為法文原著引用了大量歐洲作家與文學文本，但或因讀者設定與篇幅限制之考量，文中多以很簡要的方式帶過。這些法國讀者大致熟悉的知識，恐怕將對華文世界的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因此，我們斟酌譯著讀者的需求，整理成恰好一百則的譯註，希望有助理解本書論點。在此也特別致意日文譯者鈴木智之與松下優一兩位先生，以及京都世界思想社的川瀬あやな編輯，感謝他們細緻的翻譯、譯註與編輯工作提供啟發，也感謝他們在本書出版前給予的暖心祝福。

總之，這本借助新翻譯科技的非常規翻譯產品，努力保有常規的嚴謹審慎態度──比對多種譯文交互勾稽、查證大量資料相互確證。夏苾洛本身就是「翻譯」議題的研究者，她為本書的論證總共引用了460筆書目資料，其中法文近260筆、英文近200筆，以及些許德文書目。在這些龐大書目之前，就可知道臺灣雖然科技國力已升級，但翻譯國力卻仍是很不足。460筆書目，日本已引進日譯版的至少已有42種，但臺灣繁體中譯本則不到10種，若再加計中國大陸簡體中文版，總共也大概只見到20種。

2022年生成式AI橫空出世以來，「翻譯還有必要嗎」應是當代知識人的一道痛苦是非題。翻譯本書的歷程，我們當然也有許多感觸。翻譯是資訊和知識跨越語言國界的途徑──AI工具絕對有助雙方張嘴寒喧交換資訊；但需要高速轉動腦袋的知識，仍然需要一種彷彿「全人」般的思想穿越。因此，一本具有系統脈絡的他國語文知識，當然仍有必要翻譯，並也應持續尋求更高效率的翻譯模式。

五、本書重點及建議使用方法

雖然原書系以輕巧入門著稱，但夏苾洛援用很大量的文獻以闡述她的布局。她不僅交代法國綿長的理論傳統，並盡可能廣泛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有時尚得交代文學作品的本事，其中還穿插不少她個人的有感而發，根本是紙短情長且意猶未盡。

夏苾洛以「理論史、生產條件、作品、接受」四章展開文學社會學的介紹。就如一開頭的感謝詞──致我的學生們（À mes étudiantes），這是歷經多年教學相長的努力而成就的知識菁華。從布赫迪厄到夏苾洛的這本《文學社會學》，是一套能同時關照文學內部的形式創造、文學外部的制度力量之框架。這四個章節表面上是「理論史、生產、作品、接受」的線性編排，但更潛藏多條相互呼應的主旋律。

第一條主旋律，是肯認文學挑動「象徵暴力」與「象徵鬥爭」的雙面性。文學作品既是鞏固階級、性別、種族結構的御用工具，也能挑戰既有格套而動搖文化制度。了解這種權力的雙面性，才能掌握文學必須有的能動性。

第二條主旋律，是可考量文學「創作―中介作用―接受」的互動關係。文學創作的形式選擇，即是作者的個人創新，也須結合編輯、經紀、選書（甚至演算法）的共謀。場域的「占位鬥爭」，就是透過諸多中介行動者而運作。

第三條主旋律，是可檢視文學全球化現象的複雜邏輯。文學場域的市場擴大，併同跨語翻譯、作家移動、國際書展與文學獎等機制而運作，象徵資本的鬥爭形式和強度也不斷增強，世界文學的中心邊陲分化恐怕也益形殘酷。

第四條主旋律，是提出一套集體性閱讀政治的分析架構。夏苾洛超越「個人閱讀」的視角，將閱讀落實到社群、書店及圖書館、排行榜、書評的集體機制，並賦予讀者由下而上參與文學創作的可能性空間。

本書這四條學術主旋律，都是修補人文學與社會學的長期分裂之苦心。夏苾洛引述大量當代的實證研究成果，具體轉化為研究與教學的「實作清單」，關於本書的適宜「使用方式」大致可臚列如下：

一是理解文學社會學的理論立場：本書以布赫迪厄「文學場域」為核心，將文學研究從作者、文本、讀者跨越而出，連結出版社、媒體、獎項、評論等一整個社會關係的權力爭奪網，也是文學社會學的內功心法。

二是取得方法論的專業工法：文學場域在理論上難免抽象，落實為「可能性空間」的即成分析架構，寫何體裁、用何形式、為誰而寫、怎樣賺錢，都是不同門派面對各種「可能性」的人生布陣，也是可觀察的對戰祕辛。

三是找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工具箱：本書不是光說不練的理論介紹，更多篇幅在介紹綜合外部和內部的各種質性、量化、文本、制度、閱讀的分析技藝，可治療偏執單一手路的短視，而可從中按圖索驥找到最合用的方法。

四是延伸當代議題的深度思考：文學社會學不能只關在學術期刊象牙塔，亦應勇於面向眼前世界的難題。例如伴隨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而來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議題，威權遺緒作品應在社會集體失憶，或應用於分析悲劇、記取教訓的素材。書中這些涉及價值判斷的篇幅雖然不多，但都是省思公共議題的敏銳起點。

透過這四種具有操作功能的使用方式，並藉由各類可想像的實例掌握應用場景，即使是初入行者，也能逐步從讀懂抽象理論，轉化到運用技法展開研究，並在持續實作之中紮實培養文學社會學的專業學術能量。

導讀：消除文學與社會學的空白地（摘錄）

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劉展岳（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專案副教授）


三、夏苾洛，以及她承襲場域研究的方法論

本書作者夏苾洛最初是文學研究出身，承繼布赫迪厄社會學思維與方法，而一路見證文學社會學漸成領域的跨界學者。夏苾洛與布赫迪厄一樣，都以學術知識活躍於公共領域，她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卓越級研究主任，兼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研究主任，亦是歐洲社會學與政治科學中心（CESSP）核心成員，此外，她也經常為《世界報》（Le M...

臺灣版序

文學社會學在全球正經歷一場復興，而這場復興出現在兩種並行的局勢之下：一個是文化商品化的加劇，另一個是文化議題的高度政治化。晚期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資本集中化與成本合理化邏輯，施加了一種經濟層面的審查機制，威脅到傳統文學出版以及高度實驗性作品的流通，轉而使暢銷書成為最大受益者。此外，威權政體也在進行意識形態的審查，推動一種反文化，讓傳統形式與文學與藝術的現代性對立起來。

這些局勢事實上一方面提醒著我們「文學的自主性」其實是得來不久的成果同時仍然是相當脆弱的，因此，值得我們深入理解其基礎與形成條件，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意識到「文學的自主性」，如同其對立者一樣，都是建立在一套由行動者、機構及跨國與國內網絡所構成的體系之上，而這些皆可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

對這些現象進行研究，依據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意味著我們能夠理解支撐文學場域自主化過程的運作邏輯，以及這種自主性所面臨的限制；因為，自主性終究必須面對各種異質性的力量與各種將文學工具化的企圖。

此外，我們也能藉此研究視角得以理解文學場域中不斷生產的不平等，例如存在於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不平等狀態。如同卡莎諾瓦（Pascale Casanova）在《世界文學共和國》（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一書中揭示了這些不平等推導出翻譯社會學所分析的非對稱交流以及國家文學與少數文學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此處所謂的少數文學指因性別、族裔、宗教、外來身份（如移民）、地理位置（如地方性）、語言，或（後）殖民與（地緣）政治權力關係等因素所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所創作的文學（如同魁北克文學或臺灣文學的情況）。這一點也正是我在2024年最新著作《何謂世界作家？》（Qu’est-ce qu’un auteur mondial ?）中所探討的。

要對抗這些不平等，就必須依賴具意識並具知識基礎且積極的文化政策，這些政策需充分理解社會文化的權力關係與文學場域內部特有的認可機制。因此，「文學社會學」是一種理解並客觀化這些不平等及其任意性的工具，同時考量文學世界中獨特的美學議題與正典化（canonisation）邏輯。

此書是我在臺灣以繁體中文翻譯進入華語世界的第一本著作。能以這樣一種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語言出版，對我而言是莫大的榮幸。我衷心感謝蘇碩斌教授以及劉展岳教授發起並完成此次翻譯。他們正是那種無私的文化中介者，致力於推動跨文化交流與思想對話，使其超越疆界而持續生生不息。

臺灣版序

文學社會學在全球正經歷一場復興，而這場復興出現在兩種並行的局勢之下：一個是文化商品化的加劇，另一個是文化議題的高度政治化。晚期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資本集中化與成本合理化邏輯，施加了一種經濟層面的審查機制，威脅到傳統文學出版以及高度實驗性作品的流通，轉而使暢銷書成為最大受益者。此外，威權政體也在進行意識形態的審查，推動一種反文化，讓傳統形式與文學與藝術的現代性對立起來。

這些局勢事實上一方面提醒著我們「文學的自主性」其實是得來不久的成果同時仍然是相當脆弱的，因此，值得我們深入理解其基礎與...

臺灣版序
導讀　消除文學與社會學的空白地／蘇碩斌、劉展岳
緒論
1 文學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取向
2 作品生產的社會條件
3 作品社會學
4 接受社會學
結論
引用書目
索引

臺灣版序
導讀　消除文學與社會學的空白地／蘇碩斌、劉展岳
緒論
1 文學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取向
2 作品生產的社會條件
3 作品社會學
4 接受社會學
結論
引用書目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