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人觀史的通識讀冊：從亞當斯密到諾貝爾──民族國家與軍工產業

〈第十五講：俾斯麥〉（節選）

　　（……）
　　除了政爭之外，俾斯麥也是非常落實他的「鐵血」政策，我們先從「鐵」說起。普魯士之所以能在普奧戰爭中打敗奧地利的致勝關鍵之一，是因為普魯士充分利用鐵路的快捷優點，將兵員快速運送到需要的戰場上。所以我們才說，「鐵」絕對不只是槍砲，而是工業化，而這個普魯士工業化的核心就是鐵路工程，進而成為德意志帝國工業化的「火車頭」。
　　在1850年代，若論歐洲的工業化程度，第一名毫無疑問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當時仍處於各邦林立的德意志邦聯，以及傳統落後的普魯士，依然是以農業出口為大宗。若我們以今日德國的角度來看，德意志邦聯中，率先發展鐵路的是南邊較為富裕、受法國影響較深的巴伐利亞，1835年，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即前面說的路德維希二世之祖父）興建了德意志地區的第一條鐵路；其次是奧地利，在1830至1840年間開始發展鐵路系統，截至1848年，奧地利的鐵路系統，總長度已經有超過一千公里。約此同時，德意志地區已有約總長達三千公里的鐵路，到1855年，德意志地區鐵路系統的總長度，已經高達一萬三千公里。
　　普法戰爭後，新帝國向法國索要了亞爾薩斯與洛林，不僅僅是基於德意志的民族情感（為了這個地區的德裔居民），另一個考量是，這個地方出產的優質鐵礦，加上普魯士魯爾區（Ruhr）的豐富煤礦，是歐陸鋼鐵業的天作之合，其生產出來的鋼鐵，不但可以興建鐵路所需的鐵軌與火車車廂，也可以造船或運用在其他的產業建設上，當然，鋼鐵也可以製造槍砲，來自於魯爾區埃森（Essen）的阿爾佛萊德‧克虜伯（Alfred Krupp），就在此時興起，克虜伯工廠所生產的火砲，在三場統一戰爭中，都屢建奇功，因此，當新帝國擁有亞爾薩斯與洛林後，將資源統合於克虜伯工廠，使之能有更好的研發與生產，利潤與規模更是數倍性的成長，打造成一個兵工產業王國。
　　經濟史學家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從1871年普法戰後，到1890年俾斯麥辭職（有史家稱之為「俾斯麥時代」，因為連威廉一世都抱怨過：「在俾斯麥手底下當國君很難」），在這20年間，俾斯麥大力建設德意志帝國，並引領帝國全面工業化，其間，俾斯麥採用了勞權鼻祖、猶太人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的建議，設立並鼓勵國有企業集團，以國家的信用來興建大規模的國家生產事業，並善用這些國有大型企業保護工業革命中的勞權，這使得俾斯麥日後被稱為德意志最初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者。
　　基於經濟與軍事因素而大力發展的鋼鐵業與鐵路系統，俾斯麥透過國有企業來擴建、負責營運管理，曾經營過農莊的俾斯麥知道，利用鐵路，可以快速地將農產品運送至更遠的地方，而且鐵路系統也可以連結到德意志帝國的主要港口（漢堡和不來梅），以利於德意志產品的出口。截至1880年，德國的鐵路系統，每年可以載客四萬三千人次，載運三萬噸以上的貨物，這些數字，都已經超越法國，成為歐洲之冠。同時，基於「國家社會主義」，俾斯麥也沒有收取高昂的鐵路票價與運輸費，而是以低廉的成本價，提供給乘客與製造商這些服務，使得他們能降低售價，薄利多銷，增進這些製造商的國際競爭力，等這群人致富了，再課徵所得稅，充盈國庫，皆大歡喜。
　　有了暢通的供銷管道與市場，德意志的農業，還受惠於化學肥料與蒸汽動力機械的工業化成果，巴斯夫（BASF）、拜耳（Bayer）等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大企業，也都是在這個時期中奠基。在1873至1913年間，帝國的小麥生產量成長百分之五十；豬隻的飼養數從七百萬頭增至兩千五百萬頭；機械出口也成長了六倍。這時候的德意志帝國，糧食供應充足、經濟成長突飛猛進，人口也迅速成長到五千萬人。此外，由於電燈、電話等電器的普及，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也抓住了這個風潮，創辦了西門子公司，也讓德意志帝國在世界電器工業的領域中，穩坐翹楚地位。
　　接下來，就是「鐵血」政策中的「血」。新血，不就是國民嗎？要徵新血的新兵，就要是從國民出，當人口數增加，可徵召的兵員數也會成正比上升，而且，如果在職場的年輕勞工都能夠服從紀律，身強力壯，那麼，在戰時要徵召他們入伍，這群人都會是很好的士兵，得以提升戰力，因此，平時如能提升國民（勞工）品質，戰時便可確保士兵的素質。
　　教育與紀律，在俾斯麥政府掌控學校的政策下，都是可以達成的，正如前所說，在全面工業化下的德意志帝國，勞工是很重要的資產，畢竟，有技術的資深勞工，可以增加產能、降低不良率，提升產值；戰爭也一樣，有經驗的士兵，不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死傷，也可以增加獲勝的機率。那麼，如何在工作環境中，能夠留住生產力、減少有經驗的勞工耗損？這一來是人民的福利，也是企業獲利的因素之一。
　　當德意志帝國的經濟大好時，德意志的勞工因而視執政的威廉一世及俾斯麥為國家英雄，但在野的社會主義人士（如下一講的馬克思），則是基於自己的理念，或善盡在野的職責，積極批評在朝的俾斯麥政府，畢竟，這樣才能幫他們爭取選票，進入國會，來實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因此，不像法國的勞工對革命懷抱著渴望的態度，許多德意志工人反倒認為社會主義是極端分子、是刻意滋事的叛亂分子，是不忠於國家、只忠於國際勞工組織的叛徒。
　　德意志工人階級會有這個認知，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實際案例。1878年5月11日，81歲的老皇帝帶著女兒，乘車在柏林向夾道的民眾揮手致意時，一名社會民主黨的前黨員向老皇帝開槍行刺，所幸老皇帝與公主都毫髮無傷。這件事發生後沒多久，6月2日，勇敢的老皇帝再度回到當時被刺的地點，接受人民的歡呼，不過，槍擊事件再度發生，但這次老皇帝受到了輕傷，刺客諾比林博士（Dr. Karl Nobiling）飲彈自盡，俾斯麥聞訊大怒，立刻宣布解散國會改選，社會民主黨及自由民主黨挫敗，1878年10月，《社會主義者鎮壓法》通過，包括工會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組織皆被查禁，並禁止其公開集會與出版品，一千五百名社會主義人士被捕，逃往海外的人數更多。
　　在農莊內熟讀社會主義書籍的俾斯麥知道，這樣強行鎮壓社會主義，只是治標，絕對無法澆熄已經蔓燒整個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既然消滅不了，那就讓政府來實踐社會主義，要比社會主義分子做得更社會主義，使人民不會倒向支持社會主義分子，若政府更能有效地照顧人民，民眾對於皇室與政府的忠誠度才會增加，這才是德意志帝國長治久安的不二法門。
　　況且，俾斯麥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人士所要爭取的勞工權利，不外乎是革命，其終極目標就是要革掉政府的命，就算政府壓得住，這些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人士如此革命鬧事，向資方爭取勞方權利，其結果必定是兩敗俱傷，畢竟，當勞權團體索要的權利超過了資方的負擔，因而導致資方倒閉，那麼，這群爭權的勞工跟無辜未爭權的勞工，都將失去工作，就如同為了要獲取更多的金雞蛋，反而把母雞殺了，以後，就沒金雞蛋可領了。所以，就長遠的勞工權益來看，如此革命性的抗爭，其實是對勞權的傷害，因此，只有在勞資雙方間取得適當的平衡點，才是勞工權利的最大值。
　　怎麼能做到比社會主義人士主張的社會主義還社會主義，甚至比社會主義主張的激進手段，或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念，更能保障勞工權益？1881年，俾斯麥創立了劃時代的社會福利系列政策，包括：疾病保險、意外保險、傷殘保險及退休金制度。1883年，爭議性最低的《疾病保險法案》率先通過，在這個法案規定，由雇主定期提撥三分之一的勞工保險費用，而勞工本人則自行負擔三分之二，若勞工生病，這筆保險金可以支付最基本的醫療費用與最低工資，可以給付長達13個星期。而在施行辦法上，地區性的健康服務機構也因應產生，藉以督導這個法案的執行。
　　次年，《意外保險法案》也隨著通過，強制由雇主支付全額的保險金，執行支付第14個星期後的醫療費用（也就是說，當《疾病保險法案》的給付滿13週後，第14週起，便適用《意外保險法案》），以及三分之二的原工資；1886年，農民及其他產業的員工，也納入此法案的保護。而最具爭議的《傷殘保險與退休金法案》，最終也在1889年通過，依此法案，永久傷殘與滿70歲的各行各業員工，可以每年領取一筆保險金，該保險金是由勞資雙方在先前所各半提撥儲蓄的基金支付，政府也另有補助。
　　如果你難以理解俾斯麥這套全球第一的社會保險政策，可以拿臺灣現行傲視全球的勞工保險與全民健保制度來類比，你就能輕易理解俾斯麥這些政策，在當時有多麼跨時代的前瞻。而且，依據這些法案，德意志帝國也因應成立了國營與私營的保險公司，健全德意志帝國的金融體系。這不但是一石多鳥的政策，而且也深受全國人民歡迎，畢竟，其他的歐洲國家，可沒有像德意志帝國有這些先進的社會福利政策，勞工權利依然得靠自己爭取，即使社會主義發達、觀念先進的法國，在這些措施上，可是遙遙落後。
　　不過，也得幫英法等國說句話，俾斯麥政府可以先進地執行這些社會福利法案，是因為俾斯麥政府手上有張王牌：國有企業，或國家支持的大型財團企業。相較於資本主義發達、私有化比例較高的英法等國，俾斯麥政府可以直接下令給這些大型企業集團，因為這些企業集團即便不是國有資本，也是靠政府賞飯吃（政策支持或收益來源），所以配合度很高，政策的落實也能貫徹，而且這些大型企業集團的員工數很多，在政府的雙邊支持下，能照顧到的勞工數，也能一蹴即成地達到一定的規模，完成相當高的政策達成率。唯一不開心的是德意志的社會主義人士，他們批評俾斯麥這些法案賄賂選民，是為了遮掩《社會主義者鎮壓法》中對社會主義者不公不義的對待。不過，這不就是執政的優勢？
　　美國在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戰爭期間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中青年男性戰死，導致戰後的勞動力不足。因此，內戰後的美國，開出了較優渥的薪資，吸引歐洲移民前往，根據統計，在1850年至1870年期間，由於戰亂、貧窮或政治壓迫，有兩百萬德意志人民遠渡重洋，到美國去開展新生活。不過，當俾斯麥政府這一系列的社會保險法案實施後，人口外流的情況不但控制住了，而且在大型企業所在的城市，甚至可以吸引外來勞工。
　　在完善的社會保險福利體系下，德意志的勞工得以安心工作，不用怕工傷或疾病而導致他們失業、沒收入，心理得到穩定，在工作上出的意外也就相對降低了，因此，這個時期的德意志帝國中的因公受傷或死亡的人數，是全歐最低。於是，德意志的勞工知道，只要辛勤、腳踏實地工作，就能換取生活的幸福，這也造就了德國工人的美德，有了這種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加上先進的二代工業革命成果，軟硬體兼具，不但製造業發達、產品優良，而且在戰時徵召這群人入伍，軍隊的紀律也高、戰力強大，造就了德意志的強盛（甚至在兩次世界大戰都戰敗的情況下，都能很快地恢復）。
　　國家強了，內政控制住了，外交上，也透過多重的盟約，與歐洲列強維持住表面上的良好關係，也鞏固了新帝國的安全，接下來，俾斯麥就把眼光放到之前普魯士不敢多想的海外殖民地。首先，當國內的企業越來越大，出口越來越多，帝國對於這些企業的海外利益，是應當給予保護的，這便是俾斯麥在國內經濟強盛後，必須採取的下一個步驟，這種類似日後古典地緣政治理論（1901年，由德國學者提出，容後細述）中，所提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概念，在當時確實是顯學，而這種帝國主義的思維，也讓德意志帝國在主觀的國力擴張、及客觀的企業需求上，都依循著這個路線。
　　於是，當帝國強盛後，俾斯麥不但取得歐洲的主導權，也藉由帝國在歐陸政治上的影響力，涉足非洲大陸殖民地的劃分、分一杯羹。1878年，俾斯麥邀請歐陸列強，在帝國首都柏林召開「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排解俄土戰後的巴爾幹領土爭議。俾斯麥雖是以德意志並未參戰，故能以無利益的協調者自居，但這些列強都心知肚明，當時實力如日中天的德意志帝國，如果真要插手介入巴爾幹問題，那俄土間的領土衝突必將升級，而巴爾幹問題也必定變得更複雜難解，所以，列強乖乖坐上了柏林的談判桌，聽從俾斯麥的調解。
　　有了這次的經驗後，俾斯麥知道自己已經能像梅特涅一樣，可以用帝國的權勢作為自己聲望的後盾，透過列強協商，來取得帝國的利益，於是，1884年，俾斯麥又以解決比利時與法國在非洲剛果（Congo）的殖民地誰屬爭議，邀集列強，再度在柏林召開會議，這是另一次的「柏林會議」（Berlin Conference），透過「梅特涅」式的協商機制，在柏林會議桌的地圖上，澈底瓜分了遠在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陸，決定了列強各自的勢力範圍。從四百多年前，葡西兩國在非洲建設殖民地開始，隨後英法跟進，就算晚進、占地利之便的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等，也都在非洲耕耘了幾十年，但俾斯麥作為新任的歐洲協調者，兵不血刃地在談判桌上，為帝國在這塊黑色大陸上，分得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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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俾斯麥〉（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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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爭之外，俾斯麥也是非常落實他的「鐵血」政策，我們先從「鐵」說起。普魯士之所以能在普奧戰爭中打敗奧地利的致勝關鍵之一，是因為普魯士充分利用鐵路的快捷優點，將兵員快速運送到需要的戰場上。所以我們才說，「鐵」絕對不只是槍砲，而是工業化，而這個普魯士工業化的核心就是鐵路工程，進而成為德意志帝國工業化的「火車頭」。
　　在1850年代，若論歐洲的工業化程度，第一名毫無疑問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當時仍處於各邦林立的德意志邦聯，以及傳統落後的普魯士，依然是以...

～寫給高中生和大學生的通識教育補充讀物

　　說實話，如果在我年幼時，知道我將來會寫一本有關歷史的書，那我一定很自信地認為，這會是部有關中國歷史的書，不是春秋戰國，就是唐宋元明，畢竟，我從小在外婆家長大，二舅當年攻讀博士班的史書，都是我的童年玩具和啟蒙教材，二舅在寫博士論文時，常跑臺北市的故宮博物院，我也經常跟去，那時覺得故宮博物院的英語導覽人員好厲害，還立志過長大要和他們一樣。小學二年級的端午節前，由於在班上說出導致屈原失勢的兩個佞臣名字，大出老師意外，之後，節日由來的壁報就都是我負責了。上了高中後，血氣方剛，經常抱著跟二舅借的《白話史記》和《臺灣通史》，去找歷史老師麻煩。
　　半百生日當天，我在日本東京避母難日，那天上午，接到了兩個改變我一生的重要電話：一是中華民國與薩爾瓦多斷交，一個兩國合作的綠能電廠項目戛然而止，另一個是太座的朋友推薦我去接淡江大學的一門通識課：全英語教學的「西洋歷史與人物」，她覺得我喜好史學，多年前又有全英語教學的經歷，於是，在太座的開導和想挑戰重操舊業的念頭下，我接下了這個任務，這一教，就開始了我這七年來，每週一來去淡水的日子。
　　淡江大學全英教學的「西洋歷史與人物」課上，有一半以上是國際學生，剛開始，我很有壓力，畢竟，講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跟馬克思（Karl Marx）時，臺下有勤奮好學的德國學生；講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時，不但有俄羅斯學生，甚至有一年在講大北方戰爭（The Great Northern War）時，同場有俄羅斯與瑞典學生足以代表交戰雙方；講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時更精采，我不但碰過課堂上有法國學生，還有海地學生談拿破崙對海地的影響，甚至有南非的學生說，他的先祖曾在拿破崙麾下服役。
　　感謝這些國際學生給我的教學相長，因為，以前我念西洋史時，讀的都是中文教材，雖然在轉換成全英教學時，並無困難，但僅憑藉著讀到的中文，配合以前差旅時、靠雙腳讀到的萬里書，只侷限於神遊過往的故事中。可是有了這群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參與後，我們在課堂上講的西洋歷史，就更多采多姿了，比方說，我們以前念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時，知識多來自於《亞歷山大遠征記》中譯本，雖然我們都讀到亞歷山大大帝曾遠征印度，但我們沒讀到當時印度的史籍記載，因此，只能單方面學到馬其頓人的紀錄與史觀。可是有一年，我們講到亞歷山大大帝時，班上有位印度同學，就主動補充了印度雨季的特徵，使我們更能了解馬其頓將士為何歸心似箭。此外，俄羅斯同學以兩個母系家族之間的鬥爭，來補充彼得大帝與其姊蘇菲亞公主（Sophia Alekseyevna）間的政爭。這些，都是我之前在讀中文書時，所不知道的內情。
　　疫情期間，由於國際學生來臺不易，因此，我的全英教學，改為中文授課。那兩年，教學評鑑上有很多的肯定，有學生認為：「老師簡直是說書人」，也有學生「重拾對歷史的興趣」，臺灣雖然經過教改後，課程中已經增加世界史的比例，但仍停留在填鴨與備考為導向的陋習。舉例而言，有同學曾說，為了備考記憶方便，他的歷史老師建議，只要看到奧匈帝國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的選項，把他當壞人去選就對了；每學期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問：「聽過：『斯巴達是個窮兵黷武的城邦』的，請舉個手！」不出意外，每次都有很多人。
　　幾年前，有朋友遊說我出書，或在網路上講史，我都謝絕了，但今年卻改變主意，主要是因疫情結束後，「西洋歷史與人物」又重返全英教學。有位來自桃園升學名校的學生，在我用全英講完伯羅奔尼撒戰役（Peloponnesian War）後，不太確信他的英語理解是否正確，很勇敢地在課後來問：伯羅奔尼撒戰役最後是斯巴達獲勝？我說：對。他喃喃自語地說：那我們高中歷史老師講錯了。我試圖幫他高中歷史老師緩頰，跟他說，因為中華民國是民主國家，所以我們長期以來，認同「雅典式民主」，在史觀上，就會比較同情有民主形象的雅典，正如同我們是民主國家，長時間與西方民主陣營站在同一條陣線，所以，我們比較接受西歐的基督教史觀，因此，翻開高中世界史的課本，確實有很多這些觀點，但如果沒有獨立思辨能力，很容易使老師與學子們誤解。
　　因此，我才開始有想寫這本書的念頭，一來是給期盼已久的臺灣學生們一本中文教材，把我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以中文撰寫並詮釋出來，既可以幫助他們理解，也給我留下一份這「七年之癢」的教學紀錄；二來則是想補充高中歷史課本以外的史觀與史實，如此便可以幫助更多的年輕學子，對於學習歷史與了解世界的思維，有著更多的熱情。
　　做為塩野七生的忠實讀者，我這部課堂小記，也奉行她的寫作風格，有史實引述、有個人意見，也有輕鬆的筆調，畢竟，每個凡人都有愛恨情仇、七情六慾、有血有肉，這些歷史上的大人物們亦然，他們不會都是一本正經，也有年少的輕狂與荒唐、日後的昏庸或犯錯，「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所以，學子與讀者們，不妨以一個有著史學考究的歷史讀物視之。
　　最後，要感謝給我這個機會的淡江歷史系高上雯和李其霖兩位主任，還有熱心和藹的助教們：葉如真、林秋淨、廖健婷；與國際事務學院的包正豪院長，和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的林偉修老師及助教林宜陵；幫我收集資料的陳駿德老師和小女斯茹、送我「利其器」筆電的兒子斯惟，以及曾教導過我的各位恩師，還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外籍學生、許多參與討論的淡江學子們。最後，要感謝秀威資訊的鄭伊庭和尹懷君兩位編輯，在本書的出版與校正過程中，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指導與建議，並感謝余佳璋學長，介紹秀威給我認識。
　　每次爬格子都嘔心瀝血的我，三十年前，把碩士論文，獻給了啟蒙我的外婆　孫王愛德女士，現在，既然又泣血提了一次筆，謹將這部教學心得，獻給跟我有半世紀父子親緣的　先父：

　　　　　　　　　　　　　楊學奇
　　　　　　　　　　　（193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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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導讀
第十二講：亞當斯密
第十三講：拿破崙
第十四講：梅特涅
第十五講：俾斯麥
第十六講：馬克思
第十七講：諾貝爾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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