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太光,夜晚不夠黑
二○○八年度香港書獎與二○○九年度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加諸於我們的羞恥讓我們沉默,加諸於我們的暴力讓我們麻木、殘酷。「精神病」只是不得已適應創傷與壓迫的方式。慈善和歉疚無助任何人的解放,《房間》那麼聲張,背後卻是無以言說,不可分享的沉默;文學從來不能救贖,創傷之背面還是創傷。但創傷是否足以連結一個共同體?──李智良
香港作家李智良經典作品《房間》描述一個與維吉尼亞.吳爾芙不同的「房間」故事。吳爾芙的房間是女性的自主國度,然而李智良以其「雙極性疾患」的診療經驗,寫出現代人面臨各種創傷與幽暗情緒時,得不到適切照援,被藥廠、醫療系統、社會眼光所共同禁錮的「房間」。這本書在香港出版時,不僅受到文壇矚目,更引起許多精神疾患與家屬的迴響至今。多年後重讀,華人社會這樣的「房間」仍在。在李智良的文學世界中,《房間》所要陳述的,不只是「疾患」失序的心靈與康復不得的精神和肉體,更以極敏銳的感官描寫城市生活日常的暴力與壓抑,觀照千禧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作者走出「房間」,遊走反世貿、保育天星碼頭、菜園村反迫遷等社會運動現場,貫穿其中,是呼喚自主生活、與社群連結的共同渴望。
專文/王墨林、黃碧雲、童偉格、魏明毅
完整對談收錄
李智良/張歷君,〈瘋狂與自主〉
李智良/盧勁馳,〈他者的可見與不可見〉
作者簡介:
李智良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加拿大貴湖大學(U. of Guelph)藝術碩士畢業。著有《白瓷》、《房間》、《海邊草更藍》、《渡日若渡海》,以不純正的語言跨文類寫作,亦涉獵攝影。曾獲香港書獎及香港中文文學獎;曾於愛荷華、新潟、柏林、倫敦等地駐留;曾於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創意寫作、文學與電影相關課程,亦於線上舉辦讀書組與寫作導修課。創作及評論散見《字花》、《春山文藝》、《Asymptote》、《Riddle Fence》、《Brick》、《The Capilano Review》等期刊及多種香港文學選集。近年作品揉合無情節小說與實驗詩文,探討多重斷裂的身分、創傷記憶與流徙等當代議題,深信文學的力量足以鬆動邊界,令世界的顫抖被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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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 黃倬詠
平面設計師,生於香港,曾育有兩貓。慣常以拼貼實踐想像,建構個人與集體的視覺語言。設計範疇主要為藝術展覽主視覺、書籍裝幀及獨立電影和短片海報。曾與西九文化區(WestK)、M+、大館、WMA、ifva、香港國際攝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關懷愛滋、香港展能藝術會機構等合作;亦為各獨立出版社設計文學及學術相關書籍。
最近希望在工作上能繼續遇到真誠的事。
作品見www.youngntoxic.com
章節試閱
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
一九九八年初,我突然來到臺北,有種「若不離開香港必逢災禍」的預感,草草起行,從啟德機場出發,幾天裡遭遇了至今不能明白解釋的狀況,又從澳門乘夜回港……其後就是十年。而且像Daniel Paul Schreber回憶錄裡面說的,[注1]總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是從某個夢中,閃念而生、存活閃瞬的Fleeting-Improvised-Men一樣。[注2]
沒多少人願意以「政治」界定自己的身分,卻還是不得不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理解過去十年生活此城的參照。特區成立十週年的誌慶即將熱烈起來,回顧與展望卻是淡淡然;十年,宏大又瑣碎,悻悻然不能自已,卻無從說起。上星期妖魔化身的名字掛在A1頭條,本週是地產商遺產訴訟的前哨,打後是熊貓登場讓大眾見面。去年呢?前年呢?一時說不出來,畢竟只是世間一隅的熱鬧。遺忘就是這麼回事,遺忘的人無法講述失憶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我是在教科書與懷舊節目中那個「香港」出生的。父母於二戰後分別從潮粵南遷,由木屋住到徙廈[注3]、新市鎮公屋,由車衣女工與修表師傅做到校役與看更,兒女由教會辦的托兒所讀到大學研究院。我就是這麼一個勤勞向上/下的「香港故事」中的主人公。然而這個故事到底沒法標示,它沒法標示的一切。 所謂「歷史」就是記憶的政治與爭持,由是我體會過去十年,那種在教育改革、在媒體中呈現強迫症似的,要追源溯往但有欠細緻的家國想像,其之於後殖民管治的必要性: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設置了我們參與社會的方式,設置了理解自己的角色要求和演繹。
「香港」乃由割讓而始生,而「一國兩制」是歷史上未有先例的政治實驗。居住與生活於特區的人從來就沒有可供比照、自況的現實對象。在我的一脫人而言,僅有一種薄弱的、對「前朝末世」的記憶,模糊輕省。而一種記憶就是一種身分和伴隨它的視角,或處身世事的取態;十年間,模糊輕省的記憶,水過鴨背,還未及著根萌發的身分意識,就不住在各種「緊急危機」中被消毒洗褪、重整,儼如電腦硬盤之格式化。假如過往僅是殖民主義的錯禍,「舊事已過,一切都成新的了」,現下港英遺孽得到國家的認授與祝福,不求反省只求立新,檢視歷史的工作與責任,也大可以新蓋的大樓鎮壓、埋沒填土之下?
檢視歷史不是要阻礙發展的大好勢頭,亦不僅為文物建築的封存。因為記憶,它不是戀棧的意思,而是源自長輩與後生,從某處一路走來的生活歷程與生活條件之自足。教育與媒體之互相借代,則在於市場與官僚操作下的生產性霸權,暴力隱藏於論述修辭的雅潔。
陌生人競活共存於此城,不是無異於同一種剝削,不是於敵我一統無異的簡單概括,而是各有一種生活上的曲折軌跡、拋擲出去未可著地的弧線,可能很普遍的經歷,但它屬於我、屬於他人而不容抹褪,但它為現實不容。唯有對自身、對他人生活歷程有了此種「認識」和「重認」(Re-cognition),才能想到生活底層的矛盾結構,正是站在一起的理由。
注解
1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 1842-1911),曾於德國薩克森(Saxony)首府城市德勒斯登(Dresden)任職法官首長(Senatspräsident),著有《我的神經病回憶錄》(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一書,為其本人於一八九九至一九○二年間就地方法院頒布「人身保護令」羈留其於精神病院不予釋放一案,向德勒斯登上訴院上訴期間呈交的證供材料所輯選。一九一一年,佛洛依德以史瑞伯的回憶錄作為其論述的依據,發表題為''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的論文。有關史瑞伯的生平與其精神疾病的歷史考挖,可參考Zvi Lothane. In Defense of Schreber: Soul Murder and Psychiatry. Hillsdale: Analytic Press, 1992. 及Eric L. Santner. My Own Private Germany: Daniel Paul Schreber's Secret History of Modern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Flüchtig hingemachte Männer,指由神蹟安插在人類軀殼中的靈魂,並非自然繁殖所生。史瑞伯認為,當新人類於末日後繁殖到足夠數目,這些不是真實活著的人形就會消失。見:Daniel Paul Schreber. 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 (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 Ed & Trans. Ida Macapline & Richard A. Hunter.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0. p.17, footnote 1; p.61.
3徙置事務處(The Resettlement Department)於一九五四年四月成立,負責管理因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大火而興建的多層徙置大廈。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三年間,徙置事務處接管多個先前由慈善機構興建的平房區,於香港不同地區先後興建二十五個徙置區(Resettlement Area),樓宇共分七種類型,其中第一、二型只有七層高,俗稱「七層大廈」。
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
一九九八年初,我突然來到臺北,有種「若不離開香港必逢災禍」的預感,草草起行,從啟德機場出發,幾天裡遭遇了至今不能明白解釋的狀況,又從澳門乘夜回港……其後就是十年。而且像Daniel Paul Schreber回憶錄裡面說的,[注1]總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是從某個夢中,閃念而生、存活閃瞬的Fleeting-Improvised-Men一樣。[注2]
沒多少人願意以「政治」界定自己的身分,卻還是不得不以「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理解過去十年生活此城的參照。特區成立十週年的誌慶即將熱烈起來,回顧與展望卻是...
作者序
二○二六年《房間》再版序──那些擦身而過的死者
And it's inside myself that I must create someone who will understand.
― Clarice Lispector[注1]
《房間》(A Room Without Myself)收錄的文章最初寫於二○○五至二○○八年間,翻看近二十年前的書稿,不免感慨,感情、友誼與城市面貌皆沒有永遠。曾經相遇相知的人,不再同途。離世的朋友,未有告別,只能把思念收藏心中。想起那些被「生存」壓碎的夢,因為終究不知道失落幾多,我總是未能哀悼。
因香港近年的變化,不少朋友離散異地,當他們不在身邊,構成「我」的過去或未有生成的連結,皆為「或缺」。《房間》寫「精神病患」被隔絕的孤獨,也是「我」渴望自主與不能自主之間劇烈擺蕩,言辭憤懣,堆疊的否定語句,抵禦壓人的現實,它也一再追問,怎樣的關係——與人,與自己——才是真正的連結?是怎樣的「現實」,阻斷連結生成?
書中的「我」,曾游離在反世貿、保育天星/皇后碼頭、利東街反拆遷、扎鐵工人罷工、反高鐵/保衛菜園村、樂生院保留等社會運動「現場」或外圍,聽聞或目睹,官員出爾反爾,媒體抹黑,催淚彈放題,露天禁錮大批市民,行動者在警車上被虐打再送上法庭與監獄。那時候的「我」還末意識到,每一次抗爭,都是下一次的預演,真正的改變,多不是一蹴而就。在那個港/中矛盾還未全面燃點的「千禧年代」,學術/文藝/社運的邊界是多孔的,人脈有許多重疊。占領匯豐銀行前地[注2]的行動者,在工業區辦游擊音樂會的樂手,以創作聲援大陸工運的詩人與漫畫家,投身移工組織的學生報編輯,在碼頭工人罷工[注3]現場幫忙伙食的廚師,採訪重建區迫遷戶的民間記者,與居民關注組合作草擬「民間規劃方案」的青年學者,在示威現場邊拍片邊擋警察的紀錄片導演,在邊境綠帶實踐「半農半工」的藝術家……角色流動,連繫交織,感覺都是理念相近的「同一群人」。在這些場景與人中間,「我」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一個鬆散「群體」的部分。我願意相信,這許多年以後,縱使不再年輕,有人退守在舒適的生活與慈善,也有人變成自己當年反對的模樣,但「我們」還是會在不同的位置上,踐行理想與信念。不是因為最後能改變或無法改變什麼,而是我們可以選擇做怎樣的人。
二十年後,我在另一個幾乎隔絕天氣的房間裡,或站或坐在電腦屏幕前面,寫了又刪,改了又寫,「世界」已然崩裂。既沒有留在香港,也沒有抵達任何地方,一個寫者還在寫著,身體只能存在於它所攜帶的第三時空,其無以憑證的記憶與感性,是否足夠證成這場人生?但我也知道,無論離開或留下,沒法噤聲,也不能暢所欲言,還是會有人一直寫著。本業不可廢。
§
記憶那麼不可靠。也許就是《房間》出版之後,T帶我到西門町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飯。我們一定喝了幾杯啤酒,用口音不純正的「國語」、英語、粵語說了很多話。吃完飯出來的時候我們抽菸,是機場買的 Caster 7 嗎?但我記得T說,「智良下一本書要再等六、七年吧?」我說,不會啦!語氣那麼肯定。但我寫太慢,到二○二○才出版《渡日若渡海》,也不是原來想寫的那一本。我甚至沒去參加T的告別式,不告別就等於還會再見。我仍然會去那間日本料理店,但我還未學會像他那樣坦然面對憂鬱,不怕它的深邃。
我記得另一個炎熱白晝,跟幾個友人與A的妹妹去了屯門清松觀。我把《房間》撕開,側著臉避開熱燙的氣流,一把數頁、十多頁丟進化寶爐,對著透明的火呼喚因癌病逝的A,希望他會收到書和我們燒給他的冥錢。A生前沉醉建築研究,某次喝酒(是「64吧」嗎?)不知聊到甚麼他跟我睹氣說,「寫書有什麼用?就一千幾百個OL讀到,一座建築卻影響好多個世紀的人的生活!」我沒想到什麼可以反駁他的,但我覺得若所寫的能陪伴一千幾百個人沉悶寂寞的時光也是很好。後來他連自己的骨灰也託朋友帶去日本,埋在安藤忠雄的某個作品附近。青松觀的庵位裡,其實沒有他的骨灰。
一個死亡連著另一個死亡。《房間》的第一場新書發布,在香港銅鑼灣正文書店。[注4]有一位來聽講座的「讀者」是個醫科生,我們在討論環節對用藥的意見針鋒相對,氣氛有點僵持,她突然話鋒一轉說,其實,她也是同病相憐的「病者」。我沒有想過會遇到這樣的對話,一下不知「同病相憐」是對話的基礎還是把不同的經驗切割、約省太多。活動完後我和朋友跟她聊了一會,也跟她輕輕握過手道別,我和她都需要那一下輕輕的握手。不到幾個月後得悉她自殺身亡。她的死被報章說成是優才生受不了課業壓力,「能醫不自醫」,死前無甚異樣,同學老師都很驚訝。但後來從朋友口中知道,死前她曾因病情需要申請停學,要求調宿,也曾接受校方的輔導服務,很努力去理解自己的「病」,也跟人訴說過自己受不了壓力;死前一個月剛轉了藥物處方,正值藥物「斷癮癥狀」猛烈的高危期。
我想像她,但只能是寫者的想像:死者趁深夜,大家在睡覺,在上網、看電視的時候,在一幢公屋的電梯大堂附近徘徊,在一米多高的欄河前面,她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她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世界」,一定就是眼前有許多幢二三十層高的大厦,許多家戶亮著白的、黃的電燈,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車燈流動,晚歸的人在街上;然後就伸出那一步。為什麼沒有人接住她?
當我想到自己的倖存,並且有那麼多微小的快樂與充實的時光,我竟然可以享受海邊的風,散步道上的樹影,音樂會裡的結他噪音,和親人、愛侶或好友相處的散漫時光,能住在堅固的房屋,不愁明天的吃食……卻總突然想到那些擦身而過的死者,許多有名字沒名字的人,仍然在與諸種「不幸」與社會不公博鬥。
加諸於我們的羞恥讓我們沉默,加諸於我們的暴力讓我們麻木、殘酷。「精神病」只是不得已適應創傷與壓迫的方式。慈善和歉疚無助任何人的解放,《房間》那麼聲張,背後卻是無以言說,不可分享的沉默;文學從來不能救贖,創傷之背面還是創傷。但創傷是否足以連結一個共同體?
這些年來,偶然還是會有朋友告訴我:「很喜歡《房間》,它說出了我說不清的感覺。」或者像Victoria Chang所說的,沉默就像一塊塞在喉間的磚塊,但我們可以拿那磚塊作紙鎮。[注5]也許我們也可以用破碎的語言,築成橋與海隄,花園或堡壘。近二十年前寫的東西,如今讀來,自然不是最引以為傲的寫作;但最近有朋友告訴我,他的朋友在監獄裡讀到《房間》,都好鍾意。我希望這書,也算是一種陪伴。
注解
1 Clarice Lispector. Near to the Wild Heart (Perto do Coração Selvagem). 1943.
2指二○一一年十月十五日至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期間,響應「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及各地占領運動的「占領中環」運動,參與者占領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地下廣場,抗議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不公,實踐民主決策,營造社區生活,設立自由學社(Free school)。見:https://www.facebook.com/OccupyCentral。
3指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六日期間,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發起,爭取合理工作待遇的罷工,超過六百名工人參與罷工,歷時四十日。〈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維基百科,二○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https://tinyurl.com/2rdj2jc6。〈碼頭工潮十週年 工人回顧往事:有信念便會有回應〉,《獨立媒體》,二○二三年三月十三日。https://tinyurl.com/3n8xsrw8。
4「書寫與診療」講談,正文書店,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5 Victoria Chang. Dear Memory: Letters on Writing, Silence, and Grief. Minneapolis: Milkweed Editions, 2021.
二○二六年《房間》再版序──那些擦身而過的死者
And it's inside myself that I must create someone who will understand.
― Clarice Lispector[注1]
《房間》(A Room Without Myself)收錄的文章最初寫於二○○五至二○○八年間,翻看近二十年前的書稿,不免感慨,感情、友誼與城市面貌皆沒有永遠。曾經相遇相知的人,不再同途。離世的朋友,未有告別,只能把思念收藏心中。想起那些被「生存」壓碎的夢,因為終究不知道失落幾多,我總是未能哀悼。
因香港近年的變化,不少朋友離散異地,當他們不在身邊,構成「我...
目錄
代序 譫妄的書寫/王墨林
無人相認/黃碧雲
長河過彎/魏明毅
隔壁的時間/童偉格
二○二六年《房間》再版序──那些擦身而過的死者
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
離線生活
掏空
當你妳我我……
聲音
月球引力
無歧義標題:未查明
三十而立
逾時作廢
非黑不白,又名灰色
不曾夢見那人
三月的獅子及其他
銀鹽台北
旅行中的眼淚
徙居者眾
防禦性驅散
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時光
我突然懷念,近乎依戀
啞的天
退敗
只是好想寫下去
出走
二○○九年版後記:──mon semblable,
二○一六年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服藥
附錄
瘋狂與自主──李智良.張歷君
他者的可見與不可見──李智良.盧勁馳
代序 譫妄的書寫/王墨林
無人相認/黃碧雲
長河過彎/魏明毅
隔壁的時間/童偉格
二○二六年《房間》再版序──那些擦身而過的死者
我的十年:遺忘、閃念、重認
離線生活
掏空
當你妳我我……
聲音
月球引力
無歧義標題:未查明
三十而立
逾時作廢
非黑不白,又名灰色
不曾夢見那人
三月的獅子及其他
銀鹽台北
旅行中的眼淚
徙居者眾
防禦性驅散
沒有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時光
我突然懷念,近乎依戀
啞的天
退敗
只是好想寫下去
出走
二○○九年版後記:──mon semblable,
二○一六年再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