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摘錄)
戰後1957年8月至1972年間,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周憲文(1907-1989),在曹永和、賴永祥、方豪、吳幅員(1911-?)等人的協力下,推動《臺灣文獻叢刊》的編刊,成為數十年來臺灣文史研究者最重要的臺灣文獻彙編,為臺灣研究奠定堅實根基。作為編選者,周憲文的歷史視野、文化思索與政治立場,也自覺或不自覺地被織入《臺灣文獻叢刊》之中,在文獻史料的選刊取捨、原文的裁剪與修潤等方面,都折射出他對臺灣史的觀察視野與思考脈絡,影響我們觀看臺灣史的視野。
本書的出發點,起源於黃英哲教授對於重新梳理戰後初期臺灣研究先行者的期待,希望能讓這些在終戰之初艱辛前行、卻被人遺忘的臺灣研究開拓者,得到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筆者多年前曾發表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與戰後臺灣史建構的論文,由於此一機緣,很榮幸收到黃英哲教授的邀請,得以梳理周憲文的生平。多年前撰寫周憲文論文時,已深深感到其中文化脈絡之龐大,與相關中、日文資料之豐富。當時限於篇幅,僅能將許多未及詳細尋繹的議題暫時擱置。這樣的意猶未盡,多年來始終有些遺憾。直到近年研究1935年的讀經論爭時,在文獻中偶然再次看到周憲文的文章,當年曾思索而後擱置的種種議題,瞬間浮湧上來。很巧合的是,也約莫是在這個時刻,收到黃英哲教授的邀請。
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史研究,無論在官方史學機構的設置、臺灣史料的整理與編刊,以及對臺灣史的定位、詮釋與建構等方面,都受民族主義思潮、傳統史學「正統論」與戰後國府「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文化政策的影響,是官方政治需求的延伸。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的編修,構築在戰後的整體文化情境下,既與戰後國府的政治與文化心態攸關,也涉及他自身對近代中國、日本與臺灣之間的文化思索。因此,析理其生平、知識構成、研究成果與文化心態,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深刻而全面地梳理《臺灣文獻叢刊》的選編,同時也能更細緻地釐清戰後臺灣研究的發展歷程。透過檢視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臺灣文化與認同發展的脈絡,並藉以觀照我們的現在。
一、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顧
學界對周憲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幾個方面:
(一)周憲文對《臺灣文獻叢刊》的編刊及其對臺灣文獻的整理。如:賴建誠〈臺灣研究文獻的重生者:周憲文先生(1907-1989)〉,是為紀念周憲文逝世(1989)而作,全文強調周憲文在保存與整理臺灣經濟史料的貢獻,並將周憲文定位為「臺灣文獻的重生者」;陳鳳華《周憲文與臺灣史研究的開展(1957-1972)》,則在評述周憲文對於臺灣文獻史料的保存與整理之餘,進一步開始從戰後臺灣史研究的視角,關注《臺灣文獻叢刊》的編輯活動與戰後臺灣史研究的推動與拓展;筆者〈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1946-1972)與戰後民族主義史學氛圍下的臺灣史建構〉,也以戰後臺灣史推動與拓展為主要研究取徑,以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的編刊為中心,進一步分析周憲文的史觀,並觀察國府遷臺後的文化策略及戰後民族主義史學氛圍對《臺灣文獻叢刊》編刊的影響。李天星〈周憲文與臺灣文獻的整理〉,則側重於梳理周憲文經世致用、客觀求真的治學心態。
(二)周憲文的經濟與社會研究。作為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曾任暨南大學商學院院長、重慶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濟部農本局官員,周憲文更常被定位為經濟學者,過往學界對於周憲文的研究與評述,也多偏重於他對臺灣經濟與社會史的研究。如:李亦園〈周憲文:臺灣之先住民,臺灣之原始經濟〉,即針對周憲文1954年於《臺灣銀行季刊》所發表的兩篇臺灣先住民研究──〈臺灣之先住民〉、〈臺灣之原始經濟〉進行評論;胡秋原〈談周憲文先生的工作及其《稻粱集》〉,在周憲文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退休兩年後,概略介紹周憲文對於臺灣經濟研究、與整理文獻史料的貢獻;侯立朝〈臺灣經濟史的紀念碑──周憲文先生「臺灣經濟史」紹介〉,方秋葦〈周憲文編著《臺灣經濟史》簡史〉,皆是針對周憲文1980年所出版的《臺灣經濟史》撰寫的書評。方秋葦〈懷經濟學家周憲文〉,朱伯康〈多產的經濟學家周憲文〉,則是在周憲文過世後,對於周憲文經濟學與其他相關學術成就的梳理。
(三)周憲文的生平。著眼於周憲文的生平際遇,並為之進行整體性地梳理與研究者,目前仍極為有限。周憲文在法商學院、臺銀的同事吳幅員,曾分別撰寫〈敬悼經濟研究室前主任周憲文先生〉與〈追思經濟學者周憲文先生〉兩篇文章,梳理其生平,並以此紀念。〈敬悼經濟研究室前主任周憲文先生〉撰於周憲文逝世之初,概略回顧周憲文生平,並評述其對臺灣文獻編刊的貢獻;另一篇〈追思經濟學者周憲文先生〉一文,則撰於周憲文逝世次年,基本上是其先前所寫〈敬悼經濟研究室前主任周憲文先生〉一文的延伸,對周憲文的生平、學術養成、學術與政治際遇,進行歷時性的梳理,並概略評述周憲文的學術主張。另一方面,孫安石〈駐日留學生監督處監督「周憲文」的經歷──其光與影〉,則將視野轉向周憲文擔任留日學生監督時期,關注於他個人擔任駐外人員的經歷、黑函事件與戰前複雜的中、日政治局勢。
但,研究周憲文的意義非僅於此。1976年,自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退休多年的周憲文,在他的書房──惜餘書室裡,為即將出版的《世界學人年譜初集》撰寫〈自序〉。文末,意猶未盡地寫下「再追記」:
我們這一時代,是一新舊交替的時代。我們雖在60多年前,推翻了3,000餘年的封建專制,但在我們的意識上,往往仍留下一些封建專制的渣滓,而不自覺。
周憲文的一生,經歷民初的教育轉型與學術變遷、留日時經歷關東大震災、京大三一五事件、畢業後擔任駐日留學生監督、感受戰前中日氛圍的劍拔弩張與艱困的抗戰局勢,並在終戰初期中、日、臺三方之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中渡海來臺,親歷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府遷臺與戰後初期抑鬱而沉重的文化氛圍。他見證了二十世紀前期東亞中、日、臺之間的種種動盪。來臺未久,即結束短暫地在臺教育生涯,進入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投入臺灣史料編刊與臺灣研究,並在寫作中渡過退休後的晚年時光。
如同他晚年感慨萬千的陳述──「我們這一時代,是一新舊交替的時代」。周憲文的個人際遇,鑲嵌在從傳統到現代與東亞劇變的歷史脈絡中。他的知識構成與文化底蘊,處於舊秩序與新變革不斷對話與拉扯的過程裡,其思想性格,有著典型的學術轉型期知識分子的過渡特質。他的人生歷程,因緣際會,被織入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劇變的浪潮中,碰巧走進時代轉型期的風口浪尖。透過對周憲文的學術性格及人生經歷的梳理、分析,有助於我們層層揭開二十世紀前期至中期,那個似近若遠、迷離不清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