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該會後期改到浙江省嘉興的南湖,並在船上召開)。當時的中國是由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統治之「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共產黨代表大會在會議期間受到干擾,當時的資料記錄也因丟失而無法確認會議舉行的具體日期;因此,中國共產黨在 1941年 6 月舉行的紀念中共成立20周年代表大會上,正式明定7月1日為中國共產黨的生日;也因此,今年 2021年7月1日,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紀念日。
現在的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於 1949年10月1日,建國後被稱為是「新中國」。新中國之所以得以成立,是因為毛澤東(1893—1976)等人率領的部隊,從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圍剿中逃離,然因共產黨之根據地都被國民黨剿滅,只能長征北上,在走投無路之下,獲知包括延安在內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依然存在,而進入該地獲得拯救。因此我們可以說,當時如果沒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很可能會被國民黨軍隊殲滅,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後來的新中國。
聽聞西北革命根據地存在的消息後,毛澤東非常高興,並由衷地感謝根據地的創建者。而現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習近平(1953—)的父親習仲勳(1913—2002),正是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者中的一員。
毛澤東高度評價習仲勳,說他「比諸葛亮還厲害」,並且把他的前輩──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高崗(1905—1954),視為自己的接班人。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高崗就被打成意圖謀反的反黨分子,並在 1954年被迫自殺,那次向毛澤東秘密舉報高崗的正是鄧小平(1905—1997)與陳雲(1905—1995)。
1962年,他們還利用小說《劉志丹》的出版問題,把當時已晉升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也打成了反黨分子,將他趕下了台。
劉志丹(1903—1936)是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英雄人物,也是習仲勳和高崗的前輩和戰友。習仲勳企圖透過讚美劉志丹,去為高崗恢復名譽,從而被打成反黨分子,關進了監獄,度過了 16 年的鐵窗生活。因為在當時,發表讚美長征、重視延安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種種言論,都是十分困難的。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去世。由於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給國家造成了長達十年的浩劫(1966—1976),使中國上下產生了一種否定毛澤東的思潮。而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的華國鋒(1921—2008,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則因為「堅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被鄧小平拉下了馬,鄧小平也因此成為中國實質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推動了改革開放,不僅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現代中國之父」,也讓他的神話席捲全球,並且成為一種定論。
然而習近平上臺後,這一切發生了變化。
習近平經常引用毛澤東語錄,用「我是延安人」來形容自己,並關注西北革命根據地,好像要讓中國人「重返毛澤東時代」。
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在2016年10月,隆重舉行了「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重訪長征途經之處,就像重新踏上了長征旅途一樣。一年之後,習近平在美國川普政權制裁中國,兩國關係變得緊張之時,也一再用「長征」做為比喻,呼籲大家忍耐,並拋出了「中國共產黨終將獲得勝利」的論點。
因為其父習仲勳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所以習近平重視延安精神可以理解,但是從他制定的國家戰略方針來看,這一切並不足以成為他今日所作所為的主要原因。
事情應該和高崗事件有關。該事件至今為止,仍然疑點重重。
鄧小平等人以高崗企圖謀反為名打倒了他,並聯手陳雲,一直到高崗死前仍不給他恢復名譽。高崗的妻子李力群(1920—2020)對此直說:「鄧小平比毛澤東還霸道」云云。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鄧小平在這一事件上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如果不弄清楚發生這些事件的原委,我們就無法真正了解「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什麼是習近平政權」。
在徹底解剖「高崗事件」的過程中,筆者又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鄧小平為了奪天下,被野心驅使,與陳雲一同陷害高崗的真相。
本書在第二章用了許多資料來證明這件事情;它不是臆測,而是真相。
鄧小平用奸計反對並拒絕毛澤東所提「讓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革命家到中央來工作」之政策,在高崗自殺後得到晉升,擔任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等職務。
「高崗事件」的罪魁禍首,就是鄧小平。
高崗的秘書趙家梁在2008年發表的回憶錄中,也證實了這點。
趙家梁這本名為《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一書,直到鄧小平去世後的 1997年,才開始執筆,耗費了10年的時間,終於在香港出版。
根據這本書的證言及對周遭各種情況的分析,筆者有充分的把握確信自己已揭曉自1954年來,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這一神秘事件的真相。
鄧小平是否也想利用小說《劉志丹》事件來陷害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習仲勳呢?他是不是覺得,必須將西北革命根據地來的人全部消滅,才能搬走自己走向成功道路上的絆腳石呢?
這種疑雲在筆者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962 年,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在中國的報紙上指責該小說「為高崗翻案」,並向康生(1898—1975)告狀。而康生則透過楊尚昆(1907—1998,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向鄧小平報告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康生被稱為是「中國的貝利亞」(貝利亞是史達林時代清除政治對手的領導人);因為康生在蘇聯史達林那裡,學會了整套蘇聯秘密警察清除政治對手,將之處以極刑的手段和方法。
這樣的說法聽來似乎有點道理,但仔細從當時這些人物的相互關係來看,卻又是個不太可能的故事。
因為,閻紅彥和康生沒有任何直接關係,雲南省委書記也不太可能直接向康生告狀;更重要的是,閻紅彥在國共內戰時期本就是鄧小平軍隊中的直系下屬。閻紅彥與鄧小平的關係十分密切,他本人正是因為和鄧小平的關係才得以升遷。因此,他對鄧小平應該是言聽計從的。
對於這件事,康生的秘書後來也曾經回憶道:「康生和鄧小平的關係非常的好。」
此外,閻紅彥在西北革命根據地時,還是劉志丹另一名對立者謝子長(1897—1935)的部下。
由於毛澤東等人決定把西北革命根據地作為中央紅軍最終的落腳點,並決定讓黨中央和政府機構進駐延安,才得以使謝子長他們不得不中止企圖活埋劉志丹等人(即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的殺戮行動,並因此清算了謝子長的罪行。
毛澤東來到延安之後非常喜歡高崗,而閻紅彥卻對高崗懷恨在心。筆者經調查分析發現:是鄧小平和閻紅彥聯手策劃了使習仲勳下台的陰謀。且閻紅彥還在那個宣布剝奪習仲勳所有職務的會議當晚,到鄧小平家舉杯慶祝。
本書將在第三章仔細分析這些證據,並探討真相。
為了理解上述這點,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劉志丹和謝子長之間的矛盾。這些敘述看上去似乎繞了遠路,但透過第一章的內容,我們可以更加理解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實際情況,以及他們同意中央紅軍結束長征,並接納黨中央進駐延安的真正原因。
習仲勳在 1978年2月重返政壇,他首先赴任的地點是廣東。
為了開發深圳這個荒涼偏僻之地,阻止為養家糊口逃往香港的大陸民眾,習仲勳認為必須將毗鄰香港的深圳地區發展起來,因此他懇求中央給廣東「放權」。當時他腦海中浮現的,很可能就是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革命特區」一事,因此「經濟特區」這一概念,很可能就是因其西北經驗應運而生的。
現在多數人認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都是鄧小平提出來的,其實不然。華國鋒就曾用與改革開放相似的「對外開放」一詞。(參考 2008年《還原華國鋒》等論文)。而深圳經濟特區,則更是習仲勳歷經嘔心瀝血的思考與奮鬥,才得以實現的。
習近平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曾特意地想強調這點,因此,他上任後的首次視察地點就選擇了深圳。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因鄧小平的陰謀下台,至今算來已經過了50年。這是累積了半個世紀的忍耐和怨恨終於得到爆發的機會。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我們就無法認識習近平的國家戰略,和他為什麼要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以及至今為止所一直克制隱瞞企圖復仇雪恨的怨念。
關於這一點我會在第七章中論述。
強化了「鄧小平神話」的是日本。
中國共產黨在1989年6月4日,用武力鎮壓了年輕人追求自由民主的抗議運動。這個天安門事件(六四事件)使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遭遇被推翻的危機。從那之後,柏林圍牆倒了,共產主義極權政府的領導者蘇聯也解體了。六四事件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獨裁體制極可能遭崩解的最大危機,也是民主派唯一的一個機會;但在那時,日本幫助了中國,叫停了這場危機。
當時西方發達國家試圖聯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但日本不僅不參與,甚至還幫中國呼籲,讓西方國家解除正在實施的經濟制裁等行動,且特意安排天皇在1992 年訪問中國,反使正齊心協力制裁中國的西方國家,紛紛掉頭,改變政策,前去「投資中國市場」,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復甦。
2010年,中國的GPD已超過日本,並且有預測稱,中國將在2028年超越美國。
由於經濟的復甦成長,鄧小平對民主自由追求者的武力鎮壓,在中國被認為是正確的決策,這一見解甚至傳到了西方;至少不少日本媒體和政經界要人都接納了這種觀點。
人類難道真能允許這種暴力鎮壓言論民主自由的觀點,成為統治全世界的普世價值嗎?
習近平在向鄧小平復仇時,曾多次面對「到底是優先選擇為父親報仇,還是選擇維持一黨專政獨裁體制」的這個難題。然而無法忽視的是,習近平在進行了重中之重的反覆考慮後,最終還是選擇了「維持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
習近平為了維持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不惜背叛了父親的想法,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悲哀。
習仲勳在逝世前一直關心少數民族。1990年,他在面對鄧小平的打擊下,即使將從政治舞台消失的前一天,仍在會議上推動立法,提出應「保護不同意見」的論點。然而習近平否認了這種論點,對此,他應受到良心的譴責。
這正是習近平政權的軟肋。
如果想推翻或動搖他堅持的一黨專政獨裁體制,這裡應該就是個破口。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血淋淋、被野心仇恨驅動的歷史。
要正視這一點,就必須推翻「鄧小平神話」。
從毛澤東開始,經習仲勳等人努力所獲得最甜美的革命勝利果實,卻全被鄧小平這個陰謀野心家給奪走了。
習近平現在所推行的國家戰略,正基於這個原因。如今,即便得糾正日本的立場,我們也必須鼓起勇氣,打破「鄧小平神話」,並用智慧來追蹤洞察歷史的真相。
如果本書的論述能為此一追求做出些許貢獻的話,筆者將深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