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閒集》題記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於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謚。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彷彿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裡。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裡，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裡的廖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麼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裡。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裡面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這集子裡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裡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閒」，而且「有閒」還至於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二心集》小引
這裏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裏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茍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裏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於「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於墻」，——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並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並記。
‧《南腔北調集》題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為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常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輭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缺點還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于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著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與》，《作文秘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其次，就自己相：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一位嘍啰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H.L. Mencken）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麼，喫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於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裏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惡夢，胡裏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籍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裏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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