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博取自由(下)(POD)

 

 

　　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南中國知青偷渡潮，既是一段不可以迴避的痛史，也是一項可歌可泣的壯舉，更蘊含了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歷史契因。

 

　　1、 反映了中國知青運動中被掩埋的最浩大最沉重最悲慘的一段痛史

 

　　當年南中國知青共有多少人捲入這次偷渡潮？又有多少人罹難死於非命？筆者只是一個身居海外的業餘研究者，慚愧自己沒有能力調查出確實的數字，只能提供隨機調查的結果。

 

　　迄今為止，詢查過的廣州三十多位不同學校或同校不同班級的廣州老三屆知青中，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班級都有人捲入偷渡，每個班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以此類推，全廣州一百多間中學（含中專、技校），歷盡千辛萬險，屢試屢敗，屢敗屢試，百折不撓，前赴後繼冒死「投奔自由」的知青—老三屆知青和前後不同屆的知青，該有幾千幾萬人？試問全國上山下鄉運動中任何地方，可曾發生過如此長期，如此規模，如此激烈的抵制和反抗？

 

　　成千上萬的知青「投奔怒海」，其中的準確死亡數字永遠不可能統計出來，但這個數字一定是非常驚人的，是可以推斷出來的。前述筆者僅隨機調查廣州培英中學29個班中的12個班，確認死亡八人。該校老三屆主要分配地點靠近邊防的地區，偷渡者多使用較為安全的農艇，無需泅水，尚且如此，可以想像，其他大多數學校偷渡者的命運有多兇險。下面是一位知青對偷渡罹難者駭人聽聞慘狀的回憶：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終於成功。游水五個鐘頭之後，我們三人在東平洲島上岸，到警署再解過香港—我們好幸運，三個月之後，當年11月香港實行「抵壘政策」，（內地非法入境者若偷渡進香港後，成功抵達市區，便可成為香港合法居民居留香港；若非法入境者在邊境禁區被執法人員截獲，則會被遣返內地）。香港警察將我們一共十七、八個偷渡客送上船，從東平洲島到香港島要走三四個鐘頭，中途所見，成世都記得，如果之前見過，我一定不敢偷渡。

 

　　—當時成海都是死屍，船走一段就見幾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這邊幾件，那邊幾件，在「水抱」（注：粵語指救生圈）圓圈中間，剩得個上半身，頭部耷拉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經被鯊魚吃了，周圍海水『紅噗噗』的。我們那條船的船員說撈一件看是怎樣死的，撈上來，膝蓋以下已經斷了，還吊著皮……同船還有幾個女的，說原來和她們一起有男的已被鯊魚吃了，有的是咬斷腳後流血死的。」（鄔×芝口述）

 

　　試問全國上山下鄉運動中，任何地方可曾發生過有比這一幕更慘烈的天地慟鬼神泣的悲劇？

 

　　歷史已經翻過這一頁，但知青運動中被掩埋的最大最沉重的一段痛史，難道不應給我們某種教訓和啟示？明白這一點，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才不會白白付出。

 

　　2、代表了十年浩劫中人民爭取人權的壯舉

 

　　在關於知青上山下鄉的討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大多數人還是自願選擇這條道路的。這真是荒唐滑稽得可笑！如果羊群別無選擇被趕進羊圈，驅入屠宰場，你能說他們是「自願」的嗎？1968年的老三屆人畢業分配，沒有任何個人選擇、抗拒的餘地，「根正苗紅」的小部分學生被照顧留城、參軍，從沒聽說有誰會「革命」地表示主動放棄，這本身就是對上山下鄉光榮的一種諷刺。不公正地被安排下鄉的大部分學生，之所以對命運沉默順從，絕大多數人其實是逼於無奈，多年來灌輸教育下的理想主義在逆境下確實起了一定的精神支撐作用，當時也喊出一些豪言壯語，但這不能代表下鄉知青的真實思想。所謂「消滅三大差別」，其中和每個人最有切身利害關係的是「城鄉差別」，涉世未深的學生不一定明白，在當時制度下，沒有了城市戶口對自己將來一生的嚴重後果，但父母是一定心知肚明的。不管口號喊得多麼冠冕堂皇，無論毛本人的理想藍圖多麼宏大，上山下鄉運動從實際操作的第一步開始—剝奪這些城市人的城市戶籍，特別是其中一半還是未滿十八歲的男女青少年，就已經是專制制度下對人權的粗暴踐踏。從這個角度重新審視南中國知青偷渡潮—被驅離城市又在農村無法紮根生存的社會邊緣人，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上山下鄉運動，奮起冒死追求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這正是文革浩劫中人民奮起爭取人權的偉大壯舉，對中國歷史向前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正面推動作用。

 

　　3、體現了中國歷史的正確進步方向

 

　　給這段歷史定位，把千千萬萬知青付出青春和生命代價的抗爭看作僅止於個人幸福意義上的可以理解的追求，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一批當年叛離「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選擇走個人發展的「資本主義邪路」的青少年，正是最勇敢的歷史先行者。

 

　　南方的知青群體，相較起全國其它地方知青，有鄰近港澳的特殊地理條件，因而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偷渡大潮。無獨有偶，十多年後，震驚世界的波瀾壯闊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也是在同一地區卷起。

 

　　這不只是一種偶然的歷史巧合，兩者之間更有一種內在的聯繫：

 

　　偷渡，是人民對一種社會制度的義無反顧的否定和揚棄。是對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出自本能的認同和追求。

　　開放，是執政黨對自身制度的檢討和部分否定，是對西方社會制度的部分認同和學習吸收。

 

　　七十年代時期的「老三屆」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後持續三十多年的百萬廣東人民大偷渡歷史中的一個片段。正是人民前赴後繼用生命抗爭，才最終迫使統治集團內的有識之士作出讓步，順應時代潮流，打開國門，使文革浩劫中被折騰得奄奄一息、一窮二白、民不聊生的國家重新煥發生機。

 

　　逃港知青從來不是英雄，他們只是社會底層的「卑賤者」，他們的行為哪怕再勇敢，多數人的動機也只是追求個人幸福。他們和劉文學、向秀麗、焦裕祿、雷鋒、郭鳳蓮、歐陽海、金訓華、李雙雙、江水英……這些和知青同時代被體制宣傳樹立起來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英雄典型」有天壤之別。

 

　　逃港知青從來不是英雄，他們只是一些平平凡凡的老百姓，他們哪怕觀念再超前，也遠遠達不到林昭、遇羅克、楊曦光、顧准……等思想者的深度和高度，何況他們中多數人的動機也只是追求個人幸福。

 

　　但他們前赴後繼「撲網」、「蹈海」、「著屐」、「火龍」……不惜冒失去生命的危險追求個人自由的堅強意志，正是我們這個長期被主義奴化、漸行萎頓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資源。他們自己或許不會意識到，當他們不願屈從苟生，力圖把握自己命運之時，他們已經成為歷史的先行者。他們衝開重重深鎖的國門或許只是想改變自己，結果改革開放的歷史大潮由這縫隙而起，洶湧澎湃，勢不可擋，中國因此而改變。

 

　　據說當年蛇口開發區最早開始破土動工時，在沙灘上曾挖出不少白骨。一座舉世矚目的現代化新城，就是這樣聳立在無數偷渡者的白骨之上。

 

　　今天，南海之濱除了「開荒牛」和「珠海漁女」的城徽，是不是還應該為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為眾多的偷渡者群體，安置另一座塑像？

 

　　—他們也是歷史的締造者，誰也沒有權利將他們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