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藥貓理論(修訂版)：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1994 至 2003 年之間，我經常到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川西岷江上游，在高山深谷間的羌、藏族村寨中進行田野採訪。那時我常聽得人們談起「毒藥貓」—有些聽來像神話傳說，有些像是本地過去的陳年往事，有些是講述者的個人經驗。虛構、真實與想像夾雜。本地人以「漢話」（四川話）所說的「毒藥貓」，指的是會施妖法變成動物殺人與群聚吃人的魔女，或以指甲施毒害人的妖婆。有些人認為毒藥貓也有男性，極少，但法力更強。那時，在少數村寨中人們仍閒言閒語地說某些女人為毒藥貓。

 

　　我在岷江上游從事的是一種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探索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為此我採取多點的田野考察方法，經常由一個村寨移動到另一個村寨，觀察人們的集體歷史記憶如何隨村寨情境不同而變化。經過兩三年後，我逐漸認識羌族的多元性﹔不只是歷史記憶，各地羌族在婦女服飾、婚喪習俗、祭山神儀式等等方面都有些差別。然而不同於此的是，毒藥貓神話傳說以及稱某人為毒藥貓的閒言閒語，普遍流行於各地村寨。這一點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我初步認為這樣的社會現象，或表徵、表相，產生於本地一種普遍而又十分基本的社會情境本相之中，所以各地相關的神話故事與閒言都差不多。於是我以錄音的方式，蒐集關於毒藥貓的傳說與本地故事文本，同時觀察、思考什麼樣的共同社會情境產生這樣的傳說。這樣的研究與思考，基於一項簡單的邏輯﹕文本（text）在情境（context）中產生，而情境也受到文本的支持。社會表徵（representation）也是一種文本，與其對應的社會現實本相（reality）等同於情境。因此表徵與本相的關係也一樣﹔現實本相下產生與之相應的表徵，而這樣的表徵也強化社會現實本相。

 

　　在對羌族社會的一般性了解漸深之後，我逐漸認識與此相關的社會現實情境。那是，孤立的村寨人群認同，在這樣的社群中人們對外界邪惡勢力的恐懼，對於內部團結鬆動的恐懼，以及女性在村寨中的邊緣地位等等。因此當聽得老年人說「過去毒藥貓多，現在少多了」，或說「過去毒藥貓鬧得兇，現在已不那麼兇了」，我知道此顯示 1950 年代以來本地相關社會情境已有很大的改變。向外謀生的機會變多，各村寨人群的來往變得頻繁，過去各守地盤的孤立村寨人群認同已不復存在﹔在共同的羌族認同下，各鄰近村寨人群間的敵對與暴力基本消失﹔在男女平權政策下，婦女有機會受教育及外出工作，因此社會地位也普遍提高。因此，由毒藥貓傳說故事及相關社會現象，我努力發掘、重現的實為 20 世紀上半葉（或以及更早）的本地社會情境。

 

　　同樣基於多點田野的觀察與思考，後來我對此議題的關注由羌族轉移到中國其他民族，以及中國之外世界各文化圈中，也由考察過去轉而注意當代類似的社會現象。逐漸地我明白，毒藥貓現象（傳說與相關的社會現實）不僅普遍存在於過去岷江上游村寨社會，也普遍存在於今昔世界各地。在 2003 出版的拙著《羌在漢藏之間》中，我曾對一則關於「毒藥貓王子洗去身上的毒但沒有洗淨，所以至今毒藥貓沒有斷根」的傳說，表達如下看法﹕ 

 

　　毒藥貓不僅在羌族中不容易斷根，在所謂的「文明世界」中也從來沒有斷根過。從更一般性的意義來說，毒藥貓故事不止廣佈於岷江上游的村寨人群間，它也廣泛存在於世界各人群間，無論是在初民，或是現代都市人之間。這便是為何在許多社會中，女人、弱勢群體與社會邊緣人常被視為有毒的、污染的、潛在的叛徒或破壞者。在社會動盪騷亂之時，他們常成為代罪羔羊。這也說明了，人類似乎一直生活在群體各自建構的「村寨」之中。孤立（區分與邊界）讓我們畏懼外在世界，我們也共同建構或想像內部邊緣的毒藥貓（內憂）或外在的毒藥貓（外患）來孤立自己。

 

　　雖有此粗略認知，但我在羌族田野中並未對毒藥貓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其原因是，首先，在一寨子裡稱某鄰人為毒藥貓，是極嚴重的事﹔村民們多諱言，而只願談一些神話傳說。其次，即使知道某些婦女被人們閒言為毒藥貓，在倫理上我也不宜採訪這些社會邊緣人。因此長期以來，我一直籌思如何將「多點田野」擴及到古今中外類似的事例中，以探索毒藥貓現象在人類社會中的一般性，以及其在不同時代、地域中的特殊性或變異類型。

 

　　與此最相似的是歐美近代初期的女巫傳說，與女巫審判、獵殺事件。它們可被視為人類學家在田野所見的社會表徵或文本。特別是歷史文獻紀錄中的女巫供詞及其鄰人的證詞，皆有如羌族村寨中被人們視為毒藥貓的婦人及其鄰人們的陳述，因此可以彌補我無法進行此方面田野採訪的缺憾。在另一方面，歐美大規模獵女巫事件多源始於山間村落中﹔這些山村中的人類生態情境，與羌族村寨的情境十分相似（詳後）。對於此種偏遠、邊緣之小型社會的認知，我在羌族村寨中的田野考察所得，自然遠比數百年前的歐美歷史文獻記載來得豐富。便是如此，借著羌族民族志與近代初期歐美歷史資料的互補，我比較二者的文本、表徵，來探索它們對應之社會情境本相的共同性與其差異。

 

　　雖然早已理解此議題的重要性，但這研究在我的學術與現實思慮中存在了近 20 年，至今才得以成書。對此研究我遲遲未能著手，而開筆後又久久難以完成的原因在於，它涉及的社會現象多、層面廣而又繁雜，且不斷有新的重大事例發生。歷史上我們較熟知的，如歐洲長久以來對猶太人的歧視與暴力，16-17 世紀歐洲及美國新英格蘭的獵巫風潮，台灣的 228 事件，以及發生在我們身邊的青少年校園集體霸凌行為，失業或受挫者對家中老幼施暴，老居民對外來移民的猜疑與厭憎，等等，都是不同形式與程度的替罪羊或毒藥貓現象。也因此，相關文獻十分豐富，其涉及的學科也相當多。僅以歐洲近代初期的獵巫風潮來說，多學科與跨學科的相關研究卷帙浩繁，成果十分豐碩。多年來，我一直沉浸在閱讀相關研究著作中。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一書出版後，2015 年，我決定擱下其它研究寫作，開始著手寫這本書﹔此並非我在文獻閱讀與研究思考上已臻於成熟，而是感於自身所處的時代現實。

　

　　這個時代現實是，2014 伊斯蘭國崛起於世界政治舞台，不但在歐美及穆斯林世界中造成許多涉及國家、宗教、性別的戰爭暴力，因此導致的戰爭與人口流離，也為歐洲各國帶來大量移民，造成新的社會情境。在歐盟架構下原已鬆散的歐洲各國家邊界，由於防堵移民而在部份地區再度被強化，英國甚至為此脫離歐盟。歐洲各國之外來移民往往成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是社會暴力的受害者，但在受排斥與猜疑的情境下，移民社群也易成為恐懼、仇恨與暴力滋生的溫床。在美國，反移民之風是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於 2016 年贏得美國總統選舉的原因之一。他就任後便執意進行其美墨邊境築牆，以及限制特定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美國。在此整體國際局勢下，歐美各國恐怖攻擊事件頻傳。新聞報導的主題經常是，恐怖分子、恐怖攻擊、反恐戰爭、聖戰與自殺炸彈客等等。騷亂不僅在國際間，各國內部也多有涉及階級、世代、民族、政黨、宗教或教派區分，以及政治上的分合統獨等等之群體矛盾與衝突，部份反映在常被冠以「革命」之名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與警民衝突上。不僅在歐美、中東，我們近身的亞洲與台灣也動盪不安。中日間，海峽兩岸間，北朝鮮與其周遭政權之間，涉及南海主權爭議的各國間與中美之間，都有日益劇烈的矛盾與衝突。即使一家庭，人類社會中最小的社會單元，當經濟、就業與社會治安情況惡化時，也經常發生親人相伐的人倫悲劇。這是一個瀰漫著恐懼、猜疑與暴力的時代。

 

　　對本書所涉主題而言，最大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事件應是，在我完成初稿的 2020 年，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地相繼暴發，難以遏止。此恐懼引起的猜疑與暴力，在全球以各種方式反映在多種社會層面﹔如華人或亞裔人士在許多國家被霸凌，如美國的黑人生命權抗爭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及「安提法」（Antifa）左派運動再起，等等，都造成程度大小不等的騷亂、暴力與衝突。更大的衝突危機發生在國際局勢上。僅在兩年之間（2020-2021），歐美國家恐懼、猜疑與敵視的主要對象，便由伊斯蘭世界幾乎全然轉變為中國。美國喬‧拜登（Joe Biden）總統上任後，將中美間的貿易戰升級為對中國全面的政治、經濟、網路、軍事圍堵，並四處遊說各歐亞國家加入其反華同盟陣營。

 

　　人們在內外交煎的恐懼下，集體猜疑一替罪羊並施之以暴力，這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老議題。然而在今日網路訊息傳播的時代，這樣的集體仇恨與暴力更容易在人群中滋長。最明顯的事例為，許多孤狼式的恐怖攻擊事件（lone wolf terror attacks），發動恐攻者都深受網路社群影響，他們也常以網路來傳播其仇恨思想與暴力行為。近年來國際間或一國之內，種種的國家、民族與社會群體間的衝突，背後皆有網民推波助瀾，透過大量尖銳而能鼓動人們情緒但又難以查證的訊息。這些都說明，在網路、網路社群及筆電、手機等網路通訊工具普及的當代，我們思考傳統人類社群生活中的替罪羊現象時，自然得考慮今日數位訊息傳播造成的人際溝通對人類社群生活、社群認同及認同危機的影響。

 

　　在本書中，我將儘量避開一些深奧、生澀的理論探討，並以生活化的例子與平易的語詞，來說明人類社會的此一複雜現象。讓人們認識自身所處的社會，以及了解自身思慮中陰幽的一面。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個主題涉及多項人文社會學科，因此從任何單一學科來看，本書所論都可能有不足之處。我寫作本書的準備永遠不夠充份。如前所言，雖長期關心此議題也閱讀了大量文獻，但讓我著手寫這本書的動機，實為深感於自身所處時代的暴力現實。無論如何我將以此拋磚引玉，並虛心接受批評。希望讀者對本書內容的認識與批評，能讓更多人關心此議題而投入研究中，以及讓更多人能夠認識我們在社群生活中時時發生的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因而能思考如何讓自己避免陷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