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書》前記
這一本小書裡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 《自由談》裡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裡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裡，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裡看見一篇文章，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裡的第一篇《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幹」，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製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著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麼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准風月談》前記
自從中華民國建國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談》的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以來，很使老牌風月文豪搖頭晃腦的高興了一大陣，講冷話的也有，說俏皮話的也有，連只會做「文探」的叭兒們也翹起了它尊貴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雖然仍舊不能正如尊意。
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假如出一個「學而時習之」的試題，叫遺少和車伕來做八股，那做法就決定不一樣。自然，車伕做的文章可以說是不通，是胡說，但這不通或胡說，就打破了遺少們的一統天下。古話裡也有過：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麼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風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麼？
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樑，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這麼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現在就將當時所用的筆名，仍舊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負著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點和先前的編法不同的，是將刊登時被刪改的文字大概補上去了，而且旁加黑點，以清眉目。這刪改，是出於編輯或總編輯，還是出於官派的檢查員的呢，現在已經無從辨別，但推想起來，改點句子，去些諱忌，文章卻還能連接的處所，大約是出於編輯的，而胡亂刪削，不管文氣的接不接，語意的完不完的，便是欽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削的痕跡，一切含胡和恍忽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去年的整半年中，隨時寫一點，居然在不知不覺中又成一本了。當然，這不過是一些拉雜的文章，為「文學家」所不屑道。然而這樣的文字，現在卻也並不多，而且「拾荒」的人們，也還能從中檢出東西來，我因此相信這書的暫時的生存，並且作為集印的緣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於上海記。
《花邊文學》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二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眞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于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三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别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牠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覆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眞不行。一九三三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删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眞厉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够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麼，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内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装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删的，别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删的：這里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于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于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獃子，對于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眾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麼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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