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殺人者的鮮紅掌心

自序──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閱讀後書寫的惡趣味
文／劍山

若要追溯這一系列的事件書寫，一切的開端都始於閱讀。

我沉迷於昭和時期 （一九二六至一九八九年）的流行文化──尤其是我出生前後的那幾年，對於當時的影視劇、音樂，時尚和建築設計都很感興趣，甚至有種與我年紀不甚相符的熟悉感，而這些也直接反映到我的閱讀偏好上。特別是以昭和時期作為背景的小說，或擅長將時代特色與傳統文化，融入文字之中的小說家，如三島由紀夫、北村薰、森茉莉和櫻庭一樹等人。

在閱讀的過程中，最讓我著迷的，其實是小說家們為角色穿上的服飾配件，或隨情節推進，替換乘坐的交通工具和隨身慣用的物品，加上象徵不同時期的建物景觀，便能為故事搭建出特有的時代感。那些被放在字裡行間，彷彿閃著光亮的「物」，參照被安在書頁邊的註腳，彼此之間以一種不規律的節奏交錯對話，有時單就一個詞彙的說明，可能就代表了一段流行思潮的演變，抑或是能影響一個國家未來發展的真實人物。

結合我對「物」的著迷，再經深入查找後，對閱讀文本有了不同的理解，或者說，找到另一種詮釋的語法。最初，先從生活用品、服飾和傢俱等物質文化開始下筆，將每一「物件」的簡史作為節點，試著探究並寫出「物」與社會之間的關聯。

某次在查找資料時，找到一本閒置在書櫃上的歌曲集《昭和 思い出のうた：戦乱 復興 繁栄 六十余年》（野ばら社），出版社從每一年暢銷或具代表性的歌曲當中，先挑選幾首出來，再依照年分編排收錄，值得一提的是，歌詞頁的下方還加註，那一年曾發生過的大事件。

昭和五十五（一九八○）年選的歌曲是〈ふたり酒〉，加註的事件是：日本知名女星山口百惠引退；隔年（一九八一年）的歌曲是〈鳳仙花〉，那年在東京江東區森下二丁目，發生了一起「深川隨機殺人事件」，兇手專挑路上的婦人和小孩下手，有四名路人慘遭刺殺身亡，而另外三名則是輕重傷，其中一名主婦還被兇手挾持為人質，最後，警方是在一間中華料理餐廳將兇手逮捕；同一年的另一首歌曲是〈ふたりの大阪〉，加註的事件是，北海道夕張的煤礦場發生爆炸，共計有九十三人死亡。

一首流行歌曲，對照一起重大的社會事件，這樣的衝突感給了我另一新的書寫方向。當我一邊在整理昭和時期，少女偶像們從發跡到爆紅的過程，其實一邊對照當時震驚日本社會的重大事件，並先後於獨立刊物《圈外》以及另一家媒體平台 every little d 上，刊載了〈挖墳、砍殺、潑鹽酸：昭和時代令人戰慄不已的──粉絲瘋狂行徑實錄〉，以及〈鹽酸、炸彈、水果刀：六個昭和女星的遇襲事件〉兩篇文章，於是，開啟了往後這個惡趣味的書寫歷程。

無論是粉絲的瘋狂行徑，或是社會事件當中，兇手選擇犯案的工具，都成為我想進一步書寫的題目，特別是女性殺人犯。她們在犯案時使用的，光是「刀」的種類就都不同，像是護理人員常在使用的針筒、或是只有醫師及研究者才能拿到的細菌，甚至就連「烹煮」也成為一種行兇的手法。除了蒐羅新聞媒體的報導之外，也參考審理時相關證人出庭的紀錄，以及記者將調查後，無法全部刊載的內容，集結出版的作品。

然而，越往下挖掘，越能看到不同面向的陳述；撕掉媒體貼上的各種標籤，再把最後判決的結果擱置一旁，那些女殺人犯在被定罪之前，有的是賢慧的妻子、曾受過家暴的女孩、堅信愛情的戀人、照顧一家生活的母親，或者只是一個單純想愛的女子，是什麼原因促使她們犯下殺人的罪行，那些自時代之「惡」中長出來的女人，在成為新聞標題中的「惡女」、「毒婦」之前，她們的掌心是沾滿鮮血，還是緊握痛楚？

至今，有些事件仍留下許多未解的謎團，例如：動機、手法或屍體，拙作跨越了三個日本年號，集結十二名東洋的女殺人犯，歡迎你們循著我閱讀後書寫的惡趣味，開啟通往你內心黑暗的大門。

一、濱町河岸淚花落，月下一曲泣宿命
──明治一代女：花井梅

走過紛亂動盪的戰國時代，一六○三年，德川家康受封為征夷大將軍之後，開始向全國各地藩國的大名發出命令，要求共同參與擴建江戶城的工作。在德川家所建立的幕府，與藩國共同統治的「幕藩體制」之下，日本自此進入長達兩百六十多年的「江戶時代」，而當時的天皇和朝廷的權力等於被架空，甚至監控，因為實權其實是掌控在征夷大將軍之手——由將軍控制著皇室貴族、庶民，以及寺廟神社——等同於全日本最高的統治者。

一四五七年，早在德川家康遷入江戶之前，太田道灌就在此地修築建城，江戶城的周圍形成了滿是繁榮的城下町，並經常舉辦市集，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物產，原本一處荒涼的小漁村，日益發展成有一定規模的城區。自德川家康定居江戶之後，便開始進行大規模的都市建設與水利發展，而使得商業往來更加蓬勃。為了讓江戶城能向外擴建，還將緊鄰河川的入海口填海造地，居住的人口也隨之不斷增加，據研究推測當時應該有超過百萬人以上。

江戶前期的元祿年間（一六八八至一七○七年），是以「上方 」為中心，不光是町人，就連武士階層也成為推動文化發展的力量，包括戰場上所使用的盔甲和武器，也都注入特有的藝術美學，各種實用學問、工藝技術與科學研究，使得江戶時期的藝術表現，猶如一幅色彩濃厚、絢爛繁華的畫作，因而有「元祿文化」之稱；到了江戶後期，發展中心往東轉向江戶，由於當時印刷術的普及，對識字率和閱讀風氣有了良好助益；起源於江戶中期的浮世繪，從單色墨色版畫，逐漸演進成彩色刷印的錦繪，甚至還影響了印象派的畫家梵谷和莫內。

從德川家第三代的家光就任大將軍後，便宣布鎖國，除了開放長崎港口之外，其餘一律禁止外人來日，或是日人離往海外。江戶末期，幕府政權腐敗，再加上天災連連，使得國家財政陷入危機，最終導致民不聊生；此外，還得面對來自海外，資本主義國家的強扣國門。中下階級的百姓庶民和武士階層，開始策動要推翻幕府，在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三人的率領下，終於發動政變運動，成功讓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即位接任的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的詔書，日本自此踏上資本主義之路，稱為「明治維新」。

接受西方文化洗禮後的日本，從政治、經濟，教育到外交都有著顯著的進步與革新，但同時，舊有體制卻也逐漸開始崩毀解體，街上隨處可見落魄的武士和浪人，對比過去百工百業所賦予江戶的繁華榮景，此時對一般庶民所造成的影響，不全然只有正向的改革變化，亦有反面的生活衝擊。

藝伎小禿江戶子，花井美人一寒梅
梅——出生於一八六四（元治元）年，是下級武士花井專之助的女兒。歷經了幕府末期的經濟衰敗，一八六八（明治元）年，花井一家自下總國佐倉番（今千葉縣佐倉市），搬遷到自「江戶」改名，取代京都，成為日本首都的「東京」，然而他們卻依舊擺脫不了為貧困糾纏的命運。一八七二（明治五）年，梅九歲時，她的父親專之助把她賣給日本橋的小販商人岡田家當養女，並且開始學習舞蹈及三味線等技藝。

曾經，那些存在於風月文化中的青樓女子，一個個身世淒涼，遭遇坎坷，如同早已聽過不下千遍的世間閒話，從小三餐不繼，挨餓受虐，對她們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有些被「女衒」物色相中，把她們從親生父母親的手中買下，成了「遊女」。

有的人熬了十年，終究無法脫身，有的人很幸運地受到眷顧，遇上好人家為她們贖身；即便是如阿梅一樣，擁有超高琴藝，能歌善舞，可以恣意遊走在達官貴人的宴席間，作為一名賣笑、賣藝但不賣身的「藝伎」，終究也只能任由命運擺布。根據《浮世斷語》中的描述，阿梅還曾做過一陣子的落語家。

梅十五歲時，到了柳橋，成為一名藝伎，等到她滿十八歲的那一年，則轉往京橋（今銀座八丁目），改名為「秀吉」，期許承襲「豐臣秀吉」那勢如破竹般的氣勢出道。雖擁有美豔外表，但阿梅身上帶有「江戶子（江戶人）」特有的豪爽性格，不過她酒品極差，且又是性格易怒的類型。

十九歲那年，阿梅迅速從三百多位的藝伎之中脫穎而出，仿若一夜成名的偶像巨星，但同時，漫天散布的謠言卻也伴隨著爆紅的名氣而來，和猶如夜空中多如點點繁星的追求者，這也都讓那些嫉妒阿梅的人，趁機在她的背後加倍惡意中傷她，甚至還有人謠傳，第百三十三國立銀行（滋賀銀行前身）的總經理私底下有金援她；就連當時知名的歌舞伎表演者——第四代澤村源之助，外傳阿梅與他之間也有著複雜的男女關係，然而，這也間接造成源之助的徒弟八杉峰吉（本名峰三郎）後來被解僱。

醉月樓前水中月，明治奇聞一代女
「明治維新」所帶來的改變，並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好的。原本屬於下級武士、阿梅的父親花井專之助，反倒因此失去了這個階級身分，淪落為替人拉車的車伕。阿梅與父親專之助之間的感情，向來不是很好，但萬萬沒想到，當她的人生看似順遂，準備迎來巔峰之時，得知父親落魄的情況不免擔憂心生憐憫，於是告別養父母岡田一家，回到那個把她送走的父親身邊。

一八八七（明治二十）年五月，阿梅的父親專之助在濱町二丁目開了一間名為「醉月樓」（或也有將漢字寫為「水月樓」）的茶屋，阿梅自然而然成了這間茶屋的女老闆，儘管她對父親執意要開店一事是多麼反對，但父親始終沒有聽勸，更讓阿梅辭去藝伎的工作返家幫忙，這都為日後的爭吵與不合埋下了種子。

醉月樓開業才過半個月，阿梅跟父親大吵一架後就離家出走，多虧阿梅以前那些恩客們的幫忙，讓她在外輾轉借住了一段時日。自從返家幫忙以來，阿梅與父親之間，因為有了嫌隙而產生的種種不愉快，總令她有些不解，為什麼自己的父親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她懷疑是那個曾經跟在第四代澤村源之助底下，後來雇他來醉月樓，幫她背三味線琴盒的八杉峰三郎從中破壞。

新聞報紙對她貼上「毒婦」的標籤
事發當天，六月九日的晚上，距離上次回到醉月樓已經是半月之前，站在門前躊躇不已的阿梅心想：「若是我好好地向父親道歉，或許父親會原諒我吧？」正當準備進門時，突然有人從後方喚了她一聲，轉頭一看，「是你！峰三郎。」阿梅跟峰三郎兩人來到隅田川附近的濱町河岸，阿梅說：「看在彼此的情分上，可否幫我跟父親大人談談？」但峰三郎給她的回應卻是：「與其要我幫你跟你父親協調，不如聽本大爺我的。」並拿出出刃菜刀來脅迫阿梅。

當下，阿梅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給嚇到，隨後卻又立刻轉為憤怒，心念一轉，把這段期間積累下來的疑惑跟懷疑，全都化為怒氣，「那個男人在我還是藝伎的時候，就到『醉月樓』來了，自從他來了之後，不知道跟父親到底說了些什麼話，父親對我的態度越來越冷淡，根本不像是過去的他。要是沒有那個男人，說不定我跟父親的關係會變好……」，順手將對方用來對付她的那把刀，轉而刺向他。當下她腦中一片空白，被刺傷後的峰三郎倒在地上，阿梅也站在原地久久無法動彈，等到她回過神來的時候，這才驚覺自己方才殺了人。

之後，峰三郎在遇刺逃跑後的過程中，不幸死去。阿梅的父親知道了這事之後，雖然非常的懊惱跟猶豫，但還是帶著阿梅主動投案。由於這起「美人藝伎殺人事件」，被當時新聞報紙大肆渲染之下，迅速傳遍整個東京，有關她殺人的動機或理由，報導中充斥各種說法及揣測，有人說是因為峰三郎對她移情別戀，也有人認為，其實峰三郎是個卑鄙的小人，但當時，人們對於這樣的殺人事件認為是獵奇的。「毒婦」這個稱呼，從此跟著阿梅一生，最終判決結果，阿梅被以「誅殺罪」判處無期徒刑。

自序──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閱讀後書寫的惡趣味
文／劍山

若要追溯這一系列的事件書寫，一切的開端都始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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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惡女
文／疑案辦網站主編　唐墨

你能想像嗎，一百年來，臺灣的女性死刑犯只有四人。日本百年來也不過二十餘位，遠遠低於男性死刑犯的判決人數。

這是我一邊看《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時，腦中不斷浮現的數據。犯罪學從十八世紀發展至今，已經從單純仰賴嚴刑峻法，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來趨避犯罪行為的論調，漸漸轉變為透過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等學門，探究罪犯的身心狀況，研究犯罪動機；從眾所周知的犯罪心理學，逐步發展出防範機制，架設社會安全網等提前預防犯罪的實質行動。

在這漫長的犯罪研究歷史中，女性犯罪樣本一直都是稀缺資源，或許跟人類歷史長久以來，無論東西方的女性都習慣被教育成柔弱順從的角色有關，也因為女性的情感抒發與社會地位都遭到普遍性的壓抑，當人們得知罪刑重大的犯人是女性時，往往會冠上許多帶有貶意的形容詞，透過異化的手段，貶斥女罪犯，藉此持續穩固女性應該柔弱順從的刻板印象。例如「蛇蠍女」、「女魔頭」、「黑寡婦」，還有很常聽到的「最毒婦人心」等詞彙，過度強調罪犯的性別身分，而在描述男性罪犯時卻大多只用「歹徒」、「兇手」這種幾近機械化而且毫無創意也喪失特殊面目的名詞。歐美獵巫運動被判定的「Witch」，絕大多數都是具備知識的女性，原先泛指使用巫術的人，「Witch」現在卻幾乎是女性專用詞彙，女性被視為獵巫的首要目標，宛如今日媒體對女罪犯所投注的特殊眼光。

《東洋惡女十二名錄》的作者劍山，在翻閱日本昭和時代的文獻資料時注意到這些問題，整理了十二位日本女罪犯，並試著釐清在犯下難以理解的罪行之前，這些所謂的「惡女」，其實不過就是一個女人、一個人，與其著眼於性別，不如去探究身為人類的她們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那個必須改從夫姓的社會，從根本上壓榨了女性生存與思考的空間？

又或者，我們也可以從數據逆推，如果女性犯罪人數遠少於男性，可能是肇因於社會背景使然，那又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女性成為重大刑案的兇手？

本書的「惡女」是專指那些惡行重大的女性，以及她們所處的社會，是怎麼樣讓她們變成這樣的女性。回顧日本語境，日本女人所認為的「惡女」可能是表裡不一、自我中心、拜金等形象；而日本男人對「惡女」的看法卻是喜歡話人長短、被同儕排擠、不會看場合說話的KY、甚至有時候也可以作為外貌羞辱，用以形容長相不符主流審美的女性。

日本男人對「女人」的要求就是文靜乖巧，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見；而日本女人懼怕那些追求自我實現的女人，將渴望在社會獲得成功的女人，視之為「惡女」，似乎是服膺於日本男人的觀點。看似歧異，實則互為表裡。

透過劍山的整理與爬梳，我們不難讀到日本女性地位的在這百年之間的轉變，猶如序文提到那些對照著重大社會事件的歌。日本流行歌經常反映了現當代的女人形象，例如一九八○年川中美幸的〈ふたり酒〉，歌詞從男性角度出發，主觀地認為只要女人跟著男人走，就必然能獲得幸福。而隔年，島倉千代子的〈鳳仙花〉和都はるみ的〈ふたりの大阪〉，則展現出「拙於言辭的兩個人互相理解扶持」和「無論男女，在愛情裡面都沒有輸家」的愛情觀。

關鍵的一九八○年，日本法定遺產繼承持份，配偶從原先的三分之一提升為二分之一；女權作家Betty Friedan的訪日旋風，讓女性主義團體的訴求持續被社會看見；以女大學生為客群對象的公寓激增，各行各業也不斷開發出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商品及服務。

在泡沫經濟湧動之前，女性的能見度與社會地位逐漸提升，「惡女」的形象與定義也漸漸發生改變。同樣是一九八一年，中島美雪的名曲〈惡女〉所唱出來的惡女形象，是一個擅長玩弄愛情，但又會為了愛情而在早班列車上打著赤足而哭泣的女子。與其說她顛覆了日本對「惡女」的觀點，不如說她正確地描述了時代的脈動，「惡女」不再只是人物設定的可能選項，任何女人都可以擁有「惡女」的一面，那不過是女性面對自我後的覺醒，被男性視之為惡罷了。

（本文作者唐墨為高野山真言宗學僧，法名言德。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中文系，同時也是懸疑、犯罪主題網路媒體「疑案辦」主編，著有散文《違憲紀念日》、推理小說《清藏住持時代推理系列》、《酒保神探系列》。）

我們都是惡女
文／疑案辦網站主編　唐墨

你能想像嗎，一百年來，臺灣的女性死刑犯只有四人。日本百年來也不過二十餘位，遠遠低於男性死刑犯的判決人數。

這是我一邊看《東洋惡女十二名錄》時，腦中不斷浮現的數據。犯罪學從十八世紀發展至今，已經從單純仰賴嚴刑峻法，以增加犯罪成本的方式來趨避犯罪行為的論調，漸漸轉變為透過認知神經科學、社會心理學等學門，探究罪犯的身心狀況，研究犯罪動機；從眾所周知的犯罪心理學，逐步發展出防範機制，架設社會安全網等提前預防犯罪的實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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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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