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份之雲：陳耀昌短篇小說集

推薦序一

 

魔幻的歷史重新謄寫：《頭份之雲》的故事

廖炳惠（加州大學聖地雅歌分校川流講座教授）

 

　　陳耀昌醫師是台灣極其著名的骨髓移植專家，救過許多人的性命，也曾透過島嶼DNA，闡揚台灣的多族裔生成文化；但近年來，則是以歷史小說的著作廣受大眾媒體的注意。他的小說一直名列暢銷、長銷書的前茅，台灣族群歷史三部曲之首《傀儡花》（二○一六）尤其獨占鰲頭，不僅已改拍為公視影集，也入選Netflix 的網際節目，對全球播放。 小說的日文版（二○一九）早就推出，而英譯本此刻正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準備發行，二○二三年將會問世，我有幸提供了書後封面的推薦文字。

 

　　有趣的是，二○二二年五月，陳醫師應邀於加州大學擔任視訊會議主講，討論《傀儡花》這部小說時，他卻表示比較在意的並非國內外的知名度，而是影集改編過程中所做的變動與失真問題。他花了大半的時間剖析小說的多族群文化、歷史背景、寫作動機、心路歷程、相關的兩部曲及後續計畫等。大概是因為小說的作者只能退隱在故事、人物、情節之後，不便道出個人的心聲。如今，有關這些小說轉述歷史真相的奧秘及其疑問應會隨著陳醫師的短篇小說集《頭份之雲》出版得到部分的解答。

 

　　《頭份之雲》收錄了陳醫師近幾十年來針對心靈意識、歷史魔幻、個人記憶、社政思索等彼此交錯層面的重新謄寫，如果我們拿它與陳醫師的長篇小說聯結細讀、彼此對照，便不難看出作品之間的相得益彰，顯現其分殊敘事的來龍去脈。短篇小說集中，最早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六七年，直到出書前仍在改寫的《頭份之雲 》，全書橫跨了將近六十年的時空，同時也把觸角延伸及後牡丹社、義民抗日、白色恐怖、解嚴前夕、本土歷史、在地知識、認同問題，包括對敘事者本身的職志、愛情、家庭、成敗的反芻，相當多彩多姿。即使是魔幻式的奇思綺想，如牡丹社頭顱的復仇，也築基於深入的歷史調查與人類學民族誌，植入歷史劇幕之中，去模擬、演出另類的事件，同時又以極力維持同情契入的批判距離與淡然幽默，回味故事的過去、現在、未來交織情景，十分可觀、易懂，或產生關連。

 

　　除了為魔幻寫實（magical realism）的傳統添增逼真模擬（simulation）與歷史實證的辯證面向，陳醫師的短篇其實不斷凸顯、演繹出大小事件必需被重新謄寫的迫切性，以便世人得以理解、甚至不致遺忘微觀歷史的真正場景，一如「老人」重新發現的義民廟背後歷史事跡。此處，我以重新謄寫（palimpsest）的方式來詮釋這些短篇，是要強調歷史（尤其台灣史）、集體記憶只留下逐漸被抹除的軌跡，除非我們研磨、尋覓、追搠僅剩的殘餘線索、褪色痕路、互文索引，過往的大小事蹟很快便要煙消雲散，絲豪不著痕跡了。陳醫師的短篇即圍繞這些議題展開。

 

　　陳醫師是個具足古道熱腸、在地知識、社會正義感的知識分子、醫生、小說家。讀者只要打開這本小說集，即會被故事感動。我有難得的機會，與他結緣相識。十年前，返台期間，好友卑南王孫大川、台東大學音樂系林清財主任， 與我， 於朱振南兄的畫室，欣賞畫作，微醺之際，陳醫師趕來相聚，大家一見如故。很榮幸，可用短文推薦陳醫師的新集子，謹此期望作家、讀者：讀、 寫、思、築夢。

 

推薦序二

 

向陳耀昌擠擠眼

張大春

 

　　根據陳耀昌醫師自敘：〈老大昌幻想曲〉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六七年，是投稿台大醫學院《青杏》的作品。老實說：我反覆讀了幾遍，一直沒能弄明白故事（如果有的話）裡的科學內容——不但推論不懂，連命題是什麼也完全不明白。

 

　　但是，用我長年讀小說的直覺來看，那科學方面的疑難一點也不重要。畢竟人類、物種乃至於現存世界的一切，也就是吾人稱之為萬物的東西，終將歸於毀滅。其形式不外乎「地球必向太陽中心墜落」；而無論是白遼士的「走向斷頭台」或者是貝多芬的「送葬進行曲」，大約只能說是作者對於預言這番播弄的一個帶著嘲謔的隱喻罷了。

 

　　「老大昌／小人物」的幻想曲不期然卻預示了陳耀昌醫師日後不甘於幹醫師分內之事，他用「耀昌剃刀」（Yoccham,s razor）改換了「奧康剃刀」（Occam,s razor），來暗喻他能夠「祭起照妖鏡」（運用邏輯思維的工具）使得「夢的偽裝部分頓時原形畢露、無所遁形」（夢，既可以是回憶，也可以是現實，也可以是歷史，更可以是信仰所不肯置疑的神祇、價值甚或真理）。只不過，我們要謹記：「奧康剃刀」的原始意義是：若對同一個問題能夠提出多種理論，且每一種理論都能夠作出同樣準確的預言，那麼，這個理論的假設越少則越好。

 

　　換言之：被哲學家借用為邏輯學法則的這把剃刀大意大意可以是說：較簡單的理論比複雜的理論更好，是因為較簡單的理論更容易加以檢驗。

 

　　那麼，「耀昌之刀」既然豪邁地自稱宅「不是奧康之刀」，顯然他的照妖鏡是要走向相反的理論—他要建立更多的假設；假設回憶是經過扭曲的，現實是經過變造的，歷史是被誤會而形成的，神與我們慣常信仰的價值與真理也都是透過某些被人們忽略的認知機轉而打造的。托爾斯泰是不是早就說過：「歷史是眾人同意的傳奇而已。」（History is agreeable legend.）

 

　　我和陳耀昌醫師相識三十年，勉強也算是他同一代的晚生。我們那一代的文青有不能不讀之書。即使未能從這些文學經典上窮究其理、發明其義，若有某些淺明易見的概念不能琅琅上口，則不免會為同輩的文青訕笑。

 

　　試以最浮泛平常的例子言之：佛斯特（E.M. Forster）的《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1927）說「國王死了，然後王后也死了」，這是「故事」，也就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陳述。而「國王死了，王后也傷心而死」，則是「情節」——在情節中，仍然保有時間順序，但是已為因果關係所掩蓋。

 

　　陳醫師與我差不多年紀，而在西洋文學教養的薰陶下或許也曾接觸過佛斯特這一套在文青群中顯然熟極而流的著名理論。可是，他似乎並不在意推進情節的技術如何擺脫過於簡單、甚至寡談無味的文獻材料的限制。他苦心經營的是比「簡單的假設」更複雜一點的可能。當人們已經慣常接受而相信的事物尚有餘味餘趣，必然是它超乎吾人的認知而「原來有另外一番真相」，我們常用的一個詞：翻案。

 

　　因此，除了前文提到的〈幻想曲〉之外，「收錄在本書之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跳脫了佛斯特式的因果情節觀，而代之以別具隻眼的史料判讀。其中，〈芻狗的正義〉最為熟練。陳醫師確實試圖建立一個夾縫中幾乎無法立足存身的角度去為「轉型正義」拈出難能可貴的慈悲和寬容。」

 

　　小說作者似乎在提醒著：當後世之人一方面試圖還原歷史真相，一方面又試圖鞏固單極是非的時候，正義卻可能因此墮入益發武斷且模糊的知見僵局。

 

　　是的，陳醫師設若也會寫一部「小說觀」的話，大概不會著眼於佛斯特所謂的「因果關係」（Causality）；令陳醫師著迷的總是「當人們眾口一聲以為某個角色如何被命運扭曲擺布」的時候，揮舞著「耀昌之刀」的敘述者卻告訴我們：「其實，命運是在以另一個方式扭曲擺布著這個——以及另外一群人」。他總要輾轉發現：「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固然，這也是佛斯特批評過的：「在巨大的命運軌跡下人物變得渺小卑微，使我們懷疑他的真實性。」

 

　　然而，小說家闖入角色個人的內心世界、將他對人性的獨得觀察作一犀利的解剖，這本應是走出亞里斯多德式的悲劇觀所宰制的戲劇性美學的載體。唯其如此，角色才不會一再淪為對造化弄人空唱奈何的自憐工具。只不過陳醫師更願意讓角色的情感再三為更巨大的、不由自主的力量所牽動，而顯現其值得被同情的處境。

 

　　猶如在〈粵東二十七公〉裏的何義，他和另外二十六個被迫在「台灣民主國」號召之下「戰無可戰、降無可降」的散兵游勇在逃亡途中和民眾起了衝突、橫遭誤殺，但是，日後卻受封為「粵東義民」擁有了「褒封粵東忠義諸公之神位」的祀享。

 

　　陳醫師花了相當的筆墨去刻畫何義不知死為何事而已經死去的場景，甚至感官（如：飄飄然身輕如燕、經聲佛號充滿耳際、眼前乍亮有如走出隧道……），到最後，何義甚至還搭上了返回故鄉的船隻，與他同行的居然還是「台灣民主國」的副總統丘逢甲。這個荒誕悲涼的情節似乎必須建立在沒有深度意識的角色身上才會使得那渴望更加沉重，才會使那悲傷更加絕決。我們做讀者的也更因角色是個「扁平的小人物」而發出了自然而然的同情。

 

　　〈牡丹頭顱的復仇〉也有類似的映襯之筆。四顆流落在愛丁堡一百三十六年的排灣族人的頭顱回家了——如果以牡丹社事件的殺戮日為起算點，這四個頭顱已經在外漂泊了一百四十九年。陳耀昌醫師以第一人稱敘事者「我」為媒介，給了讀者一個簡明版的《斯卡羅》故事大意。

 

　　這是一個「見鬼的故事」。既不恐怖，也不殘忍。血腥味早就乾涸飄逸了；但是還能展現靈力的Aruqu 父子身為幽靈的狀態似乎更像是喜劇性的。他們聆聽也訴說著牡丹社事件的邊邊角角，對象就是作者所化身的那個「我」，「我」既提供了註解大小

 

　　Aruqu 生死之謎的文獻材料，也透過這一對父子的自剖而覆案了他還原歷史現場的企圖。「祖靈」彷彿就是解答排灣族被殖民者遭壓迫、受操弄、被棄置侮蔑的見證，但是遲到了。Aruqu 的復仇似乎也帶著些荒謬意味地失了準頭，但是作者給了我們一個更荒謬的結局。在返鄉（猶如〈粵東二十七公〉中的何義和丘逢甲），於是竟出現了這樣的一幕：

 

　　「先生，要來一些wine 嗎？」在機吃完中餐後，空中小姐笑瞇瞇地問著。

 

　　「好，給我一杯白酒。還有，有威士忌嗎？有Johnny Walker 最好，我這位朋友會很高興。」我指了指我身邊座位的箱子。

 

　　空中小姐有些莫明其妙的神色，還是拿出一小瓶黑牌約翰走路給我。

 

　　「對不起」，我厚著臉皮再問：「可以有四瓶嗎？」

 

　　我們在四個箱子前的餐桌各放了一瓶酒。「四位牡丹英雄，乾杯，MASARU ﹗」

 

　　「Aruqu，乾杯﹗我會把二○二三年的你，回到一九一四年去復仇的事寫下來，這是我親眼看到的。至於讀者有沒有悟性，是他們的事。」說完，我自個兒笑了起來。

 

　　方才的空中小姐又回頭望了我一眼，我也向她擠擠眼，心中說：「妳不懂的，因為你們沒有天線，我有「你們只能停在Universe，而我可以去Meta Verse ﹗哈哈。」

 

　　我猜想：陳醫師在寫到這故事尾聲的時候，應該特別感到輕鬆愉快；他那非職業小說家的天真本色便流露出來了——故事中的「我」實在不應該向那位空中小姐「擠擠眼」的，那是一個完全沒有必要的小動作，在虛構故事裏，應該只有史恩康納萊所飾演的James Bond 這樣做才不令人覺得那是個糟老頭。

 

　　不過，也許還是可以容忍的罷？畢竟，〈牡丹頭顱的復仇〉裏所動用的推理工具——那頭顱骨底下的知識記憶、邏輯推導、以及豐富緊致的想像力，都是一個偵探或諜報人員所不可或缺的。那隻眼該不該得意地擠那麼一下呢？讓我們像個偵探一般反覆琢磨琢磨。只不過，請不要忘記佛斯特的警語，他引用諾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寫給勞倫斯（D.H. Lawrence）的一封信裏的片段：

 

　　「小說家的筆觸」產生於對人心的複雜多變缺少體認。它為了文學的目的，僅選取人性中的三兩種特性——__________最能聳人聽聞，所以也是最有用的特性——而將人性的其他部分棄而不顧。……這就是「小說家的筆觸」，它歪曲了人生。

 

　　幸而陳耀昌醫師還不是職業小說家，他在人生的邊上，還有笑著的餘裕，既冷亦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