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當我們都被困在同一艘船上
柏拉圖預見了後果
我們先來想像一下這樣的場景：
你正坐在一艘船上，船行駛到海中央，已經離開陸地好幾個禮拜了，現在不管發生什麼事，你都無法離開這艘船。不過，別擔心，船由專業人員操控，他們知道該怎麼開，船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穩定前行，你會平安無事！
然而有一天，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也許是一夜之間船員造反，也許是船長和大副雙雙落水，你無法得知，但顯然現在這艘船是由船員們在掌舵了，只是這些人已經瘋了。他們看起來壯碩而好鬥，可能還喝了酒。船上的倉庫被霸佔了，他們完全不打算預留足夠的食物給別人。你無力勸阻，因為這些人拒絕承認自己荒謬無理的所作所為，而且任何敢於提醒他們行事後果的人，都會受到嚴厲斥責。
更令人恐懼的是，這些船員們既腐敗又無能，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確航行，他們操作舵輪，就像在賭場玩輪盤博奕，還跟瘋子似的嘎嘎大笑▫此刻，船身已在傾斜，海水流進了船艙，眼看著快要下沉，他們卻完全狀況外。船的那一頭，海浪沖刷著甲板；船的這一頭，船員們在給自己頒發位階更高的新頭銜，以便加薪▫而你，只能驚駭地看著眼前這一切，既無助又絕望，還沒地方可去，就是這樣了，你已被困在一艘船上了！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一書裡描繪了這一幕，但他從未提到船上發生的事情，若能知道的話更好。因為，歷經幾個世代的不當治理之後，美國陷入波濤洶湧的威脅之中，原本如同寓言般的故事情節，現在卻感覺像紀錄片那樣的真實。親身行事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他們不想知道、也不想讓你告訴他們，因為現實會破壞他們的幻想。因此，他們只好繼續假裝自己有所作為，同時繼續犯錯，然後等著承受一個在還沒有網路出現、幾千年前希臘哲學家便預見的後果。這些人是笨蛋船員，而我們其他人正坐在笨蛋的船上。
川普當選是因為選民想對權貴「比中指」
為什麼美國會選出唐納‧川普當總統？當權者或許都會想問這個問題。事實上，沒有人料到川普會當選，甚至連川普自己都沒想到。在大半競選期間，批評川普的人都把他的競選活動看作行銷花招，而不予理會。或許，一開始確實是行銷的手段。但不知怎的，川普居然贏了，為什麼？
川普並不是那種隨便投一投就會上的候選人，他的選民都很認真的。是因為他們覺得川普夠男子漢嗎？還是認同他的個人風采？擅長謀略？髮型特別？或者是數百萬名美國民眾目睹他在《走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的影音表現之後，心裡想著「可終於有位候選人為我發聲了」（譯註：指的是川普跟《走進好萊塢》主持人一段汙衊女性的對話流出之後）？這些答案恐怕都不是。
從各方面來看，川普都不是個討喜的人，他也從不隱瞞這點，選民當然是明白的，只是選民認為其他候選人更糟糕▫不僅希拉蕊‧柯林頓和民主黨很爛，連布希家族和他們的政治獻金者、甚至整個共和黨領導階層都爛；除此之外，還牽拖到對沖基金經理人、媒體名嘴、企業高層、好萊塢時尚先驅和智庫菁英，以及其他每個形塑了二○一六年秋天美國大選局勢的那群「掌權者」。
川普或許粗鄙無知，但那些美國當權領導人所製造出來的不幸與災難，都和他無關。川普既沒有入侵伊拉克或去拯救華爾街，也沒有把利率降到零或開放邊境，甚至默默坐視製造業崩潰和中產階級凋零。你當時可能無法得知川普當總統會做些什麼事，但至少，這些事情他都沒有做過。
而且，川普還會傾聽民意，有時候他對選民的想法似乎還滿感興趣的，但那些掌權者顯然不是，事實上，那些掌權者的核心理念甚至沒有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所以，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川普當選簡直就是一個詭異的鋪排，以致最後整個情況難以掌控。
川普的當選跟川普本人無關，而是反映了民眾想對統治階級比中指的心情▫「比中指」是個藐視的手勢，代表人民的怒吼，更是幾十年來自私愚昧的統治階級做出許多草率利己決策的後果。快樂的國家人民不會把票投給川普，但絕望的會。
現在回頭看，這次學到的教訓清楚明瞭：「長期忽略選民，就會選到川普當總統。」只是原本該被提醒的對象，卻沒有接收到這個訊息，美國的統治階層並沒有因此而停下來傾聽、思考、改變，反倒是採取防禦性的蹲伏態勢，從川普當選的那晚起，他們就用許多彷彿暑期動作片那般不合邏輯的理論，來解釋自己的挫敗：
川普之所以勝選，是因為假新聞哄騙了思維簡單的選民。
川普之所以勝選，是因為俄羅斯特工「駭入」這場大選。
川普之所以勝選，是因為愚昧的選民被他的金色噴射機和閃亮的袖扣所迷惑。
川普之所以勝選，只因為他是種族主義者，這正是選民私下的心願。
只不過，上述說法都經不起推敲的，這些無稽之談講的多半就是他們自己，很少談到二○一六年的大選結果。我對於他們的這些說法異常瞭解，因為過去我曾經採訪兩次柯林頓的選舉，我也像這樣說謊哄騙了自己。
領導階層變得愚昧且更加與世隔絕
如果你也是一九九二年的保守派支持者，比爾‧柯林頓可能會讓你抓狂。竟然一位默默無聞、油嘴滑舌又缺乏經驗的鬼扯專家，和一位沒有新意但可敬的現任者角逐大選寶座，而且還贏了，怎麼贏的搞不清楚。柯林頓既狡猾又不誠實，保守派應該可以清楚看穿他的，但不知為何，選民的雙眼被蒙蔽了，選民喜歡柯林頓。保守派以為只要警告選民，讓他們看清柯林頓的真面目，保守派就會勝選，所以他們嘗試了所有的方法：搬出珍妮佛‧佛勞爾斯（Gennifer Flowers，譯註：柯林頓的醜聞對象）、逃避兵役、白水門事件（Whitewater Scandal）、希拉蕊搞非法投資等等。幾乎他的所有道德缺失在競選期間一夕湧出，柯林頓成為共和黨所聲稱的那樣，完全就是個卑鄙小人。但無所謂，他還是當選了，於是保守黨轉而指責媒體。
二十五年過後，顯然保守派根本就有妄想症，選民一開始就很清楚柯林頓的為人，因為選民知道在政治和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麼能真正隱瞞的事，只有被忽略、不被放大檢視的事。候選人的性格無所遁形，選民瞭解柯林頓的弱點，但他們不在乎。
飽受抨擊的柯林頓之所以恢復韌性強大，答案很簡單，因為他站在選民那一邊，他關注選民關注的議題。在許多城市因犯罪率太高而不適合居住時，柯林頓主張打擊犯罪；在工業經濟萎縮，導致數百萬人失去工作時，柯林頓選擇開發工作機會。
但可惜的是，柯林頓當選之後，似乎忘了自己是怎麼贏的，在他任期的前六個月內，先是回應了他的政治獻金者的要求，這群捐獻者比一般選民更富裕且具意識形態。柯林頓的優先處理事項也反映出《紐約時報》社論所提到的內容：槍枝管制、全球暖化、軍人同性戀。因此，他的支持率逐漸下滑。
不過，柯林頓很快記取教訓，匆忙回歸中間路線，並抱持立場達六年之久，期間還經歷了醜聞與彈劾案。柯林頓明白，只要他與美國的廣泛民意主流持續溝通，選民便會忽略他的個人缺點。正符合所謂選舉政治的最古老真理：回應人民需要，你就贏了。這就是民主運作的方式。差別在於柯林頓的接班人無法複製同樣經驗，他們模仿柯的說話風格和圓滑行事態度，其中幾個人的私生活也跟柯差不多，只是他們都忘了去關注民眾對某些議題的看法。
而且還有一點是，美國變了，國家在經歷了幾次重大卻鮮為人知的改革之後，政府單位變得更難治理，可是領導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這樣的變化。以致正當美國需要一個謹慎、靈敏的領導階層時，這個領導階層卻變得愚昧，還更加與世隔絕。
不吃麥當勞的新社會階層出現了
第一個既明顯且影響最深刻的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萎縮。充滿活力、自立自強的中產階級，是大多數成功國家的中流砥柱，也是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在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民主政治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到了二○一五年，美國卻有史以來首度變成非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國家。
一九七○年，我出生的第二年，美國有60%以上的成年人，是屬於中產階級，那年的中產階級薪資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62%。到了二○一五年，美國財富分配相當不均，拉丁裔美國人的財富差距更大，中產階級的家庭所得僅佔全國收入的43%，富人家庭的所得佔比，卻從29%飆升至50%。中等收入家庭不到一半，大多數家庭不是低收入戶，就是高所得戶，美國漸漸成為一個富裕與貧窮並存的國家，富人比以前更加富有，過去搭乘頭等艙出門的人，現在都改搭「利捷航空」（NetJets）的私家飛機了。
隨著製造業的衰退，中產階級變得愈加貧困，而在金融經濟蓬勃發展下，富人卻比以往愈加富裕。貧富差距早在幾十年前就出現，但二○○八年經濟衰退更加劇了貧富差距現象，房地產市場崩盤期間，美國逾四分之一的家庭財富從人間蒸發。後來煙霧散去，經濟開始復甦，美國最富裕家庭在經濟比重中，仍佔了大多數份額，甚至比經濟衰退前所持有的財富還多。
日復一日，這種趨勢重塑了美國面貌。從一個原本主張平等，除了財富頂端和底端群體之外，其他不同收入群體會經常流動的國家，變成社會階層日益分化。一九八○年代，即便是對於稅率最高的家庭來說，在麥當勞用餐、住汽車旅館、開車去渡假，仍是稀鬆平常的事情；而短短幾十年後，上述情境幾乎無法想像。在紐澤西的收費道路休息站，看不到幾個成功的高階白領在吃著大麥克，甚至沒多少大學畢業生；入住汽車旅館的，只有妓女和卡車司機，大多數四十歲以下的有錢人，可能從來沒走進去過。
現今，有錢的富人與其他人分別落在繩索的兩端。富人在機場有專屬排隊通道，入住飯店的尊榮限定樓層；富人坐在包廂裡看運動賽事，其他人則坐在看台上遠觀瞭望；富人就讀特別的學校，品嘗特別的食物；富人在私人山區滑雪，與彼此生活條件相似的富人往來。於是，美國頓時出現新的社會階層！
貧窮不會導致社會動盪，但忌妒會
其實，兩黨都不願碰觸貧富差距這個燙手蕃薯。傳統上，「收入不平等」是民主黨的核心議題，但向來為工人發聲的政黨卻已重新定位了，把選票基礎轉移到富人階級，民主黨的優先事項也開始靠往華盛頓、紐約和矽谷專業人士的需求。四十年前，民主黨在中產階級萎縮時所舉行的選舉中獲勝；但現在，民主黨幾乎只談論身份認同政治、墮胎，以及像是氣候變遷等空泛的環境問題。
同樣的，共和黨人更是從未想過貧富差距的問題，這個商業化的政黨，向來拒絕收入不均的概念，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問題聽起來像是某種法國知識份子捏造出來詆毀資本主義的理論。所以在面對批評時，共和黨人通常是聳聳肩，否認關於貧富不均的報導。他們認定美國經濟的本質是公平的：富人賺得財富，窮人掙得貧困。如果硬要有所回應的話，保守派還會說，按照國際標準來看，美國的窮人已經是富人了，他們用蘋果手機和有線電視，是會窮到哪裡！
然而，這樣的說法卻忽略了一點，繁榮是一種相對的衡量標準，跟我能從中國買到多少五顏六色的塑膠垃圾無關。如果你能買更多，你當然就是有錢人；相較之下，我可是很窮的。而我們該注意的是，貧窮不會導致動盪，但忌妒會。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很容易走向崩潰，而平等的社會卻能持續存在。美國繁榮了兩百五十年，主要就是因為政治穩定。以前的美國沒有大批想推翻體制的底層百姓，也沒有一小撮超級富裕的集團能壓制大多數人民。那時的美國穩定，並在穩定的基礎上，大家建立起非凡的社會。
不妨來看看委內瑞拉的情況，她曾是個繁榮國家，按照區域標準來看，她的中產階級規模龐大，並受過良好教育。委內瑞拉的石油儲藏量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乾淨且現代化，但現在，卡拉卡斯卻有衛生紙短缺的危機，而委內瑞拉還成了西半球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事實上，任何有能力可以離開家園的人，都已經遠走高飛了。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簡單，就是因為一小部分家族，掌控了委內瑞拉的大半經濟份額，這種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或許能在一些不同形式的政治體制下運作，但在民主國家是行不通的。於是痛恨不已的選民，選出一位煽動群眾的民粹主義者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來表達他們對貧富差距的不滿。二十年之後，民主的委內瑞拉不復見，而且經濟成果幾乎蒸發殆盡。雖然，美國不是委內瑞拉，但如果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話，難保不會變成第二個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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