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文／黎安友
譯／鄭維
這本書顯示了為什麼經常在《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和其他主流媒體中文網上發表評論的鄧聿文，能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中國大陸事務獨立分析家之一。他超越了對中國分析的人云亦云和陳詞濫調，提出了更客觀、更複雜、更真實的分析。
鄧聿文闡述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危機之後，習近平面對當時已經變成泥足巨人，以至於無法保證其生存的共產黨，進行了強力集權的原因和過程。他深刻地分析了習的統治方式，對習要完全控制中國社會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畢竟在現在的中國，人們仍然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他們的抱怨，而且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除了在 Covid 封鎖期間，政府對人們的私生活基本上不太介入。
西方將中國崛起稱為「中國威脅」，而鄧聿文給了它一個更客觀的視角。習近平尋求地區主導地位。因為沒有它，中國永遠無法免受它認為的來自美國的永久威脅。這種對地區主導地位的爭奪確實威脅到現狀。但中國要實現這一雄心面臨許多障礙。在亞洲之外，中國也在尋求更多的力量，但主要是為了市場准入和外交影響，而不是政治或軍事優勢。習近平並不尋求向其他社會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中國模式。
即使中國的這些目標並不像許多美國人想像的那樣具有威脅性，但它們確實挑戰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自然會做出抵制。過去華盛頓遲遲沒有意識到中國實力不斷增強帶來的挑戰，而現在它終於開始反制。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真實的，但鄧聿文警告西方，無論是以冷戰還是熱戰，都不要將中國推向全面對抗。如果中美不能和平競爭，中共內部的改革勢力將別無選擇，只能支持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專制統治。政治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變成鏡花水月。
在這場爭取更大影響力的長期角力中，習近平意識到中國有很多弱點，而美國有很多優勢。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採取「持久戰」的戰略。這個「戰」不一定是武裝衝突。它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冷戰。但鄧聿文認為武裝衝突依舊可能。臺灣是中國打破亞洲力量平衡的突破口，不僅出於歷史和戰略原因，臺灣本身對中國很重要。但如果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並成功威懾或挫敗美國的干預，那麼整個亞洲的力量對比就會發生變化，中國將一舉實現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的目標。既然美國也明白這個邏輯，那麼臺灣就成為對雙方都利害攸關的問題。這就是武裝衝突難以避免的原因。鄧聿文不認同這場危機會像一些美國戰略家預測的那樣在短期內發生，但他認為習很可能會在他卸任之前攻打臺灣，特別是在二○三五年。
鄧聿文也展示儘管習近平上任的頭十年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並非沒有弱點。他有獨裁者的缺陷：他只靠自己，誇大自己的知識，不向他人問計，而一意孤行。不僅在社會上，甚至在執政黨內部，他都不容忍獨立勢力。這形成了一種扼殺社會創新和適應的情緒。
獨裁者容易鑄成大錯，而習已經犯了一些錯誤。他統治的中國比毛時代的中國發達得多，也更受普世價值觀的影響。他在黨內外都有敵人。他甚至不能信任自己在統治集團中的同僚。像習近平這樣的強勢領導人可能是欲擺脫江胡統治的弱點、挽救中共所必需的，但一人統治不可能永續。
這些都是讓鄧聿文認為，習近平的執政方式是過渡性的、最終會被其他執政方式替代的原因之一。這本書以一個深思熟慮的路線圖結尾，描述在中共領導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不會造成社會動亂，並且達成真正的有制衡、獨立的司法機構和負責任的政府。中國的國家憲法其實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良好規制，但前提是全國人大必須刪除中國憲法中共產黨管制一切的序言。在序言之後，憲法的其餘部分描述了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國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運作。
鄧聿文分析當代中國的眼光比其他論者都更深遠。他的分析基於對事實的深入瞭解，細緻入微、清晰明瞭。我很榮幸向臺灣和世界各地的讀者推薦他的大作。
黎安友
二○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於紐約
自序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這部史學名著中有一句後來被人們廣為引用的話：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話用來證之中共七十多年建政史的前後兩位領袖及他們統治的時期──毛澤東和習近平，是非常恰當的。毛的獨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革十年的浩劫，可以說是一場中國的悲劇；但是在一個甲子之後，習以毛為師，再在中國行極權之統治，給中國造成了疫情清零的浩劫，則未來書寫歷史時，一定會把他這種拙劣的模仿，當作一齣笑劇。
笑劇不是指對習近平和習時代的研究沒有意義和價值，而是反映這個獨裁政權本質的荒誕性。儘管人類的專制歷史很長，並且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已經四十多年後，最近十多年在世界出現了強人政治和威權統治的某種集體回潮，自由民主似乎遭遇到了挫折，然而，在經歷希特勒、斯大林（臺譯史達林）、毛澤東這三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權政權所造成的災難之後，人類還是獲得了很大的免疫力，此類革命名義的極權統治再未出現，直到習的上臺。他把自鄧開創的相對開明的中共統治新傳統，澈底顛覆，回到毛時代的一人說了算的統治方式。
和專制制度不同，極權制度有一套系統的意識形態學說和體系，對人民構成了思想的鉗制和統治，讓人乖乖地追隨領袖，聽從領袖的指令和擺布，喪失反抗意志。專制政權的統治者，會因為臣民冒犯其威權或者政見不合而大開殺戒，極權政權的統治者則以意識形態或者革命的名義成系統地殺人，恐怖是極權統治的底色。雖然時代在進步，現在的極權統治不再在「革命」的旗號下隨意殺人，但用意識形態隨意處置和懲罰不服從的國民，還是沒變，讓人恐怖依然還是其統治的基本手段。就統治的完美形式，對民眾的壓迫程度特別是對自由言論的壓制程度而言，習政權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貨真價實的極權政權──除了朝鮮，而且還具有過去極權統治不曾具備的數字（數位）科技極權功能，因此，它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巨大挑戰。
為什麼在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極權統治竟然在中國復活？這正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按理，在經受毛的文革的恐怖統治以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洗禮後，中國不應再出現毛式極權統治。可是毛的幽靈在一個曾經遭遇毛的迫害的中共元老家族的後代身上附體，就顯示出它的極度荒謬性。此種荒謬性在疫情三年特別是二○二二年得到集中的大爆發，讓世人見證了這個政權在應對疫情、管控人民上是何等地荒腔走板。
在疫情進入第三年亦即二○二二年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已開放，只有中國例外。而中國不開放的唯一原因，就是習近平不想開放，他想走出一條獨特的抗疫之路，以彰顯他的正確領導和中共體制的優越。他的抗疫方式就是所謂的動態清零，即用嚴厲封控和全員核酸檢測來防病毒傳播，但病毒沒有防住，卻給社會帶來無窮無盡的人道災難，以及經濟的嚴重滑坡。過去三年，是中國人活得最憋屈、最窩囊、最沒有尊嚴的三年，十四億人屈服於他一人的意志，為他一人受難，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爆發席捲二十多個大城市的「白紙運動」，民眾勇敢走向街頭進行抗議。
面對民眾的憤懣，以及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習終於不得不順應民意，放棄動態清零。可是，突然的全面解封導致疫情大爆發後，政府近乎於撒手不管，各種防疫物資特別是藥品奇缺，民眾無法寄望於當局，只能自救。難以想像，三年抗疫，當局居然沒有去想總有放開的一天，需要儲備足夠的防疫醫療物資包括藥品，這本來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致使這次放開後出現了本不該出現的老人大量死亡的亂象，白白浪費上海封城三月所爭取到的寶貴時間。
不只是疫情顯示習政權的荒謬性，中共二十大閉幕式出現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離主席臺一幕，亦讓全世界看到習對曾有恩於自己的領導人都是那麼地冷酷無情。不管胡錦濤事件的起因是什麼，習都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習要人架離胡以及主席團上一眾黨國要員對此的無動於衷，鮮明地反映這個極權政權把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改造成一架架喪失基本人性、冷冰冰的機器，除了映襯出它的荒謬，沒有別的。
雖然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如願以償獲得了他的第三任期，似乎之前發生的種種事情，包括美中對抗和疫情都沒有影響到他的權力，看起來讓人非常沮喪，但是，從他被迫放棄清零可知，抗疫的失敗對他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毛是既有權力更有權威，人民對毛的崇拜很大程度上發自肺腑；習和毛的最大差別，是他有權而無威，或者其權威根本不足以支撐權力。沒有權威支撐的權力，本質上是脆弱的，隨時可能遭遇某種重大挑戰。習在這一點上倒有自知之明，危機感很重，所以每每強調底線意識、底線思維，因為他自感德不配位，權威不足以服眾。說實在的，別看他要求幹部自信，他是自信不起來的，所謂自信恰恰是為了掩飾內心的極度不安。
人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極權政權沒有未來。不過眼下中國人還得忍受他的極權統治，這個過程會有多長，說不好，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但不大可能是終身，因為獨裁者既自大，又不信任任何人，年齡越老，會變得越固執，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echo chamber，即回聲室效應，亦俗稱為同溫層效應）和想像中，從而決策出錯包括出大錯的概率越高。而中國是禁不起他再三折騰的，他的每次失誤，都為結束獨裁統治和極權政權，提供了一個機會。從這個角度看，對未來不要太悲觀。
作為一個中共的研究者和觀察者，筆者這些年站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觀察著習的一系列表演。儘管在逃離中國後無法親臨現場，在觀察中缺乏現場感，對極權統治加劇人們的痛苦多少會產生一些隔膜，影響研究的深度，然而也有好處，反可能少受個人情緒的支配，從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和判斷這頭利維坦怪獸。當然，筆者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結論和分析方式是否禁得住歷史的檢驗，希望如此。
從一個長時間視角對習政權進行研究和評估，是筆者多年的想法。今（二○二二）年因為二十大的關係，終於下了決心，在為媒體撰寫評論之餘，花了大約半年寫這篇七萬餘字的〈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長文，試圖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階段總結。研究和分析習的文章、專著汗牛充棟，但從筆者的中文閱讀範圍看，系統全面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的文獻很少。這讓筆者有一種使命感，欲填補這一空缺。但筆者才疏學淺，不敢說自己的解釋就一定準確，不過倘若能給人們的觀察和研究帶來一點啟迪，就已滿足。
七萬餘字單獨成書，還是有些單薄，筆者挑選了多篇近年來發表的自以為尚未過時、有些價值的文章，和這篇長文組成一部書。在此感謝秀威資訊出版公司願意出版拙著，尤其感謝石書豪、尹懷君以及秀威其他編輯的仔細審稿和編輯工作；感謝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拙著寫的真知灼見的推薦序。筆者也感謝家人特別是太太，沒有她為家庭的辛苦付出也不會有這篇文章的問世。
最後，筆者要說，現實雖很黑暗、很殘酷，但只要我們不失去希望和信念，自由的一天會在人們意料不到的時候到來。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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