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簡體版）（POD）

第一章
　　奶奶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到故去活了九十二岁。一九六八年，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把奶奶从她生活的姑姑家接到我们居住的农村，又过了十二年直至她去世。按她老人家当时的打算，能活十年，但寿命的多少是个人不能决定的。我和奶奶感情一般，因为我一直欺负弟弟，奶奶一直偏着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奶奶的丧事，弟弟也回来了。奶奶故去的前前后后，我一直陪伴在家里。老人家身体不算太好，但九十多岁的人，尤其最后的几年，到家里看望的人总也不断。我的父亲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农机站打更，这个差事是我的一个表叔托人帮忙找的，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个表叔是奶奶的亲侄，他每年春节都来看望奶奶。现在奶奶故去了，自然要通知表叔。表叔的父亲是奶奶的亲弟弟，奶奶的丧事办的不算太隆重，但是，八十年代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农村对于丧事从简、一律火化要求得很严格。奶奶临终前一再叮嘱不要火化，当时父亲和我都暂时敷衍。当时我心里明白，实在要求严格，可以埋在自留地里。村上说了只要深埋，不立坟头，村上不追究。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办丧事，亲朋还是来了不少人，又加上八零年我家面临几桩大事：第一、父亲的“右派”身份获得平反；第二、我七八年参加高考已经上学； 第三、我弟弟结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来参加葬礼的人还是很多的。
　　亲属以外来的都算是朋友，父亲的朋友、我的朋友。父亲的朋友有一位是邻村的冯伯伯。据父亲讲，冯伯伯的家里很富庶，当然指的是旧社会那会儿。冯大概1920年生人，四十年代以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据冯伯伯说日本自四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政府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归国有，按土地质量、数量，国民向政府购买土地，分期付款，实行土地货币化。据他讲这项国策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政府设计，但未能很快执行，而且中国的“孙中山”也有土地改革的打算， 也学日本。不搞阶级斗争式的土地分配，农民最终都能得到土地，政府从中扮演土地分配的中介角色，用和平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政府避免了农民之间可能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纠纷。另外， 农民之间没有土地资产的纠纷，而且农民的土地有耕作的成本， 是有价值的劳动。这些分析是冯伯伯到我家与父亲谈话时我听说的，那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冯伯伯家虽然是地主成分， 但未戴地主分子的帽子。父亲另一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他姓连，年龄小父亲两岁，应该是1927年生人，六二年到我们村上，是城市下放到农村的。那时我还没有到农村，我是六八年以后才到农村劳动，到农村以后认识的连叔叔。关于他的身份，父亲不让我详细打听，他的个人喜好是在劳动中逐步了解到的。又一次青年点的同学读宋词，其中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位同学无意中流露出来，他便顺口说道“红杏尚书”。以后同学们每每与其聊到唐诗、宋词，他也不回避我们，但他的出身一直不便问，只知道他回乡以前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六二年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才奔着农村的自留地回乡的。参加在自留地挖墓地的还有一位刘姓朋友，人们都叫他“红胡子”。他的胡须的确是红颜色的，人也像俄罗斯人，皮肤白皙。当时我们读《水浒传》记得有一个赤发鬼刘唐，现在看来赤发鬼可能真是外来族人或是少数族人。唐诗中有“胡姬押酒劝客尝”，那个时候阿拉伯人越过地中海和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人都纷纷到东方讨生活。这个红胡子是俄罗斯人后裔也未可知。他也是下放到我们村的城市工厂工人，可见在饥饿面前人们都难以坚持。中国六十年代前三年人的确整年没有机会吃上一顿饱饭。我记得六零年冬到六一年冬，不知吃饱是什么滋味，就渴望能吃上一顿饱饭。记得又一次红胡子说中午到家三个孩子没人给做饭，大孩子12岁、小的8岁，每个孩子拿一个玉米面饼子，吃一口饼子，拿大粒盐蘸水吃一口，他看到后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三个孩子跑着吃玉米饼子，争着往嘴里放大粒盐还挺高兴。红胡子是什么地方人我也忘记了，但他的原籍肯定不是在我们村，况且他孩子能吃到玉米面饼子，能吃饱已经很不错了。这些情况大约是七十年代初期，可能是七二年或七三年。现在红胡子的孩子应该都过六十岁了。红胡子的孩子比我们幸运，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十年，六二年、六三年出生的人回忆生活时有人说他只记得小时候吃到肉很难，买副食一般都要“券”，比如豆制品等等。提到吃肉，有一个下乡青年下地劳动脚踩在豆茬上扎了一个窟窿，医院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结果化脓了，后来医生从脚跟处查出一小节豆槎，知道了化脓的根源，伤算是治好了，但是伤口不愈合，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到北大桥黑市买一斤肉吃上就好了。我们下乡的村庄，农贸市场都取消了，北大桥实际是黑市场，有卖猪肉、羊肉和鸡蛋的。人们需要就悄悄去买，当时很贵，知青的脚不愈合，现在看是因为营养不良，果然，吃了肉不久伤口就愈合了。红胡子从城市的工厂申请下放到农村，我和他相处近四年，都在副业队，也就是农村烧砖瓦的窑地。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多人，多半是农业生产不内行的。奶奶的丧事这些人也帮了不少忙。还有一个人，他并不在副业队劳动，但由于有共同的爱好，比如他在文学上的造诣， 使我很敬重他。我和他以及他的远房叔叔关系比较好。经二位肖姓叔叔介绍，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读小学时一次学校出现过一则“反动标语”，全校当作重大政治事件，上级限期破案，那时他才三年级，由于平时沉默寡言，成了被怀疑对象。学校组成了调查小组，放学不让他回家，一个孩子，校领导千方百计劝说威胁，告知“只要承认不给任何处分”。他经不住大人的威胁利诱，加上连续三天不让休息，不得不承认那起非他所为的政治事件。这事是十几年后我到农村才知道的，他告诉我他到初中以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没有意外考入高中应该不成问题。但，真的出了意外。初中三年级他的班主任姓张，给他做鉴定时非常含蓄地将这段陈年往事当作优点写入升学鉴定：该生很诚实，能主动向老师承认小学三年级时书写过反动标语的事实。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谁能放过这件事，谁又敢放过这类事情？就这样他没有升入县高中，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即使升入高中，也无法升入大学。因为六六年高中毕业生不允许考大学，全国统一停止了高考。他在与我的交往中表现出两个特长， 第一，对《红楼梦》的喜爱，金陵十二钗的诗烂熟于心；第二， 对陶渊明有深入研究。另外他对于自学日语也非常投入，功夫下的可不少。七八年恢复高考时我鼓励并动员他参加，由于他的婚姻变故，无论我如何再三鼓励，他都表示拒绝。如果他能参加当年的高考，是很有把握被录取的。就这样，一个很有希望成为大学生的有志青年，没能改变自己的人生。他是1946年生人，大我四岁，他的父母早年去世，他在农村生产队为队里到城市推销蔬菜，一个席店的部门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个女青年，两人结婚后日子过得不错，七六年诞下一女。但他的妻子受当地村民挑拨，带着女儿改嫁他人。他的晚年生活很不如意，十几年前我去过那个村庄，见过他，已经苍老很多。现在不知他的境况，但愿能比我想象中过得好吧！我参加工作时，在一所完全中学做教员，八二年，我班上有个学生叫钟士志，其父钟兴国。见到钟兴国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农村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钟士英，原来钟士英是钟士志的堂兄。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家长到我劳动过的农村向他哥哥讨要玉米。钟兴国的哥哥叫钟兴凯，六十年代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做教员，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被迫离职。钟士英还有一弟一妹，当时家庭生活窘迫，就向弟弟借了50斤玉米。结果弟弟前来讨要玉米，哥哥没有准备好，惹得弟弟很不高兴。刚巧我在钟士英家，见了当时的场面，便自告奋勇到同一个生产队一位哈姓的回族朋友处借了50斤玉米，总算化解了窘境。现在回想，为50斤玉米，兄弟可反目，都是那个时代的责任。城里和农村一样，为了生存，兄长可以不顾尊严，大有向人乞讨之尴尬。我与钟士英关系甚好，此事幸有回族哈姓朋友相助，这位朋友性格豪爽，平时又和我一起打球，因此我开口求助，其当即应允， 对此我记忆犹新。

第一章
　　奶奶出生于一八八八年，到故去活了九十二岁。一九六八年，父亲用一辆手推车把奶奶从她生活的姑姑家接到我们居住的农村，又过了十二年直至她去世。按她老人家当时的打算，能活十年，但寿命的多少是个人不能决定的。我和奶奶感情一般，因为我一直欺负弟弟，奶奶一直偏着弟弟。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奶奶的丧事，弟弟也回来了。奶奶故去的前前后后，我一直陪伴在家里。老人家身体不算太好，但九十多岁的人，尤其最后的几年，到家里看望的人总也不断。我的父亲一直在离家不远的农机站打更，这个差事是我的一个表叔托人帮忙找的，每月五十多元收入。这个表叔是奶奶...

《儒道》前言（代序）
　　这本书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但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能动笔，今年因为世界疫情，澳洲飞往中国的班机停飞，才腾出时间将以往的思绪总结成书。“儒道”的架构，其中有两个人颠覆了我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始思考我很小就形成的思想框架。动摇了我的思想认识。一九六三年年春节前后父亲带我分别到我的二爷爷家和我的舅爷爷家。
　　我的二爷爷是父亲的亲叔叔。由于爷爷去世得早，听父亲说他三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们家在腾鳌镇开了一家洋货商店，主要经营日本的搪瓷盆、碗等器皿。爷爷健在时与二爷爷和他们的父亲，即我的太爷爷共同经营。爷爷去世后由太爷爷、二爷爷经营，或许也雇人帮助打理生意。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父亲带我到二爷爷家，我的二爷爷很高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二爷爷，当时我虚岁14岁。午饭后，二爷爷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幅丝绣的伟人像，我一看很震惊， 这不是蒋介石的头像吗？父亲似乎也很震惊，就跟二爷爷说： “这个时候您老人家还留着他的头像，现在的世道躲都躲不及， 还留着它有什么用？”二爷爷知道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小，可能那时还没有我说话的份。我只听二爷爷对我说：“这个人好！这个人才好呢！”二爷爷一边指着绣像上的人头，一边说。我不敢多说别的，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是卖国贼吗？毛主席说‘抗日战争他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不挑，抗战胜利了下山就摘桃子’。”当时我还振振有词。二爷爷非常和蔼地说：“孩子你哪知道，二爷爷问你，蒋介石出卖过中国的利益吗？你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吗？”我说：“没有看过。但我知道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了台湾给日本。”二爷爷反问我：“现在呢？”我当时真不知道那段历史，于是回答：“不知道。”二爷爷又说：“都说‘蒋先生’出卖国家利益，孩子，你学过历史，你说说，中国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蒋先生’签订的？”反问我时二爷爷将“蒋介石” 换成了“蒋先生”。对于二爷爷的反问我真没有研究得那么细。只好说不知道。其实中国近代史别说研究，我连读都没有读过， 再说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没有到选择专业的程度。而二爷爷、父亲这些人都近四十岁、六十岁。于是二爷爷说甲午战争后，日本携战胜之余威强迫满清政府割让了台湾给日本。是二战时蒋先生派出青年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得相当出色，对英、美战斗多有帮助。于是二战结束分配战利品时英美两国为感谢蒋先生，将非二战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割让出去的台湾还给了中国。而我们的历史书却只字未提这段历史。这时我才明白二爷爷说这个人好是有根据的，而我说这个人是卖国贼是因为中共的宣传。以后逐渐长大，我也明白了毛泽东的“蒋介石一担水也不挑，躲在峨眉山上，抗战胜利了便下山摘桃子”是无端造谣。确实，在造谣这方面，中共，尤其毛泽东胆子很大。
　　另外，蒋先生对汪精卫的投敌行为作了彻底的批判，没有给所谓的“曲线救国”以丝毫的原谅。从开始到最后，汪的投降行径一直被蒋先生所唾弃。这一点共产党也没有意见，尽管中共是那么不愿正视历史。二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中共从未表示过祝贺。凡是与蒋公功绩相关的事，中共总是躲得远远的。
　　六三年春节，父亲带我到南台前柳河村，主要看望舅爷爷、舅奶奶及家人。恰好初二那天下了大雪，舅爷爷拿了扫雪的工具参加扫雪。这时我问父亲：“烈属还用扫雪吗？”父亲无奈地说：“烈属是烈属，但待遇归舅奶奶，舅爷爷身份上还是历史反革命。”当时我还小，阶级斗争的来由不太明白，对于历史反革命这种身份尚不甚清楚。父亲说旧社会你舅爷爷是南台村的堡长，现在叫南台公社。建国后六一或六二年村上给你舅爷爷定为“伪堡长”，这就是历史反革命。中央搞阶级斗争将历史上的五种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属于阶级敌人。包括五种类型：军、政、警、宪、特。“军”指国民党的连长以上军官；“政”指堡长以上职务的政府官员；“宪”指国民党的宪兵；“警”指警长以上官阶的警务人员；“特”指的是国民党的特务。你舅爷爷四六年时由南台村民选举为堡长，一直到前年，即六一或六二年。因为四六年为国民党执政，你舅爷爷恰好符合上述五种人中的“政”，正好在线上。他在南台各村有较高的知名度，在“五经”中的“易”上造诣很高，尤其“易传”的象。系辞（上、下），彖辞也叫断辞，即断定一卦中说了什么。另外，舅爷爷的孔子研究也很有名，可惜共产党不推崇孔子，反而批判孔子， “五四运动”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所以说舅爷爷的两个特长，都是中共反对的。父亲说到孔子也是充满着敬意，但父亲那时对自己的未来不乐观，他曾经跟我说邓家男丁到现在为止没有活超过六十岁的，我就算乐观一点，也就活到八十岁，这已经是很乐观的估计了。所以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党肯定孔、孟估计很难，或许你这一代能赶上。
　　舅爷爷很欣赏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世家” 解释为：孔子言常而不言怪；言德而不言力；言治而不言乱；言人而不言神。孔子的三个学生子路、子贡和颜渊回答相同的问题，可以从答案中看出三人的差距。历史上有孔子在陈绝粮，或孔子厄于陈蔡的记录。其记录有：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人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舅爷爷最推崇的是颜回。
　　《儒道》中另一重要人物是一对夫妻，谢明经、金百枝。从书中似乎谢明经的思想启蒙受金百枝影响较多，但思想变化之比较，二人不能绝对说究竟谁影响谁。其实谢与金从文化程度相比不相上下。从年龄上看，谢又长了金三岁，对社会了解应该谢优于金。但金受其父的影响相对多，而谢似乎隔绝于社会和家庭之间。但当时完全接受高小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所以谢与金应该对事物的认识，尤其对国家的概念一旦形成了国家意识，对满洲国的鄙夷思想上不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金与谢应该认识水平、国家意识在同一层面。小说中将金描述的完全可以作为谢的师长，只是想表达金忧国忧民的成熟，而到了重庆以后，金在人情往来、人情世故方面有独到之处。而谢的成熟、老练、与他人相比，倒能得到充分表现。谢的沉稳确适合管理一个部门，或做一部门的领导人。
　　谢与金共赴渝，训练班的三十三人都具有慷慨以靖国难的凛然正气。虽然训练班最后未能进入抗日前线，但他们都无愧于国民革命军的光荣称号。没有进入抗战前线是因为二战至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苏联军队已加入中国东北的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击， 不需要中国军队的加入，而时间也仅一周，随着日本天皇“终战诏书”的发表，二战在中国结束了。中国将二战胜利定于九月三日。
　　在国内的战争中由于蒋先生错误估计了形势，先于中共动手，本来蒋先生可以等待国共重庆谈判之后，还人民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让人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做到“中共不打，国民政府则不动手”。借军力、财力强于中共的优势等待时机。但蒋先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给了中共林彪集团以关东军的装备，使中共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优于国军。有上百万的关东军装备瞬间落入苏联人之手，而落入苏联之手就等于落入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手中。可以这样说，自中共参与抗战到抗战结束，中共的武装力量从没有获得过如此多的战争装备。而八路军由非正规到统一用上了日本人为抵御苏联人准备的武器、大量的辎重。所以，林彪的底气是从四五年八月八日以后才有的。
　　而谢明经在东北随陈诚到国军队伍中整饬军纪、政纪，也根本就没有看上日本人给关东军准备的物资。而正是关东军的装备成就了林彪能传檄而定东北，东北野战军的战力与日本关东军的装备应该有直接关系。打到国军从葫芦岛登陆抢夺中共的防守阵地，那是中共攻占锦州的战役，而那时蒋先生才孤注一掷，但为时已晚。中共军队挟北围长春，南、西截击沈阳国军的有利之势，达到了东北共军对国军的东北关门的目的。剩下的战斗，连蒋先生、卫立煌、杜聿明也无可奈何，战争至此已无计策可言。这样，长春的国军、解锦州之围的国军只能思考该从哪里逃离东北。东北的战事就此结束。
　　而这时谢明经或许有机会返回鞍山，将金百枝及儿子接到上海或南京或其他南方地区。但谢对国军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可是此前蒋先生却已无信心，将黄金、美钞及其他重要的国家物资运往台湾。
　　谢明经、金百枝及其儿子是抱有理论上的希望的，或与其对蒋先生、经国兄的信赖有关。唯蒋家父子马首是瞻还支撑训练班的学员。他们对领袖的忠贞和党国信念犹在，他们不甘心，也相信国共争斗不该以此种结局告终，加上像黄令满等人当初赴渝加入国军的背景，谢、金、黄及另外三十人对蒋先生及经国兄还是矢志不渝的。但直到抗战的最后一战，训练班的同仁都未能以身赴死，大约也毋须用这些储备了，就是国共在境内剑拔弩张，训练班的同仁们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主要是三大战役没有机会参加，剩下的战事与国共双方的战争胜负已无涉。所以有鉴于此， 蒋先生不准备再浪费人力资源了。
　　蒋先生及经国兄对于国共的战事本可以将其延缓，不必急于动手，有四百万军队可与中共对峙。而中共未必敢先动手。而毛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作为集团领袖，他的霸道统治未必能压服住所有的人。如果战争不从东北开始，中共大概率不敢率先动手，而蒋先生可以用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都有约束力的结果打和平牌。
　　黄令满在渝是先分到一排的，后来黄和陕西的白崇民结婚了。黄之所以能激昂慷慨赴渝是万分痛恨满洲国认贼作父。黄那时一提到满洲国的皇帝便痛骂其儿皇帝。他恨死了满洲国一群认贼作父的败类。而白崇民在西安事变中还很不懂事，当年以青年学生身份游行支持军队的行动，还游行声援张学良和杨虎城，抨击蒋委员长，对国民政府的不抗日行为予以猛烈批判，对扣押蒋委员长的事件通过游行表示支持。但到了四一年，由于年龄的增长和对时局认识程度的加深，许多当年参与游行的学生开始反思自己行为的幼稚和简单。开始对蒋委员长的治国方针和剿灭共产党的行动有了重新审视。两人均有对满洲国的不屑和对张、杨扣押蒋先生行为的反思，最终走到一起。
　　抗战后，因苏军的介入使得东北野战军的前身在黑龙江以北建立了中共政权，而蒋先生可能没有看好或小看了林彪等人，且蒋先生偏爱美国武器，轻视了当时日本钢铁工业的水平。如果能早一点对林彪可能主政东北甚至最终形成解放战争破局者这一情况加以重视，蒋先生应早一些让白崇禧到东北，或让李宗仁到东北统率国军。总之国军没有重视东北，更没有重视林彪，蒋先生应该看到林彪在毛泽东眼中的地位，毛可以让陈云、彭真做林的副手，而蒋还不加以重视，这是蒋先生的失策。
　　黄令满虽然对林彪不甚了解，但他与白崇民结婚后整个训练班学员的妻子只有白崇民一人未曾去过婆家。主要原因是东北最早形成围堵但交通却是畅通的，但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在齐齐哈尔铁路上认识的那个台湾人，他开始误认为是甲午战争滞留在台湾的福建渔民，而黄很早之前就知道到了吉林和黑龙江交界处有检查，他担心自己到了齐齐哈尔以后身份暴露，故此推迟了探亲。他认为无论林、陈、彭如何厉害，也不是蒋先生的对手。最多两三年国军就能解决中共在大陆的人众，所以黄令满和白崇民商量暂时不回老家，白也没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又加上九三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回齐齐哈尔的事便耽误了。黄从内心认为国共的争雄不会有意外结果，结果真发生了意外，这一误竟误了四十年之久。
　　黄只能抽时间到西安白崇民的家小住了一段时间。这时白已经坏了黄的孩子，到了国家撤往台湾时黄与白的孩子已经虚岁六岁了。眼看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黄向简一明请了假，趁着解放军未进城将妻女接到四川。这时四川也摇摇欲坠，最后蒋先生将从未参加过战斗的训练班所有人能集中的尽量集中，登上了一艘海军巡洋舰，去往台湾。到了台湾才知道金百枝和女儿滞留在大陆。
　　他们见面是四十年之后的辽宁鞍山或者黑龙江齐齐哈尔。黄的女儿已经有了一群孩子，黄到了台北又相继有了三个孩子，且每个孩子相差都是两岁，到了八十年代，孩子们都大学毕业了。
　　总之，黄与白到晚年都很安逸，无论到黑龙江或是西安都很方便，因为他们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而且到了八十年代末，海峡两岸均祥和无事，可能黄还是那么激昂慷慨吧！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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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酝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但由于时间关系一直没能动笔，今年因为世界疫情，澳洲飞往中国的班机停飞，才腾出时间将以往的思绪总结成书。“儒道”的架构，其中有两个人颠覆了我头脑中形成的固定思维模式，开始思考我很小就形成的思想框架。动摇了我的思想认识。一九六三年年春节前后父亲带我分别到我的二爷爷家和我的舅爷爷家。
　　我的二爷爷是父亲的亲叔叔。由于爷爷去世得早，听父亲说他三岁时爷爷就生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尚未发动九一八事变，我们家在腾鳌镇开了一家洋货商店，主要经营日本的搪瓷盆、碗等器皿。爷爷健在时与二爷爷和他们的父亲，即我的太爷爷共同经营。爷爷去世后...

《儒道》前言（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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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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