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春猶在：懷念趙復三教授

趙復三教授，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呂慧《花落春猶在》序／蕭欣義
前言

一、兩堂課
二、緣起
三、如是我聞
四、魯文紀實
五、飛躍魯文─溫哥華的信
六、千古有餘情
七、母親
八、回憶父親
九、反思與探索──書信、日記、手札

感謝的話 339

 

序

趙復三教授，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範
蕭欣義

　　1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引起世界注目，趙復三教授當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執行局委員。UNESCO六月九日開會，趙委員雖然接到北京指令要向國際宣稱「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他卻不願替黨國撒謊。他為六四血腥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為死難者表示哀悼、致敬。自此，他流亡歐美，生活艱苦。趙教授不盲從黨國的骨氣，引起世界高度敬仰。

　　二○一五年，趙教授病逝。《維基百科》引用丁力的文章說：趙的「朋友，學者丁偉志、何方等人發布訃告稱：『在長達二十六年流寓的晚年生活中，趙復三先生不計世事浮沉與榮辱得失，……始終放心不下的是中國文化的前途和中華民族的命運。』『這樣一位終生熱愛祖國的人，卻最終未能落葉歸根，埋骨異邦，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在時代的不幸。』」。

　　這個申論固然不錯，但也有所偏。趙教授固然關切中國文化，但他也關切基督教文化的變遷，他更關切中西文化的交流所引伸的民主人權文化。說他熱愛祖國，固然沒錯。但「愛國」一詞，數十年來在中國多少變成擴張主義的同義詞，洗腦新疆、西藏，併吞台灣、釣魚台、南海等地，成為愛國的使命。趙教授並沒有擁抱這種擴張主義的愛國觀。讀一讀呂編著《花落春猶在》便一目瞭然。

　　新唐人電視台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有一篇報導說，趙教授曾對他的朋友姚琮說，他（趙）一生可以分成兩段：「前一段六十年，是為構築『理想』而生活六十年。」而後一段二十多年，他說：「現實教育了我，是我自己拆毀我原來理想的二十多年。勤勤懇懇一輩子，到頭來向誰交代這筆糊塗帳？」姚琮進一步解釋說：「前面這段時間也都是要支持共產黨呀，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呀。後來也是被事實教育了，逐漸地清醒過來了。」

　　一個月半後，王樺加重罪名，他在〈趙復三叛逃聯合國，姚琮遭第三波衝打〉一文中說：「趙復三在他的一生處事生涯中，曾經一直做黨的馴服工具，為中共塗脂抹粉，說過許多昧良心的假話，還曾以身說法，迷惑欺騙外國的宗教人士，製造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這樣的描述顯然偏離事實。不過，有不少評論家未深入探討趙教授思想言行，卻盲目承接王樺這種觀點。面對這類曲解，《花落春猶在》所收集的豐富資料，深入呈現趙教授的思想言行，可幫助讀者避開上述錯誤詮釋。

　　2

　　趙教授自己說出的兩階段生涯，用詞寬鬆，容許多種不同詮釋。兩階段的分界線應是一九八六年。我在兩階段都與他有多次往來溝通，深入談論文化、宗教、政治等等方面的問題。第一次溝通是在一九八一年去北京時，我們單獨長時間談論。第二次是一九八三年《台灣之將來》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的首次會議。第三次是一九八五年同類研討會在廈門的會議。這兩次研討會，每次各有十多位海外台灣人教授參加，中國教授、專家、主管，每次各有一、二十位。中、台雙方的學術主張和政治立場差距很大，會場上爭議劇烈，幾乎差點不歡而散。但次日一大早會議開始，中方好幾位學者紛紛一個個出面道歉。台方推測，可能趙復三領隊（當時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夜間開檢討會時，以理說服中方學者自己的馬列毛主義的缺陷。雙方正式討論會上，趙副院長說了一段令人敬仰的論述，他說：「從前我們唯毛主席是從，不敢有不同的主張；現在人人自己思考，並容忍別人不同的看法。」在馬列毛主義籠罩的社會，這種尊重個人的想法並同時容忍異見，這便是文化民主化和人權化的起點。

　　趙教授的後階段生涯中，一九九○年代，他曾來溫哥華講學訪問，我們也有多次學術溝通。他兼通中西文化、宗教、政治。他主張東、西文化互相激勵，互相促進，以形塑含有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成分的普世價值觀。普世價值觀的學術根基是個人主義，是一種參與群體活動的個人主義，而非孤立的個人主義。這種看法正是民主化理論中，「文化前提論」的看法。

　　民主化理論中有些小派系，如：a.工業化民主前提論、b.政治轉型過程論（羅斯陶學派）、c.政治體制建構論。大派系則有：d.經濟發展前提論、e.文化前提論。過去一段長時間，經濟發展前提論曾經風行一時。很多人覺得全力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中國就自然會民主化。結果，中國威權化卻越來越嚴重。只要黨國嚴格控制媒體，全面洗腦，民主化就觸礁了。

　　近來，最受重視的是「文化前提論」（Cultural Precondition Thesis），這一派認為尊重個人與寬容是民主化的前提條件，而這種價值觀是源自基督新教開明派的文化。施伯樂（Robert Scalapino）教授認為亞洲各國文化中由於集體主義太強，而個人主義太弱，所以民主化脆弱。其次，各國專制政權對於反對運動人士缺乏容忍，動輒打擊、羞辱、逮捕。

　　文化或宗教中包含尊重個人這個價值觀，如果沒有涉入社會和政治領域，則未必能催生民主化。佛教《涅槃經》（The Nirvana Sutra）主張人人皆有佛性，甚至壹闡提（Icchantika）也具有佛性。Icchantika在印度社會是被看不起的賤民，連這種下級人都被認定具有神聖的佛性，那麼這一宗佛教是擁有普遍個人尊嚴觀的。可是這個觀念主要適用於宗教修養的領域，而沒有推闊到政治社會領域來，所以就和民主化不相干了。

　　3

　　趙先生年輕時推動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關心的重點是教會經濟自主，而不要再靠外國的母國教會的財務供應。所謂愛國，並非擴張主義愛國觀。他當中華聖公會牧師、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所關心的重點是基督教的文化發展史，掌握每個個人的尊嚴。他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張以蔡元培思想、學術自由、兼容並蓄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辦院方針」。

　　總覽上述案例，可以總結一句：民主化理論的文化前提論，大大有助我們瞭解並欣賞趙復三教授。

　　呂慧女士編著《花落春猶在》，她所收集的資料，以及她觀察到的趙教授生活片段，都栩栩如生地呈現了趙教授的真實人格。和丁偉志、何方、姚琮、王樺等位人士的詮釋來相比對，慧姐這本書越顯珍貴。

　　＊蕭欣義，退休歷史學者，歷任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二○○五─二○○六）；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二○○三─二○○六）；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教授（一九七○─二○○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中央委員（一九八○年代）。

前言

　　余英時先生在二○一五年九月十二日《大紀元日報》寫到〈懷念趙復三〉一文，摘錄其中一小段：

　　我認識趙復三先生是在一九七九年。那一年我們知道中共第一次派社會科學院的重要的學術領袖到美國來訪問，其中有社會學家費孝通、文學批評家錢鍾書，還有歷史學家研究民國史的李欣，還有其他幾位。這是一個重要的代表團，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美國各大學重要的地方都停留了十天八天，引起了很大的重視，領導這個代表團的就是趙復三先生。

　　這個代表團是由我負責招待的，我在招待中才知道趙復三先生。我是第一次認識他，原來是黨的領導，我何以知道呢？因為在耶魯大學校長召集的一次大會上要開始致詞，這個致詞人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可是這個時候趙復三先生說希望錢鍾書先生出來說話，錢鍾書一再謙讓，說：「應該是你說話不該我說。」由此可見，代表黨的領導人在這個集團中間趙復三先生在暗中是領袖。但是，他很尊重錢鍾書的學問，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別好，在這個場合之下，他就推讓給錢鍾書先生了。從這件事情和他們兩人的談話之間和後來跟他們的交往跟對話我知道他是整個代表團實際的領袖，雖然表面上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名義，換句話說不管到什麼地方該做什麼事都是由他決定的，所以他的重要性可以不言而喻。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際，震驚全世界的一則大新聞；各國媒體都以頭條，報導北京天安門前正在發生學生抗議、絕食事件。他們要求與政府對話，經過一個多月，中共視若罔聞，一貫作風封鎖新聞，口徑一致：「天安門前的學生運動，沒有任何傷亡。」

　　在這風聲鶴唳之際，趙復三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代表中國赴聯合國開會。赴會的前一天，他還特地打電話回北京確認天安門前的動靜，家人告知真相。

　　他身居高位，衣紫冠金，站在聯合國殿堂上，面對全世界的媒體，大義凜然地揭開了中共六四謊言的面紗。他說：「……國家軍人的槍口應該是對外，向著敵人，而不是對內，向著自己手無寸鐵的學生……。」這石破天驚的一席話，若不是具備了像耶穌基督的精神，如何扛得起這麼沉重的十字架？獨自走向茫茫未知路？聯合國大會為此取消當日議程，全體人員對北京天安門前死難的學生和家屬舉行默哀。趙副院長非常清楚，當再邁出聯合國大廈的第一步，命運從此天翻地覆！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懷念文章中寫道：「他跨足政治、宗教、學術三個領域，而且都是一時的翹楚。趙復三當時與世界上三大宗教界代表人物齊名。」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格？是如何養成的？竟敢讓自己的命運做這樣的翻轉？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問號。

　　我們讀古人歷史：看屈原，自沉汨羅江；看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時間拉長了人們歷史心、眼的焦距，所以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兩位偉人。但是在近距離裡的趙復三先生常被很多人看模糊了。

　　趙復三先生獨自走向茫茫的前方「自沉天涯」。天涯路上沒有汨羅江清澈的江水，也沒有昆明湖畔旖旎的風光，只有「風蕭蕭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天苦地寒。更讓他時時刻刻膽戰心驚的是，中共鋪天蓋地的追捕，被活押回去，被自殺……，然後再給他冠上一個最惡、最臭的罪名，讓他百口莫辯，萬劫不復。這些醜事他們並沒有少做。「死」只是剎那間的超然、壯烈，而「生」，才是漫漫長夜的煎熬。

　　他身上只有一百美元，一個無國無家六十三歲的耆老，到底要怎麼活下去？他深知前面的路每跨一步，如探黑洞。他在二○○七年初冬的〈辭歲感懷〉詩寫道：「……綱鑑縱讀盡劍峰，瞬間便釀淚婆娑；詎料橫看皆詩篇，落地鏗鏘鬼神嘯。……」尼采說過：「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趙復三先生「自沉天涯」後的每一天生活，不都是血淚書成的嗎？

　　親近的友人都知道，他生性從不自售，更不喜他售。「啟予足，啟予手」，戰戰兢兢地過著每一天。他無愧無怍，可以請先人、後世，檢查自己的一生。他的這一生，只有向天、向地、向母親交代，至於其他人就任其評說。

　　任何人為了追求真理、維護正義敢站出來講真話，一生要走的路註定是最艱辛、最孤獨的那一種。

　　那一天，那一年，他揭開中共的大謊言後，踏出聯合國的門坎，飄然轉身。「在歐洲一年『搬』了十次家，……六月到Ann Arbo後又搬了十次家。」（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九日文章）在所有流傳下來的文字裡他自己皆用「搬家」二字記述。任誰都清楚明白，那是迫於外界的各種危險、無奈，不得不由一處搬也好，躲也好，逃也好，換另一個處所。如上面他自述搬了二十次家的紀錄後，一九九七年到美國南部教書，之後，轉道加拿大溫哥華，再返回歐洲，最後定居美國直到去世，約又再搬了十次家。「搬家」已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旋律」。後來有人問他：「有沒有後悔過？」他回答：「沒有，如果不站出來說真話，我如何面對子子孫孫？」晚年，曾元超先生（重慶治印名家）為趙復三副院長治石並附詩：

　　重吟古道照顏色，壯士田橫魂未泯。
　　抵死鬚眉輕聖旨，先生膽氣貫長津。
　　攀龍終被千夫恥，易象偏扶五柳春。
　　窗外夕陽紅欲墜，悲歌一曲湧蒼垠。

　　不管他所處的環境多麼險惡，總是孜孜不倦地把學貫古今中外、寶貴的知識回饋給社會。他留給後世的著作有：翻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史頁閑注》、《反思集》、《歐洲思想史》、《西方文化史》等鉅作。

　　他到美國南部大學教書直到退休，而後又被加拿大UBC Regent College（編按：卑詩大學攝政學院）請來教基督教哲學半年。這期間筆者有幸認識了趙復三教授，才有機會親聆、親睹一代大師的風範，此後十年與他保持書信往返。

　　多年前就想把這些書信整理成冊，但是一直躊躇不定，自知學力太淺，此事做來猶如蚍蜉撼大樹，亦知他生前就有學者、教授，要為他寫傳記。他的好友錢鍾書先生也為此提議過，希望他自己寫些回憶錄之類。他的回答是：「釋迦、蘇格拉底、孔子、老子，哪一個是我能望其項背的？他們自己都沒寫書，這不是很值得人玩味嗎？所以我『譯而不作』（其實，譯對我來說，就是作）。」

　　趙教授的文章裡曾寫道：「《通鑑》並不是最打動人心的史書，讀《左傳》、《國策》、屈原，讀司馬遷筆下的人物，及以後的史書，打動人、長留記憶中的，是那些帶有設身處地的感情寫出的人物、事件、段落。感情使歷史人物活起來，也使歷史活起來……。」這一段文字我反覆咀嚼，它支持我編寫此書的勇氣和動力。豈敢有絲毫之心自比前人，以為可使人物活起來？使一段歷史活起來？只因趙教授的人格深深銘刻於心，他所經歷過的樁樁件件讓我為他流淚。

　　我始終誠惶誠恐，曾多次寄書稿片段，請教於蕭欣義教授意見。他看過拙作後一再鼓勵，一定要將它出版成冊。

　　十年動盪的文化大革命，有兩年他是被禁閉單間，天天無止境地被逼書寫，交代某事又某事（全是無中生有）……，他好不容易挨過來了。之後，為了揭露中共歷史上的彌天大謊，他的代價是：從衣紫冠金身居高位，為了不得不說的一段話，寧願成了天涯淪落的難民。

　　在編寫此書期間，屢次重複翻閱、輸入他的手稿，那表面看似「平淡」的描述，其「慟」豈是一般筆墨可以形容？我常常必須站起來離開電腦桌，走出書房，平息內心的波瀾。

　　比如：「……回想文化革命，才過了一個禮拜，我就成了牛鬼蛇神；一個月就妻離子散，到被關進牛棚之前，天天晚上獨自一人守著孤燈，在斗室裡等著造反派來抄家，來打砸搶，來欺凌踐踏我的人格。……在沒頂的災難中，喘著氣安慰自己，吃力地呼吸著、活著……。」

　　再如：三十六歲時因壓力太大，心肌梗死。醫生宣判，讓他有心理準備，在床上度餘生。他是如何靠著自己堅強的毅力和信仰，從僵死的軀體，一寸一寸爬回人間，創造了奇蹟？又如：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的災難中，致使全國人心心帶傷。被關在「單間」牛棚裡的那兩年，因被誣告為潛藏在中國的美蔣特務，上面天天逼著他寫報告交代。像這種精神凌虐，中國有多少英才最後走上自殺之路？胡適被列為美帝的走狗，他的兒子三十六歲上吊自殺，作家矛盾投湖自盡……，而他選擇比死還難的方式──「活著」。他母親棄世前，一段母子對話中，母親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他說：「……那時候，一般人除了有去死的自由外，對於『生』，能有什麼自由，去做自己的打算呢？只能如實告訴母親：『我這一世，做人已經做完了。』……我才四十三歲啊！……」

　　上述這幾個例子，那是國家大環境所釀造的歷史悲劇，趙復三先生難有倖免的機會。而在聯合國裡向全世界演說的那一席話，是內心的「良知」使然，不是一時的衝動，也絕非常人能為。我常思索：任何人若碰到上述中的一個例子，不知要死上幾回？而他沒有像別人那樣去死，那麼剩下來的便是「聖徒」要走的路。

　　現實總是很快便會進入歷史。當一個人面對公理正義，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這樣的心靈，對生活中一切美好東西的執著追求，在生存環境裡，任何真善美細微的波動，反應一定也是比常人更為敏銳的。

　　他，在黑暗的角落裡，獨自默默地鑄造屬於他自己獨特的華彩斑斕。他，偶爾也到陽光底下，像稚齡孩童般地玩笑。今生我若不識趙教授，便不知何謂「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我長年在社區活動中心跳舞。因緣際會，一天，姑且邀趙師同去。舞課最後一段，我們例行練一個高難度的瑜伽拉筋，不想，讓他四腳朝天，而他像個孩子般呵呵地自己笑開來。又：一日當同遊春色春光滿鹿湖，我心血來潮，問：「我們來爬樹好嗎？」於是，我們爬到樹上去聽鳥鳴、風聲……。

　　他，筆者眼中的「夕陽芳草」，如何在漫漫長夜裡自綠天涯路？這是小書〈如是我聞〉、〈魯文紀實〉、〈書信往返〉真實的記述。

　　每一次執筆書寫、修改，回憶有關趙師的點點滴滴，都是撫摸我靈魂最底層的良知，喚醒純真的自己，所留下的文字，不是任何他人可以辯駁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