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評論寫作生涯
讀大學研究所時，教授「評論寫作」的曹聖芬先生對我的評論作業曾有嘉勉。有一次課後交談，他說：「世祥！你如果想當記者，這裡沒什麼好學的，應該去新聞機構，從實務中學習。」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當年十二月，我考入《經濟日報》，旋即被分派到《聯合報》，在兼顧學業的同時，開始新聞採訪工作。如今將近半世紀之後，對新聞工作興趣不減，仍在報界工作。新聞前輩歐陽醇先生曾有名言：新聞工作是迷人的行業。信然！
新聞媒體種類不一，我的職業生涯幾乎都在報業，從《聯合報》經濟記者做起，歷經編譯、編輯和主筆等工作。其間，得到《聯合報系》資助和栽培，到美國攻讀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
柏克萊加州大學（UC, Berkeley）學風自由，一九七○年代以主張言論自由、反對越戰等學生我的評論寫作生涯運動著稱，柏克萊更是自由派小城市，租金管制、合作消費社（co-op）等尤其著名。我主要研習以東亞為主的區域研究，在政治、經濟研究所上課，對擴展知識領域及視野大有助益。較知名教授如政治學的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詹隼（Chalmers Johnson）、羅德明（Lowell Dittmer）、經濟學泰森（Laura Tyson）、歷史學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社會學高棣民（Thomas Gold ）等都曾親炙，並擔任高教授的研究助理。不過，雖柏克萊以自由派著稱，就政經社會角度而言，我至今仍偏向保守派。
柏克萊期間另一項收穫，是擴大接觸。舊金山灣區是美西門戶，且時為中國開放初期許多中國來人抵美的第一站。我最熟識的吳金德先生，法商實務有成，是關心台灣前途、重視文化的台美人。作家陳若曦親歷文革中國，有《尹縣長》等著作，她家常高朋滿座，江南（劉宜良）、蕭軍（中國作家）等文人雅士群集，高談闊論。陳若曦當時主持《遠東時報》，是「台灣最後一位紳士」吳基福醫師所辦，深受台美人歡迎。她邀我寫評論文章，我欣然提筆，以「謝瑞孫」、「曾為明」等筆名。寒暑假也到《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舊金山分社走動。一九八二年六月，康寧祥、張德銘、黃煌雄、尤清組成「黨外四人行」，訪美為台灣爭民主人權，在柏克萊的集會我躬逢其盛。
一九八三年畢業後我前往紐約，加入《世界日報》總社。紐約是美國新聞傳播中心，有世界最好報紙之一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主要廣播電視網ABC、CBS、NBC、PBS總部都在這個有「大蘋果」(Big Apple)之稱的大都會。《世界日報》的採訪工作讓我有機會探究紐約都會風華，包括華人社區；編譯工作有助從《紐約時報》等新聞媒體的優質報導中，學習美國大報及通訊社處理新聞的專業與倫理，也擴大了個人眼界。
特別是《世界日報》有陣容堅實的編譯組，薛毓麟、戴潮聲、徐啟智、應小端、黃秀媛、周勻之、陳鐵輝、沈珠妮等同事，來美前都是台北報業的編譯高手；張作錦總編輯偶也客串，找出好新聞或文章翻譯，以饗讀者。採訪組李勇、江陵燕、于金山、林樂群、薛純陽、楊斯亞、彭廣揚、黃兆等同事，也是一時之選。最讓我至今難忘的，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天安門廣場事件，外電稿件大量擁至，編譯組同仁不待報社要求，主動加班；《紐約時報》每天晚上八點多出報，我們拿到第一次版後即搶譯新聞，也常為其新聞寫作與遣詞用字仔細推敲、認真討論。有了這群編譯前輩及採訪好手的指導和切磋，讓初入編譯行列並在紐約採訪的我，學習良多，工作態度和專業修養尤其受益。
一九八○年代末期，《聯合報系》王惕吾創辦人到紐約，在一次談話中，問及我的工作、待遇和家庭生活。不久，報社幫我加了一個頭銜「駐美特約撰述」，為《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從紐約撰稿。「特約撰述」所發稿子，不是純新聞，兼有報導、觀察和分析的屬性，有時也不免加入評論。
在個人新聞工作歷練中，增加了評論這一項，準確地說，並非始自紐約，早在當記者時就偶有這一經驗。
起初在跑新聞時，記者發稿通常不署名，也沒稿費，只有「特稿」才兩者兼而有之，增益個人成就感，對記者頗有吸引力。「特稿」可以是深度報導、新聞分析和觀察，有時不免加入主觀評論；但編輯部主管審核嚴格，未必見刊，稿擠時往往延後刊出或丟字紙簍。由於這一不確定性，記者每次有「特稿」見報，都有如跑到獨家新聞，至少可讓自己高興一天。
為了培養新聞觀察分析能力，記者生涯伊始，自己就認真閱讀《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和《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兩本新聞週刊，常參加研討會，也曾回台大法學院旁聽李國鼎先生在三民主義研究所開的經濟發展專題講座。記者在每天新聞中，看門道的重要性甚於看熱鬧，避免見樹不見林，寫作要如構築建物的鋼筋、水泥兼備，唯多讀、多聽、多吸收並融會貫通，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自我要求。
不過，「特稿」夾敘夾議，比較保守的新聞學者認為大可商榷。基本上，新聞與評論宜兩分，新聞力求客觀，評論是主觀的，兩者不宜相混；此所以報社有負責新聞處理的編輯部，另有發表意見或接受投書的言論部，各報每天也都有代表報社立場或主張的社論。在新聞與言論有所區隔的實務中，新聞版面不會出現評論稿，記者一般撰發「新聞分析」，以謹守旁觀者的分際；台灣的報紙較不講究這一區分，英文報紙至今仍多維持這一原則。
同樣是在紐約期間，《自由時報》向我約稿。這家綜合性的新興報社，從台灣主體立場出發，主其事的顏文閂先生是我高雄中學學長，也曾是《聯合報》同事，且時值台灣邁入民主化，重視美國及在美台灣人社區對台灣民主的活動及影響力，承他邀請，我也開始為《自由時報》撰文。有一陣子，台北包括《首都早報》等還傳說我要回去任職。為《自由時報》撰文，內容當然不限經濟，這也擴大了我接觸、觀察、思考、分析和評論的範疇。
一九九一年春，在紐約工作八年之後，我回台灣承乏《經濟日報》編務；於編務逐漸就緒之後，報社要我兼寫社論，一星期一篇，評論工作仍然只是兼職；後來，調任總主筆，才算是正式全職的評論工作。這期間，我偶也應邀為《聯合報》寫社論，或與主其事者強烈批判本土政權的路線不合，持續時間不長。
加入並主持《經濟日報》筆陣，不僅有機會向一群好筆學習，也是社論稿件的第一位讀者，受益良多。先後曾參與筆陣者，好手如雲：黃天麟、賴英照、陳博志、馬凱、葉萬安、陳明璋、周添城、朱雲鵬、林全、殷乃平、王建煊等。社論代表報社，主筆都學有專精，但筆調、文風各殊，總主筆負責協調統籌，透過與主筆個別討論及主筆會議，關注時事中的公共議題，是有意義也有意思的新聞工作。
我因反對台灣經貿投資對中國「大膽西進」，與報社立場有所出入，二○○一年底決定從《經濟日報》自請退休，總計在《聯合報系》服務二十五年。隨後，我從扶輪社演講開始，倡議台灣新聞媒體改革，募款成立「財團法人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也參與「財團法人廣播電視基金會」會務，致力新聞界的公共事務。雖離開報社，我的評論寫作不輟，作品發表於《自由時報》、《台灣日報》、《新台灣新聞周刊》、《今周刊》、《Taiwan News財經文化周刊》等報刊。二○○四年，《自由時報》報團創辦人林榮三邀我到旗下《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工作，也為《自由時報》撰發社論和星期專論。此外，我曾參與學者組成的「澄社」，加入〈澄社評論〉寫作群，屬短評性質，也是很好的寫作經驗。
這期間所發表的作品，曾先後集結成冊出版，分別是：《構築台灣夢》（二○○七，前衛出版社）、《新聞公害與傳播倫理─不要被媒體牽著鼻子走》（二○○八，允晨文化）、《從哈巴狗變瘋狗─台灣媒體亂象紀實》（二○○八，前衛出版社）。
除了寫作不斷，我還曾應聘到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擔任「新聞評論」課程十年，並指導學生碩士論文。大學畢業時，台大沒有新聞研究所，打算當記者的我，轉而去政治大學讀新研所。台大一九九一年才成立新研所，來自母校的召喚，當然樂於從命。另外，在新聞工作初期，曾應邀在文化學院新聞系教授「經濟新聞採訪寫作」課程一年。
從而，我的新聞工作如今算來，從事評論佔了最多時日，且至今樂此不疲。
對我來說，這是掌握時事，觀察社會，關懷人群，參與公共議題討論，並向公眾提出報告的具體工作。為了做好這一工作，個人必須好奇多聞，認真學習，慎思明辨，且隨時自我充實，實踐終身學習，不斷成長，力求常識豐富，這正是新聞工作這一行業迷人而值得長期從事的主因。
正因如此，從事評論工作，個人的文章好壞不敢說，但在寫作過程，多年來總努力維持若干基本習慣。首先，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或本質，儘可能閱讀原件或基本資料，以免錯誤引用或落入以訛傳訛、人云亦云的誤謬；畢竟，不是建立在事實真相之上的立論，縱令筆力萬鈞、言詞華麗，也非正論。其次，盡量把新聞寫作的DARK（Don’t Assume the Reader Knows.）原則同樣運用於評論，即假定讀者是第一次接觸這一件事，應有的簡單背景說明或解釋不能少；外國人除非名氣甚大，宜有其英文名字，已故者甚至加註紀年。另外，要把手邊的資訊全部讀完才動筆，自己因此一直是慢筆，也未必出「細活」，但求盡其在我。評論名筆王作榮教授曾說，他資料齊備後兩個半小時可完成一篇社論；如此又快又好的本事，一直令我羨慕不已。
從事評論寫作多年，要感謝台灣內外提供園地的新聞媒體，也感念曾指導我寫作的新聞前輩，還應提到幾位從閱讀其作品而受其益的評論名家。
我從國民學校階段，就曾在作文比賽得獎。初中時，世澤大哥的同學吳春發先生送我一本王鼎鈞先生的《講理》。作者與年輕學子討論如何寫論說文，以文字表達意見，希望培養社會理性。書中所列舉的拿出證據、比喻、引據、反問、就事論事等寫作要領，都很實用，且用字淺顯易讀，令人受益。
中學和大學階段，是《文星雜誌》鼎盛的時期，《文星叢刊》的單冊好書不少，但我大致讀雜書。大哥喜歡閱讀和買書，我們當弟妹的都受他影響，把閱讀當終身習慣。其中，在報刊發表評論文字的邱楠和閻愈政，是我較常閱讀並欣賞的兩位。邱楠筆名言曦，在新聞及學術界任職，也曾官拜新聞局副局長，他的新聞和政治評論析理明白，簡潔中肯，筆力雄健，對我後來的寫作頗有影響。閻愈政筆名安平，我父母是台南安平人，大哥常以「安平生」為名投稿報刊，當年在《中國時報》讀到閻愈政以安平為名寫作的〈平話〉和〈國際瞭望〉，不僅感到親切，也學習他的專欄寫作技巧。
美國知名作家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在我家有一位粉絲，大兒子昱儒是忠實讀者。他的作品銷售逾三億五千萬冊，以恐怖小說為多，經改編為影視產品者眾。在自傳體非小說《論寫作》中，他開宗明義，指大量閱讀和寫作是成為作家的兩大要件。閱讀是嗜好，重要性在創造簡單、熟悉的寫作過程：從劣質作品所可學習的，更勝於好作品。創作最重要的，是靈感湧現時，要能及時捕捉。作家須刪去不必要的細節，避免使用不需要的副詞。他主張每天至少有四到六小時閱讀和寫作，早上是創作最佳時刻，閱讀和修改文章隨時可行。
相較於史蒂芬．金的多讀多寫，中國的「新民子」梁啟超看法略有不同。他認為，「多讀、多作、多改」不如「多讀、少作、多改」。多讀主要在觀摩、領悟好的作法；少作是作時謹慎，用心去作；多改指一篇文章不妨改多少回，十年後還可再改。另外，梁任公談作史的要領時，從組織及文采討論寫作：組織是講求剪裁、排列；文采的要素在簡潔、飛動。
兩位名家對我最大啟發，是多讀與多改。史蒂芬．金所言「劣質作品」的益處，應用在新聞評論實務上，是必讀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文章。這方面的典範，見諸《紐約時報》所創「社論對頁」（OP-Ed）專欄，刊登與社論相左的言論外稿。另一家美國大報《今日美國》（USA Today），在社論旁刊登與社論持相反意見的專家文章，成為該報最大特色之一，以示真理越辯越明，也展現意見自由市場的包容多元。《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另有典範，其主筆陣容對外公開，強調向讀者及公眾負責，別無私利或隱藏動機。至於梁啟超的「多改」，確是至理名言，有截稿時間壓力的新聞評論或較難有此餘裕，仍宜盡力為之。
前年出版拙著《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與先前的《多桑的世代》（二○一五，允晨文化）、《台灣的恩人群像錄》（二○一八，允晨文化），構成「我們台灣人三部曲」，也是我的懺悔錄，懺悔對台灣人文歷史的後知後覺，不意竟獲頒「二○二二年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個人長年以經濟記者自任，能得到文化評論獎，自是莫大的榮幸。友人建議把以往發表的評論文字，擇其要集結成冊，這是本書的由來，也算是一個台灣新聞工作者探討「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讀書寫作報告。
這本書所列入的，是近年所發表的評論文章，分人物、歷史、語言文化、社會觀察、政治經濟五類，大部分發表於《自由時報》，以〈星期專論〉為欄目者最多，間有少數〈澄社評論〉登載於「自由廣場」，寫作時間不一，大都保留刊登時的文字。其中，人物篇除了外國人士，所記的都是我曾親炙或熟識者；其餘各篇是個人觀察、讀書、思辨的心得報告，期盼社會各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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