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安姻緣
我母親出生在東臺縣富安鎮小東河的一個大戶人家。
東臺,依海而生,本是江、淮兩大水系沖擊回流之沉積物。自新石器時代起,就有原始部落在此漁獵為生。西周初,有先民開拓鹽田,春秋戰國時的吳國、越國、楚國都以「稅畝」制方式承認自耕農的土地私有屬性。
這片年邁的土地,在私有歲月的塵土覆蓋下安睡了兩千五百多年,被土改驚醒了。我母親成了末代土地私有者。
一九四一年春,共產黨為了建立穩固的蘇中根據地,成立了東臺縣抗日民主政府,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我外公許子見抗拒土改,在一次參加完公審處決不法地主丁紫亭的大會後突然失蹤了。半年以後,我大舅也離家尋父。這一年,我母親十三歲,家中還有裹小腳的外婆和十歲的小舅、一歲的小姨。外婆是外公的三房,外公不在,母親便輟學管理起三房屬下的三千多畝田產。
母親從小就聽大人說騎馬三天走不出許家的地界,小時候母親對土地的認識是純自然的,只看到廣袤的土地一年四季換著新裝:碧綠的新苗、金黃的稻子、烏黑的耕土、潔白的覆雪。母親的童趣卻在田地之外:河裡的魚蝦、田裡的青蛙、紫色的桑葚、紅色的枸杞。
到母親臨危受命,方頓悟了世代相傳的祖訓:土地是立身之本。許家的祖上原是蘇州的富商望族,在一三六八年明朝初年的「洪武趕散」時,從蘇州閶門,走水路一路向北遷徙到鹽城落腳,六百年間,逐步向南兼併土地,擴展到東臺縣富安鎮。
到了太外公許為士這一代,富安鎮小東河方圓百里都是許家的土地,許家的祖訓是「寧丟命不丟地」,這是商賈無根被「洪武趕散」留下的恐懼,而土地是不動產,任何人拿不走。
許為士古板得不容外姓人染指小東河的土地,清光緒年間,鹽城永寧寺的一位高僧到小東河找許為士,希望在小東河建寺廟,遭許為士一口回絕。早在西元五○年,印度僧人帶佛像和經書乘阿拉伯商船從東臺登陸,東臺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佛力無邊。高僧為此留下一句話:「許家百年無後。」誰知竟一語成讖。
太外公許為士連娶三房,到了外公許子見也娶三房,都在不言中對抗這一咒語。許子見的大房陳氏沒有生育,二房姜氏生有兩子,三房就是我外婆姚惠芬,生兩子兩女。
小東河地界的南邊就是千年古鎮─富安鎮。富安鎮始於五代十國時的南唐,興於兩宋,盛於明清;古稱虎墩,四面環河,中間高地,水陸通達,是少有的風水寶地。富安鎮,主街長不過三里,寬不過三米,兩邊明清古宅,中間青石鋪路,古井古橋古牌樓,古樹古廟古戲臺。
千年來富安鎮人,不求富貴,只求富安,小富即安。不求富國強民,只求小國寡民,富餘就安。故歷朝歷代,富安鎮民風淳樸,鄰里和睦。
我外婆姚惠芬就出生在富安鎮。姚家雖非大富也絕非等閒,姚家這一輩四男五女,將整個富安鎮大戶人家聯成了姻親,編織了一部富安鎮的近代史。
外婆在家排行老六,人稱姚六姐,嫁了外公,也算門當戶對。許家借助姚家在富安鎮開了油坊、藥鋪、糧店。
姚老七,男,繼承祖上留下的「姚家魚湯麵館」,雖只是富安鎮上兩間老房,卻因了百年老店而成名。魚湯麵配方獨特,選鱔魚骨、野鯽魚、小黑魚、豬大骨,豬油炸爆,河水熬製,湯如稠奶,麵如龍鬚。魚湯麵在一九一五年獲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馳名中外,後來竟然成了東臺市的旅遊名片。
姚家麵館早上供應茶水和蟹黃包,中飯、晚飯供應酒菜,下午、夜裡開麻將賭檔,招牌魚湯麵則全天供應,老湯長燉,隨到隨煮。姚老七還在富安鎮開澡堂,開蘇州評彈館和說書場,以慰蘇北人的蘇州鄉愁。
富安鎮凡遇祭神祭祖、搭臺唱戲、婚嫁迎娶、集市廟會,必是姚老七一手操辦,如果不是,也定需姚老七的首肯。姚老七不但當姚家的家,也管富安鎮的家。
當時的富安鎮在國、共、日偽的爭奪和交錯控制下,難免會碰到三教九流、土匪流寇,姚老七能夠順風順水,靠的卻是姚老八。
姚老八,男,早年在上海加入青幫,是杜月笙有名的弟子。青幫原是漕運的船幫,稱霸上海碼頭和運河沿岸各埠,國、共、日偽都不敢得罪。姚老八在上海風流倜儻,呼風喚雨。
姚老九,男,自幼在姚家的魚湯麵館學廚藝,長大後仗著兩個哥哥的勢力在鄉間惹是生非。一次,姚老九把安豐鎮一個大地主家的千金肚子搞大了,安豐鎮遠比富安鎮富裕強盛,大地主扣留了姚老九。姚老七力不能及,姚老八親自去安豐鎮,帶回了姚老九。
姚家非但男丁霸氣,女流更豪傑。姚家五姐妹個個都是身材高挑的絕色美女,除姚四姐嫁去海安,其他姐妹均嫁在富安鎮。
姚大姐嫁給劉家,劉家在富安鎮開銀樓,姚大姐成了劉家長媳,掌管銀樓生意。鄉裡人極興銀飾,結婚要置銀鐲、銀鏈,小兒要戴銀鎖、銀項圈,女人要插嵌寶鑲珠的銀髮簪,生意人要鑄銀錠、銀元寶,富貴人家要打銀筷、銀勺、銀燭臺,銀樓生意興隆,遠近聞名。
劉家有二男三女,劉三姐就是我奶奶劉銀珍,姚大姐成了我奶奶的大嫂。劉家還和崔家聯姻,崔家又和朱家聯姻,朱家的朱華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一九一二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參加過北伐戰爭,曾幫助共產黨周恩來脫險,朱華從法國人手裡收回正太鐵路路權,任正太鐵路副局長,後又捐贈「正太號」飛機以資抗戰。劉家和朱家毗鄰而居,現在富安鎮還有朱華故居。
姚二姐嫁給街東吳家,東吳家在富安鎮開農具廠,是富安鎮工業的先驅。東吳家祖上也是蘇州閶門遷徙過來的富戶,世代開鐵匠鋪,十里八鄉的農民都從東吳家購買農具。東吳家的大女兒是朱華的二房太太,朱華也是姚二姐的姐夫。
姚三姐嫁給街西吳家,西吳家是富安鎮僅次於許家的大地主,又在富安鎮開糧店、香燭店、雜貨店,還辦了私塾學堂。姚三姐的丈夫叫吳炳章,字衡圃,在私塾學堂裡教書。
吳衡圃和姚三姐生了兩個兒子:吳遠、吳近。吳衡圃精心教育兒子,把兒子送去南京讀書。吳遠,一九三三年九月黃埔軍校十期學員,後來做到國民黨空軍防空司令部中將司令。
吳衡圃學識淵博,受人尊敬,是富安鎮德高望重的鄉紳。就是姚老七也是聽吳衡圃的,況且吳衡圃又是姚老七的姐夫。吳衡圃還是小東河大地主許子見和外婆姚惠芬的姐夫。
中國社會兩千年來的皇權統治只到府縣一級,鄉鎮全靠鄉紳自治,鄉紳自治靠宗法血緣,是拜祖宗、尊長輩的熟人社會。當鄉紳要有身分、有威望、有文化,還要有錢、有德、有閒,沒有俸祿,沒有報酬,無償服務鄉里。
鄉紳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治理成本,富安鎮和所屬的鄉村沒有一個吃皇糧的政府官員,也就沒有公款可貪污,沒有官員可賄賂,沒有員警可用於維穩。
清朝滅亡後民國政府設立東臺縣民政公署,富安鎮依然自治,政府不干涉,吳衡圃當鄉紳不需要政府批准。富安鎮的宗族社會是獨立王國,外來勢力無法介入,但日本人打進中國,富安鎮的平靜就打破了,情勢開始變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軍川上部派出兩個小隊總共一百個士兵進攻東臺縣城,國民黨東臺縣政府未發一槍逃走了。地方上出現管治空缺,日本人說要設立「治安維持會」,眾人就推選鄉紳吳衡圃當了富安鎮的維持會長。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兵走了,國民黨馬上回來了,由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駐守東臺,不料共產黨乘虛而入,跟著打過來了。
之後,為爭奪蘇中,國共於一九四○年十月展開黃橋決戰,雙方共投入四萬兵力,共產黨新四軍殲滅國民黨韓德勤部一萬一千餘人,共產黨取勝後,趁機北上占領東臺縣,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一年一月,在蘇北失利的國民黨調集八萬兵力圍殲新四軍軍部,製造「皖南事變」,新四軍大敗,九千餘人只剩兩千人突圍。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軍又來東臺了,這次派出南浦旅團兩個中隊三千餘士兵。占領東臺的共產黨新四軍聞風在二月九日就跑了,留下一座空城,日本軍想消滅東臺的抗日武裝力量,不斷進行「掃蕩」,卻找不到國民黨、共產黨的軍隊,所到之處只看到抗日的標語和傳單。
抗戰一開始,國民黨蔣委員長號召:「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全民抗戰。共產黨毛主席發表宣言:「堅持抗戰,反對投降」,打一場人民戰爭。國、共兩黨都動員手無寸鐵的人民抗日,人民倒是發動起來了,無比憎恨日本兵。
日本兵在東臺除了掃蕩就龜守在兵營裡,都是集體活動,不敢單人出來。日本兵占領東臺時,非戰鬥死亡了二十個人,都是被民眾暗殺的。暗殺引來日本兵的報復,在灶南、大水窪、三灶等地殺人放火,犯下滔天罪行。
當時,有一個分隊日本兵駐守在富安鎮的都天廟。日本兵知道富安鎮有國民黨將領朱華和吳遠的家,有上海青幫姚老八的家,鎮上又有人參加日偽「和平軍」,所以,沒有禍害富安鎮,反倒為了宣傳「大東亞共榮」,竭力展示友好的一面。
日本兵上街看到小孩會給日本的糖果、餅乾吃,吳衡圃嚇唬小孩說有毒,可是,吃過的小孩沒有死,便有小孩圍著日本兵要。異族共居必生事,有一個叫鄭小華的小孩趁著要糖偷了日本大佐的闔家照,又扔掉了,日本大佐遍尋不獲,刀劈了鄭小華。小孩們再看到日本兵就跑。
日本兵喜歡吃魚湯麵,姚老七每次在後廚往碗裡吐痰,日本兵照樣吃得香,對姚老七豎大拇指。日本兵晚上去聽評彈,藝人唱著唱著,會用富安話和著曲調罵日本兵:「日你─媽媽的,小─日本哎─」日本人中即便有懂中國話的也聽不懂蘇州方言,更聽不懂富安鎮土話。場下日本兵拍手,富安人大笑。
富安鎮雖一時平靜,但戰亂既開,遂無寧日。富安鎮、東臺縣以至整個蘇北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日本人、和平軍、國民黨、共產黨,來富安鎮都找吳衡圃說事。吳衡圃為保地方平安,周旋於各方勢力,成了「阿慶嫂」。
一個月黑之夜,中共東臺縣委的地下黨員老宋由小東河許家人帶來見吳衡圃,動員鎮上幾個年輕人在富安鎮街上貼滿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還在日本兵駐守的都天廟附近田地裡放了一掛炮仗,「劈劈啪啪」地聽上去和槍聲無異。
日本兵傾巢出動,找到了還在燃燒的炮仗殘屑,知道是共產黨的活動,於是,調來了一個連的和平軍,挨家挨戶搜查,發現就老宋一個外來人,抓了起來。
和平軍裡有富安鎮東吳家和劉家的人,吳衡圃急中生智,說老宋是他學堂裡新請的先生,寫了保函,才保下了老宋。
日本軍兩次侵占東臺期間,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可以戰略轉移,另闢戰場,實現曲線救國。對於民眾來說,自己的家鄉「臥榻之上,豈容他人安睡」,民眾自發組織抗日。
有一支人稱「野三旅」的民間武裝,由流寇組成,旅長張星炳,副旅長胥金城,追著日本人打。有名的戰役有: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的如皋東城戰役,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的油頭坊戰役,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南通三餘鎮戰役,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高郵守城戰役,一九四○年的宜陵戰役,一九四○年九月三十日的東匯樊川戰役……。「野三旅」也不服共產黨,和新四軍打了五仗,分別在高郵湖西、江都郭村、泰縣黃司莊、東臺周家垛、興化揚子莊。
「野三旅」後來被國民黨收編,卻不聽國民黨的調遣,繼續打日本軍,孤軍奮戰,直到彈盡糧絕。旅長張星炳逃亡,副旅長胥金城帶領殘部八百人投靠共產黨。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日本軍戰略重心轉向太平洋戰爭,無力顧及蘇北。
從此,就剩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爭奪東臺。
東臺縣的鄉紳自治被外來勢力分化了,有人參加國民黨軍,也有人參加新四軍,還有人參加和平軍、野三旅。這就像找工作一樣,無關信仰,在乎吃飯,誰家條件好就去誰家打工。
共產黨振臂一呼「打土豪,分田地」,一下子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雖然共產黨在東臺處於劣勢,民心卻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