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做小

 

　　一九八六年，我在文學出版社外文編輯室做編輯六年多，但還不曾編輯過一本書，主要參與《外國文學季刊》的編輯工作。就我而言，因為頭兒沒有交給你什麼任務，你又沒有組稿的權利，主要還是以學為主，每天早上都要大聲朗讀幾頁英語小說，然後默念，腹譯，檢驗理解原文的程度。趕上有譯本的原著，一個星期用一天動筆翻譯幾百到一千字，然後仔細對照譯文，尋找自己中英文存在的差距，連帶找到了別人譯文的死穴。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一九九○年我去英國留學，回來後就堅持不了了。現在也說不清是編輯工作忙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前兩年又堅持了半年朗讀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但此一時彼一時，這次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詩歌的寫作語境，不是為了和英語較勁。我經常跟朋友說，我一輩子幾乎攻無不克，就是碰上英語這個頑皮蛋，怎麼都攻克不了。因為這個艱難的過程，起先聽見有人說自己能用英語思維，我那個羡慕哦；後來跟英語打交道久了，就只有一句話了：

 

　　「你就蒙人吧！」

 

　　這一年，全國出版界第一次開始評職稱，頂職是編審，其次是副編審，再後是編輯，最低是助理編輯。這是一件大事，可謂「評職長薪」真忙。不過，「長薪」只是希望，從來沒有實行過，到頭來只是一種絕望。改革開放以來，長薪按照一種大概齊的年份，誰也說不清根據是什麼；不過到了後來，確實與職稱大有關係了，直到實行所謂的聘任制，職稱才淡化了一些。據說，全國因為第一次評職稱跳樓的，還真有那麼幾個蠢人。我在這方面歷來要求不高，所以心態一直寧靜致遠。比如說，這次評職稱，多年的積壓需要解決，我們工農兵學員當時正被別有用心的人「秋後算帳」，要評上什麼正兒八經的職稱，近乎白日做夢，充其量弄個助理編輯。心裡有了底線，看別人怎麼評功擺好，就有看頭了。萬萬沒有想到，我展眼望去個個都比我有一把經歷的「老編輯」們，開口閉口都在說哪本書自己改了多少錯，統一了多少個人名地名，糾正了多少條注釋……一開始聽聽，頗覺好玩，聽了幾天就感覺遠不如我們小村評工分的「自報公議」，如同我在我的小書《編譯曲直》裡所寫：

 

　　所以，在一九八六全國開始評職稱時，我作為「小年輕」，聽老編輯評功擺好，說甲部稿子改了多少錯，乙部稿子……丙部稿子……丁部稿子……，我聽了這個聽那個，兩三天下來，終於聽得不耐煩了，心想：他們也太誇張了，這和農民從甲乙丙丁莊稼地裡拔掉了多少雜草，有什麼根本區別嗎？可是，如果哪個種地的非要在農人堆兒裡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他拔掉了多少多少棵野草，十個人有九個人都會恥笑他是傻子。實際上，我的一個本家叔叔就是這樣的人，在苗兒堆裡拔草，拔一棵數一棵，然後告訴別人；不過他一輩子都只是一個傻子。但是在一個堂堂的國家出版社裡，列位編輯顯然不是傻子，只是必須像傻子一樣按操作規程辦事兒。我怕聽多了變傻，便決意不再參加這樣的評職稱的會了，而且膽大包天，幾個老主任輪著叫我，我就是不去。

 

　　「幾個老主任」中一個是正主任老J，我決定不參加老編輯們評功擺好的活動，自然是先向老J申請的。老J聽了，十分吃驚地瞪起兩隻眼睛，問道：

 

　　「為什麼？」

　　「淨是些雞毛蒜皮，不聽也罷。」我想說得儘量輕鬆些。

　　「這是什麼話？年輕人不聽別人的經驗，怎麼提高？」

　　「改錯字和農民在地裡拔草一個理兒，拔草能有多少經驗？」

　　「你這叫什麼態度？你這種態度能做好編輯工作嗎？不行，必須參加。」

　　「老J同志，我真的不想參加，很難熬啊。」

 

　　我說過，扭身就回我的辦公室了。屁股還沒有坐穩，一個副主任追來了。這個副主任是我非常佩服的，業務交流非常多，非常投機，這個面子應該給人家。可是，人迷了心竅時就像中了魔怔，一時掙脫不出來。我還是說了不，儘管腦子已經嗡嗡響起來，有些亂方寸。這時，我聽見樓道裡想起了老J的嚷嚷聲：

 

　　「你和他費那個口舌幹什麼？人不知好歹，說什麼也沒有用！」

 

　　我知道我犯了不知好歹的大忌，而且老J是出版社有名的好人。我等於主動站在了孤立派的位置。我以為不聽別人評功擺好，就能安心念我的英語了，豈知嘴裡念著，腦子卻不知道念了些什麼。我只好走出辦公室，上到樓頂，順著一架鐵梯子爬上了最高處，四面望去。那時候，北京城只數北京飯店高，往北看去，可能只有北海公園的白塔可以一比高低。白塔腳下，就是中南海。彼時彼刻，我要是能空降中南海，我一定要問問裡面居住的人，我長了三十多歲，怎麼遇上什麼事情都感覺顛倒了黑白，是我腦子出了毛病，還是社會出了毛病。

 

　　還好，腦子只亂了一個上午，吃過午飯，睡過午覺，一切納入我的上班節奏，評職稱又進行了幾天，我不關心了。一如我估計的，我們幾個工農兵學員大撥轟，我也搭上了助理編輯的末班社。我沒有受到特別對待，算我的運氣。

 

　　有人運氣就不如我的好。比如已在全國裝幀設計界大名名鼎鼎的張守義先生。在評定他的正編審時，作為評審組的老J，第一個發言，說張守義的心事不在工作上，淨給外面的出版社設計封面。這一招本是老生常談，卻看什麼場合，什麼時間。據說張守義因為名聲在外，出版署點名要他做政協委員，社領導氣不過，便表揚老J敢說公道話，捍衛出版社利益，大家應該像老J學習。社領導借老J的話表了態，張守義的正編審沒有通過，應該是見怪不怪的。但張守義是名人，這事在出版社內外都反響挺大。我也很吃驚，因為張守義設計的封面風格，已經成了文學出版社的一種標誌，很多讀者認可他的封面，買書就是沖著他的封面來的。老J是好人，譯過幾本俄國人的書，充其量是一個不錯的譯者，可從影響面和經濟效益來說，和張守義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很久以後，有人跟我說，老J知道社領導的心思，是摸准心思才帶頭發言的。乖乖！

 

　　管閒事了，還說幾句我的處境吧。後來，我在出版社第一次編輯書，分別是範存忠的《英國文學論》和王佐良的《英國文學論文集》；校對科校對時指出來一些錯誤，主要是文中涉及的書名和作者名不統一。我是以文章為單位統一的，這也是作者的做法。出版社的規矩是以一本書為單位，顯然出版社的規矩有道理。事前說好是我的老師黃雨石的責編，我看稿子他把關，可他過於相信我，我看過書稿就直接發稿了；我又過於沒有經驗，不知道一開始做外文編輯，不應該接這樣的活兒，應該先編輯一部小說或者散文，感受一下編輯的技術含量。老J叫我去訓話，我說不管怎麼吧，我誰都怨不著，錯就是錯，剛性的，是自己本領還不夠，好好修煉是唯一出路；甚至表態，從校對科做起也不在乎。誰知這話又引起了老J的極端不快，背後說我志大才疏，不服人說，栽跟頭是早晚的事兒。

 

　　那段時間我很迷茫，覺得在鄉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怎麼到了首都的文化單位就綰成了死疙瘩，大家不想辦法解疙瘩，卻紛紛拿住繩頭使勁勒，生怕哪一頭松了手，死疙瘩成了活疙瘩！領導不安排活兒，我只好更加努力地跟英語較勁：得了個翻譯獎，出版了兩本譯作。不想這下留了大尾巴，後來總讓小爬蟲們拿來說事兒，不過這是後話。且說老J確是好人，覺得當主任玩不轉，只當了一屆主任，就主動告退了，我出於敬佩，把托爾斯泰的名言在一個合適的場合跟譯過其短篇小說的老J笑談道：

 

　　爬進政權機構裡去的，經常都是些比別人更沒有良心，更不道德的人。

 

　　可有些事情非要讓你看到美中不足：遲至本世紀初，我去給因受排擠而調往社科院外文所做研究的日語老同事送稿費，他招待我坐了一下午，其中一個話題是說老J一輩子做好人，是年輕時奔赴延安，因為家庭成分過高，被延安轟了出來，老J憑著年輕氣盛表示過不滿，給自己留了尾巴，新時期以來就不得不夾著尾巴做人了！

 

　　嗚呼哀哉！左不過喬治‧奧威爾《動物農場》裡的一匹勞模老馬，名為博克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