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政治論述匯校本(一套三冊)

書評讚譽
書名頁
版權頁
獻言
目錄
前言
引言 | 何孟恆
序 | 許育銘
編輯前言

一、留日與革命（1904-1911年）
民族的國民（其一）
民族的國民（其二）
與漢民書
再與胡漢民書
與南洋同志書
留別孫中山先生書
論革命之趨勢
革命之決心
庚戌年被逮第一次親筆供辭
庚戌年被逮第二次親筆供辭

二、民國成立到孫中山逝世（1912-1925年）
致南洋同志書
巴黎和議後之世界與中國緒論

三、國民黨權力鬥爭與國民革命（1925-1927年）
國際問題草案
復張靜江書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的一封信
夾攻中之奮鬥
寧漢合作之經過
與南京代表團商榷恢復中央黨部之經過
武漢分共之經過
關於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事變之宣言
個人引退之電報

四、南京十年（1928-1937年）
覆駐法總支部函
致中央黨部電
一個根本觀念
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
本黨總理孫先生逝世日感言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討伐蔣中正宣言
黨治之意義
致海內外各黨部各同志東電
九月十九日精衛致電張學良
汪精衛錄中央黨部秘密決議案
擴大會議閉幕宣言
汪精衛上中央黨部條陳四點
汪精衛上中央黨部建議
對胡漢民被囚事宣言
汪精衛先生對於最近時局之主張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對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
汪精衛致胡適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致胡適 總理逝世九週年紀念
破落戶與暴發戶
充實與犧牲
救亡圖存之方針
關於中日外交方針之報告
六中全會的使命
對於僑胞幾句話
歸國途中之談話
怎樣救亡圖存
論民主政治
汪主席廣播演講怎樣救亡圖存
安內與攘外
關於最近時局之談話
大家要說老實話
大家要負責任

五、離開重慶，發出〈艷電〉（1938年）
如何使用民力
抗戰期間我們所要注意的三要點
最近外交方針
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演講詞
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
艷電

六、河內暗殺事件（1939年）
答問 致日本近衛公爵函（一）
舉一個例
覆華僑某君書
重要聲明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
怎樣實現和平
答問（一）
答問（二）
對沈次高先生殉難在滬談話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致海內外諸同志東電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
致重慶諸同志篠電
致日本近衛公爵函（二）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解釋
艷電書後

七、從和平運動到組織政府（1939-1940年）
共同前進
和平運動之前途
銑電
在青島會談各次談話
「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心理建設
和平宣言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國民政府還都宣言
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之新階段在北平演說和平反共
實現和平實施憲政
罪己的精神
蔣介石的磁鐵戰
民族意識與建設東亞新秩序
對於事變三週年之感想及期望
因紀念「八一三」而展望全面和平
向美國記者闡明國府之施政綱要
紀念孔子的意義
調整中日國交會議閉幕後重要談話
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
致蔣介石感電
致日本近衛公爵函（三）

八、「和平反共建國」（1940-1943年）
所望於民國三十年者
中央儲備銀行開幕訓詞
反共與民食
國府還都週年紀念對朝日新聞社記者談話
國民政府還都一年
清鄉工作之意義
與近衛首相共同宣言
返國抵京談話
在東亞新聞記者大會訓詞
怎樣拓展和平
致日本近衛公爵函（四）
東亞戰爭之意義與我們的任務
新國民運動綱要
政工會議開幕訓詞
致日本政府備忘錄
踏入保衛東亞戰線，掙脫百年來的桎梏，主席在首都民眾大會致訓
汪委員長發表告將士書
怎樣建設新上海
互相尊重獨立自主，同心協力共存共榮

九、尾聲（1944年）
傾全力於決戰第一，完成興華保亞使命
最後之心情

書目表

 

推薦序

　　美國聖邁可學院歷史學系榮譽退休教授王克文：「僅只一人的事跡和資料，卻足以讓我們跳脫傳統視野，對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得到嶄新的認識。」

　　前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丘為君：「它是認識汪精衛，也是理解 這個時代特質不可或缺的材料。」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育銘：「從學術嚴謹的角度來看這套書，有百分之二百的價值。」

　　《春秋》雜誌撰稿人、歷史學者李龍鑣：「非歷史學家左湊右湊的「證據」， 它是一手資料，研究近代史的人 都要看這套書不可！」

　　知名傳媒人陶傑：「為華文世界和大中華文化圈的利益計， 這套書值得我們一讀。」

作者序

許育銘序

　　相當榮幸應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的邀約，為本書寫一篇序言。本人從事汪精衛研究雖然有一段時間，但是仍覺能力嚴重不足，能見到本書的出版，感到內心一陣期待甚久的喜悅。現今對於汪精衛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地位問題，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在早期的國民黨史觀及共產黨史觀下，強調革命與民族主義的時代，線性化的歷史敍述形成過程中，汪精衛被打成反面歷史人物。但此類的看法，很早就受到西方史學界的質疑，更提出不同的看法，從詞彙的否定性走向中性用法，但是至今仍未形成共識的用法。另一方面，隨着時間的演進，「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的年數，已經遠遠超過「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年數。時間慢慢地沖淡歷史記憶，國民黨史觀的合理性也隨著逐漸崩潰，蔣介石所受的批判甚至超過汪精衛，所以現今海峽兩岸對汪精衛評價的差距逐漸變大，用所謂的多元說法，取代未有定性。

　　恩師蔣永敬先生前不久才過世，本人之所以從事汪精衛研究受恩師影響甚大。恩師最喜歡將國民黨史中的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三人做比較，即便他的遺著《多難興邦》一書，也是在談這三個歷史人物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期間的分分合合，附錄還有一篇簡短中肯的〈汪精衛傳〉，值得一般讀者參考。恩師在書中結論提到，汪精衛的歷史評價，雖然不及蔣、胡，但汪在國難期間，「對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以外交掩護軍事，配合蔣以剿共掃除地方軍人割據，取得對日備戰及建設時機。汪氏之功，不可沒也。」這樣的評價可謂極為客觀，也推翻了一成不變的蓋棺論定，歷史人物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可以作不同的評價。同樣地，同一時期的正反不同的評價或看法，吾人亦皆應納入客觀研究的視野內。

　　周作人曾經說汪氏其精神，臨難不苟，大義所在，勇往弗蹶，正如佛氏之拾身飼餓虎，悲天憫人與生俱來，不惜以一身而救天下，乃今世之「菩薩行」。周氏之言，過譽甚矣，但是代表當時人的另一種看法。追隨汪氏或認同汪氏行動的人，來來往往很多，汪還曾被稱作過「改組派」的精神領袖，而汪氏這領導者的政治基礎正是他所寫的政論為人們所相信的理由。另一方面，吾等從諸多歷史研究或歷史敍述文本中，可以看出一個關於如何論述汪精衛在基本上的盲點，那就是常常以他人或同時代人的論述或批評來觀察汪氏，往往不是從汪氏的自身出發來看待。我們可以簡單地回到自我與他者的問題。如果要從汪氏的自我出發，自然是看其言行，汪氏本人的言說與政論便是最基本的東西。但是以往關於汪氏的言說與政論並未有系統整理，或取得不易，因此說要貼近汪氏來作觀察，很明顯產生頗大的距離。所以，本書很大的一個貢獻，便是大幅地縮短了現代人認識汪精衛的距離，提供了對汪精衛政治地位形塑過程與汪精衛派系團體追隨者意識型態的討論研究基礎。

　　本書收集的汪精衛的政論文章，多曾已公開發表，來源來自民國時期當時的出版品如《汪精衛先生文選初集》、《汪精衛言行錄》等等，再加上期刊報紙刊載者，如一般罕見的《中華日報》、《南華日報》等。何孟恆先生及何重嘉女士極為有心，也花費許多的工夫，先收集這些資料再加以整理。其實還有很多散佚不可得，有些政論文章的原稿，甚至還保存在國民黨黨史館等史料收藏機構，閱覽時還可以看到許多汪氏親筆與修改的痕跡。當然還有許多未曾公開或不允公開的汪氏史料，仍舊靜靜躺在檔案館中，等待在歷史長河中擺渡的機會。

　　史料本身的背後也常常隱藏許多的故事。例如汪精衛行刺清攝政王一事，是汪精衛成名事蹟之一。當時與汪榮寶、何震彝、翁之潤合稱「江南四公子」之一的楊圻(雲史)，是當時在北京享負盛名的學者。曾謂汪精衛的庚戌一役，是心中但有民族兩字，忘一己為何物，如同興漢三傑之一的張子房，「雖一擊不中，而氣包寰宇，天下欽仰，是大勇也。」汪當時抱必死之心，在清廷詢問中，歷述一篇長數千言的供詞，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但是當時口供並未流出，外界傳誦甚久的是汪在獄中的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因此在民國成立之後，此口供自然成為罕見的珍貴文獻，但是當時都認為口供散失無存，所以很多不同時期出版的汪精衛文集或言論集都沒有收錄。據林柏生所述，供詞有三份，第一份存於民政部，因為肅親王善耆時任民政部尚書，愛惜其人及供詞，特令民政部抄一附件，收藏於私邸，這份口供相傳字跡極為工整。第二份口供存於法部，輾轉歸檔案保管處，後來又運往南京，形成殘篇斷簡，最後失其所在。第三份存於大內乾清宮，即肅清王與司法大臣紹昌合奏之稿，後來案件移入養心殿，一九一五年醇親王擬修清季史略，案件又移至什剎海的攝政王府，其中包括此案的右翼技勇隊報告，提督及法部問供，民政部及法部兩部奏摺，連同硃批皆在其內。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將溥儀從紫禁城驅走後，醇親王府將大部分物件都運至天津，後來再盡數他運，不知去向。

　　但戲劇性的發展是，後來成為知名藏書家的張伯楨，廣東番禺人，與汪精衛同樣是清末廣東派出的留日學生，因此被認為是與汪氏同年同鄉。張曾參與同盟會活動，後來也寫出許多關於革命活動事蹟的內情，如《同盟會革命史料》、《華興會革命史料》等等。張於一九〇八年回國，受聘為兩廣方言學堂教授。一九一〇年赴北京參加廷試，任法部制勘司主事。因此當辛亥革命發生後，汪氏被清廷釋放出獄，當時在清廷法部工作的張伯楨便成為唯一的迎接者。張伯楨自民國成立直到一九二八年政府機關遷南京為止，始終名列司法部監獄司第一科長之職。張由於任職法部之便，得以接觸卷宗，便從法部檔案中錄出汪氏的庚戌被逮供詞，收錄於其所編的滄海叢書第一輯，汪的供詞也是自始海內才有傳本。後來張柏楨之子張江裁，同樣也是藏書家，還曾出任汪政權的監察院祕書，更編著《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與《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而其中有大量原始資料為學界重視，或許正是這樣的淵源。等到一九八三年，非常罕見地，大陸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歷史檔案》發表清末汪兆銘被捕後的供單及有關史料，此供單則是原存第一歷史檔案館軍機處月折包內，係宣紙墨筆書寫，長約三百一十三點五公分，寬約二十點五公分，是清方之過錄，非汪之親筆。但事實上汪的供詞分成兩次，本書據張柏楨的滄海叢書，也都將兩次的供詞收錄，提供讀者更完整的資訊，雖然不能說是再度重見天日，但亦是難得之快舉。

　　在汪精衛的政治生涯中，有兩段時期不為主流或所謂正統所接受，一是二〇年代反蔣運動時期，二是抗戰脫離重慶陣營之後。這兩個時期汪氏的言論主張，想要保存下來自會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於汪氏最擅長的便是宣傳，搖筆桿寫文章的功力自同盟會時代開始，便極為厲害。一旦汪氏的政治行動受到打壓，自然地言論主張也會遭到封鎖。因此在這兩個時期之外，如汪蔣合作時期，汪氏的政論文章，可以說隨處可見。相對地，這兩個時期裡關於汪氏的政論文章被封殺的情況很多。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上海的小報《福爾摩斯報》有一小則記事，可以說明這種情況。該記事標題為「字紙簏中之汪精衛宣言」，提到汪精衛、陳公博等國民黨左派中央委員十四人在三月八日聯名發表一關於黨務政治的重要宣言(即本書所收錄的〈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此宣言稿有千餘字，於三月十二日由太平洋通信社分送各大報，但由於此宣言抨擊當時的政局與黨務，對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產生方法尤其不滿，結果第二天，沒有一家報紙為之刊載。也因為像類似這樣的情況，後來這兩個時期汪的政論文章公開流傳下來的並不多，尤其是在抗戰汪政權時期的政論文章，更不被國共兩陣營所允許。然而本書則收集許多關於這兩個時期，至今難得一見的政論文章，彌補了時代斷裂，因此本書在重塑對汪精衛研究的一貫性上也做出具體的貢獻，值得肯定。

　　以往曾有研究者進行汪精衛研究後，所得出的結論是汪氏是一個權力慾望很重的人，其實這樣的結論過於片面，因為「權力慾」與「責任心」有時難以區分，對政治人物而言或許就是一體兩面的問題，不在其位又如何善盡其責    想要作區分最好還是有所依據，相信本書的出版，定能讓想要瞭解汪精衛真實面目的讀者，透過本書提供的史料，而更具有深入判斷的依據。

　　◎許育銘，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日本慶應大學地域研究所訪問研究員等，現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攻近現代中日關係史與民國史。著有《汪兆銘與國民政府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