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269780839

圖書名稱：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

俞先生在二○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上報》發表他的「編輯台憶往」，止於二○一九年六月底，每篇約四千餘字，引起廣大迴響，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一篇篇寫來，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蔣經國時代」同幅奏，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從黨禁、報禁的見證者，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無役不與。行文平易，風格清新，依時依事寫來，讓人一目了然，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有左派右派、有統獨交鋒、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編輯台憶往」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大筆如椽，值得一讀。—王汎森

我在新聞界工作共五十年，歷任八家臺灣及美國中文報業之總編輯或總主筆，其間顛沛出入，莫不環繞著一個最大的掙扎與困擾，即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與挫敗。其間要面對的，有政治的壓力，有生活的需求，有老闆不可告人的私利。我曾有不畏壓力的怒吼，有不顧生活的飄然離去，亦曾有街頭擺攤維持生計的歲月，但值得我驕傲的，乃是不畏權勢，堅持新聞自由的原則。回憶往事，感慨萬千，有快樂，有憂愁；有成就感受，也有失落的傷痕。我應上報之邀，寫下一些編輯台上的點點滴滴，其中有「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有「令人絕望的冬天」。人間本有四季，每季都有值得回味的片段，集結此書，爰充臺灣新聞事業的斷代史吧！—俞國基

作者簡介：

俞國基，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之中國美術史研究所畢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歷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自由時報副社長等職。

章節試閱

1.糊里糊塗進入新聞界
我怎會進入新聞界？我大學四年未想過，研究所三年亦未想過。我平日愛閱讀報章雜誌，但始終覺得這個行業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非我輩所能及。

一九六四年，我任教臺南一中新化分部。教學生涯，頗為閒適，亦有得意之處。每日以機車代步，早出晚歸，樂在其中。惟當時薪資微薄，僅供糊口，居住於父母舊宅，無需房租，尚能維持簡單生活。當時年輕教師率多如此，年長教師則居於學校宿舍，雖房屋簡陋，亦未聞任何怨言，有住有吃，別無他求。休閒生活，人手一報，或是聆聽廣播。中廣節目，甚為豐富，除新聞報導外，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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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王汎森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當時俞先生的交友圈主要也是一群痛恨「三台聯播」的年青人，在他台中的「豪宅」及台北親友住處的客廳中，關心時政的人們齊聚議論台灣未來政治—而所謂的「未來」也便是如果威權政權倒台後可能的政治情況。記得有一次議論中，有人提到將來會是「集體領導」，忘了是哪一位政治學者（好像不在台灣任教）衝口而出，「所有政治體制到最後實質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一兩個人的手中，沒有什麼『集體領導』這回事」。一語擊醒我這個滿腦子全是不切實際政治想像的大學生。在台中的「豪宅」中，還有另外一位客人，落拓瀟灑的中興大學老師施肇錫，他是史學家施之勉的公子。他總是施然而來，但並不侃侃談論，只是坐在一旁抽菸、喝酒。

當時另外一個談論的主題是俞先生在台大讀書時的室友張光直先生。俞先生經常說到幾件事：一、張光直在學生時代即已獲得李濟的欣賞，李濟在研究室擺一張小桌子，讓張光直在那裡讀書。二、張光直非常用功，經常熬夜，頭上戴了一圈當時日本人做的「散熱器」。三、張光直有時會責備室友：「你們整天玩，為什麼不做點正事呢？」後來張光直先生由哈佛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對於這樣的成就，俞先生不只一次用豁達的口吻說：「人家過什麼日子？我們過什麼日子？」

一九七八年八月底，國防部總政戰部授權黎明文化出資買下台灣日報，形同封禁，俞先生便突然失業了。失業之後的俞先生，最後應聘去了美國，先在加州的遠東時報，後來到紐約的中報、北美日報擔任總編輯。俞先生中、英文俱佳，在台灣大學唸書的時代也翻譯過書，他所翻譯的第一本書就是後來年輕學子英語學習時必讀的《狄克遜片語》，領過一、二次版稅，幾十年後竟發現這本書連譯者的名字都被換掉了，俞先生一笑置之。在這些年中，我與俞夫人（陳冷女士）偶有書信來往。一九八七年，我赴美留學時，俞先生的大公子俞璿來紐約拉瓜底亞機場接我和內人。記得當天Eastern航空罷工，是以晚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在前往普大報到之前，我們便住在皇后區的俞府，當時除了日日與俞璿參觀紐約各個聞名已久的景點之外，還曾遠赴西點軍校；記得就在西點軍校的一處花園，我突然被狂蜂猛螫，抱頭鼠竄。

有一次我與俞先生在他的住處旁的小公園閒坐，他告訴我「美國是一個真正可以隱居的地方」，對於這句話我曾沉思許久。一九八七年八月末，是俞府全家用車子把我與內人送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勞倫斯宿舍，開始五年多的留學生活。

我與俞先生第三度盤桓是在一九九三年的台北。這時他已應余紀忠董事長之約，從美洲中國時報回台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並且聘我為「主筆」，議論時政。對我來說「主筆」這個工作挑戰非常大，嚴格說來表現也不出色。我當然也隱然覺得這是余、俞兩位先生照顧我，給我一份津貼的意思。當時正是李登輝主政的高峰，我記得有一次談論台灣未來的發展時，俞先生說，李登輝應該是想把台灣交付給國際社會。

俞先生思想開通、作風爽朗，他大我將近三十歲，卻始終以小友待我，從我們剛認識開始，便始終對我有所期許。他頭腦清晰、文筆洗鍊，一篇一、兩千字的社論，常常操筆立就、一氣呵成。對於正在發展的時事，通常也有非常準確的掌握，所以長年負責報紙的言論，後來到自由時報當副社長時，也是兼任總主筆一職。

俞先生在台灣威權時代主持各大媒體，陳獨秀說：「出了研究室便是監獄」，好像這是「辣手著文章」的讀書人應有的歸宿。俞先生雖然幸而不曾進過監獄，但我親見他數度從總編輯的位置失業，「失業」也算是一個媒體人的天職吧！不過，俞先生半世紀新聞人生涯中，「失業」都只是短暫，他總是很快又被重用，開闢新戰場，正因如此，才會有歷任八家華文媒體的豐富閱歷，見證半世紀海內外華文媒體的發展。

俞先生在二○一八年二月底開始在《上報》發表他的「編輯台憶往」，止於二○一九年六月底，每篇約四千餘字，引起廣大迴響，這些文章以時間脈絡為敘述主軸，一篇篇寫來，歷數新聞生涯的進入契機與重要轉折，不僅僅是個人的回顧，其實也是時代的縮影。他五十年的新聞生涯前期與「蔣經國時代」同幅奏，中後期則歷經李登輝時代，及台灣首度政權移轉的波濤洶湧，從黨禁、報禁的見證者，到報業解禁的言論開放，乃至網路時期的新聞變化，無役不與。行文平易，風格清新，依時依事寫來，讓人一目了然，內容有第一手的現場說明、有左派右派、有統獨交鋒、有時代人物的離合悲歡，更有壯志躊躇的英雄悲憫，以及媒體人失去核心的惋惜。「編輯台憶往」雖是一位終生追求新聞自由的媒體工作者的個人追憶，卻無意間成為當世華文媒體中最重要的時代見聞錄，大筆如椽，值得一讀。

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王汎森

我好像是在一九七○年代後期經陳國榮先生（已故）介紹，認識了《台灣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當時黨外運動正有風起雲湧之勢，黨內、外鬥爭的主要地盤不在立法院，而是在省議會，所以位於台中的「台灣日報」，因地利之便，常大幅刊出省議會辛辣的質詢稿，成為黨外運動的重要喉舌之一。我記得有一次刊出某位省議員大罵的名言「什麼法統！馬桶啦！」

當時俞先生的交友圈主要也是一群痛恨「三台聯播」的年青人，在他台中的「豪宅」及台北親友住處的客廳中，關心時政的人們齊聚議論台灣未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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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英國大文學家狄更斯在他的鉅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中，有一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

這雖然是描述十九世紀五○年代法國大革命前後社會中的矛盾、仇恨與不滿，但細觀歷史的發展，近兩百年來，除了地球還是規律的轉動外，地球上的所有一切，不都在狄更斯的名言中打轉？

其實英國是一個理性的國家，十六世紀開始，已步入民主、自由、法治的社會。其所標榜的自由，除了人身自由外，便是言論自由。在實踐上，BBC 廣播電台及電視台全為公營，閱聽者必須按期繳費，節目不插播廣告，避免新聞、評論受廣告之影響，失去公正立場，至於公營，亦只是經費的挹注，政府絕不插手新聞內容之立場，俾其新聞報導保持公正無私，讀者無需擔心有政客的操作，而有偏頗的假新聞出現。至於報章雜誌，雖多為私營，但亦由編者自行負責其報導內容，如有爭端，則交由司法處理。如此的言論自由，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與倫理，任何人如逾越此一規範，必將受到嚴厲的制裁與批評。此一標竿的樹立，直接影響到歐洲各國，以至於後來的美國。美國雖然是極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報紙、電台均為私人擁有，難免有資本家之操縱，但他們仍將自由與公正訂為最高之經營標準。如紐約時報、聖路易快郵報等媒體，其能獲
得全球的佳評，莫不以維護公正立場為己任。不偏頗、不營私，已成為他們的座右銘，才能獲得如此的美譽。

民國初年，中國國民黨雖為一黨專政，但在文化的發展上，至少有兩項很值得後人的崇敬，一為大學的自治，不容政府或政黨插手大學教學與行政，一為辦報之某種程度的自由，俾有理想的文人，可假藉報紙的媒介，公正報導新聞，或發抒對時事的論述，政府不予干涉，前者致使若干知名的大學，如北大、清華、南開、東吳、金陵、燕京、輔仁等，建立了國際水準，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後者在清末就有在上海租界區所經營的申報，以及一九○二年在天津法租界區所創辦的大公報。進入民國後，大公報之最盛時期為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其總編標榜之「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幾乎已成為此後辦報者共同奉行的座右銘。雖然並非每一媒體都能臻此境界，但至少此標竿已成為辦報者之口頭禪，並成為共同的理想。

國民黨遷臺初期，對言論控管甚嚴，市場上發行的報紙全為公營，如新生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其後雖有私營之徵信新聞報（後改為中國時報）、聯合報，但該兩私營報紙仍受制於國民黨之言論方向，然不久後即逐漸掙脫官方控制，走出自己的道路。其艱辛之過程，足為中華民國避難臺灣這一階段最值得誇耀之爭取言論的成績，亦為推動臺灣步向民主、自由、法治之最大動力。臺灣今日之能獲得全球尊崇之民主自由地位，兩大私營報紙之居功，應屬首位。

雖然狄更斯所描繪當時法國（其實也包括英國）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臺灣不也是狄更斯所描繪的景象？不也就是一個成熟民主社會的常態乎？我們不必氣餒，就是因為我們有言論自由的空間，我們隨時可以指點這個國家的缺失，要求糾正這些缺失。我們可以驕傲地說，言論自由，其所發揮的功能，絕對是國家進步的最大動力。

在此，我必須插播一本五○年代對所有學者、大學生，全國的知識界影響最廣最深的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半月刊。它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其言論是五○年代的空谷足音，對當時的威權統治，以巨雷震耳的如椽之筆，予以直接的抨擊，其中雖有若干期被當局禁售，而該被禁之刊物，枱面下反而更為暢銷。其後政府假藉理由，將發行人雷震判刑入獄。致此刊物於一九六○年九月宣告停刊，但此一發行近十年的政治評論刊物，影響面之大，遠在兩大報之上，我個人就是「自由中國」的忠實粉絲。此刊物堅持新聞自由之理念已深入我心，此後我在從事新聞工作時，便秉持此一信念，成為一個典型的「黨外」人物。「自由中國」在當時所發揮的光芒，即使在戒嚴時期，也照耀到所有知識界中具有良心的讀者。這是該刊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後臺灣的民主運動，包括報業的言論幾乎也都循著他們所建立的理論，作為論述的方向。我正在此時投身新聞事業，焉能不受其影響？

綜合而言，我在新聞界工作共五十年，歷任八家臺灣及美國中文報業之總編輯或總主筆，其間顛沛出入，莫不環繞著一個最大的掙扎與困擾，即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與挫敗。其間要面對的，有政治的壓力，有生活的需求，有老闆不可告人的私利。我曾有不畏壓力的怒吼，有不顧生活的飄然離去，亦曾有街頭擺攤維持生計的歲月，但值得我驕傲的，乃是不畏權勢，堅持新聞自由的原則。雖有時難免必須做有限度的妥協，但大原則必須維護，始終未被權勢打倒。在這五十年的工作中，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也見識了不少為了私利而討好權貴的老闆與從業人員。當我讀到狄更斯的：「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深有所感。想當年戒嚴時代，報業同仁，不論上下，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要為臺灣創造一個民主、自由的未來，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反對當政者箝制言論自由。未料「光明的季節」逐漸接近之時，「黑暗的季節」卻掩面而來。又如狄更斯所說：「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新聞界總算脫離了專制的政治鎖鍊，卻迎來了低俗與造假的風氣；我們雖然擁有不受政治操縱的NCC，但發揮了什麼功能？媒體的前途在哪裡？仍然晦暗不明。

回憶往事，感慨萬千，有快樂，有憂愁；有成就感受，也有失落的傷痕。我應上報之邀，寫下一些編輯台上的點點滴滴，其中有「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有「令人絕望的冬天」。人間本有四季，每季都有值得回味的片段，集結此書，爰充臺灣新聞事業的斷代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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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華文媒體第一手的時代見聞錄／王汎森
自序

1.—糊里糊塗進入新聞界
2.—蔣經國在臺灣，三十年後話功過
3.—政治黑手無情，報業紛往海外
4.—撫今追昔，媒體自由那麼難嗎？
5.—進軍大陸辦報，余紀忠未竟之夢
6.—故國緣，臺灣情，余紀忠心繫兩岸前景
7.—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一）
8.—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二）
9.—臺灣人愛辦報，一報又一報（三）
10.—美麗島事件衝開新聞自由之門
11.—我與江南─兼述陸鏗與崔蓉芝的黃昏戀
12.—那些年，美國華人圈的左派
13.—意外的人生─左派報紙走一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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