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充滿不確定性，思想也可能自我欺瞞，精神分析作為深度心理治療的一種方法，分析師透過聆聽病人的口語敘述，應用移情及懸浮的注意力等技巧，發掘隱藏在其背後的無意識思想，試圖讓病人在精神上重獲自由。
Jean-Claude Lavie(1920-2020)以八十近九的高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兩度來臺演講。本書為演講內容集結成冊。
首篇〈想〉，敘及人如何思索自己的「想」？為什麼我們會剛好在某一刻想到某件事？每個人根據他對所處世界的認知，建立了一套保護自己的模式，這個模式塑造了他的人格，也主宰著他的一舉一動。分析師知道，不管對他自己或病人，在分析當中引導其思想的絕不是偶然，而是分析的情境向他們兩人傳導了思想的波動。
「字」是物體，「言語」是行為；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是因為我們以為，「說話」就僅僅是我們使用的那些字的意義加總而已。〈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提及，分析師若想「進入」病人的現實，主要的方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於字義上，如此方可察覺隱藏在言語背後的企圖。
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可以比喻成一組地圖，這些地圖幫助分析師在一塊有待界定的領土上，自我定位和採取行動。〈精神分析的領土與地圖〉告訴分析師，地圖上指引方向的元素是移情，精神分析師的地圖呼籲他，不要被病人所說的話淹沒，以便保持足夠的清醒，聽出讓病人在會談當中，說出這些話的真正動機。
精神分析理論的形成與佛洛伊德的治療實作密不可分。為了讓治療的實作有所依託，他不斷在理論與實作之間往返印證，逐步建立了一套理論的文本。〈精神分析實作之我見〉中更強調，精神分析實作是很個人的，無法模仿或抄襲，必須由精神分析師本人根據他個人所有的特點來佈署全局，運籌帷幄。
作者簡介：
作者
Jean-Claude Lavie(1920-2020)
在巴黎完成醫學教育，並於「精神分析法國學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SFP)接受精神分析的訓練。1958年開始執業，為「法國精神分析學會」(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APF)的創辦人之一，曾任該會會長。
著有《愛是完美的犯罪》(L’amour est un crime parfait)、《我......誰?》(Qui je……?)。在無境文化出版《從言語誕生的現實》(La réalité née de la parole)、《是非論愛情》(Pour et contre l’amour)等書。
譯者簡介：
譯者
賴 怡 妝
生於高雄市，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法國巴黎高等翻譯學院(ESIT)畢業。現定居法國，專職從事工商筆譯和研討會、記者會口譯工作。曾回ESIT教授翻譯六年，並多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擔任現場直譯工作。
章節試閱
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
Le Mot et la parole en psychanalyse
佛洛伊德在闡釋「夢」作為無意識生活見證的正當性時，提到了中文。他說，由於中文字都是單音節的，所以口頭說出的中文，可能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卻無礙於人們用中文溝通，因此佛洛伊德認為，夢的多重意義，無損於它的表達能力。佛洛伊德在做研究時當然蒐集了很多資料，但他承認他不會中文。當時是1916年。
今天，各位同時面臨精神分析實作和中文的雙重不確定性；作為精神分析的實踐者，這種雙重的不確定性，可謂家常便飯，而且各位是在「思想」這個人類最私密的領域中，與它短兵相接——這就是我對各位的臨床經驗，如此感興趣的原因了！由於中文能容許不確定性的存在，因此中文極適合無意識的表達和聆聽。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被視為「天方夜譚」般的奇妙國度。今天，炎黃子孫在開發各種尖端科技的同時，並沒有摒棄先人的古老遺訓。這個未來與過去加諸於現在的烙印，在我身上造成兩個互相對立的後果。
第一個後果，肇因於未來對現在的有形烙印。貴國科技進步的跡象，在台北街頭隨處可見，「台灣製造」的產品在世界各地廣獲好評。對於外來者而言，你們在全球競爭中所佔的地位，就是我們擁有共通價值觀的證明。
第二個後果，來自過去於現在的無形存在。你們的言行舉止，依循著一套歷史悠久的傳統習俗，對於一個門外漢而言，那真是「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無法循規蹈矩地遵守你們談話的成規和社交禮儀。與各位交談，就像玩一種我不了解規則的遊戲一樣。由於我不了解你們的習俗，我只能按照自己的習慣來說話，在你們聽來，想必會覺得我「不懂規矩」吧？
這些思考，讓我想到「現實」這個重要的問題。例如此刻，在場的每個人都覺得，正在參與一個我們所有人共同的現實。然而，每個人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來知覺這個現實。不僅每個人目睹的情景互異，而且每個人的感受也不免受他的期待、他的訊息多寡、他的預期，甚至他的情緒所左右。
即使如此，大家還是認為現實是顯而易見的，沒有人會去質疑，為什麼他所看到的現實，是像他看到的那樣。在知覺的主宰下，我們認為我們知覺到的現實，是一個外在的存在，我們所做的，只是知覺這個存在而已。我們必須大費周章地時時提醒自己，其實是由於我們對現實的知覺，才讓它成為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換句話說，我們是從自己在乎的觀點來看見現實。關於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這是無庸置疑的，只是我們很少有機會意識到它而已。
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洛杉磯大地震的報導，在倒塌的樓房之間，救難人員正忙於救災工作。有一個特寫鏡頭，照到一個被媽媽牽著的小孩，他指著一張殘破的海報叫媽媽看：「喔，巧克力！」我雖然很難為情，但還是要向各位坦承，我對巧克力的印象，比對那些斷垣殘壁的印象還清晰。這個發現直到今天，仍令我感到震撼：每個人首先注意到的，永遠是自己感興趣的部分。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說，不僅每個人只看到他感興趣的部分，而且，他是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看它。在一個研究老鼠行為的實驗室中，最「資深」的老鼠對新來的老鼠說：「在這裡，我們對人類的教育很成功，你只要按一下這個鈕，這些訓練有素的人類，就會拿東西給你吃！」
我們每個人對現實的知覺，完全受到文化教養的制約。我向各位呈現的我，和各位看到的我並不一樣，這是由於我們奉行的價值觀不同之故，甚至連我造句的方式都和你們不同。因此，我給予各位的，並非你們得到的，你們得到的，也並非我所給予的。這不是哪一方的現實比對方多或少的問題，只是我們的世界不同罷了。
我只能在我的世界裡通行，而你們必須放棄你們的世界，才能和我在一起，這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我們對他人的了解非常有限，我們既然不了解他人的價值觀，便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他。
那麼，精神分析師如何進入病人的現實呢？既然我們唯一要求病人做的事是「說話」，那就意味著，這個現實存在於他的言語中。
「言語」，這個「字」終於出口了。
在上面這句話中，我故意玩弄使我們混淆的、「言語」和「字」的陷阱。為了加以區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字」是物體，「言語」是行為。正如19世紀英國法學家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主張的「言即行」的思想，字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但說話的行為賦予它左右他人的能力。
我們之所以會混淆「言語」和「字」，是因為我們必須靠記住一些字，來記住言語。這是一個陰險的陷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會認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是因為我們以為，「說話」就僅僅是我們使用的那些字的意義加總而已。
語言的奧秘之一在於，字會在我們腦海裡自行浮現。而且，我們還來不及深思，這些字就已經脫口而出了。同樣的，我們一聽到一句話，馬上就賦予它一個意義。說話和聽懂別人的話都是稀鬆平常的行為，但其中，卻隱含著許多不解之謎。有些科學家認為言語先於思想，思想只不過是被我們記住的言語罷了。法國人常說：「我對自己說......」，而不說「我想......」。
無論如何，當今的神經科學研究顯示，我們在說話與聆聽的時候，必須動用大腦的數個不同區域。這表示我們的言語，是在回應幾個來源不同的神經衝動，並且可能要試著讓其中最大多數得到滿足。說話似乎是我們最能夠駕馭的行為。然而，話是怎樣說出口的，這當中卻有一大部分是不由自主的。
我們說話的時候，究竟是由我們的哪個部位來決定應該用哪一個字？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們能在瞬間挑選出最適當的字眼，幾乎未經意識(事後的)檢查。這個選擇是在哪些多重的壓力下做出來的？
對那些自認為可以駕馭思想的人而言，他們是根據字的意義，來選擇自己的遣詞用字。假如一句話同時表達了數種不同的意義，那是由於字的不確定性或者諧音字，令人產生其他的聯想。
但是，字的影響所及，絕不僅限於它的意義或發音而已，在我們學習新字或使用字彙的過程中，許多字會沾染上情感的色彩，或令人恐懼的忌諱。中國人命名講究吉祥開運，這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反之，各位都知道在中文裡，某個數字含有不吉的聯想，我們心照不宣。之所以避免說出這個數字，不就是為了掩飾，它可能會(純屬假設)引發談話對象去世的聯想。好像提到，死亡就會讓它「現身」，為此而絕口不提。如果我們沒有想到「死亡」，壓根沒有想到，那為什麼要畏懼這個諧音字呢？
這個問題並不單純，因為對這個數字的避諱，也就是刻意的迴避，無異於時時刻刻念茲在茲。「我從來不去想，我母親可能會過世這件事。」這句話很有可能出自一個還住在母親家裡的病人之口。語言真的很奇妙，我們可以用它來否認我們正在說的話；更偉大的是，透過不說出某個數字的戒心，竟可時時提醒我們，生命無常的道理。
我們有時之所以想不起來一個很普通的字，或許是因為這個字一旦出口，會引起一些尷尬的迴響。那麼，言語究竟是透過何種機制，逃過我們的戒備，而發出「一鳴驚人」的口誤呢？
是什麼讓我說出我不想說的話？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即使我換個方式來問：是什麼秘密的渴望，衝破我慣常的堤防而導致泛濫？我們未曾意識到的渴望又意味著什麼？
上述的思考只想強調一點：語言的變化，具有塑造其使用者思想結構的能力。
精神分析的領域，就位於這個我們被語言支配的雲團中。當佛洛伊德比較夢的語言和中文的不確定性時，他強調，構成夢的元素的不確定性，大於中文詞彙的不確定性。他甚至說，中文畢竟是用於溝通的工具，而夢的不確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是沒有特定對象的。
各位並沒有聽錯——夢是沒有特定對象的。而精神分析恰恰是建立在這一點上。這一點太平淡無奇了，難怪總是被人忽視。就像法國人常說的：「明顯擺在眼前的事實，我們反倒視而不見。」
佛洛伊德在這篇1916年發表的文章裡，說到中文是沒有文法的，我們不能確定一個字是名詞、動詞或形容詞，中文字也沒有表示陰陽性、單複數、時態或語態的符號。然而，正是這些特性，使夢成為通往無意識的康莊大道。如果再進一步想，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中文是精神分析的最佳語言。
不過我們至少必須跨出這一步。繼佛洛伊德之後，大家都認為精神分析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夢。佛洛伊德的名著《夢的解析》，更加深了這種印象。但是，各位應該都已經發現這只是虛有其名，其實所有的精神分析師，包括佛洛伊德本人，都不注重夢的現實。首先，他們如何「得其門而入」呢？
要跨出這一步，必須察覺到，夢只能藉著敘述而存在。我們永遠無法直接觸及夢的本身，我們只能觸及那些描述它們的言語。
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吹毛求疵，實際上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描述夢的言語並不只是夢的「文字版本」而已，敘述的決定因素中，包含了它浮現的情境(situation)，即聆聽敘述的對方，因此不僅包括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係，也包括做這番告白的緣由。
當我們和西方人交談時，會發現對方幾乎全神貫注在準確的字義上。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則不然，由於中文裡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他們已經養成在聆聽時，一併考慮說話者意圖的習慣。聽者自然而然地分析交談當時的情境和特點，站在說話者的立場聆聽，從而決定傳入耳中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以中文為母語的精神分析師，他們的優勢就在於這種，「說話者先於字義」的聆聽習慣。
西方的精神分析師由於缺乏這種習慣，所以必須小心翼翼才能做到的事情，每個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從小就習以為常了。正如夢的表達，將在病人與精神分析師的關係之下產生意義，以中文進行的精神分析，將會著重於情境，因為這個情境，包含在雙方交談產生意義的過程內。以中文為母語的分析師，比較不會將病人所說的話「當真」，因為他會自然而然地聆聽病人的意圖，以便真正地了解對方。西方的聆聽模式，反而會誤導以中文為母語的精神分析師。
為了強調中文此一特徵的重要性，讓我們再回到「夢」的主題。考慮到夢的敘述的本質，由於敘述是夢唯一的現實，而敘述是為了述說的對象而擬的，所以我們可能會認為夢是為了述說的對象而做的。我們不妨回想佛洛伊德的一位女性個案所做的夢：佛洛伊德讓她了解到，她之所以做這個未實現慾望的夢，其實是為了滿足她證明佛洛伊德理論錯誤的慾望。佛洛伊德這麼一說，就好像認為夢是針對敘述的標的而設計的一樣。
更有甚者，夢還能完全適用於將來一切的敘述；在每一個「當下」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無限制地重複提及同一個夢。
值得注意的是，夢在被提及之前，如同處於儲備狀態。它和無數的回憶一樣，靜待被提及的一刻。這個比喻並不是廢話，因為當夢浮現到敘述者的意識層面時，它的地位和回憶的復返並無二致。
我們當然無法在做夢的同時敘述這個夢。但是，我們只能用敘述的現在式來報告夢的內容，換句話說，夢是我此刻用來說話的材料。陳述的理由亦包含在其敘述中。
這一點使我們想到，在分析當中，說出的一切回憶，也都是以敘述的形式浮現出來，因此，這些回憶和夢一樣，具有在「此時此刻」表達的意義。無論提起什麼回憶，甚至是非常久遠的陳年回憶，都是為了傳達當下的某一件事。
我在一開始提到的，歷史悠久的傳統不也是一樣嗎？傳統是古老的，遵守傳統則是當前的行為。我們在與某人相處時，遵循傳統禮儀的行為，是在兩個人當下的關係中才產生意義。同樣的道理，在分析當中說出的所有的話，都是在兩個人當下的關係中才產生意義。
因此，分析師若想「進入」病人的現實，主要的方法是，不把注意力集中於字義上，如此方可察覺隱藏在言語背後的企圖。為了貼近雙方真正的交談，我們必須聽到言語瞄準的標的，而不是它表面的意義。
讓我們再回到躺椅上的病人。我們可以把他說出的話，比喻成網球選手打出的球，即雙方交鋒的媒介。在打網球的時候，大家注意的其實不是那顆球，而是球身上承載的那股動力。是這股動力讓球變得很重要，絕不能讓它飛出我們的視線之外。在從事精神分析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的是，言語所承載的那股動力，因為和打網球一樣，這股動力才是球賽每一刻的關鍵所在。打網球的人感興趣的不是球的本身，而是球的用途。換一顆球對比賽毫無影響，換一個話題對分析也沒有任何影響；一顆新的球和session中談到的任何一個話題，都是差不多的。對於西方的精神分師析而言，在聆聽時永遠存在著這個困難：如何察覺在分析中發揮作用的那些力量，即「移情」，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那顆球，也就是交談的表面意義上。
或許各位會認為我忽略了言語的核心要素；我們說話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對方了解我們所說的話。這句老生常談從另一個角度，曝露了讓我們混淆字與言的陷阱。例如，現在各位所聽到的，是我在不久前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寫下的內容，在此刻藉著譯者的專業經驗和細膩表達，翻譯成中文傳達給各位。因此，我們都會自然而然地將我向各位說的話，視為單純地傳達一些思想的字。這些字的意義變成了物體，好像可以脫離我這個說話者，而成為一個外在現實一樣。我的演講，似乎是在邀請各位一起討論我所提及的字。
然而，我每次來到台灣，都發現你們在討論時非常注重一點，就是不要讓對方「沒面子」。我認為，這並不只是對待外賓的禮節或尊重而已，這種明顯的寬厚態度，證明你們天生善察思想與人的密切關係，你們知道，駁斥一個思想，就如同排斥說出這個想法的人。西方的精神分析師很難做到的事，對你們而言，卻是順理成章的。
法國人最常用的一個字是「non」(譯注：相當於英文的「no」)，它在中文裡沒有完全對等的字，因為中文只能對話語的某個內容加以否定，而不能只是單純的反對。法國人很需要證明自己永遠是對的。隨便抓一個法國人來聊天，不管討論的話題是什麼，他一定會盡力證明，他思想的正確性。換一個話題，結果還是一樣。但是，如果你表示贊同，他將會不知所措，因為他再也不能吹擂賣弄了。我在演講的時候，試著用強而有力的思想，來掩飾我的搖搖欲墜。在法國人面前，只要我「表演」得好，這一招每次都奏效。但是在你們面前，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中文除了強調意義取決於聽者的不確定性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特性：中文不是拼音語言，它的口語表達和書面文字之間的關係，不是語音的聯繫，而是語義的聯繫。「國語」並非「文字」，你們不會混淆意義和它的表達。
在中文裡頭，字就是字，言就是言。因此，你們習慣於，在華麗的辭藻背後，察覺到說話者脆弱的企圖。你們知道，說者其實是任由聽者「宰割」的，同樣的道理，對於病人所說的話，決定其意義的權力，其實掌握在分析師手上。在中文裡，聽者相對於說者「大權在握」的局勢極為明顯，所以你們的傳統才會教導你們，不要反駁別人的話以免傷人。西方人難以聽出的「字」與「言」在精神分析上的分裂，在中文裡卻是最根本的。
我有多麼天真，千里迢迢地飛來這裡演講，所說的內容卻是你們天生就會做的事！最後，我要向各位坦白承認：我很遺憾中文不是我的母語......。
精神分析中的字與言
Le Mot et la parole en psychanalyse
佛洛伊德在闡釋「夢」作為無意識生活見證的正當性時，提到了中文。他說，由於中文字都是單音節的，所以口頭說出的中文，可能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這種不確定性，卻無礙於人們用中文溝通，因此佛洛伊德認為，夢的多重意義，無損於它的表達能力。佛洛伊德在做研究時當然蒐集了很多資料，但他承認他不會中文。當時是1916年。
今天，各位同時面臨精神分析實作和中文的雙重不確定性；作為精神分析的實踐者，這種雙重的不確定性，可謂家常便飯，而且各位是在「思想」這個人類最...
推薦序
【推薦序】
拼圖遊戲與語言遊戲：懷念拉維(J-C. Lavie)
楊明敏
拉維以八十近九的高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兩度來臺演講。在演講結束時他說：「現在各位可以看出我有多麼天真，千里迢迢地飛來這裡演講，所說的內容卻是你們天生就會做的事！」這裡他所要強調的是：西方人難以聽出的「字」與「言」在精神分析上的分裂，而在中文裡卻是最根本的基礎。
但是「天生就會做」與「知道如何做」，是同一回事嗎？
也許他是長期受拉岡分析的影響，但我只是偶爾聽他提及他的被分析經驗。拉岡論及無意識與語言的結構，而拉維對言語的主張是這樣的：「在我們說出來的話語背後，隱藏著讓我們說出這些話的『幕後主使者』。說話的行為掩飾了說話的理由，而且主要是自欺欺人。」他又說，「話語暗藏的貫通性就會從其表達的偶然之間洩漏出來。話語的用途，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推敲之處。說話時我們是在暗中和對方『玩遊戲』，這在移情中會以比較戲劇化的方式顯現出來，或者忽然從口誤中暴露真相......。」
他所謂的「玩遊戲」，讓人聯想起維根斯坦對佛洛伊德的批評：「言語的遊戲」。
佛洛伊德將「詮釋」的複雜性比諸小孩的遊戲：「一旦獲得解決，便讓分析師有種確定感，這種遊戲稱之為『拼圖遊戲』。一張妥貼於木框的彩色板面，被切割為許多小塊，切邊呈現為不規則的曲線，如果能將這些難以辨識、亂成一團的小塊，恰當地歸位，使一幅有意義的圖畫浮現，在這嵌合的過程中不再有缺塊，所有的小塊構成了完整的圖面，拼圖的遊戲於是被解決了，不再有其他的問題。」(Remarque sur la theorie et la pratique 1923, Freud)
佛洛伊德在詮釋夢時，用了如上的譬喻。不只是夢，童年的回憶，甚至是被分析者所說出的，不可解的片斷，也可作如是觀。不可解的片斷，有著不可取代的獨特性，但又有著既定的整體圖像決定著它的位置。
對於分析師的確定感，分析的確定性，維根斯坦是如何批評的呢？
「像是一位藝術家，展示一截畫布，其中有一隻手、部份的臉龐、和一些不知名的部位，這些羅列陳設顯得很不合宜，並且使我們備感困惑。假設這些部份是在一張更大的空白的畫布的中央，如果我們按照這些形狀而繼續畫下去——這是手臂，這是軀幹等等，使得所畫的和原先存在不可解的圖像，完美地搭配呈現，這時我們可說：現在我懂了，為何方才那片段是如此地畫，這些安排所指為何，以及種種的細節......。如此這般地推演下去。」(Conversations sur Freud, in Lecons et conversations, Ludwig Wittgenstein)
這兩種比喻，分別對於精神分析中語言的使用，有著微小卻又重要的不同。佛洛伊德的拼圖遊戲，有著具體的、完整的對外指涉——圖案的完整等待著遊戲者。而維根斯坦的逐步增加繪筆，在分析的過程可稱為文字的遊戲，並沒有預先既定的整體圖像等待著被完成，參與者遊戲的歷程，決定了最後的圖像。
舉這個例子，並非要說拉維較貼近維根斯坦，因為這種想法又將他試圖闡明的遊戲過程給封閉了。方才提過，畢竟「天生會做」與「知道如何」不是同一回事。拉維不是教我們怎麼操作，而是用遊戲的方式讓我們知道思想與語言、理智與行動、分析者與被分析者之間進行著遊戲。
因此，他在〈想〉一文當中，以一種寧靜恬澹的風格，想「想」是怎麼回事，「思想是否也是如此？它阻止我們直探思想之源，阻止我們深入了解想到這些事情的原因。生命是一連串不斷接續的『此時此地』，為什麼我們會剛好在某一刻想到某件事......？反之，出乎意料的思想，無論是謎團般或突兀的思想，則不具有封閉的效果。一個意象、一個回憶可以不斷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意義，它們的意義是無窮盡的，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疑問而非妄下定論。」而關於精神分析的實作，他並沒有如大多數教導技巧的分析師一樣，主張應該這樣做或不應該那樣做。反之，他說：「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方法，可以比喻成一組地圖，這些地圖幫助我們在一塊有待界定的領土上，自我定位和採取行動......，我們也不能將療效和分析的效果混為一談，療效指病人不再抱怨，分析的效果指病人『獲得自由』，尤其是言語表達的自由......。」
受教於拉維，使我較能瞭解維根斯坦對佛洛伊德批評的自由：「(精神分析對於瘋狂的瞭解像是)舊的鎖並沒有被解開，只是更換了新的鎖；舊的鑰匙沒辦法打開，但另外一種形狀的鑰匙，便有開啟的可能。」(Remarques mêlées, 1938, p.45)
我不會忘記，數個寒暑在他住處的歌劇院大道的咖啡座，與幾位朋友等待著不可預期、隨即而來的，時而幽默詼諧，偶或沈默嚴肅的團體督導；我也不會忘記，他第二次來臺時，是如此結束講演的：「最後，我要向各位坦白承認，我很遺憾中文不是我的母語。」而我的遺憾是，他再來與我們遊戲的機會渺茫了......。
【推薦序】
拼圖遊戲與語言遊戲：懷念拉維(J-C. Lavie)
楊明敏
拉維以八十近九的高齡應「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之邀，兩度來臺演講。在演講結束時他說：「現在各位可以看出我有多麼天真，千里迢迢地飛來這裡演講，所說的內容卻是你們天生就會做的事！」這裡他所要強調的是：西方人難以聽出的「字」與「言」在精神分析上的分裂，而在中文裡卻是最根本的基礎。
但是「天生就會做」與「知道如何做」，是同一回事嗎？
也許他是長期受拉岡分析的影響，但我只是偶爾聽他提及他的被分析經驗。拉岡論及無意識與語言的結構，而拉維對言語的主張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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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遊戲與語言遊戲：懷念拉維(J-C. La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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