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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 KingStone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江仲驊
我熟似廖淑霞阿媽真久矣，按早期伊是我前輩的時代，到這馬變成好朋友。我猶記得2015年，有一位日本《產經新聞》駐台灣的採訪主任聯絡我，約我佇台北國賓飯店見面。原來是欲採訪台籍老兵的故事。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廖淑霞阿媽。伊蹛佇內湖，我敲一通電話予伊，伊馬上就坐計程車過來。兩个人用日語講甲真心適，差不多講兩、三點鐘。我因為聽無日語，就坐佇遐踅神。
過幾工，彼个日本採訪主任閣寫批感謝我。伊講，連伊佇日本本地，嘛真難得揣到戰後的日本兵願意接受訪問。日本戰敗以後，彼个政府其實攏有一種逃避現實、毋願意講過去戰敗恥辱歷史的心態。
報導刊出以後，日本記者開始對廖阿媽這種「日語世代」的故事產生興趣。伊到日本參加逐種慰靈祭的場合，攏會變成記者採訪的對象。伊每一擺受訪，攏會控訴日本政府佮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無重視台籍老兵，要求怹應該得著應有的歷史公道。
廖阿媽身體真好，協會辦活動，無論佇佗位，伊攏會穿伊當年看護婦的制服來參加。今年伊已經將近一百歲矣，閣有出席咱「終戰八十冬紀念儀式」，閣上台發表演說，頭殼猶是真清楚。伊猶會記得協會每一个人名，閣記得真細項的代誌。
這本冊記錄了廖淑霞阿媽的一生，也希望會使予少年的一代了解台灣過去曾經行過的歷史佮怹受的苦難——這中華民國教科書攏無講的代誌，重視台灣兵的歷史正義。
王先生
本書的主角廖淑霞，是一位曾服役於日本陸軍醫院的台籍看護婦。1944年，她年僅17歲，即「志願」加入日本赤十字社（即日本紅十字會），成為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戰爭故事」也許沒有男性軍人那樣充滿槍林彈雨的場面，但她在戰後為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奮鬥，卻令人由衷敬佩。
【導讀】
她的戰爭，從未結束——一位台灣女性的奮鬥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天江喜久
本書的主角廖淑霞，是一位曾服役於日本陸軍醫院的台籍看護婦。1944年，她年僅17歲，即「志願」加入日本赤十字社（即日本紅十字會），成為從軍看護婦。在台灣，曾任看護助手者為數不少，但成為正式從軍看護婦者極為稀少。根據《臺灣元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名冊》，除廖淑霞外，僅三位女性曾任日本赤十字社看護婦，另有四位擔任陸（海）軍看護婦。這些人多被派往海外，如拉包爾、菲律賓、海南島與香港等地。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戰爭末期隨日軍逃亡山林，最終成為戰俘。然而，廖淑霞的經歷與眾不同——她並非在台灣本土，而是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志願」參軍。根據目前所知，她是唯一一位在海外自行志願加入日軍的台籍從軍看護婦。
在上海陸軍醫院中，她與來自日本及朝鮮的看護婦一同服務。她們皆是「日本人」，皆為天皇效命。而廖淑霞，也自視為軍國少女——在日本人學校中受皇民化教育，學習「皇民訓」，以日本為祖國：
君のためには血を流せ（為天皇流血）
人のためには涙を流せ（為他人流淚）
己のためには汗を流せ（為自己流汗）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她在東亞海運株式會社任職，曾作為慰問團一員，與同仁一同跳日本舞慰勞上海的海軍士兵。她曾深信日本的勝利，投入青春與勞力為之奉獻。
然而，戰爭的結局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戰敗後，她的國籍由「日本人」轉為「中國人」，隨家人離開上海，回到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她曾在台中醫院協助照顧遭國民黨軍隊鎮壓受傷的台灣民眾。1948年結婚，育有五名子女，經營童裝貿易公司。和同世代的許多人一樣，她將戰前所受的日本精神轉化為家庭與事業的奮鬥動力，默默承擔、努力生活。
白色恐怖時期，曾為日本兵的台灣人日子並不好過。人們不敢談論政治，更不敢提及日本時代，但記憶從未真正遠離，只是深埋心中。直到1987年解嚴，1988年李登輝上任總統後，台灣社會才開始重新檢討與面對那段被壓抑的歷史。
曾有一次，日本記者來訪時，廖淑霞的丈夫特地提醒她：「不要談政治。」然而，日後她參加台籍日本兵相關活動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的丈夫楊秋標，也曾是海軍特別志願兵。這段深埋多年的從軍經歷，映照出戒嚴時期對台灣人二戰記憶的壓抑與恐懼。
廖淑霞的「戰爭故事」也許沒有男性軍人那樣充滿槍林彈雨的場面，但她在戰後為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奮鬥，卻令人由衷敬佩。這場她人生後半場的「戰爭」，敵人不再是盟軍，而是那個曾並肩作戰的「祖國日本」。台灣人同樣為天皇效命、獻出生命，卻始終未被平等對待。
日本政府對原台籍日本兵的戰後處理，不僅進展遲緩，更顯得極為不足。直到1987年，日本國會才通過特別立法，並於1988年開始針對台籍戰死或重傷者發放每人200萬日圓的補償（此金額遠低於日本遺族可領取的近兩千萬日圓年金）。隨後，1995年，日本政府宣布僅以原金額120倍的方式退還軍事郵便儲金，引發強烈不滿——台籍老兵的訴求原本是至少應按7,000倍比例償還。
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抗議行動，主要集中於台北，甚至發生衝擊日本交流協會的事件，造成設備毀損、多人遭警方逮捕——在今日親日氛圍濃厚的台灣社會中，這樣的畫面幾乎難以想像。
這一切抗爭，雖未成功爭取更合理的待遇，但也凝聚出對日本政府態度的深切失望。許多人選擇不領那筆象徵性補償款。廖淑霞曾語帶憤怒地說：
「如果日本真的貧窮，那我們也許不必拿這筆錢。但日本那麼有錢，卻只給這麼少，這不是羞辱是什麼？」
她對另一項不公更難以釋懷——慰安婦與從軍看護婦待遇之別。1990年代起，隨著人權與女權意識興起，慰安婦議題成為全球關注焦點。1995年，日本村山內閣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向慰安婦提供補償與醫療費用。然而，台籍日本兵與看護婦卻未受到同樣對待。她不解地問：
「我們沒有補償金，沒有道歉函，連一座紀念碑都沒有！」
二戰結束已逾八十年，台籍老兵相繼凋零，僅廖淑霞與數位長輩尚健在，仍願意站出來。她穿著當年的看護婦制服，為替超過三萬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立碑而奔走。她的人生下半場這場「抗拒遺忘之戰」，遠比二戰更漫長、更艱難。
她的戰爭，從未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