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

名人推薦：洛楓是我當年的同事，她的新書， 內容豐富，都是我喜歡的題目， 真是迫不及待想拜讀。作家和散文家筆下的理論， 就是與眾不同，可以把文化理論融入essays的模式。
——李歐梵（學者）

在孤獨的核心兀然四望，書寫的策略原來如此豐饒。洛楓為作者和評論人燃點的指路明燈，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辯證的溝通。能與一個又一個「孤清」的身影相遇，注定必須獨然，卻不寂寞。
——朗天（文化評論人）

做不合時宜的事，往往就是合時的。洛楓，她喜歡思考，喜歡閱讀跟她一樣喜歡思考的人，然後寫下一段一段她們的邂逅，其實是一個一個...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發需要尋求文化上的突破與革新，而「寫作」是其中一個戰場。對於這樣的提問，一些作家覺得太空泛而採取防衛的姿態，只簡單的回應說沒有其他專長；也有作家洋洋灑灑列出非常宏偉的理由，像為了娛樂自己和大眾、教導別人一些道理、改變世界、傳揚前衛的思想、抒發情操、獲取名氣和報酬等等。卡爾維諾認為這些宏願跟他都有很遠的距離，他既不從事教育工作，也不相信寫作可以改變現實，而且有時候連自己的理念都感到疑惑或發生錯誤，又如何給予別人指標？相反地，寫作不單要付出勞力的代價，而且也會對自身產生暴力的回擊，因此，他只能從個人細小的位置思考這個為何而寫的議題。

一、由「為何寫」到「寫下去」

卡爾維諾列出的理據有三：第一是由於不滿意以前的書寫，所以必須不斷寫下去以尋求補救、更正和圓滿，寫作是將舊有寫下的東西刪除、抹去和擦掉，再以新的、未知寫成怎樣的作品替代。第二是每當看到有人寫得這麼好的時候，自己也心動技癢而躍躍欲試，可惜優秀的作品通常都無法模仿，卡爾維諾只好將書放回書架上，然後突然一些字詞、一些句子湧現腦海內，於是他不再惦記那本寫得成功的書或任何類近的範式，而是專注於思考自己還未寫出來的那本著作！第三是學習個人不懂的東西，不關乎寫作的技法，而是特殊的生命經驗（life experience），不是為了教導別人，或以此作為寫作材料，而是發掘自己不足的痛苦意識；在這種狀況下，為了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卡爾維諾說必須不停累積資料、概念、觀察和經驗，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知識和智慧，只能寫於紙上的剎那才能達到和完成。卡爾維諾的闡述，在我看來，活脫脫就是怎樣維持寫作行動（action of writing）的實戰方法：不滿意過去完成或成就的作品，想像和追求未來寫得更好的表現，以寫作填補個人的欠缺，同時不斷更生和蛻變自我，不讓寶貴的經歷流失，印記每個瞬間的人生體驗—這是一種流動不息的狀態，目的已經不是單單的「為何寫」，而是為了「寫下去」。

二、為了鎮痛或鎮魂

時間來到二〇二五年，同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最早的兩篇文章寫於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七年，其餘的二十篇全部完成於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四年之間，這是香港最動盪而封閉的時刻，「反修例」的社會運動還未完全落幕，「新冠肺炎」的疫症隨即展開，中間還有幾個月是兩者重疊一起的。時間像失控的馬達，轟隆轟隆的四處亂撞，撞得地動山搖、城牆破裂而人心惶恐，城外的世界在看我們，我們在城內看自己也看世界，在看與被看的落差中撐住日常生活，「社交距離」、「疫苗通行證」、「強制檢測與隔離」等等，都是這本書的時代佈景！對卡爾維諾來說，寫作是檢測自我不足的鞭撻，是在縫補傷口的生活裡維持活存的能量，而我則在被禁止進入公共場所和朋友聚會、無日無之的抓捕新聞、實體課堂變成電腦虛擬的畫面、戴著口罩呼吸等磨難裡，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或活下去），是因為城市腐爛了、身體病了、心受傷了、思想閉塞了、路被堵住了！因此，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三、系出理論大師的名門

《不合時宜的群像》是一本關於「書寫理論」 （theory of writing）的書，副題「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有兩個指向：第一是個人指涉—研讀理論是一個漫長、孤絕和抗世的旅程，出身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在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選修法國學者佩吉．雅穆夫（Peggy Kamuf）的基礎課程，她是理論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研究者和翻譯家，課堂上鼓勵多元文化的交錯與撞擊，例如不懂中文的她，要求我將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詩翻成中文，然後用英語解釋翻譯的方法和策略，讓我學習如何辯證地處理語言的流動與溝通；此外，她還邀請後現代主義大師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來班上講課，當時他在書頁上的簽名「For Chan, in the memory of USC 」，我還保留至今！

兩年後我轉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 San Diego）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遇上影響一生的老師群，包括日裔文化研究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印裔後殖民理論家羅斯瑪麗．喬治（Rosemary George）、建立城市詩學的邁克爾．戴維森 (Michael Davidson)、巴赫汀（Bahktin）研究者唐納德．威斯令（Donald Wesling）、酷兒理論的跨性別者朱迪思．哈爾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變性後更名Jack Halberstam）、後現代理論批判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既是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又是詩人的葉維廉。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好將夫，他在課堂上常常強調知識是維持公義、對抗強權、揭露黑暗和反省自身的力量，課堂下又告訴我跟他要好的理論大師那些身體力行的動人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說他怎樣在飄離的身分與血癌的纏繞中掙扎，而且充滿睿智和強大的心志，聽著聽著給我植入了許多研讀理論聯繫人性、人生的滋養，「理論」不是紙上談兵，也不再標示權威，因為它的出發點來自改變世界的願景，為弱勢發聲、為自我明證！

我在這群理論大師的教導和熏陶下，逐步深化各個門派的學說，堅持閱讀原典或英譯本，有些英譯本如果有疑問，便跟法文的原版對著讀，而且重複二讀或三讀。這輩子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完成了博士口試之後，印裔的喬治教授說從此我們不再是「師生」關係，而是「同行者」，要一起努力為世界戰鬥，而身旁的三好將夫卻打開隨身的皮箱，跟我說：「這是最新出版的理論專書，回去好好的讀！」出身破碎家庭的我，必須依靠獎助學金才能赴美深造，卻幸運地遇上許多無論學識還是人格都充滿個性的老師，有時候想，或許這是上天給我的補償，讓「良師」補償「無父」的空位！

四、在亂世，不合時宜的獨行者

「書寫理論的獨行者」第二個指向是書中引述的理論大師和文學家，像死於交通意外的巴特（Barthes）、為自己診症的弗洛依德（Freud）、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在邊境服毒自殺的班雅明（Benjamin）、不停給自己挖井的村上春樹、承受童年創傷的里爾克（Rilke）、從捷克流亡到法國的昆德拉（Kundera）、經歷阿根廷極權統治的貝列西（Bellessi）、粉碎作者權威的福柯（Foucault，臺譯傅柯）、透視黑暗和抗衡異化的阿甘本（Agamben，臺譯阿崗本） 等等。他們一輩子特立獨行，睥睨世俗，堅守個人思想的陣地，對抗外在惡劣的環境和生命掣肘，通過書寫活出自己的光彩，走過歷史崩塌的階梯，照耀仍然孤獨的當世。借用喬治教授的話語，我跟這些理論大師和文學家都是同行者，在各自的時代跟世道格格不入，用不合時宜的姿勢敲鑿主流的意識形態或流行觀念，力量或許很孤絕，文字碎裂如風沙，卻也成了一道一道的亂世微光，穿越時代的墓碑。

全書分成「寫作學」、「創作論」和「藝術評論」三個部分，但這樣的編排只是為了方便閱讀，彼此之間不像切割豆腐或磚頭那樣工整和壁壘分明，而作為一個長年的跨界者（或拆界者），創作與評論、文學與藝術、甚至哲學、美學、社會學、政治論述和文化研究等各種理論之間，早已不存在任何派別、科際或類型的牆壁了！因此，我的書寫策略也不按照一般板著臉孔的學術格式，而是企圖糅合說故事的技巧、抒情的感官和論辯的邏輯等元素，不逃避個人言說、或激烈而尖銳的觀點，通過轉化東西方理論大師或文學家的話語，來述說這個城市的時代身世。然而，香港不是孤立的，它跟周遭的地脈相連，而且世界到處亂象和破局，那些地區戰火、街頭抗爭、極權統治或天然災禍，燒得整個地球像一個氣候與人性一起失常的鍋爐，沒有人是局外人！因此，那些標題像〈死前留言〉、〈沒有聲音的尖叫〉、〈凝視孤獨的深淵〉、〈時代的碎裂〉、〈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解放記憶〉、〈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讓我散落四周〉和〈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等等，或多或少能夠燭照暗夜裡一些圍爐取暖的身影。沒錯，我們的四周漆黑朦朧，邪惡的樹在暗處張牙舞爪，海上表面很平靜，但突如其來的海嘯隨時捲起巨浪，而文字像小飛蟲，微小卻有光，只要翅膀依然震動，便仍有扳動地殼的蝴蝶效應！

有人說，在亂世，寫作無用，也有人說，在互聯網資訊氾濫的界面，文字早已貶值！或許這都是對的，但假如寫作和文字真的成了亂世的錯置或錯配，那麼便讓我（或卡爾維諾們）繼續錯下去，反正無用，也沒有阻礙了誰吧？！何況「無用」才能維持獨立和尊嚴，不被收編、磨蝕或利用—黯黑的邊境上，閱讀是光，只要仍有人在看、在寫，光便拉著弧線繼續向前飛翔導引⋯⋯

22.01.2025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喜歡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人，總有自己連著年代記憶的閱讀書單，說幾歲、幾時讀他的第一本小說，前一點世代會說中學幾年級讀《聽風的歌》、或大學時期讀《挪威的森林》，後一點世代大概從《海邊的卡夫卡》或《1Q84 》開始。我一直覺得村上是通過寫小說這個形式來讓自己永遠年青的，而我們卻藉著讀他書寫的世界來哀悼自己的青春，於是他的作品才不斷超越世代的時間和空間。追隨村上三十年，我也有閱讀的年代版圖，加上年復年無間斷的重讀，版圖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印刻了從青澀到青春再到苦澀的生活味道。這一趟不談那些100%的女孩、羊男、電視人、發條鳥的冷酷異境或國境南北，而是用自言自語的方式跟村上的創作觀做一場對話，當然不是面對面的磋商（我也沒有這個資歷），而是文字論述的搭建。

一、鍛煉身體減除文字的贅肉

以前許多人都說作家是文弱書生，中式的想像是鏡頭下文人對著原稿紙吐血的畫面，西方的論述就是蘇珊．桑塔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提及「肺癆」是藝術家的專有病症，但我們知道村上春樹跑馬拉松、早睡早起、不交際應酬，而他竭力維持規律的生活，都是為了應付書寫長篇小說的體力消耗，這種身體力行打倒了慣性的作家形象。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一書中，村上表示與其用頭腦、不如用「身體的感覺」寫文章，讓脈搏和心跳形成節奏。他從醫學角度指出有氧運動能夠刺激腦內海馬迴神經元的產生數目，從而提升學習、記憶和創造力，因此，寫作人必須訓練身體，因為體力一旦衰退，思考能力隨之下降，而且人到中年之後，還會無休止的發胖，「物理上的贅肉，也是隱喻上的贅肉」（這個比喻太恐怖了）！村上認為寫作人也是普通人，常常面對日常各種危險與撞擊，而生活和寫作又充滿深度黑暗的力量，必須讓身體變成強大堅壯的容器，才能承載和抵禦得住，尤其是寫作依靠強韌的精神力，所以要建立能夠支撐靈魂「框架」的肉體。

從實際的應用考量，村上的話很有道理，寫作人都是長期埋首書桌疾書或打字（會不會有人站著寫呢），坐骨神經痛、腰酸背痛、眼睛的毛病等都是家常便飯，而沉入深層挖掘人性黑暗的日子，還會迎來因失眠、抑鬱、悲慟而攪纏的各樣痛症，運動身體其實就是釋放負能量、打開閉塞的血脈（仿若內功心法），同時清除體內和腦內的廢物垃圾（清空之後才能裝載）。日本臨床心理學者和治療師河合隼雄更從村上這個主張，歸納出「身體」影響「文體」的概念，那是「連身體性都包含進去的文章體裁和作品」。說得真好，精神力與體力是互相呼應、互為表裡的，化成文字便建構了另類的文本互涉，於是，為了減除「文字的贅肉」，我們還是努力減肥吧！

二、吞下黑暗的力量治療創傷

「不管任何人，在甚麼樣的環境長大，成長過程中都會分別受過傷，都有被傷害過。只是沒有留意到那事情而已。」村上在討論《1Q84 》的創作時，跟採訪者松家仁之這樣說。河合隼雄也提出有些病人受到的創傷太深邃複雜，無法浮現病徵，無論通過心理分析還是藝術行為都無法探究。書寫作為治療，是很普遍的意念和實踐，即使不是作家，也常常採取這種方式來處理個人創傷，問題是普通人無法將兩者的關係說得確切，而村上與河合的對談卻勾出線條深刻的輪廓來。村上毫不諱言指出寫小說就是自我治療的行為，在形成故事的深沉過程中，浮出個人潛藏的問題；又說寫小說像電腦遊戲的角色扮演，不知道畫面上接續出現甚麼樣的角色，敲著鍵盤便會慢慢形構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那就是一直深埋意識底層的內容；而所謂「故事」，從遠古已經存在，是每個人擁有的物事，寫故事就是發現自己的存在。河合索性說人類某種意義上全體都是病人，問題是有沒有能力將這些病情引發或轉化出來，不單要有表現的形式，還要有力量，而藝術家必須擁有這些能力去承擔時代與文化的病。村上接著補充說，寫小說除了治療作家本人外，也同時必須治癒讀者才行，架起兩者關係的就是「感應」（或包括移情），即使不被讀者接受，被他人批評、厭棄和攻擊，寫作人也必須承受難過，因為當一個作家不能吞下這些負面和憎恨的話，深度可能也出不來。

我比較在意的有三個重點：第一，每個人都有故事，也同時都是病人，如何發現、轉化這些故事，似乎是非常個人的修行了，同樣的事件有人說得很動聽、有人寫得很沉悶，故事是自己的，如何跟他人聯繫，要看搭建橋樑的本領了。或許這就是河合強調作家要承擔時代與文化的病，內裡包含克服自己的創傷，以同理心走入他人的處境，用文字替自己、也替別人承載那些抖動的情緒和心結，從而表現普遍性和普世價值了，壞時代一個一個的過去，最終留下了作品。第二，村上描述的書寫和自我治療過程，也分成許多階段，起初是自發性和無意識的形態，能夠產生淨化的效果；其後進入猶如「挖井」那樣挖掘意識，當生命繼續累積創傷，黑暗的漩渦不斷加深，寫作人便需要強化自己的裝載容量，發展與人互動的關係，擴張故事的幅度，這是他由《聽風的歌》走到《發條鳥年代記》的歷程。事實上，許多作家年輕的時候亮麗地完成了第一個階段，卻無法跨越第二、三個層次，越來越用計算的方式製造「故事」出來，失去了鮮活的氣息和生命的維度。第三是如何面對讀者的「反感」，村上命名為「憎恨的回饋」，就是被文壇前輩、評論人、以至實體的讀者否定和痛恨，出道以來他承受很多。村上說要將這些負能量全部吞下，藉以推動寫作的齒輪，才能強化文字的深度。這行動真不容易啊，寫作人必須具有瞭解自己的初心、堅定信念的雄厚基礎，才能不為負面評價而動搖。「名氣」總像黑色的深淵，會能以虛榮將人的創造力吸入和消解，不為市場和他人認同而寫，不單需要勇氣，還需要澄明的意志！

三、結語：世代平等

村上在《身為職業小說家》中很明確的說：「我向來主張：世代之間沒有優劣之分。絕對不會有某個世代比另一個世代優秀，或低劣的情況⋯⋯當然傾向或方向性方面可能分別有差異，但質量本身則毫無差別。」又說：「各個世代在面臨要創造甚麼的時候，只要分別往﹃擅長領域﹄勇往直前地推進就行了⋯⋯沒有必要對其他世代感到自卑。或奇怪地擁有優越感。」香港也很喜歡講「世代論」，尤其是在社會運動的平臺上，充斥世代優劣的比較，在這些新世代優於舊世代的講談中（還未有達到論述的架構），總潛藏許多怪異的情緒：第一是懺悔，以前自己做得不足也不夠好，現在的困局由我來承擔責任（真夠自負，時代不是屬於你一人的）！第二是疏懶，中老年已經不行了，讓年輕人去做（或犧牲）吧（推卸的肩膊像山泥傾瀉，最好不要煩擾我）！第三是偽善，站在道德的頂峰，向山腳負重前行的人指指點點，高呼時代是你們的，卻從不走出自己的舒適區。跟世代二元論相反的情況是一場運動浩浩蕩蕩的開展，經歷時間和空間的醞釀浸染，總有許多不同年齡層的人，在不同的崗位和領域以血肉和精神付出，正如村上所言，當中沒有優劣、只有差異，所以毋須自卑或奇怪地擁有優越感。因此，無論你或妳第一本讀村上的小說是《挪威的森林》還是《海邊的卡夫卡》，在文學閱讀的邊界上，我們都是平等的！

17.02.2021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說故事的人 〉

偉大的說故事者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擁有在個人經驗的階梯上升降起落的自由—這是一個論述，也是一個比喻，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班雅明的文字難讀卻又有牽引追看下去的動力，他的大部分著作屬於理論系列，卻佈滿詩意和象徵，他是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之後讓我體驗跨文類書寫的實踐，讀到盡頭不再汲汲於界分到底是論述還是故事，而是沉浸於那些街道、人潮和城市的生活氣息，以及星空、顏色、光影等細節羅列。班雅明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原是論析俄國作家尼古拉．科夫（Nikolai Leskov）的寫作，卻以說故事的方式勾出甚麼是「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概念，而且連接歷史和記憶，讓我思考當代城市的身世。

一、故事的根源：流徙與留守

「說故事者」已經消失了，「說故事」的藝術已經終結！班雅明在文章的開首便這樣慨歎，而消失和終結的原因是生活經驗的貶值，人們甚至沒有交流經驗的能耐。二十世紀是戰爭和媒介發達的年代，前者的殘酷及其帶來經濟、民生與精神文明的崩潰，讓痛苦的人無法言說；後者伴隨科技而來鋪天蓋地的資訊，代替了表述的方式。班雅明追溯以前口述故事的流傳形態，說的和聽的彼此交換經驗；他說「故事」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遠遊外地的經歷，另一種是活在原居地的體驗，遠行回來的人必有故事要說，而居留者也有許多當地的事件或傳統可以分享，如何敘述一個或一些地方，便是故事的根源。班雅明指出，說故事者很務實，以教誨引動道德和智慧，目的不是要為難題提供答案，而是打開故事延展下去的可能，從而追尋真理—當我們想弄清楚一些事理的時候，便會繼續聆聽和講說故事，這是溝通的橋樑，將分散的人聯繫起來。

班雅明開宗明義的闡釋讓我串連香港的處境，「後二〇一九」的歲月裡，我城的故事也有兩種，一種來自海外的流徙者（流亡或移民的），另一種便是留守本地的人，合起來便是如何「書寫一個地方」的命題。跟班雅明的論述有點不同，我們的流徙者大部分都不再回來，那麼他／她們的故事到底跟誰說呢？只是，「香港文學」的定義從此跟過去截然不同，產生的變貌更繁複、分歧也更多！前些時候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提問：移民遠走的人不能一輩子寫香港故事，寫完了離去的經驗後還如何寫下去才是創作更大的考驗；另一方面，留在原居地的人每天承受城市不合常理的異變、不合比例的崩塌，當文學不能改變現實的時候，該如何擺放寫下去的位置和理由？時代的板塊仍在分裂和移動中，二〇二三年的這一刻，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距離讓我看清變異和發展，但可以確定的是，評論人和文學史研究者已經不能用舊有的方式理解香港文學的組成，如果說書寫「香港」的都是這個地方的文學，這是個怎樣的「地域」邊界？無論是游徙還是留守的，又是怎樣的身分結構？在離散和連結的矛盾中，我們怎樣評價「如何寫」的形式和「寫甚麼」的內容？寫給誰看的這個「誰」到底是誰？

二、直面不可說的死亡

寫於一九三六年，〈說故事的人〉剖析當時媒介社會導致人類溝通出現碎片化的現象，資訊以洶湧而搶耳的姿態佔據每日生活，人們得到一堆沒有關連、彼此割裂、平庸、冰冷而彷彿事不關己的訊息，無從也不去求證當中的真假。人們不再需要「故事」，而是五光十色和無遠弗屆的資訊，「說故事」的藝術從此沒落和消失。班雅明認為故事無論來自鄉村、海洋還是城市，都是一門溝通的手藝，讓說故事者沉澱生命，猶如製陶工人抓住黏土器皿上的指印那樣再現出來（又是一個生動的比喻），而為了呈示生命，說的故事必須直面死亡。在遠古的時候，（西方）人不忌諱死亡，而是勇於思考永恆與再生的力量，但自十九世紀以降經歷一系列公共衛生、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公眾與私人的規範之後，死亡從日常生活中隔離，在現代社會裡，死亡被越推越遠，以至不可觸碰。班雅明指出，「死亡」是生命的來源，也構成故事的底本，當它被裁決變成禁忌，便削弱了故事的根基，無法形構道德和智慧的內容。班雅明這個論述，使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臺譯米歇爾．傅柯）著名的文章〈論其他空間：烏托邦與異托邦〉（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當中勾勒二十世紀在城市規劃下，為了開發更多有用的土地，不惜將原本建在市中心和教堂旁的墳地遷移到邊陲的地方，促使人減退了對死亡的宗教信仰與膜拜、對家族記憶的存念和延續。「死亡」觀念的改變，不但顛覆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同時也影響了文化和藝術的想像；對班雅明來說，「故事」被平板的資訊取替，說故事者也不得不失去了應有的位置，而更重要的是「死亡」不單關乎個體，也聯繫歷史—這才是班雅明苦苦扣連的核心論述！

三、故事作為記憶：記錄破敗的歷史「故事」連結生死（life and death），生死是年代記（chronicle），年代記是史詩（epic），史詩是史料編纂（historiography），而史料的基礎便是記憶（memory）——這是班雅明猶如鎖鏈環扣的論述線路，他說只有通過全面的記憶，史詩式的書寫才能吸收發生的事件，使它超越死亡的力度，因此，記憶是歷史的形態！「記憶」跟時間（Time）競賽，是生存留下的唯一憑證，一代一代流傳下來便建構了傳統的鏈接，只有當故事一路說下去，才能完成歷史的敘述。美國後現代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的《班雅明：多重面向》（The Benjamin Files）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班雅明這樣的扣連，是以「故事」來重新定義「記憶」，記憶標誌客體或物體的存在，同時通過值得紀念和可供記認而識別，那就是傳統說故事人的述說；這些民間藝人是歷史的見證者，化身為口述的、老輩的、圍在篝火旁或榕樹下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關於戰爭的、死亡的、疾病的故事，藉以重建希望和治癒創傷。寫到這裡，頓然發現班雅明和詹明信彷彿在論述我城的境況，這是理論超越了時空？還是人類歷史一直在走圈圈的輪迴？當亂世來臨，真相會變成濁流混淆不清，記憶會被禁止、清洗、截斷、抹掉或取替，我們如何書寫自己的年代記？怎樣跨過時代的生與死？納粹時期的猶太裔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藏匿於不見陽光的閣樓，以日記形式記錄逃避政治屠殺的日常生活和青春的蠢動；史太林時代被流放的索隱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用集中營一天的敘述框架，寫出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剝削與生活的嚴酷；還有經歷布拉格之春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政治抓捕的黑暗沼澤裡，融入個人的生命、希望與傷痛，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倡議以活在真實中的信念來對抗極權。有人說亂世文章無用，的確，文學不能改變現實，但可以改變人心，拓闊對將來的想像，給予勇氣和希望，同時記錄曾經發生的人和事情。這是由班雅明的概念延伸而來的當代思考，說故事者是時代和地方的歷史見證人，層層挖開被掩埋的記憶和真相，用故事承載道德和智慧，只要有人想聽，故事便會延續下去⋯⋯

（因篇幅所限，此篇為部分內容節錄）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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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發需要尋求文化上的突破與革新，而「寫作」是其中一個戰場。對於這樣的提問，一些作家覺得太空泛而採取防衛的姿態，只簡單的回應說沒有其他專長；也有作家洋洋灑灑列出非常宏偉的理由，像為了娛樂自己和大眾、教導別人一些道理、改變世界、傳揚前衛的思想、抒發情操、獲取名氣和報酬等等。卡爾維諾認為這些宏願跟他都有很遠的距離，他既不從事教育工作，也不相信寫作可以改變現實，而且有時候連自己的理念都感到疑惑或發生錯誤，又如何給予別人指標？相反地，寫作不單要付出勞力的代價，而且也會對自身產生暴力的回擊，因此，他只能從個人細小的位置思考這個為何而寫的議題。

一、由「為何寫」到「寫下去」

卡爾維諾列出的理據有三：第一是由於不滿意以前的書寫，所以必須不斷寫下去以尋求補救、更正和圓滿，寫作是將舊有寫下的東西刪除、抹去和擦掉，再以新的、未知寫成怎樣的作品替代。第二是每當看到有人寫得這麼好的時候，自己也心動技癢而躍躍欲試，可惜優秀的作品通常都無法模仿，卡爾維諾只好將書放回書架上，然後突然一些字詞、一些句子湧現腦海內，於是他不再惦記那本寫得成功的書或任何類近的範式，而是專注於思考自己還未寫出來的那本著作！第三是學習個人不懂的東西，不關乎寫作的技法，而是特殊的生命經驗（life experience），不是為了教導別人，或以此作為寫作材料，而是發掘自己不足的痛苦意識；在這種狀況下，為了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卡爾維諾說必須不停累積資料、概念、觀察和經驗，要抓住稍縱即逝的知識和智慧，只能寫於紙上的剎那才能達到和完成。卡爾維諾的闡述，在我看來，活脫脫就是怎樣維持寫作行動（action of writing）的實戰方法：不滿意過去完成或成就的作品，想像和追求未來寫得更好的表現，以寫作填補個人的欠缺，同時不斷更生和蛻變自我，不讓寶貴的經歷流失，印記每個瞬間的人生體驗—這是一種流動不息的狀態，目的已經不是單單的「為何寫」，而是為了「寫下去」。

二、為了鎮痛或鎮魂

時間來到二〇二五年，同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最早的兩篇文章寫於二〇一二年和二〇一七年，其餘的二十篇全部完成於二〇一九年至二〇二四年之間，這是香港最動盪而封閉的時刻，「反修例」的社會運動還未完全落幕，「新冠肺炎」的疫症隨即展開，中間還有幾個月是兩者重疊一起的。時間像失控的馬達，轟隆轟隆的四處亂撞，撞得地動山搖、城牆破裂而人心惶恐，城外的世界在看我們，我們在城內看自己也看世界，在看與被看的落差中撐住日常生活，「社交距離」、「疫苗通行證」、「強制檢測與隔離」等等，都是這本書的時代佈景！對卡爾維諾來說，寫作是檢測自我不足的鞭撻，是在縫補傷口的生活裡維持活存的能量，而我則在被禁止進入公共場所和朋友聚會、無日無之的抓捕新聞、實體課堂變成電腦虛擬的畫面、戴著口罩呼吸等磨難裡，假裝仍然可以寫下去（或活下去），是因為城市腐爛了、身體病了、心受傷了、思想閉塞了、路被堵住了！因此，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三、系出理論大師的名門

《不合時宜的群像》是一本關於「書寫理論」 （theory of writing）的書，副題「書寫理論的獨行者」有兩個指向：第一是個人指涉—研讀理論是一個漫長、孤絕和抗世的旅程，出身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在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選修法國學者佩吉．雅穆夫（Peggy Kamuf）的基礎課程，她是理論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研究者和翻譯家，課堂上鼓勵多元文化的交錯與撞擊，例如不懂中文的她，要求我將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詩翻成中文，然後用英語解釋翻譯的方法和策略，讓我學習如何辯證地處理語言的流動與溝通；此外，她還邀請後現代主義大師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來班上講課，當時他在書頁上的簽名「For Chan, in the memory of USC 」，我還保留至今！

兩年後我轉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UC San Diego）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遇上影響一生的老師群，包括日裔文化研究者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印裔後殖民理論家羅斯瑪麗．喬治（Rosemary George）、建立城市詩學的邁克爾．戴維森 (Michael Davidson)、巴赫汀（Bahktin）研究者唐納德．威斯令（Donald Wesling）、酷兒理論的跨性別者朱迪思．哈爾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變性後更名Jack Halberstam）、後現代理論批判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既是中西比較文學學者又是詩人的葉維廉。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好將夫，他在課堂上常常強調知識是維持公義、對抗強權、揭露黑暗和反省自身的力量，課堂下又告訴我跟他要好的理論大師那些身體力行的動人故事，講得最多的是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說他怎樣在飄離的身分與血癌的纏繞中掙扎，而且充滿睿智和強大的心志，聽著聽著給我植入了許多研讀理論聯繫人性、人生的滋養，「理論」不是紙上談兵，也不再標示權威，因為它的出發點來自改變世界的願景，為弱勢發聲、為自我明證！

我在這群理論大師的教導和熏陶下，逐步深化各個門派的學說，堅持閱讀原典或英譯本，有些英譯本如果有疑問，便跟法文的原版對著讀，而且重複二讀或三讀。這輩子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完成了博士口試之後，印裔的喬治教授說從此我們不再是「師生」關係，而是「同行者」，要一起努力為世界戰鬥，而身旁的三好將夫卻打開隨身的皮箱，跟我說：「這是最新出版的理論專書，回去好好的讀！」出身破碎家庭的我，必須依靠獎助學金才能赴美深造，卻幸運地遇上許多無論學識還是人格都充滿個性的老師，有時候想，或許這是上天給我的補償，讓「良師」補償「無父」的空位！

四、在亂世，不合時宜的獨行者

「書寫理論的獨行者」第二個指向是書中引述的理論大師和文學家，像死於交通意外的巴特（Barthes）、為自己診症的弗洛依德（Freud）、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在邊境服毒自殺的班雅明（Benjamin）、不停給自己挖井的村上春樹、承受童年創傷的里爾克（Rilke）、從捷克流亡到法國的昆德拉（Kundera）、經歷阿根廷極權統治的貝列西（Bellessi）、粉碎作者權威的福柯（Foucault，臺譯傅柯）、透視黑暗和抗衡異化的阿甘本（Agamben，臺譯阿崗本） 等等。他們一輩子特立獨行，睥睨世俗，堅守個人思想的陣地，對抗外在惡劣的環境和生命掣肘，通過書寫活出自己的光彩，走過歷史崩塌的階梯，照耀仍然孤獨的當世。借用喬治教授的話語，我跟這些理論大師和文學家都是同行者，在各自的時代跟世道格格不入，用不合時宜的姿勢敲鑿主流的意識形態或流行觀念，力量或許很孤絕，文字碎裂如風沙，卻也成了一道一道的亂世微光，穿越時代的墓碑。

全書分成「寫作學」、「創作論」和「藝術評論」三個部分，但這樣的編排只是為了方便閱讀，彼此之間不像切割豆腐或磚頭那樣工整和壁壘分明，而作為一個長年的跨界者（或拆界者），創作與評論、文學與藝術、甚至哲學、美學、社會學、政治論述和文化研究等各種理論之間，早已不存在任何派別、科際或類型的牆壁了！因此，我的書寫策略也不按照一般板著臉孔的學術格式，而是企圖糅合說故事的技巧、抒情的感官和論辯的邏輯等元素，不逃避個人言說、或激烈而尖銳的觀點，通過轉化東西方理論大師或文學家的話語，來述說這個城市的時代身世。然而，香港不是孤立的，它跟周遭的地脈相連，而且世界到處亂象和破局，那些地區戰火、街頭抗爭、極權統治或天然災禍，燒得整個地球像一個氣候與人性一起失常的鍋爐，沒有人是局外人！因此，那些標題像〈死前留言〉、〈沒有聲音的尖叫〉、〈凝視孤獨的深淵〉、〈時代的碎裂〉、〈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解放記憶〉、〈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讓我散落四周〉和〈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等等，或多或少能夠燭照暗夜裡一些圍爐取暖的身影。沒錯，我們的四周漆黑朦朧，邪惡的樹在暗處張牙舞爪，海上表面很平靜，但突如其來的海嘯隨時捲起巨浪，而文字像小飛蟲，微小卻有光，只要翅膀依然震動，便仍有扳動地殼的蝴蝶效應！

有人說，在亂世，寫作無用，也有人說，在互聯網資訊氾濫的界面，文字早已貶值！或許這都是對的，但假如寫作和文字真的成了亂世的錯置或錯配，那麼便讓我（或卡爾維諾們）繼續錯下去，反正無用，也沒有阻礙了誰吧？！何況「無用」才能維持獨立和尊嚴，不被收編、磨蝕或利用—黯黑的邊境上，閱讀是光，只要仍有人在看、在寫，光便拉著弧線繼續向前飛翔導引⋯⋯

22.01.2025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洛楓

每當動盪年代，總有人喜歡詢問作家為何寫作？意大利小說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短文〈你為何寫作？〉 （Why Do You Write）中指出，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文學》 （Littérature）雜誌辦了一個「作家為何寫作」的專題，那時候世界大戰剛結束，城市與文明破毀，到處頹垣敗瓦和碎裂的人心，無論對文學、藝術還是生命和思潮都充滿劇變。到了卡爾維諾處身的一九八五年，巴黎的《解放報》 （Libération）又發起同樣的專題，廣泛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參與，當時四周瀰漫一片死寂與沉悶，益...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I 寫作學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沒有聲音的尖叫：杜哈絲的孤獨寫作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凝視孤獨的深淵：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時代的碎裂：跟創傷同命相依⋯
發現病徵，成就藝術：弗洛依德的「屏障記憶」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
肖像畫與寫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藝術觀⋯

II 創作論
小說的歷史學與輸入法：昆德拉的時代思慮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站著寫作：西西的小說講臺
從手書記事到電腦鍵盤：日記書寫
解放記憶：從班雅明思考抒情詩的當世景觀
在亂世，我們棲居於詩：海德格的詩學
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貝列西寫在動盪時期的詩

III 藝術評論
文字的刀刃：評論人作為藝術家
為誰而寫和寫了甚麼：藝術評論的危機與機制
讓我散落四周：福柯的〈甚麼是作者？〉
如何說好論辯：伊格頓的〈評論的功能〉
功利庸俗的評論機制：蘇珊．桑塔的〈反詮釋〉
拒絕溫柔的年代：札記《藝術評論的終結》
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阿甘本論「當代性」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I 寫作學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沒有聲音的尖叫：杜哈絲的孤獨寫作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凝視孤獨的深淵：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時代的碎裂：跟創傷同命相依⋯
發現病徵，成就藝術：弗洛依德的「屏障記憶」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
肖像畫與寫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藝術觀⋯

II 創作論
小說的歷史學與輸入法：昆德拉的時代思慮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站著寫作：西西的小說講臺
從手書記事到電腦鍵盤：日記書寫
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