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譯介新思路：傳統文人衍譯世界思潮與建構臺灣主體》，書中匯集研究臺灣傳統文人譯介域外著作，汲取新的思想出路，尋找臺灣國家、文化主體定位各議題的論述。
「譯介」一詞，在謝振天《譯介學》〈緒論〉談及「譯介學研究，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因此，譯介學所進行的研究比較是從文化層面進行的跨文化研究，不拘泥於翻譯時外語與本族語的對應，乃距焦於翻譯的轉換過程中，資訊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現象，轉換過程中「差異」，對資訊的詮釋所帶出的新思想，不論它是否「誤讀」，正是「譯介」研究所著力探討的，「譯介」研究亦是接受創造性的翻譯詮釋的存在。承此，傳統文人接受了外譯思潮，加以創作，亦即「衍譯」書寫過程。它是「翻譯」加「衍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一方面忠於原文，另一方面將原文的「語境」加以詮釋再創意，形成另一新意念；「衍譯」基本上是對原文的一種再製，企圖將創作與翻譯二種過程融於一爐，呈現摻雜混和的文類與眾聲喧嘩的文化論述。
本書各章的研究重點是日治時期乃至戰後的傳統文人如何「譯介」西方思潮以匯入臺灣社會文化中，亦研究他們如何衍譯西方思潮的「新文化」，進而提出對「臺灣主體」建構的各自主張？
本書定義「傳統文人」的概念，承續學者施懿琳「二世文人」：日治前後出生的，大多在年少時候，曾學過漢詩文，奠定了一定的漢文基礎，後來又進入日本教育體制中，習得新的知識，接受新的思潮。承此，本書研究「領導型」的傳統文人，指具有引領社會思潮的先行者，也具有社會領導階層的地位，同時是受過新知識教育，也有留學接受過國外教育者，能夠提出針砭社會時事的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書寫是一手寫古典詩文作品，另一手翻譯詮釋西方文化思潮，更甚者融匯新譯的詞彙或新文化思想於古典詩文的創作裡。
臺灣歷史經荷蘭統治、鄭氏王權、清政府到日本統治時期，臺灣一直處於被殖民的政治景況中，承此筆者欲思索日治臺灣傳統文人為何譯介汲引西方思潮以突破被殖民的困境中？他們是否完全籠罩於日本政府所推動「現代性」的殖民政策？與新文學作家不同的是，臺灣傳統文人常被視為靠攏日本殖民政府的一群，對國家社會政治沒有獨立的思路，果真如此嗎？本書的各章研究「領導型」傳統文人，欲藉這類傳統文人如何將西方思潮經由翻譯、詮釋及改寫的策略，辨析融匯西方思想的特點，汲取新時代的養料，從文化與文學面向建立「臺灣主體」，以形成傳統文人另類介入國家社會議題的方式，迥別於日本政府所移植的政策樣態。
目前臺灣文學界關於「翻譯研究」的論著，多以戰後進行相關研究，近期重要代表作如王惠珍《譯者再現：臺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全書以「譯者」的角度研究吳坤煌、楊逵、龍瑛宗、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等臺籍「翻譯者」，分析他們的翻譯路徑，戰後的譯者則將臺灣戰前的日語文學翻譯「重置」到戰後當代中文語境的脈絡中，成為再脈絡化的角色。這部研究近代「譯者」的論著，為臺灣新文學史的發展提供相當厚實的翻譯實踐與文化生產的研究能量。相對此研究論著聚焦於跨越戰前與戰後的新文學作家，筆者本書則著力於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如何譯介西方文明的思想，經由文化傳播以融匯成為傳統文人對臺灣「國家」、「文化」、「文學」主體的思考與建構，以顯出臺灣傳統文人對社會未來發展尋找出路，介入社會、參與改革的實踐方式。
以日治時期臺灣翻譯西洋文學為研究論著，例舉如：許俊雅，〈日治臺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兼論其文學史意義〉、林以衡〈《格理弗遊記》在臺灣：日治時期〈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寫、諷喻與政治想像 〉、呂淳鈺〈福爾摩斯在臺灣──日據時期偵探敘事中「翻譯改寫」模式對經典的臨摹與變造〉，前二篇論文主要研究的是西洋小說〈小人國記〉、〈大人國記〉的譯本探源及如何被譯寫？後一篇呂淳鈺的研究則是以西方偵探敘事「福爾摩斯」為原型，被「翻譯改寫」後的樣貌？呂淳鈺論文的研究對於本書探討「翻譯改寫」的模式提供參考的觀點，筆者徵引此論文中如何將翻譯改寫的概念置入傳統文人的詩文作品中，探討傳統文人改寫的策略與目的，及其改寫作品所映現的思想意識。
本書研究臺灣傳統文人譯介新思路成為他們探尋自身社會文化發展的新脈絡，他們延續傳統，再自傳統中蛻變而出，為厚實改革新變的文化實力，向世界新文明思潮的發源地域汲取知識養料，無論是「質」或「量」的擴張與提升，乃致力實踐策略的探索，藉由「翻譯」匯入世界文學及思潮，與臺灣的「傳統」、「在地」的文化語境對話，從新、舊交鋒辯證中，提出對國家、民族與文化的建言，期望為臺灣開出新道路，展現專屬臺灣特色文化。本書承此核心命題，探討傳統文人翻譯西方思潮的語境與汲取新思潮以建立臺灣主體的各種理念，研究主題的二大面向：
其一、傳統文人譯介西方思潮、融匯新譯詞以形成新國家政治思路。日治時期臺灣翻譯西洋論著、引介歐美的自由思潮，亞洲國家受新思潮風行的吹襲，「民約」論述因應各自國家民情再延伸詮釋，從傳統君主專制裡省思革新之道。臺灣傳統文人於此風潮裡，藉著譯介的「自由」思潮，探索「民權平等」在地的適用性。第一章〈日治臺灣傳統文人譯介「自由」辯證「國體」新舊的思潮〉研究日治臺灣傳統文學界如何譯介傳入歐美先進國家之「自由」思想，建構臺灣輿論界的新知識體系？又如何借鏡亞洲國家如韓國、中國所提出的新政治理念效法其吸納世界「自由」思潮改革「專制」國體的思路？又對應於臺灣「在地」的社會情境，臺灣傳統文人不同的立場各自言說詮釋出何樣式的「國體」與「自由」觀？
借鏡歐美國家的前例，在漫長社會革新的時日，付出革命的代價，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即是開創民主自由國家典範人物。效尤世界新思潮，臺灣傳統文人啟動開創性的勇氣，跨出傳統的框架，倡議民主自由，於詩文作品裡嚐試書寫臺灣自主的請願訴求。第二章〈日治臺灣傳統文人運用「華盛頓」譯詞書寫詩文的語境〉，以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人物典型，傳統文人借鏡思考美國如何脫離殖民帝國成為獨立國家的議題，建構臺灣人的主體。日治之下的臺灣傳統文人分從不同的角度，援引「華盛頓」這位域外的政治典範人物，成為詩文書寫的取材對象，作者運用此譯詞的手法與釋意的角度也反映出身處於日本殖民社會情境之下的他們，藉此「典型人物」來「言說」思考方向與內容為何？文中藉由探索臺灣傳統文人的書寫如何從美國總統「華盛頓」譯詞的語境，來研究譯詞背後所涵攝的文化，並衍譯出臺灣文化情境所欲建構的主體意義？此章所引用的詩文作品以臺中「櫟社」傳統文人居多，且有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代表人物，當中甚至為了爭取臺灣人民權主權而身陷圄囹，顯出傳統文人理想期待與付諸行動之間的落差，此為詩文作品背後的政治處境使然。
其二、「領導型」傳統文人對西洋文化翻譯與創作改寫，汲取新思潮以建立臺灣主體的各種理念。
具有引領文化風潮「先行者」、「先驅者」的傳統文人，一方面寫文言文古典詩文作品，另一方面接收自歐美國家引進的「新學」，經過自身翻譯或轉手閱讀翻譯，再創作改寫涵納西洋文化思潮的古典詩文「作品」。日治時期稱「西學」即本書提及的西洋思潮，自歐美國家翻譯流傳於亞洲國家的新文化、新文明，開啟了亞洲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面向的新思維。臺灣傳統文人中具有「領導型」，係因其具備的翻譯或閱讀西洋著作的能力，如林子瑾、林履信，或者身為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林獻堂，親自遊歷歐美國家，目睹歐美文明的具體場景，感受西方文化實景，再比較中西文化而提出新議題。
學者李根芳論及「文化翻譯」的重要性：「英美學者克利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詹姆斯．克利弗（James Clifford）、塔拉．阿薩德（Talal Asad）等人最早提出「文化翻譯」一詞時，主要是反思人類學家在究觀察及記錄不同文化時，如何用學者自身的知識體系及語言系統，去理解詮釋這些文化的特殊性及不可抺滅的差異，試圖讓不同文化的人能達到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目標。」在不同文化的翻譯對話的過程裡，臺灣傳統文人觀察與書寫不同文化時，會以自身知識體系及語言系統，去理解詮釋這些文化的特殊性及不可抺滅的差異，試圖讓不同文化的人能達到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的目標。
第三章〈臺灣漢學主體的建構：林子瑾、林履信譯介西學的比較分析〉研究臺中霧峰以姻親族裔林子瑾、臺北板橋以林家後裔林履信如何經由翻譯讓不同文化的人，能達到彼此溝通與互相了解。林子瑾、林履信皆有翻譯改寫西學的著作，為日治傳統文人面對時代巨變作出新抉擇，企望透過「翻譯」汲取西方著作知識，重新自省臺灣社會與民族文化的價值定位傳統文人。本章研究這兩位傳統文人如何吸取「西學」的取徑與面向，以進行翻譯書寫？這兩位傳統文人如何在世界文明巨流之下，對臺灣漢儒文化的主體位置融匯西學的思考理路，展現出兩人對於吸收、觀摩西學的不同立場與態度及其文化視角的差異，這差異中展現譯介西方新文化再詮釋出「因地制宜」的臺灣新文化。
第四章〈林獻堂《環球遊記》筆下異國「女性」形象與文化翻譯〉，這章研究林獻堂以「文化翻譯」的方式詮釋中西不同的女性觀，在《環球遊記》裡林獻堂記錄了歐美國家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也詮釋婦女地位與權力的概念，吸收世界新知的林獻堂如何突破臺灣社會的性別框架，將跨國的性別文化意識，轉化挹注改革臺灣婦女權力地位的動力？林獻堂旅遊歐美的過程中，如何專注觀看異國女性形象，進而詮釋其中的文化涵義，將歐美國家對待女性的文化觀念與風俗，與臺灣對照比較，顯出兩者間的差異性，汲取新知以改造舊俗。當林獻堂詮釋西方文明的新樣態時，從跨文化的比較思維，重新建構新的「女性」認知話語，並且旅人經由「專注觀看」的方式衍譯了「自我」與「他者」文化之間的對話，如何融合視域成為臺灣新女性的主體？林獻堂藉由文化翻譯的書寫過程「溝通」性別文化的差異認識，從而建立的實踐「提升女性地位」的理念，以翻譯女性文化來建置臺灣主體的新文化。
另外，「翻譯改寫」亦是臺灣傳統文人的另一種「衍譯」書寫方式，依據呂淳鈺定義「翻譯改寫」是中日作家慣用的方式，它是對原作的更改，往往使譯本呈現與原作相當大的差異，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本 。關於傳統文人「翻譯改寫」的研究，本書有附錄一章〈從「翻譯詮釋」的文化脈絡論戰後黃得時建構「臺灣文學」主體位置〉，因日治跨越戰後的傳統文人黃得時──被臺灣文學界譽「拓荒者」的傳統文人，橫跨二個世代，本書將此章加於書末「附錄」。黃得時戰前開始撰寫論述臺灣文學史，其所論述的文學史與臺灣文化脈絡的主軸線，以形成他戰後黃得時現象的基底；戰後他仍延續著書寫臺灣文學史的心志，擴展書寫類型，改變了文學論述與觀察視角，加上對保存民間文學與歷史文物重視，這些元素匯合成黃得時的文學主張，映現在戰後黃得時的「翻譯文學」，藉由改寫翻譯來自歐美國家的兒童文學，藉其翻譯文論與翻譯改寫的作品，以顯豁黃得時對於「臺灣文學」主體位置如何展現於世界舞台的主張。
翻譯詮釋及改寫的過程中，書寫者會借助歷史、社會、意識形態等元素來理解文本、詮釋文本，東方、西方不同文化在其中交互對話。本書研究日治臺灣具文化先鋒特質的「領導型」傳統文人，譯介世界思潮，為臺灣國家體制、社會民智、人民權力、文化文學的革新，付諸努力。本研究企望藉由臺灣傳統文人譯介新思維所呈現的對話樣態與論述內容，重新予之合理而公允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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