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造浪者：一部奇蹟般的台灣科技產業史，揭開全球都想知道的人脈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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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的那個夜晚， 在台北的「台灣鐵道迷俱樂部」（Taiwan RailwayClub），三百名交通大學的校友一同慶祝他們母校五十五年校慶。一九五二年的這次聚會是交大校友在台灣的第三次聚會，會中大家喝著茶、吃著點心，接待櫃台則覆蓋了一張大大的米紙，上面印了一個壽字，來賓紛紛在紙上簽名。來賓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九○三年入校的七十歲校友，將他的名字簽在壽字上，象徵他眼中這所大學偉大的歷史，以及校友們歷經戰火仍得平安。當天的聚會邀請也刊登在兩大報上。恰好其中一家報紙的副董事長正是交大校友。其他出席的校友包括來自工程界的各個工程師，例如鐵路、電訊、煉油、銅礦開採、肥料、鋼鐵與電力。除了這些工程師，來賓還有位居中華民國政府重要位置的官員，以及一位前杭州市長（杭州是中國千年來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這次聚會頗為轟動。
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一八九六年成立於上海，是清朝時期最早成立的大學，負有改造並現代化教育系統的任務。初期南洋公學還有中學。而其教學則著重於鐵道、郵政與電報，希望藉由引進現代科技教育，讓中國能與西方、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對抗。一九一一年清朝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十年後南洋公學合併了唐山、北京、上海幾所新的高校，成為交通大學。而中華民國交通部，因為「交通」一詞與道路交通、傳播、運輸有關，故而得名。另外，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常被認作交大校友，由於他自幼畢業於南洋模範中學，而且這所學校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度隸屬於南洋公學，因此張忠謀與交通大學的淵源很深。
以「東方MIT」著稱的交通大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中國，是少數專注於訓練關鍵工程領域專家的高等教育機構。根據一九三年七月一日的《大陸報》（China Press）的報導，交大上海校區有四十一位鐵道管理畢業生、二十二位機械工程畢業生，還有五十二位從工程學院畢業。在此同時，交大的北平小區有六十一位學生畢業於鐵道管理學院，三十二位自唐山的土木工程學院取得學位。這些畢業生都在「著名的工廠」、「顯要公司」大展鴻圖。那時候，交大的董事長與副董事長就是當時鐵路部的部長與副部長。這兩位促成交大的畢業生到各個通訊與工業機構，進行學士後的訓練或直接任職。
後來有上千位交大校友在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跟著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到了台灣。
當時國民政府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打得節節敗退，約有一百二十萬的中國民眾與軍人隨著蔣介石撤退到台灣，這批交大校友也在其中。台灣在一九四五年時人口只約六百二十萬人，大部分只會說台語和日語，這一百二十萬新移民湧入，無論在人數上或文化上都帶來極大衝擊。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領了交大各學院，將之變成共產中國高等教育中樞。在台灣的交大校友失去與母校的聯繫，他們既無法再拜訪母校各地校園，或在其中舉行任何活動。同時因為大陸政權與蔣介石政府處於交戰狀態，台灣的交大校友也不被允許與留在中國的交大教職人員或校友聯繫。
在台灣安居落戶後，台灣的交大校友開始建立彼此的聯繫。這些人都是在政府擔任行政要員與科技官僚，或各領域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就開始固定聚會。而第一次校友大會可能在一九五○年就舉行了。除了台灣，在美國、日本與其他地區的校友聚會也很快展開。一九五二年四月，交大校友刊物《友聲》創刊，這是一份每月或每兩月固定發行於台灣和其他地區的校友通訊。當中會分享個別校友動態，回顧他們在逃離中國之前的生活。那些二次大戰前的校園生活回憶，尤其是運動、人際間的聯繫，對於移民來到台灣展開新生活的校友，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塊。日子久了，他們也開始交換他們在科學或工程專業領域的想法，對於科技計畫與工程教育發表看法，同時對於他們拜訪過的其他國家的物質建設與工業發展提出觀察心得。
一九五三年校友會規模更為擴大，又在同一個場地舉辦了活動，參與人數多了一倍，大家一起大啖豬排飯。校友受邀觀賞好幾場表演同樂，也有許多室內小組活動，鐵道俱樂部的戶外花園還有古箏表演。花園中點亮了多盞燈籠，裝飾了美麗的季節花朵。一位衣冠楚楚的校友還表演了單口相聲。相聲表演結束還在現場販售男女胸花，為一位剛失去視力的校友募款。晚上八點鐘，校友們齊聚猜燈謎，有十位盛裝的女校友與校友的女性家屬，舉著燈籠「妝點」舞台，帶動節慶的氣氛。所謂「妝點」，是校友刊物編輯的用詞。這樣的性別組合，恰好呼應了另一個場景：當晚稍早，所有的女性校友都被要求擔任櫃台接待，在俱樂入口處登記到場的來賓。為了當晚的紀念品與猜燈謎的禮物，有些校友先前也負責去找有錢的企業來贊助。這些紀念品和禮物，由一台五噸卡車載到會場，裡頭有牛肉、海鮮、鳳梨罐頭，醬油、茶葉、肥皂、攜帶型煤油爐、蠟燭、打火機丁浣填充液、殺蟲劑DDT與BHC、雜誌、鋁凳、男性內衣、橡膠鞋……都是一九五○年代台灣人眼中珍貴的民生物資。
這場為散落在外的交大校友所舉辦的盛會，校友們只要一想到已遠離的母校與家園，心裡不由得一陣鼻酸。而當校友們在策畫這場盛會之時，有一位校友樂觀認為下一年的校友會將在中國舉辦。因為蔣介石在一九五三年宣稱，他將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令校友們失望的是，接下來一年，以及之後的幾十年，校友會舉辦的地點都不曾是中國而是台灣。大部分的校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允許人民回大陸探親，才有機會再訪故土。也許有人會把這跟東德居民做類比，當初東德人在冷戰時期也是無法自由旅行去西德探親。而南北韓之間的旅行，直到今日仍然嚴格受限。
校友會也成為交大校友發展個人與專業連結的重要場合，他們對於貢獻台灣發展鐵路、電訊、礦業與其他公共建設的興趣，也在當中找到出口。散落各地的交大校友最終在台灣建立起母校的榮光，致力於工程與電信的發展。他們促成電子計算機運算技術與電腦產業的建立，又帶動產業的興盛。一九六○年代透過聯合國科技支援計畫贊助的台灣首兩台主機電腦，就設置在復校的交大裡面。國營事業的工程師、大學的學者、軍方人員，以及台灣各地即將成為電腦使用者的人，都被吸引到交通大學的校園內，來學習電子數位運算。那些選修了相關課程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成為台灣第一代電腦工程師與學者。
本章要解析交大校友如何在冷戰的環境中找到機會，促進他們的專業與工業發展。台灣交大校友動員了他們在島上的政治關係，也從在美國校園與企業的海外校友引進資源，於一九五八年重開校園，成為一個訓練冷戰時期電訊工程師的「新場所」。他們為交大的「有用之處」找到兩種說法：首先，這些校友表示他們熱切想參與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戰爭準備。他們聲稱新的交大對於訓練將來「抵抗」中共的工程專家非常重要。不過後來當他們想要推動政府撥款讓交大在台灣復校，卻沒有辦法從蔣介石政府得到足夠的財力支持，因為蔣把大部分的經費都投入到直接的軍事建設計畫中，覺得這樣對於光復大陸比較有實質的助益。這群校友後來槓桿出足夠的資源，透過設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成功吸引了復校所需的資源。他們能夠做成，是因為強調「電子」研究來凸顯學校的重要性，把電子工程領域的重要性跟原能相提並論，高倡這兩個領域在台灣國防與捍衛冷戰下「自由世界」資本陣營，具有關鍵角色。一九五六年的校友年會刻意創造了電子科學與原能科學領域的雙強對話。
這群校友想要復校的動機有好幾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效忠蔣介石，所以他們才會隨他來到台灣。這群人覺得他們有義務保護台灣免受敵人的滲透。除了愛國情懷，這些工程師與技術官僚在投入冷戰期國防的同時，也逐步提升了台灣的電訊專業能力。他們能成功讓一所成立於中國大陸的大學在台灣復校，反映了他們能重新定位台灣的戰略地位，又能夠連結台灣與海外校友的關係，在島內與海外都建立起專家網絡。

細說往事，重現交大過去榮光的挑戰

從交大校友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母校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到台灣」時就「停止」運作，而政府應該盡快讓交大在台「復校」。一九五二年一位四十七歲的校友王洸和一位同為生活用水運輸領域專家的官員，共同指出：交大若能復校，對於收復中國大陸將有極大的貢獻，對後續的國家重建也有利。復校後的大學可以為國家目標訓練許多專家。王認為，校友會應該準備在台灣重啟交大，因為敵對的「共匪」已開始在高等教育注重通訊科技。中國共產黨就在不久前接收交大上海校區，又擴張了北京與唐山分部，並且將武昌的海軍學校從職校升格為大專學院。王的倡議可比擬一九四○年代美國協助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在西柏林重建。自由大學的設立是為了要抗衡著名的腓特烈─威廉大學（Frederick WilliamUniversity，該校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稱為柏林洪堡大學），當時位於東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學戰後已落入共產黨控制。不過，交大又經過好一段時間，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復校，比德國自由大學的設立慢了許多。
雖然王的倡議得到交大校友的熱烈回響，但是政府當下認為財政困難而作罷。然而，一九五三年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受到王提議的鼓舞，熱烈討論了在台灣復校的方案。委員會中有多位政府菁英，他們指出，既然交通部正在對鐵路局、通訊與海關人員進行訓練，
也可以考慮把目前的訓練課程從政府人員擴大到大專院校。受完訓練教育的學子可透過交大的名義授予學位。交通部與教育部負責交大復校頭幾年的經費。在中華民國的政府架構中，教育部監督各大學的運作，並分配立院通過的經費給學校。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一項議案到該年的中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立法院。不過立法院拒絕了項法案，因為
可能負擔不起長期的經費。錢不夠用，是因為要支應軍方重新奪回大陸的布局。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這段期間，交大校友知道有戰爭準備，也知道他們在對抗中共這場戰事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校友們強調，如果蔣介石要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收復中國大陸，交通通訊領域的工程師，包括鐵路、公路、電力、郵政、水利輸送等等的需求量都會很大。要發展這些領域，交通大學在台灣運營、訓練更多工程師，就很重要。一九五三年八月，當時交通部次長錢其琛，評估了工程師未來幾年可能面臨短缺。他表示，對於通訊交通工程師的需求，很快就會超越當時台灣所能提供四萬八千三百名的工程師職缺。根據他的數據，每年每千名工程師中會有三人因為退休或死亡離開職位，另外會有三人自請離職或因為合約到期而離開。到戰時還有部分工程人員要入伍。雖然雇主可以提升他們還在崗位上的工程師的表現，要增加相關領域工程師的人數，仍然需要依靠教育系統。
一九五三年五月，交大校友會執委會再度碰頭。他們開了會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說服政府來支持交大復校。錢其琛認為校友會應該可以從教育部要到所需要的支持。當時新生日報的副社長也呼籲，要提高公眾對於訓練通訊交通領域專家與管理人才的意識。任職於鐵路局的校友葉佩蘭則呼籲，校友會要比在中國時期讓更多女性加入。到了九月，校友執委會再度聚首，提議三個在中國石油、台電與交通部任職高階主管的校友，去找立法院院長和副院長，重申培育更多工程人員的重要性。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有三所大學各持不同理由在台灣復校。一九五四年，東吳大學（成立於蘇州的衛理教派私立大學），說服教育部讓東吳在台灣復校，因為他們已經籌到足夠復校的款項。該校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以開設公開短期訓練課程來籌足自己的經費。復校後就設立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外語的大學部學位。
一九五四年六月，經由政治大學校友的陳情，教育部也得到立法院同意讓政大復校。政治大學的前身是由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建立於南京的中央黨校，培育出不少黨國菁英。蔣介石是第一任校長。該校在一九三二年開設大學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百位中央黨校校友在台北團聚。龐大的與會人數顯示該校許多校友都跟隨蔣到了台灣。蔣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其中包括他兒子蔣經國，準備復校事宜。該年，國立政治大學先設立了公共行政、公民教育、新聞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對於國民黨政府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其正統性也是復校的關鍵。除了著重社會科學的教育，蔣介石對於發展核能也很有興趣，認為有望發展核子武器。
於是他下令清華大學復校，以便在相關領域進行研究。清華大學是二次大戰前著名的中國大學，其前身是清華學堂，設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清廷便把這筆款項用來興辦教育，故而設立該學堂。另外，二戰前的清華大學也設置了社會科學、人文、自然科學與工程等學位。一九五四年，台灣立法院通過立法，設立原子能委員會。一九五五年，蔣介石簽定了一項雙邊條約，內容是與美國共同為和平用途發展核能。蔣接著面見國防部長，決定要購入一台核能反應爐，並將之設置在清華大學裡面。物理學家梅貽琦，曾經擔任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清大校長，這次從美國被徵召回台，負責購買教學與研究用的反應爐，並且規劃大學部的核能系。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立法院設立了委員會，正式著手準備清大復校。
參與清大復校的交大校友中有李熙謀。一九一八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電子工程碩士學位，也是對日抗戰時期交大的院長之一。一九五五年，他成為立法院核能委員會的一員，並在八月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核能和平使用國際年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在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前，台灣其實已經有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大學了。甲午戰爭後，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就被日本統治，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而在日治時期，有三間學校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課程：台北帝國大學、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以及台北工業學校。
一九二八年，日本在台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這是日本設立九所帝國大學當中的一所。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把台北帝大改名成為國立台灣大學，在此之前，台大是日治台灣時期唯一的一所大學。台大的師資遍及各領域，包含文理、科學、醫學等。台灣大學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工程方面的科系才開始招收學生，包含電子工程的大學生。根據歷史學者葉碧玲的說法，台灣之所以遲遲無法設立工程方面的科系，是因為日本在一九三○年代以前，只想利用殖民地台灣來對日本本土提供農業方面的資源。

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的那個夜晚， 在台北的「台灣鐵道迷俱樂部」（Taiwan RailwayClub），三百名交通大學的校友一同慶祝他們母校五十五年校慶。一九五二年的這次聚會是交大校友在台灣的第三次聚會，會中大家喝著茶、吃著點心，接待櫃台則覆蓋了一張大大的米紙，上面印了一個壽字，來賓紛紛在紙上簽名。來賓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九○三年入校的七十歲校友，將他的名字簽在壽字上，象徵他眼中這所大學偉大的歷史，以及校友們歷經戰火仍得平安。當天的聚會邀請也刊登在兩大報上。恰好其中一家報紙的副董...

引言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美國西岸時間早上八點多），發生芮氏規模七．三強震。儘管這個地震嚴重破壞全台灣的電力、水力供應系統，並且奪去超過兩萬人的生命，但大部分的台灣半導體與電腦製造設備，很快就恢復運作。CNN的記者當天採訪蘋果（Apple Inc.）代理執行長賈伯斯，請他評論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對蘋果的影響。賈伯斯指出：「蘋果產品的內部零件都來自台灣。」蘋果賣得最好的筆電iBook，零件就來自台灣。地震隔天，因為市場預期台灣供應電腦零件與晶片會延緩，一些美國科技公司的股價紛紛慘跌。那斯達克股價指數則跌了二％。到了九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預估晶片價格將會上漲，而主機板、顯示器、液晶面板、充電器、硬碟機與數據機的供應都會大受影響，主要原因是台灣停電。這個地震無意間讓世界看到：在二十世紀末台灣的資訊製造業，已經足以左右全球電腦產業的零件供應與成品輸出。
在地震前一年，好萊塢強檔電影《世界末日》（Armageddon），就已經把台灣描繪成高端電子產品的關鍵生產商。在這部電影情節裡，美國太空總署（NASA）要執行一個阻止小行星撞擊地球的任務，計畫把一顆核彈安放在這顆小行星上，然而任務小組啟動太空梭引擎失敗，無法逃離爆炸現場。劇中，美國太空梭的副駕駛不讓俄羅斯太空人修理點火系統，那位副駕駛大叫：「你不懂這個零件！」俄方人員則大聲反駁：「所有零件，不管是來自美國，還是俄國，都是台灣製造的。」
到了二十一世紀，無所不在的台灣電子產品，跟早先這個小島的科技業給大多數人的印象又有了很大的反差。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是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同他的反共部隊與跟隨者，在一九四九年敗退後的唯一根據地。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台灣成為美國與日本公司的海外組裝工廠。到了一九六○年代晚期，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宣布關閉其在美國田納西州孟斐斯的電視工廠。當地工人認定所有的生產線是要移到台灣去，因為他們曾經協助把測試機器運到「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 Taiwan Ltd.）。事實上，RCA只打算在台灣生產黑白電視，彩色電視則是移到印第安那州的布明頓生產。不過台灣的形象卻逐漸跟海外生產基地連結在一起。到了一九八○年代早期，台灣因為它驚人的經濟成長，與南韓、香港、新加坡，合稱「亞洲四小龍」。其成長的動力有一部分來自於電子組裝產業。然而能夠把電子零件組裝在一起，並不意味它能馬上具備可銷售的技術創新能力。一九八二年，華爾街日報譴責「台灣是蘋果產品的仿冒中心」，在報導中批評台灣生產諸多未經蘋果授權的山寨電腦，在東南亞市場竄流，造成蘋果損失。
如今，台灣擁有宏碁、華碩、鴻海、台積電，以及其他諸多著名的科技公司，已經成功變身為數位尖端產品的出生地；桌上電腦、筆電、伺服器、半導體晶片都在這裡研發或製造。回首過去六十年，由台灣本土科技造浪者帶動的資訊轉型；這當中包括了好幾群人：科技專家、工程師、科學家、技術官僚、科技使用者與技術人才轉型的創業家。這些人共同帶領台灣，使台灣成為眾人口中的矽島之國（Silicon Island）。《科技造浪者：一部奇蹟般的台灣科技產業史，揭開全球都想知道的人脈網絡》（Island Tinkere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Computing Industry）這本書，想讓大家看到這群科技人在資金與技術都受限的情勢下，如何讓電腦在台灣成為好用、人人可用、又容易製造的科技。從一九五○年代末期開始，台灣的技術官僚、科學家、工程師就很想在台灣生產電腦。他們擁抱國際技術的協助，強化了台灣的科學與工程教育，以及工業製造的能力。直到一九六○年代中期，跨國公司找上台灣和在地的工程師，把軍方、航太與消費者市場領域的電晶體與積體電路組裝外包給台灣。一九七○年代，台灣這個小島供應了計算機、電腦的零組件，也興起了一群工程師轉行的企業家，包括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他跟他的競爭對手培養、支持了幾個世代的工程師，從一九八○年代早期開始發展、製造台灣本土的電腦產品。
台灣科技人才輩出，以及資訊製造技術日新月異，大致循著兩大方向前進：首先，台灣身為過去冷戰政治的一環，受其後續的影響，他們尋求科技技術與資金的來源對象是美國，也從美國公司得到電腦設計的相關資訊。其次，這是自下而上的轉型，這群人死抓著剛開始出現，背後技術卻被「黑箱化」的電腦，接著他們擁抱「外來」技術，然後進行融入、改造、重組，以創新的精神來挑戰電腦產業。這群人透過親身實作，更加理解電腦技術，也讓這方面的知識在全台灣快速普及，並且找出相關製造方法的可行之道。
本書蒐羅了太平洋兩岸的聲音，希望更完整的呈現台灣人與曾經參與塑造台灣電腦製造業發展的國際人士觀點。美國方面，檔案主要取自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College Park,Maryland）的國家檔案、聯合國檔案、紐約市檔案管理部門（Records Management Section，保存聯合國機構與人員資料紀錄的輔助單位）， 以及明尼蘇達州查爾斯．巴貝奇中心（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台灣方面，資料則源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交通大學4校史館，以及台灣大學。本書所取得的相關資料，有助於重建當年台灣技術官僚、科技人才對於電腦產業所提出的遠見與策略，意義重大。
為了探求當年台灣科技人發展電腦技術的想法與經驗，我查閱了交通大學的校友新聞通訊《友聲》，當中有許多校友的消息，有論文、詩集，也有台灣技術官僚與海內外科技人所寫的倡議。我亦參考一些電腦專業的雜誌、電腦發燒友雜誌與相關的報紙文章。綜合以上，反映出台灣科技人在台美兩地交相談論或爭論的議題。我也參考了一九六○、一九七○年代在台灣投資的美國公開上市公司所發布的年報，特別有助於了解當年台灣電子產業的狀況。
甚至，我也在台灣幾位有名的資訊人與科技官僚的傳記中，整理出他們對於自己行業、專業、同僚的想法，以及他們如何看待台灣政府、跨國電子製造業者在台灣資訊轉型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除了以上的收藏資料與公開資訊， 本書也參考了查爾斯． 巴貝奇中心與加州山景（Mountain View）電腦史圖書館所收藏的有聲歷史檔案。另外，我還面對面採訪了兩位美國籍榮譽退休教授，深入了解關於台灣資訊科技發展的歷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二人曾在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受聯合國邀請於交大開課；我也採訪了幾位台灣籍榮譽退休教授與退休工程師，他們在一九六○年代都還是莘莘學子或交大的年輕老師，其中更有些人則參與了一九七○年代交大小型電腦建造計畫。

台灣與冷戰
台灣與美國由於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與意識型態，從冷戰時期到後冷戰時期一直關係緊密。台灣土地面積跟荷蘭差不多，只比美國馬里蘭州大一點。台灣南方有菲律賓，北方有琉球群島，西邊是中國，使得台灣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西班牙人在此建立過碉堡，荷蘭人於十七世紀曾於此殖民一直到清朝取得台灣的掌控權。後來台灣又於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本。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擔任中國軍事統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領導中國於二次大戰時對抗日本，一九四五年從日本收復失土。一九四三年時，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首相邱吉爾與蔣介石宣布了開羅宣言，其中承認台灣由蔣介石統治。即便羅斯福於二戰時支持蔣所領導的中國，杜魯門政府時期，卻對蔣介石有所防範，以
致於美國並沒有積極介入他跟毛澤東的內戰。蔣介石輸了內戰，一九四九年帶著一百多萬中國人退守到台灣以及中國外海的一些小島。直至他於一九七五年去世，蔣都沒有放棄要反攻大陸，國民黨繼任的幾位領導人也是如此。雖然現實看起來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微小。無論如何，窩居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跟另一個大陸，就是美國，發展出特殊微妙的政治關係來保障他們的安全。
杜魯門政府不願支持蔣對抗毛的態度，直到一九五○年韓戰爆發才有了轉變。台灣的戰略地位在美國眼中變得更加關鍵。從地理上來看，台灣靠近韓國、日本和菲律賓，對於杜魯門政府維繫此區域的軍事利益，台灣的位置也因此顯得重要。蔣介石政權的安穩則有助於
阻擋共產黨勢力往亞洲其他地區滲透。認知到台灣的關鍵價值，杜魯門在一九五一年與台灣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提供台灣軍事協助，但不支援由台灣發動的戰爭。一九五一年，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目標是「重新組織，重新裝備，並重新訓練中華民國的軍隊」。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台灣所獲得的美國軍援，僅次於法國和土耳其，占第三位，比南韓還要多。除了軍事援助，台灣的蔣政權還從美國獲得財政與科技的支援。從一九五一到一九六○年代中期，台灣獲得的美援，平均每年占台灣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六．四％。這個比率雖然低於南韓、寮國與南越，從總金額來看，台灣卻是美國在亞洲金援中占比最高的國家。
在後來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台海危機中，也可以看出台灣與美國緊密的聯盟。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中國共產黨對金門發動攻擊。兩名駐在當地的美軍顧問團成員也於當天罹難。
後續一連串的軍事衝突從當年九月一直持續到隔年的二月，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台海危機。
一九四九年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掌控了幾個離島，雖然這些離島距離中國大陸比台灣還近，但蔣政府在當地部署了相當的武力來捍衛。中華民國所管轄的離島中，金門與馬祖最大，且距離大陸沿岸都不到十公里。（見圖0.1）一九五五年一月底，艾森豪總統派遣了第七艦隊來協助蔣介石撤退大陳島的軍隊。大陳島距離浙江省不過幾海里。美國海軍上將與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史丹普（Felix B. Stump）得到授權，若是中國共產黨阻撓這次的撤退，就轟炸中國的機場。在這場危機之中，美國國會於一月二十九日通過「台海決議案」（FormosaResolution），授權總統可以「動用武力來保衛台灣、澎湖與附近海域的領土」。相關法案籠統地把金門、馬祖這兩個被蔣介石控制的領土也包括進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軍砲火攻擊金門與馬祖，武力封鎖了這兩地，形成第二次台海危機。艾森豪再度協防國民黨政府。為了突破封鎖，第七艦隊得到艾森豪的命令，
在九月二十九日護送中華民國的物資到金門海灘。同時艾森豪政府在東海上空又集結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空軍機隊，用以威嚇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在最壞狀況下將不惜一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六日無預警停火，卻又在十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Dulles）訪台時，象徵性的升高武力，不過只打了一個小時。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底開始，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國砲火每個單日攻打金門（所謂的單打、雙不打），雙日停火則讓金門可以進行補給，以此提醒台灣與美國，它仍有拿下金門的企圖心。一九五八年，僅僅一年落在金門的砲彈數量就高達五十萬顆，可以說是金門被砲轟最慘烈的一年。
然而這緊密的同盟也不是完全堅不可摧。台灣固然在地理位置上，對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軍事利益具有戰略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也代表了龐大的投資機會，這對於那些國內市場飽和、想尋求經濟成長的國家而言相當誘人。到一九八二年，中國的人口已經達十億人，比台灣多五十倍。越來越多國家跟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台灣在一九七一年失去了聯合國的席位，隨後在一九七九年又與美國斷交。不過，即便正式的外交關係終止，美國與台灣仍以《台灣關係法》，保持了緊密的非正式外交關係。
美國在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給予台灣堅定的支持，而當時的台灣科技人則努力想取得電子數位計算機的知識與應用，向美國請求技術、資金與教育資源的協助。在宏觀層面，冷戰讓台灣得以獲得豐厚的國際金援與科技資助，反共一派更期望台灣成為「自由中國」進步、富足的典範。在微觀層面，每位想要提升台灣科技建設的台灣技術官僚、科學家與工程師，都需要在冷戰的架構下尋找可行之路。為了讓中華民國在台灣安然而立，許多專家熱切地促成與美國進行學術與技術交流。這樣的交流從一九五○年起，始終不墜。美國公司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在這個島上投資設立電子工廠，據此，台灣的技術專家在這段期間，進一步加深與美國的關係，甚至冷戰結束之後，台灣的科技人仍繼續緊抓著跟美國的合作關係。他們利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交流的機會，把電子計算機器及生產方式帶到台灣。（未完）

引言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灣凌晨一點四十七分（美國西岸時間早上八點多），發生芮氏規模七．三強震。儘管這個地震嚴重破壞全台灣的電力、水力供應系統，並且奪去超過兩萬人的生命，但大部分的台灣半導體與電腦製造設備，很快就恢復運作。CNN的記者當天採訪蘋果（Apple Inc.）代理執行長賈伯斯，請他評論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對蘋果的影響。賈伯斯指出：「蘋果產品的內部零件都來自台灣。」蘋果賣得最好的筆電iBook，零件就來自台灣。地震隔天，因為市場預期台灣供應電腦零件與晶片會延緩，一些美國科技公司的股價紛紛慘跌。那斯達克...

目錄

引言

第一部　擁抱電子的一九五○年代

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第二章　 聯合國要求台灣達到「馬上而直接的成果」

第二部　仿造嗡嗡作響的機器

第三章　「電腦主機」──從美國到交大，科技系統改造之路
第四章　台灣軍方與美國聯盟之間的「機器搏鬥」
第五章　從迷你電腦與計算機中「製造希望」

第三部　科技烙印的一九七○年代至今

第六章　「電子組裝」──女人們的回憶，男人們的工廠
第七章　焊工、工程師與創業者量產「電子計算機」
第八章　陷入卡關環節的「電腦出口廠商」
第九章　擺脫惡棍形象的「電腦王國」
第十章　新世紀地緣政治中心「台積電」

後記
致謝
註釋
附錄與參考文獻

目錄

引言

第一部　擁抱電子的一九五○年代

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第二章　 聯合國要求台灣達到「馬上而直接的成果」

第二部　仿造嗡嗡作響的機器

第三章　「電腦主機」──從美國到交大，科技系統改造之路
第四章　台灣軍方與美國聯盟之間的「機器搏鬥」
第五章　從迷你電腦與計算機中「製造希望」

第三部　科技烙印的一九七○年代至今

第六章　「電子組裝」──女人們的回憶，男人們的工廠
第七章　焊工、工程師與創業者量產「電子計算機」
第八章　陷入卡關環節的「電腦出口廠商」
第九章　擺脫惡棍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