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作者蘇雪林先生不同意清代焦循的文學觀。首先，認為魏晉六朝那些秀麗曼妙，宛轉悠揚的小賦，較之兩漢那類動輒耗費十年八年才能寫出的「笨賦」，應是進化而非退化。

二則，蘇先生認為元代曲家關漢卿、馬東籬、張小山等僅是平民作家，腹中缺少墨水，所作劇本既不高超，結構亦不謹嚴，尤其對白粗鄙可笑，若論關漢卿可比漢之司馬遷，是缺乏「價值觀念」。

三則，蘇先生對於近代中國文學史的編撰者們，以宋詞代表有宋一代文學，將宋詩完全摒棄不論，深深不以為然。蘇先生認為，詩是我國文人終身事業，其個人思想情感、所歷之時代風土人物，無不見於詩。既是個人行傳，也是一代史實所在。而且中國詩歌的意境至宋更加開拓，其內容以議論為詩，以理智為主，較之唐人專重情感，可謂突飛猛進了一大步。而詩人對於詞這類新興文學，其態度或不屑一顧，或為隨意試驗、遊戲之作，因此產量每不甚豐，比之他們認為名山事業的詩作，每不過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蘇軾一生詩作不下數千首，詞僅一卷。陸游為南渡後的大詩人，一生作詩萬數千首，詞亦僅一卷。我們論蘇陸二人的文學，捨其一生心力所萃的詩作不論，而專論其「餘技及之」的小詞，這是蘇先生所不能苟同的。

因此作者這部文學史，宋詞元曲及明清長短篇小說固然一一加以論述，於宋人詩歌及其散文，也給以專章地位，即明清及近代的詩歌散文，也兼收並蓄，不願遺漏，甚至號為「偏統」的遼金，也讓她們作品微弱的光輝在本書中偶一閃映。這並非「貪多務博」，不過希望讀者讀了本書以後，對中國文學進嬗遷變的情況，能獲得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而已。

本書為節省篇幅起見，對於歷代作家的作品並不引證，或僅於行內引其一二。惟第九章「兩漢的辭賦」引張衡南都賦一段以著「笨賦」之例；第十一章「南北朝的樂府」引吳聲歌曲十餘首，以著「廋詞」之例，則係不得不然，然亦可認為例外。

五四運動後之新文學，亦即用白話文撰寫之文學，我們可認為中國文學上「三千年之大變局」，實可堂堂正正，直祧文言文而為「正宗」。故本書列「西洋文化的輸入及五四運動」、「現代文壇鳥瞰」於最後二章，以示鄭重之意。惟該章敘五四後至七七事變二十餘年間之事，以後一概未及。良以抗戰後，文壇為左派所把持，作者不願為之宣揚之故。至政府播遷來台後十餘年之文學現況，則待將來另書敘述。今則無暇，讀者諒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