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期刊（第36期／2023春）-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690380448

圖書名稱：文化研究期刊（第36期／2023春）

2023年秋季號｜專題：邁向新臺灣劇場史學
**本刊為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與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並獲2013-2021年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類評比：第二級**
　　作家楊渡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89年《悲情城市》上映時，臺灣社會充滿著探究歷史的勇氣。雖然戒嚴的恐懼仍在，但《悲情城市》這類電影並不滿足於悲情的渲泄，而是希望透過歷史細節的探究與重現，呈現出歷史悲劇及其中真實而複雜的人事：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省籍衝突、語言隔閡、利益糾葛、兩岸幫派合作等等，當然還有那一代紅色青年的理想與奮鬥。然而，33年過去了。楊渡認為，臺灣電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探索卻意外停留在林文清（梁朝偉所飾）那張蒼白驚惶的臉，以及林文清被迫說出的那句：「我是臺灣人」。「那種沙啞的咿咿嗚嗚聲，近乎哭聲」的臺灣認同，在本土意識形態脅迫下諷刺地成為一種壓迫的力量，楊渡認為，「我們彷彿都變成了林文清，不容許有任何瘖啞和異議」。[1]在《悲情城市》裡，林文清的瘖啞是歷史創傷的象徵，「我是臺灣人」是在壓迫的創痛中誕生的。而如今「我是臺灣人」反倒成為一種歇斯底里，一種不讓人說話，不願意面對歷史的強迫症。但是，這個在1990年代本土化運動中「被發明的臺灣」未必就是臺灣歷史發展中唯一的軌跡。重回歷史的企圖（包括楊渡的書寫），因此，也就在於鬆動「我是臺灣人」的僵固性與絕對性，帶我們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端視檢閱其豐富的可能性。
　　本期專題「邁向新臺灣劇場史學」由中央大學英文系的周慧玲教授與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的許仁豪教授客座編輯，收錄了五篇專題論文與一個劇場論壇。這些文章不只回顧了1980年代（也就是《悲情城市》最初拍攝與放映的那個年代）的小劇場運動，更以之為座標向前、向外延伸至1970年代的海外保釣話劇和1990年代的亞洲民眾戲劇，並且深入小劇場運動中的左翼精神和系譜，作為後續臺灣劇場運動發展的參照系，提醒我們當年所謂的「臺灣小劇場運動」不只是「臺灣的發明」。三篇論壇文章則回顧了橫跨兩岸、更為深遠的戲劇傳播；不論是莫里哀劇本跨越臺海的傳譯與流播、戰後臺灣國語話劇的發展，還是國光劇團的新編歷史劇，我們都可以看到多元異質的元素如何豐富了所謂的臺灣戲劇史。劇場史學的回顧與前進，因此，也就與如何理解臺灣側身於兩岸分斷與東亞跨境交流的歷史相關，與如何重新思考1980年代臺灣奔放的思想脈動相繫。回顧，不是為了重述悲情，或是鞏固「發明」，而是為了在現實的困頓中大步向前，拾回被隱匿的思想方向。
　　除了劇場史學專題外，本期還收錄了四篇一般論文：吳慧娟的文章討論央視節目《城市夢想》中的文化情感政治，以理解中國夢的想像如何召喚資本發展所拋出的農民工，並將之重新縫合入新自由主義的想像裡。史唯與劉世鼎將中國網民紀念李文亮醫生的留言視為一座網路上的「哭牆」，以理解情感公眾之於當前中國社會中的政治意義。麥樂文的文章聚焦在劇作家邱剛健出入港臺電影製作的文化實踐，如何透過「展演中國性」的諸多嘗試穿透冷戰與內戰交合的跨境文藝體制，從而提示了一個華語語系未來的可能。鄭芳婷則關注當前臺灣女性官兵的性別困境，指出性別平權的開展，尤其在軍隊裡，往往為女性官兵形成了另類的壓迫。[…]這些論文或有不同的側重，但都展示了文化研究直面歷史與現實的勇氣和努力，值得讀者關注。
　　本期亦納入了一組書評論壇，討論王德威老師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三位評論者對之有不同的體會。陳冠薇強調此《新編》「史蘊詩心」的觀點，突破的紀年與流派的文學史敘述體例，展現了不同的史觀。蔡孟哲則深入了現代性重構的這個課題，指出《新編》跳脫了民族國家的框架想像另一種中國現代性。黃文倩則對《新編》的另類史觀難以苟同；她以另外兩本文學史—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及錢理群等人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來和《新編》對比，比較其中魯迅書寫的異同，從而指出《新編》不論如何創新、好看，都不當忽略文學史「認識中國現當代歷史、社會、文化歷程的價值與意義」。[…]郭禹彤的書評討論的雖然是不同脈絡中的歷史書寫—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畢爾德（Mary Beard）討論西方古典文化的《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 2019），但關於女性在歷史中的呈現及其賦權的可能，與前述書評論壇的討論亦有不少可以相互參照的地方。
　　不論東方或西方，古典或當代，或許歷史最為有趣之處，便是歷史生發的時刻，因為那也是歷史尚未定形，依然充滿可能的時刻。如同1985年上映的美國科幻電影《回到未來》所提示的，想要改變未來，我們就必需面對過去，勇敢地撥亂反正，因為那才是歷史生發的時刻。
[1]楊渡。2023/03/29。〈比《悲情城市》更悲情的〉，《聯合報》。Retrieved from: https://reading.udn.com/read/amp/story/7048/7062554 on Mar 30, 2023.
——節錄自本期編輯室報告：王智明〈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

章節試閱

編輯室報告：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
專題：邁向新臺灣劇場史學
專題導言
回望歷史，邁向新歷史意識｜許仁豪、周慧玲
專題論文
「下層階級站到舞臺前」：
海外保釣運動中的業餘話劇(1971-77)｜陳柏旭
小劇場運動的視覺文化譜系與歷史剪輯：重探「河左岸」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陳克倫
運動死後的運動—王墨林關於地理終結的可能回應｜郭亮廷
後冷戰時代的民眾民主視野：亞洲民眾戲劇工作者的路徑｜李哲宇
小又短命：1990年代小劇場與咖啡空間
劇場論壇
「捉賊啊！捉賊！」？──從李健吾的莫里哀譯本傳播談起｜羅仕龍
戰後初期的國語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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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編輯室報告｜王智明 Chih-Ming WANG

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
Return to Where History Happened

作家楊渡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89年《悲情城市》上映時，臺灣社會充滿著探究歷史的勇氣。雖然戒嚴的恐懼仍在，但《悲情城市》這類電影並不滿足於悲情的渲泄，而是希望透過歷史細節的探究與重現，呈現出歷史悲劇及其中真實而複雜的人事：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省籍衝突、語言隔閡、利益糾葛、兩岸幫派合作等等，當然還有那一代紅色青年的理想與奮鬥。然而，33年過去了。楊渡認為，臺灣電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探索卻意外停留在林文清（梁朝偉所飾）那張蒼白驚惶的臉，以及林文清被迫說出的那句：「我是臺灣人」。「那種沙啞的咿咿嗚嗚聲，近乎哭聲」的臺灣認同，在本土意識形態脅迫下諷刺地成為一種壓迫的力量，楊渡認為，「我們彷彿都變成了林文清，不容許有任何瘖啞和異議」。[1]在《悲情城市》裡，林文清的瘖啞是歷史創傷的象徵，「我是臺灣人」是在壓迫的創痛中誕生的。而如今「我是臺灣人」反倒成為一種歇斯底里，一種不讓人說話，不願意面對歷史的強迫症。但是，這個在1990年代本土化運動中「被發明的臺灣」未必就是臺灣歷史發展中唯一的軌跡。重回歷史的企圖（包括楊渡的書寫），因此，也就在於鬆動「我是臺灣人」的僵固性與絕對性，帶我們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端視檢閱其豐富的可能性。
本期專題「邁向新臺灣劇場史學」由中央大學英文系的周慧玲教授與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的許仁豪教授客座編輯，收錄了五篇專題論文與一個劇場論壇。這些文章不只回顧了1980年代（也就是《悲情城市》最初拍攝與放映的那個年代）的小劇場運動，更以之為座標向前、向外延伸至1970年代的海外保釣話劇和1990年代的亞洲民眾戲劇，並且深入小劇場運動中的左翼精神和系譜，作為後續臺灣劇場運動發展的參照系，提醒我們當年所謂的「臺灣小劇場運動」不只是「臺灣的發明」。三篇論壇文章則回顧了橫跨兩岸、更為深遠的戲劇傳播；不論是莫里哀劇本跨越臺海的傳譯與流播、戰後臺灣國語話劇的發展，還是國光劇團的新編歷史劇，我們都可以看到多元異質的元素如何豐富了所謂的臺灣戲劇史。劇場史學的回顧與前進，因此，也就與如何理解臺灣側身於兩岸分斷與東亞跨境交流的歷史相關，與如何重新思考1980年代臺灣奔放的思想脈動相繫。回顧，不是為了重述悲情，或是鞏固「發明」，而是為了在現實的困頓中大步向前，拾回被隱匿的思想方向。

除了劇場史學專題外，本期還收錄了四篇一般論文：吳慧娟的文章討論央視節目《城市夢想》中的文化情感政治，以理解中國夢的想像如何召喚資本發展所拋出的農民工，並將之重新縫合入新自由主義的想像裡。史唯與劉世鼎將中國網民紀念李文亮醫生的留言視為一座網路上的「哭牆」，以理解情感公眾之於當前中國社會中的政治意義。麥樂文的文章聚焦在劇作家邱剛健出入港臺電影製作的文化實踐，如何透過「展演中國性」的諸多嘗試穿透冷戰與內戰交合的跨境文藝體制，從而提示了一個華語語系未來的可能。鄭芳婷則關注當前臺灣女性官兵的性別困境，指出性別平權的開展，尤其在軍隊裡，往往為女性官兵形成了另類的壓迫，既要女性官兵演出巾幗英雄的性別腳本，又要以其強悍和努力掩飾性別差異，以證明和形塑國軍演訓上性別中立的進步形象。這些論文或有不同的側重，但都展示了文化研究直面歷史與現實的勇氣和努力，值得讀者關注。

本期亦納入了一組書評論壇，討論王德威老師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本「新編」提出一種上下古今、海內交錯的想像來構建中國現代文學，其星羅棋佈、文類交錯的敘述方式與集體創作，一改傳統文學史所著重的史觀與史論，對文學史這個傳統學科和文類提出了全新的挑戰三位評論者對之有不同的體會。陳冠薇強調此《新編》「史蘊詩心」的觀點，突破的紀年與流派的文學史敘述體例，展現了不同的史觀。蔡孟哲則深入了現代性重構的這個課題，指出《新編》跳脫了民族國家的框架想像另一種中國現代性。黃文倩則對《新編》的另類史觀難以苟同；她以另外兩本文學史—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及錢理群等人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來和《新編》對比，比較其中魯迅書寫的異同，從而指出《新編》不論如何創新、好看，都不當忽略文學史「認識中國現當代歷史、社會、文化歷程的價值與意義」。顯然，文學史的「發明」或「發現」仍須直面價值與意義的問題。關鍵是，價值與意義的指標該由誰給定，是否只能定於一尊，一以貫之呢？郭禹彤的書評討論的雖然是不同脈絡中的歷史書寫—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畢爾德（Mary Beard）討論西方古典文化的《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 2019），但關於女性在歷史中的呈現及其賦權的可能，與前述書評論壇的討論亦有不少可以相互參照的地方。

不論東方或西方，古典或當代，或許歷史最為有趣之處，便是歷史生發的時刻，因為那也是歷史尚未定形，依然充滿可能的時刻。如同1985年上映的美國科幻電影《回到未來》所提示的，想要改變未來，我們就必需面對過去，勇敢地撥亂反正，因為那才是歷史生發的時刻。

[1] 楊渡。2023/03/29。〈比《悲情城市》更悲情的〉，《聯合報》。Retreived from: https://reading.udn.com/read/amp/story/7048/7062554 on Mar 3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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