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統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安妮日記

導讀
安妮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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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美文壇出現了不少反法西斯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就其內容和藝術手法而言，都不乏眾口交譽的傳世名作，如德國作家雷馬克的《流亡曲》和《凱旋門》、西格斯的《第七個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質》和《今日十字軍》、美國作家瑪律茲的《十字獎章與箭矢》，等等。然而，無論從印行版本、讀者數量以及影響的深遠而言，都比不上一個默默無聞的猶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蘭克日記》。

安妮·弗蘭克1929年6月12日生於德國緬因河畔法蘭克福。父親奧托·弗蘭克是一名德籍猶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臺以後，弗蘭克一家便離開德國，流亡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佔領了荷蘭。德國法西斯也在荷蘭用殘酷手段迫害猶太人。為了逃避生離死別的命運，弗蘭克全家便佯傳失蹤，躲進一座樓房的後部，即所謂“後屋”。除了他們一家四口——父親、母親、姐姐和安妮——以外，還有她父親公司的職員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婦和他們的兒子彼得——和一個名叫杜賽爾的牙科醫生一起避難。

八個猶太人在後屋生活，必須保持絕對安靜，因為樓下的辦公室和庫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們在這種名副其實暗無天日的境況下生活了兩年多。小安妮就是在這種特殊條件下成長起來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歲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禮物中有一本日記簿。從這一天起，安妮開始寫日記。日記除了開頭那一部分外，都是寫於後屋，是以書信形式假託寫給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憂慮、歡樂、愛情和失望全都傾訴在日記中，這本日記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個聰明、善良、純潔、敏感和熱情的少女，上進心很強，學習努力，對一切問題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她的愛好和興趣十分廣泛，涉獵的範圍遍及許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時刻都有危險的絕望處境中，她也從未對生活失去信心。日記洋溢著這個超常少女的穎慧與才華。她以與女友談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義。她對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後屋那個彈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處的戰爭年代。她冷眼觀察周圍這一群普通人，記下了她對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對各種問題的思考。不難理解，人們長期生活在這樣狹小的天地裡，沒有必需的生活空間和活動餘地，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自然會受到損害。安妮正是通過對父母、子女之間的矛盾，對後屋避難者之間的種種糾葛的描寫，從側面反映了法西斯統治下人性所遭受的扭曲。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方面，安妮能對自己一分為二，無情地剖析自己，糾正自己的偏頗。此外，日記還記下了她心中的愛情萌芽和她對待愛情的嚴肅態度。

日記從1942年6月12日寫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蓋世太保沖進後屋，八個猶太人連同他們的朋友克萊曼和庫格勒都被逮捕。9月3日，這八個猶太人乘坐一艘裝著一千名猶太人的輪船離開荷蘭，後來又被裝上一列貨車，經過德國境內，最後到了波蘭的奧斯威辛。在月臺上，男人和女人分開了。奧托·弗蘭克就是在那裡和他家人生離死別的。1944年10月，安妮、瑪戈特和范丹太太被送到德國貝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弗蘭克太太獨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絕進食，1945年1月6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氣室被毒死。杜賽爾被押回德國，死於諾恩加梅集中營。1945年2月，党衛隊在蘇軍進擊下逃離奧斯威辛。奧托·弗蘭克活了下來，被蘇軍解放。

在貝爾根一貝爾森，安妮曾遇到她的同學漢妮莉(即莉絲)。後來漢妮莉回憶那次見面的情景說：“天黑了，我等得渾身發抖。過了好久，我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莉絲，莉絲，你在哪兒？’是安妮在喊我。我順著聲音找去，看見她在鐵絲網那邊，衣衫破爛。夜裡很黑，我勉強能看出她那瘦瘦的、曬黑的面孔，一雙眼睛顯得很大。我們哭了又哭，因為這時候我們當中，除了隔著一層鐵絲網以外，再沒有別的。我們的命運沒有什麼兩樣了。我告訴安妮，我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也快要死了。安妮告訴我，她一點也不知道她父親的情況，她母親留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這裡只有瑪戈特和她在一起，可是她病得很重。她們到貝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以後，還看見過范丹太太。”

不久，范丹太太就去世了。瑪戈特也在1945年2月底或3月初死去。一個生還者回憶道：“安妮那時已病了。她不知道她姐姐已不在人世。不過幾天後她便感到了，不久她也死去。”死時她還不到十六歲。在罪惡滔天的法西斯強盜的摧殘下，一個含苞欲放、才華橫溢的少女就這樣夭折了。

《安妮日記》的中譯本也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學》發表了我翻譯的日記的一部分，讀者反應十分強烈。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要求把日記全部譯出，以饗廣大中國讀者。為了不辜負讀者的殷切期望，我用業餘時間把《安妮日記》全文譯成中文，並交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將譯稿審讀完畢，準備發排。但沒有想到，當時刮起一股“左”的颱風使這部書稿半途而廢。十年浩劫後，這部稿子由於種種原因仍然被埋沒在書箱裡，儘管我在《書林》等刊物發表評論推薦。1982年我去聯邦德國訪問，有機會去荷蘭，終於實現了參觀安妮·弗蘭克紀念館的夙願。在聯邦德國，著名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勸說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記》在中國出版。我當時還有點猶豫不決，因為其真實性一直有人質疑。如美籍學者夏志清1983年5月在香港《明報》撰文說：“《少女日記》(即《安妮日記》)很可能不是安妮·弗蘭克自己的作品，而是她父親奧托·弗蘭克同人家合造的贗品。《安妮日記》當年太轟動了，剛出紙面本我就讀了，連劇本也看了。為了查一查《少女日記》出版日期，在格廷根大學圖書館卡片目錄上找到一本書，揭發《安妮日記》是偽造的。

·弗蘭克生前從不把女兒的日記示人，究竟一共有幾本日記簿也大成問題。我們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安妮的字跡，也是不一致的。奧托1980年去世，死前曾上過西德漢堡法庭，法官認為日記四冊之一是用圓珠筆抄寫的，而在1941—1944年間，荷蘭國都根本還買不到圓珠筆。至少這一部分日記是安妮·弗蘭克死後偽造的。按道理，此項消息大有新聞價值，但《少女日記》是大戰後第一本反納粹、同情猶太人的暢銷作品，美國出版界一向是同情猶太人的，竟把消息封鎖。《紐約時報》《時代週刊》皆不載此事，至今每年還有很多人到安妮·弗蘭克荷蘭故宅朝聖去……安妮·弗蘭克已變成了猶太人民族浩劫的神聖象徵。”1980年10月，德國《明鏡》週刊也刊登文章懷疑日記的真實性。1983年11月，我應邀參加聯邦德國文學翻譯協會年會，在會上認識了荷蘭著名女翻譯家英格博·萊塞納(Ingeborg Lesener)。

我向她請教了《安妮日記》的真偽問題。據她說，《安妮日記》由奧托·弗蘭克重抄並刪節了一部分，因為這些片段涉及目前仍活著的親友，不宜公開發表，但《安妮日記》絕非偽造，這在荷蘭是已有定論的。聽了她的介紹，我才放下心來。在此期間，國內某出版社出版了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一個少女的日記》。我找來與德譯本一比，發現錯誤百出。例如譯者競把“Donnerwetter”(天哪！)譯成莫名其妙的“雷總是要炸的”，把“蕭邦”譯成“喬賽”，把“里約熱內盧”譯成“黎俄·德·簡奈若”，把“戴高樂”譯成“德·高盧”，把“德文”譯成“俄文”，把“芬蘭”譯成“荷蘭”，把“五十萬公斤炸藥”譯成“五十萬噸炸彈”。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札特著名的《小夜曲》(kleine Nachtmusik)按不準確的德文發音被譯成“克萊茵·那赫特瑪西克”。這種“史無前例的翻譯品質之低劣”(借用羅大岡語)的譯本，其印數竟高達十多萬冊。

這不是對原作的糟蹋，對不懂原文的廣大中國讀者的欺騙嗎？這就更堅定了我爭取出版日記中文版的決心。1989年，外國文學出版社以《少女日記》為書名出版了我翻譯的這本日記。1991年夏，我應德國“歐洲譯者之家”(Europaisehes Ubersetzer-Kollegium)的邀請，在施特拉倫住了三個月，那裡離荷蘭不遠。我率領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參觀安妮·弗蘭克紀念館，把《少女日記》一本送給紀念館。紀念館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連同相關資料送給我。安妮第一次寫成而未經整理的日記稱為A版，第二次所寫並經過整理的日記稱為B版。奧托·弗蘭克從A、B版中選材編成篇幅較短的一種版本，後來稱為C版。全世界讀者歷來讀到的《安妮·弗蘭克日記》(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記》)就是這個版本。

1988年新版本不僅包括A、B、C三個版本，補齊了被奧托·弗蘭克刪除的部分，使在舊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滿人性與活力，而且還收入弗蘭克家族的背景資料、這家人被出賣逮捕與發配的始末、究竟是誰告密、日記在世界各國出版的情況、日記改編成劇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糾紛、對日記真實性的質疑及鑒定等相關資料，並附有大批圖片史料，洋洋大觀，對研究日記具有極大的文史價值。2006年我再次去阿姆斯特丹，發現安妮·弗蘭克紀念館又有了較大的改觀。那天雖然下著小雨，但來自世界各國的參觀者在紀念館前排起長隊，很多人都帶著孩子。紀念館負責人知道我打算翻譯新版日記，帶領我參觀了不對外開放的部分，並讓我翻看了許多珍貴的原始照片。

2008年春，安妮·弗蘭克紀念館的巡迴展覽來到北京，首次與廣大的中國參觀者見面。是年5月，我在相隔十七年後再次訪問了“歐洲譯者之家”，在那裡住了兩個月，完成了《安妮日記》新版的初譯。《萊茵郵報》對我進行了採訪，在2008年6月29日以“安妮·弗蘭克中文版”為題作了長篇報導。這次我依據的是Fise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這一版又有新的補充。書中的注釋都是我加的。我的夫人蘇文華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並通讀了全部譯文，提出了中肯的修改建議。謹以此書獻給Kim、Lynn、Joshua以及其他青少年朋友。

高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