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派理論

彼得·比格爾，1936年生，1971年起任德國不來梅大學法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著有《先鋒派理論》、《現代主義的衰弱》、《唯心主義美學批判》、《中介-接受-功能》（論文集）和《藝術體制：現代德國文化與文學》（與克麗斯塔·比格爾合著）等。

作者首先闡釋了批判科學的概念，說明批判科學要反觀科學本身，說明科學知識是在什麽社會條件下生產出來的。由此轉到對先鋒派理論的討論上來，指出審美范疇不是永恆的，而是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產物，先鋒派則是對這些范疇的批判。書中專門討論了藝術自律問題。自律使藝術離開現實生活，而先鋒派藝術則使藝術回到現實。最後，作者討論了介入或我們通常所說的政治、生活與藝術相互干預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藝術體制問題。本書是西方探討先鋒派理論影響最大的專著之一。「就其對先鋒派所作的准確而帶有歷史性思考的界定而言，比格爾《先鋒派理論》一書的價值是怎麽會計也不過分的」。

英譯本序言：現代主義理論還是先鋒派理論
作者前言
引言：先鋒派理論與文學理論
第一章 對批判的文學科學的初步思考
1.解釋學
2.意識形態批判
3.功能分析
第二章 先鋒派理論與批判的文學科學
1 審美范疇的歷史性
2 作為資產階級社會中藝術的自我批判的先鋒派
3 有關本雅明的藝術理論的討論
第三章 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藝術自律問題
1 研究問題
2 康德與席勒美學中的藝術自律
3 先鋒派對藝術自律的否定
第四章 先鋒主義的藝術作品
1 論「作品」范疇
2 新異
3 偶然
4 本雅明的諷喻概念
5 蒙太奇
第五章 先鋒派與介入
1 阿多諾與盧卡的爭論
2 結束語及對黑格爾的評論
德文第二版後記
注釋
書目
譯者後記

中國古代思想中歷來有「變」的智慧。《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斗轉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幾千年，「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啟超)。
照史家說法，「變」有三個級度：一日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日百年期的緩慢漸變；第三種變化並不基於時間維度，通稱「激變」或「劇烈脫節」。這種變化實為根本性的搖撼和震動，它動搖乃至顛覆了我們最堅實、最核心的信念和規范，懷疑或告別過去，以無可遏止的創新沖動奔向未來。倘使以此來透視中國歷史之變，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變革也許正是這第三種。
鴉片戰爭以降，隨著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叩開國門，現代性始遭遇中國。外患和內憂相交織，啟蒙與救亡相糾結，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朝向現代的道路上艱難探索，現代化既是一種激勵人建構的想像，又是一個迂回反復漫長的過程。無疑，在中國，現代性仍是一個問題。
其實，現代性不只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問題，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樣是一個難題。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預言家的口吻對現代性做了一個天才的描述：「現代性就是
短暫、瞬間即逝、偶然」，是「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同時代的另一位法國詩人蘭波，則鏗鏘有力地呼吁：「必須絕對地現代!」如果說波德萊爾是對現代性變動不居特性的說明的話，那麽，蘭波的吁請顯然是一種立場和態度。成為現代的，就是指進入現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和社會，而且是千千萬萬男女個體。於是，現代性便成為現代這個歷史概念和現代化這個社會歷史過程的總體性特征。
現代性問題雖然發軔於西方，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現象。在中國思考現代性問題，有必要強調兩點：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又必須確立一個廣闊的跨文化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著這種精神，我們從汗牛充棟的西方現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選一些重要篇什，編輯成系列叢書，意在為當前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思考提供更為廣闊的參照系，提供一個言說現代性問題更加深厚的語境。所選書目，大多涉及現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尤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學者和論著為主，同時兼顧到西方學術界傳統的歐陸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志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范疇，一個可以界划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由於時間總是延綿不斷的，激變總是與漸變錯綜糾結，因而關於現代性起於何時或終於(如果有的話)何時，以及現代性的特質究竟是什麽，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更由於後現代問題的出現，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纏結在一起，顯得尤為復雜。有人力主後現代是現代的初始階段，有人堅信現代性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規划，還有人凸顯現代與後現代的歷史分期差異。然而，無論是主張後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終結，還是後現代性是現代性的另一種形態，它都無法擺脫現代性這個關節點。
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現代性總是和現代化過程密不可分，工業化、城市化、科層化、世俗化、市民社會、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等歷史進程，就是現代化的種種指標。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涉及以下四種歷史進程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過程。世俗政治權力的確立和合法化，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市場經濟的形成和工業化過程，傳統社會秩序的衰落和社會的分化與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與世俗文化的興起，這些進程深刻地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形成。誠然，現代性並非一個單一的過程和結果，毋寧說，它自身充滿了矛盾和對抗。社會存在與其文化的沖突非常尖銳。作為一個文化或美學概念的現代性，似乎總是與作為社會范疇的現代性處於對立之中，這也就是許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現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機。啟蒙運動以來，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種種文化運動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種「反叛角色」。個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為一個心理學范疇，現代性不僅是再現了一個客觀的歷史巨變，而且也是無數「必須絕對地現代」的男男女女對這一巨變的特定體驗。這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可能性與危難的體驗。恰如伯曼所言：成為現代的就是發現我們自己身處這樣的境況中，它允諾我們自己和這個世界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們卷入這樣一個巨大的漩渦之中，那兒有永恆的分裂和革新，抗爭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為現代就是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馬克思所說，在那里，『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
了』。」現代化把人變成為現代化的主體的同時，也在把他們變成現代化的對象。換言之，現代性賦予人們改變世界的力量的同時也在改變人自身。中國近代以來，我們多次遭遇現代性，反反復復地
有過這樣的深切體驗：惶恐和向往、進步與倒退、激進與保守、激情與失望、理想與現實，種種矛盾體驗塑造了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和判斷。
現代性從西方到東方，從近代到當代，它是一個「家族相似的」開放概念，它是現代進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的矛盾和沖突的焦點。在世紀之交，面對滄桑的歷史和未定的將來，思考現代性，不僅是思考現在，也是思考歷史，思考未來。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