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研究的重點一直是語法,而詞匯研究長期以來很少人過問,一直是個薄弱點。似乎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才有個別漢語詞匯學的著作問世,不過大都是參照蘇聯或西方國家的詞匯學或詞義學著作的理論和體系,加上漢語的一些例子寫成的。當然一開始這麽做,也很難厚非,因為借鑒總是一個過程,要完全中國化,直到建立自己的理論、方法和體系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同一時期,漢語辭書編纂蓬勃開展,當然質量有好有差,但是數量不少,各種辭書出版了幾百部,語文辭書,也不下百部。這就為漢語詞匯學研究提供了素材,同時也提出了要求,要求語言學家及時針對漢語特點提出划分詞和語,確立各類固定短語的小類和相關的特征,研究漢語詞語的語義,解決釋義的方式等等跟辭書編纂密切相關的問題。但遺憾的是,國外的理論往往離漢語的實際太遠,解決不了漢語的不少實際問題。詞匯研究的對象首先是「詞」,可是什麽是漢語中的「詞」就是個老大難問題,到現在也不敢說已經解決了。正因為國外的理論離漢語詞匯的實際比較遠,因此,詞匯學對詞典編纂的幫助不大。1979年我帶了《詞典學概論》的初稿到上海、南京、杭州、廣州等地的詞典編寫組去征求意見,事先沒有想到的是各個詞典編寫組都反對插入詞匯學這一章,認為詞匯學對詞典編寫毫無用處。詞匯學研究詞匯,不一定直接跟詞典編纂有關,但是應該說至少跟詞典編纂間接有關,或者說詞匯學的研究成果對詞典編纂有指導意義,而詞典編纂更應該充分吸取詞匯學的研究成果,而認為詞匯學研究跟詞典編纂無關的看法恐怕有點偏激,盡管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恐怕是和以往的詞匯學研究脫離漢語實際分不開的。周薦同志長期從事現代漢語詞匯學研究,他的特點是選題都是從漢語的實際問題出發的,而不是從國外現成的詞匯學理論和體系出發的,例如詞和語的區分,各類固定短語的分類和定義,這些都是詞匯研究和詞典編纂中碰到的實際問題;他的研究路子也不是滿足於根據國外的理論和體系補充漢語的例子,而是從漢語的實際語料出發,進行分析、統計,給出可供別人參考和驗證的數據,這是非常可貴的。他的結論不一定人人同意,但是他提供的數據對任何一個研究漢語詞匯或從事詞典編纂的人卻都有參考價值。
現代漢語,特別是書面語,實際上是一種現代漢語口語、書面語、方言、文言以及歐化成分的混合系統,如果不加區別,混而統之,很難找出什麽規律來,而即使找出一些規律來也無法普遍適用,因為本來就是一種大雜燴。周薦同志注意到了這一點,區分了雅俗兩種不同的語體,文言、書面語都是雅體,口語、俗語當然都是俗體。也許可以分得再細一些,但是比起多數人混而統之,不加區分就明顯進了一大步。
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認識問題的復雜性,我想,該是走向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占有材料。說句笑話,咱們現在都是拿著小本錢做大買賣,盡管議論紛紜,引證的事例左右離不了大路邊兒上的那些個。而議論之所以紛紜,恐怕也正是由於本錢有限。必得占有材料,才能在具體問題上多做具體分析。」(《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商務印書館,1984,271頁)我非常贊成周薦同志肯下苦功的治學態度:根據現實生活中的需要,從原始語料著手分析研究,逐項分類,並進行統計,給出數據。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全符合中國語言學嚴謹務實的傳統,盡管一時還沒有形成一種完全中國化的詞匯學理論、方法和體系,但是已有的成果由於是建立在具體的材料的基礎上的,因而對大家都有啟發和參考價值,也為建立真正中國的詞匯學理論、方法和體系打下了一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