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

從高昌到西州
——中古吐魯番佛教寺院社會功能的轉變
唐代僧尼授田問題新探
——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為中心
和田達瑪溝佛寺遺址出土千手千眼觀音壁畫的初步考察
——兼與敦煌比較
佛教海道傳人說、滇緬道傳人說辨正
——兼論懸泉東漢浮屠簡發現的意義
試論扶南與南朝的佛教藝術交流
——從東南亞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談起
古代柬埔寨的觀音造像與觀音信仰
——兼與中國比較
十字蓮花
——唐元景教藝術中的佛教因素
北朝晚期至隋入華粟特人葬俗再考察
——以新發現的入華粟特人墓葬為中心
白衣觀音與送子觀音
——觀音信仰本土化演進的個案觀察
觀音與神僧
——觀音化身問題再考察
四川安嶽西禪寺石窟“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及相關問題
淨土的嚮往還是現世的希冀？——中古中國藥師信仰內涵再考察
後記

姚崇新教授的新作即將出版，這次他別出心裁，令我作序，書稿發給我，讓我先睹為快。新作是近十年的學術總結，所收篇章已經以論文的方式發表，如今集合起來，給人以巨量的壓力。對於作者，這是勞動成果的集結；對於讀者而言，也能減免尋檢之勞。
　　
新書可以分作幾個組合，頗能反映作者近些年的學術研究構成。第一組，是西域佛教，討論高昌、西州和於闐的佛教歷史問題。第二組，是南海佛教問題，從海路佛教傳播，到南海佛教藝術，也就是東南亞佛教藝術。第三組還是佛教和藝術問題，除了一篇是討論入華粟特人葬俗以外，其他則都以中國為核心概念。姚崇新的佛教和佛教藝術史的研究，正在完成“地方包圍中央”的戰略。
　　
回顧姚崇新的學術歷程，新著的淵源清晰可見。2011年至2013年間，他先後出版了三部著作：第一部《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第二部《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三部是與王媛媛、陳懷宇合作的《敦煌三夷教與中古社會》（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要理解新著，可以在此前的著作中尋找根據。如今的新著《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書名與前面的《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可謂大同小異。在前一部專著中，內容共分四編：考古發現與中古佛教藝術、漢傳佛教的周邊考察、西域胡人及其宗教和中古吐魯番的歷史與社會。與新著比照，原來的著作缺少南海部分，而這正是姚崇新的學術新進展。
 
觀察學者的研究，因緣際會永遠是核心問題。我對姚崇新學術的理解，可以歸納為一句話：從高昌出發。姚崇新的學術之路，是從新疆開始的。他出生在湖北隨州，後來隨外祖父母生活，在天山北麓長大。在新疆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期間，他得到侯燦先生的指導，開始接觸吐魯番文書，平生寫成的第一篇論文就是討論麴氏高昌授田制度問題的。從此，姚崇新與高昌結緣。畢業後，姚崇新到吐魯番文物局工作，與高昌以及吐魯番文書有了更全面的接觸，認識也不斷深化。吐魯番工作四年之後，1994年考入北大，跟隨榮新江先生讀碩士，學位論文是關於高昌國的佛教與佛教僧團的。從高昌出發，學術道路漸漸呈現。
　　
新疆吐魯番地區，古代長期叫做高昌。西漢稱作高昌壁，東漢叫做高昌壘，是中原的屯田地。魏晉時期，出現了高昌郡。北涼被北魏打敗退守高昌，這裡出現了王國，史稱高昌國。唐朝平定西域，改高昌國為西州。高昌的歷史，除了傳世文獻的一些記載外，如今的研究主要依靠吐魯番出土文書。出土文書極大地豐富了這裡的歷史記載，也改變了人們的印象。
 
文書作為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內容豐富而具體，文書研究與傳世文獻研究，既需彼此配合，也有獨特的認知規律。學問從出土文書出發，優點是迅速佔有可靠的新資料，很快熟悉二重證據法，學術理路建立在具體史料基礎上，穩健踏實。姚崇新的學術，也可以說是從出土文書出發，為什麼說是從高昌出發呢？誰都可以掌握吐魯番出土文書，但利用吐魯番文書的人，有誰在火熱的吐魯番工作過呢？切實從高昌故地走出來，先到北京，後去廣州，這只有姚崇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