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書簡

盧森堡和她的《獄中書簡》（代序）
一 茨威考獄中
二 華沙女子獄中
三 魏瑪“國家監獄”中
四 柏林巴爾尼姆獄中
五 柏林巴爾尼姆—佛龍克—布累斯勞獄中
巴爾尼姆獄中
佛龍克獄中
布累斯勞獄中
附錄 羅莎;盧森堡（1871—1919）
羅莎·盧森堡年表
編後記

盧森堡和她的《獄中書簡》
（代序）
林賢治
革命漸次隨著歲月的塵煙遠去。
有各種革命，也有各種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於他理想中的事業，這事業，是同千百萬無權者的福祉聯繫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們往往為自己選擇最暴露、最危險、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結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黎明還沒有到來，他們已經在黑暗中僕倒。
在這個倒下的佇列裡，我們記住了一個人：羅莎·盧森堡。
“紅色羅莎”
盧森堡自稱是猶太裔波蘭人，不止一次地聲稱波蘭是自己的祖國。曾經有人在書中提及，波蘭有史以來，在對外鬥爭中從來不曾出現過叛徒，足見波蘭人的忠誠、英勇和傲岸。她的獨特的猶太家庭背景，使她從小培養出一種人性的、平等的觀念；民族的浪遊性質，又使她恪守“猶太同齡群體”的倫理規則，而不與任何“祖國”相一致。正如政治學者阿倫特指出的，猶太知識份子的祖國事實上是歐洲；用尼采的話說，他們會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註定成為最卓越的“好歐洲人”。
1871年3月5日，盧森堡出生于波蘭紮莫什奇的一個木材商人家庭，兩歲時，全家遷居華沙。在這裡，她完成了中學教育，並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讀蘇黎世大學，先後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學及自然科學。在此期間，結識利奧·約基希斯（Leo Jogiches），後來他成為她事實上的丈夫和情侶。1894年，他們共同組建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1898年，盧森堡取得德國國籍，遷居柏林，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黨內，她積極從事組織活動，為報刊撰文，發表演講，先後批判黨內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寧展開過論戰。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團一致支持帝國主義戰爭，背叛革命，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等組織斯巴達克同盟，後成立德國共產黨，成為黨的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盧森堡自稱是一個永遠的理想主義者。讀書時，她在題贈女同學的照片背後寫道：“確保以純潔的良心去愛所有的人，那樣一種社會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並為之奮鬥時，我才有可能產生憎恨。”像這樣一個懷抱著宏大的社會理想的人，在當時，命運註定要和革命扭結到一起。為此，她多次被捕，在監獄裡度過相當長的歲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達克同盟鑒於她在獄中健康惡化，曾醞釀過一個營救計畫，考慮到她擁有俄屬波蘭地區的出生證，試圖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獄到俄國去。然而，她拒絕了這個計畫，因為她根本不願意與官方當局發生任何聯繫。在革命隊伍中，她以思想激進和意志堅強著稱，所以，帝國主義者及右翼分子稱她為“嗜血的‘紅色羅莎’”。
1919年1月，德國共產黨與其他革命組織共同行動，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接著，鬥爭遭到政府軍隊的血腥鎮壓，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同時被捕，當日慘遭殺害，她的屍體被扔進運河。當此危急時刻，約基希斯傾全力搜集盧森堡遺文，調查事件真相，一個多月後隨之遇害。
盧森堡逝世後，列寧下令出版她的傳記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彙編，同時，還斥責了德國黨對於承擔這一義務的冷漠態度。史達林不同，於1931年著文強調盧森堡犯過許多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這等於給盧森堡蓋棺論定，以致後來發展到誰引用盧森堡的話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蘇共“二十大”以後，情況有了變化，在蘇聯和東德等國家，人們開始尋找盧森堡與列寧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兩人的分歧，當然仍將錯誤歸於盧森堡。所以，阿倫特在一篇論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寫成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位“邊緣性人物”，“德國左派運動中最有爭議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20世紀60年代以後，“紅色羅莎”才獲得應有的崇高的評價，她的著作在國際上興起出版和研究的熱潮。
“重新發現”盧森堡，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堪稱奇特的現象。
“永遠是一隻鷹”
盧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論戰中顯得特別活躍和鮮明。其中，關於革命與暴力問題、政黨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帶有很大的原創性。在蘇聯、東歐劇變十多年以後，回頭再看盧森堡的相關論述，判斷的深入和準確是驚人的。
在盧森堡看來，革命，不是任何組織或個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根據哪一個政黨的決議產生的，而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自動地”爆發的。不是組織先於行動，而是行動先於組織，而這“行動的迫切壓力”總是來自社會下層。她指出：首先應當具備“革命形勢”這一必要的條件，必須認真考慮大眾的情緒。在組織問題上，她從不信任有一種絕大多數人在其中都沒有位置也沒有聲音的所謂的革命的“勝利”，不信任那種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奪取權力的行為，以致她“擔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於擔心革命的失敗”。
正由於當時德國的客觀形勢與俄國不同，盧森堡和李蔔克內西都沒有做過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
但是，盧森堡並沒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她對於那些把暴力等同於革命，從而加以反對的“機會主義的學理主義者”予以嚴厲的批判。暴力是有階級性的，她特別指出，必須警惕來自反動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她認為，無條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議會政治、憲政政治看作被壓迫階級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動的，這也正如把總罷工或街壘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樣。在她看來，並不存在一種預設的絕對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採用都是隨機變化的、可選擇的。人民群眾唯有擁有潛在的暴力，並足以作為自衛的武器或攻擊武器，來發揮它的作用，才能在階級力量的對比中，最大程度上改變政治鬥爭的條件，其中包括議會條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盧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產物；而革命，並非出於革命者對暴力行動或革命浪漫主義的偏愛，而是出於嚴酷的歷史必然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告別革命”之聲不絕於耳。頗有一批學者極力誇大革命的破壞性，儼然歷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實上，階級社會發展的諸種因素，是互相補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正在於被壓迫階級在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在所處的階級對抗的有限的階段中，他們自身的損失可以因此被減少到最小。所以，盧森堡才會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後手段。她承認，“在今天的情況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難以使用的雙刃武器”。
1904年春，列寧發表《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論述關於無產階級的政黨學說。7月，盧森堡發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評論了列寧的建黨思想，引起論爭。在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政黨這一問題上，兩人之間沒有分歧；爭論的中心，是盧森堡說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準確的性質”問題。
盧森堡批評列寧的“極端集中主義觀點”，是“無情的集中主義”，認為這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她說，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只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銳地提出：究竟是誰執行誰的意志？她認為列寧設想的中央擁有“無限的干涉和監督權力”，強調的是黨中央機關對黨員群眾的監督，而不是確保自下而上對党的領導機關的公開、有效的監督。她確信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產生思想僵化、壓制民主和輕視群眾，形成並助長專橫獨斷的危險，窒息積極的創造精神，唯餘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
在這裡，盧森堡表現出了重視人民群眾的非凡的熱情，以致後來有人稱她為“一個純粹群眾民主的理論家，一個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預言家”。1918年，她在獄中寫下著名的《論俄國革命》，直接地把社會主義民主等同於“無產階級專政”。這部未完成的手稿對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批評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問題、民族自決權問題之外，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批評布爾什維克黨把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強化專政而取消民主。她強調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就是說，最大限度公開進行的、由人民群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階級專政”。她從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於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主宰著這全部的生活。
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盧森堡總是把它同自由聯繫到一起，並且以自由進行闡釋。在《論俄國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又說：“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她提出，要警惕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一種小集團統治”，“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同時警告說，如果聽任這種情形的發展，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野蠻化”，引起強制、恐怖和腐敗，引起“道德崩潰”。她進而指出：“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阿倫特認為，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治的批判是“驚人準確的”，“她的異端性是坦率的、毋庸爭辯的”。
關於自由，在《論俄國革命》稿的邊頁上，盧森堡加注道：
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党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於對“正義”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淨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繫，如果“自由”成了特權，它就不起作用了。
其中，“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句話，作為盧森堡的“名言”，代表著她的一個深刻的信念而廣為流傳。
《論俄國革命》出版後，列寧於1922年2月寫了《政治家的短評》一文，稱它是一部“犯了錯誤的著作”。他在文中列舉了盧森堡一生所犯的“錯誤”，但是，對盧森堡仍然給予高度的評價，說，“無論她犯過什麼錯誤”，“她都是而且永遠是一隻鷹”。
政治·人性·美學
阿倫特有一段比較盧森堡和列寧的話說，當革命對她像對列寧那樣迫近和真實時，她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信仰條款了。“列寧首先是一個行動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參與政治；而羅莎，用她半開玩笑的自我評語來說，天生就是個‘書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狀況冒犯了她的正義和自由感的話，她完全可以埋頭於植物學、動物學、歷史學、經濟學和數學之中。”其實，即使對馬克思，她也不是一味盲從的，她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問題的樣板。正因為她不滿於馬克思在著名的《資本論》中的解決圖式，才寫了《國民經濟入門》和《資本積累論》。
盧森堡個人確實有過不少試圖遠離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約基希斯說：“俄國革命對於我，就像第五條腿對於狗一樣，沒有多大的意義。”可是，對於俄國革命，她不但關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諸如《論俄國革命》等許多相關的論著那樣。正義和自由感對於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說：“我得不斷地關心全人類的大事，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既關心人類，便無法擺脫政治的誘惑和制約，以致她不得不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對政治事務的關心，在盧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說隨處可見。她的私人通信，也記錄了不少關於工人罷工、失業、冬小麥歉收、革命、黨的會議、黨綱的制訂及人事變動等內容。但是，書信畢竟不同於政論，除了表現對應於公共性的立場、思想、觀點之外，更多地體現了她個人的人格、品質、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隱、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說，政治原則在書簡中轉換為一種道德原則，一種特有的氣質。
盧森堡的內在氣質，在《獄中書簡》中展示得最為充分。她敬畏生命，從一隻糞甲蟲到一隻蝴蝶，從一隻土蜂到一隻知更鳥，她都會留心地觀察它們，傾聽它們，像親人和朋友一樣親近它們，為它們經受的慘劇而悲憤，而痛苦，一旦離去以至於黯然神傷。她那般感動於青山雀的問候般的啼聲，每次聽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聲音，就忍不住發笑，並且模仿它的叫聲來回答它。她寫道：
昨天我忽然從牆那邊聽見了這熟悉的問候聲，可是聲音全變了，只是很短促的接連三聲“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後就寂然無聲了。我的心不覺緊縮在一起。在這遠遠傳來的一聲短促的啼聲中包含著多少東西呵。它包含著一隻鳥兒的全部簡短的歷史。這就是青山雀對於初春求偶的黃金時代的一個回憶，那時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別的鳥兒的愛情；可是現在它必須成天飛翔，為自己為家庭尋覓蚊蟲，僅僅是一瞬間的回憶：“現在我沒有時間——呵，的確，從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相信我吧，宋尼契嘉，這樣一聲情意綿綿的鳥叫會深深地感動我。
她曾經寫到，在讀地理書的時候，得知德國鳴禽減少的原因，在於日趨合理化的森林經濟、園藝經濟和農業學，使它們築巢和覓食的一切天然條件被消滅，想到那些“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動物”竟因此默默無聲地不斷滅絕，不禁深感悲痛，差點兒要哭出聲來。她還說到在監獄裡遇到的“一件極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見駕車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跡斑斑的情景。她悲憫地寫道：
……卸貨的時候，這些動物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已經筋疲力盡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著，它烏黑的嘴臉和柔順的黑眼睛裡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個眼淚汪汪的孩子一樣。那簡直就是這樣一個孩子的神情，這孩子被痛責了一頓，卻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脫這種痛楚和橫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著我，我的眼淚不覺簌簌地落下來——這也是它的眼淚呵，就是一個人為他最親愛的兄弟而悲痛，也不會比我無能為力地目睹這種默默的受難更為痛心了。那羅馬尼亞的廣闊肥美的綠色草原已經失落在遠方，再也回不去了！……
盧森堡表白說，她有一種感覺，就是她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是一隻什麼鳥、什麼獸，只不過賦有人的形體罷了。她致信宋婭說：“當我置身於像此地的這樣一個小花園裡，或者在田野裡與土蜂、蓬草為伍，我內心倒覺得比在黨代表大會上更自在些。對你，我可以把這些話都說出來：你不會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將來能死在戰鬥崗位上，在巷戰中或者在監獄裡死去。可是，在心靈深處，我對我的山雀要比對那些‘同志們’更親近些。”對於植物，她也一樣懷著對小昆蟲和雀鳥般的喜愛，說：“我研究植物，跟幹其他事情一樣，也是滿腔熱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黨和工作，都悄然隱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著這麼一個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遊，採集成抱成捆的鮮花，然後回家整理、分類、鑒定，再夾到書頁裡去……”陽光、白雲、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賦予了極其生動的人類情感，成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說：
不管我到哪兒，只要我活著，天空、雲彩和生命的美就會與我同在。
在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盧森堡那般傾情於藝術。從小說到詩，從歌劇到油畫，從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到歌德，從倫勃朗到巴赫、貝多芬，她熟悉許多傑出的藝術家，熟悉他們作品中的許多出色的細節。她的眼前展現著一個浩瀚的藝術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內心充滿愉悅。她寫到，她曾因所有的劇場和音樂廳變成政治集會和抗議的場所，無法欣賞音樂而感到遺憾。她寫到，她想重返紐倫堡，但原因不是去開會，而是想聽朋友朗誦一卷默里克或者歌德。她寫到，當她聽完一支溫柔的小曲時，心緒寧靜，卻隨即想到自己曾經給予別人的冤屈，並為自己曾經擁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慚愧……
盧森堡對美的欣賞，還及於女性的形體與儀態。很難想像，這樣一位革命家會在書信中那麼仔細地描繪她在獄中見到的一個年輕女囚的美貌，在“十八世紀法國展”上看到的漢密爾頓夫人畫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畫像的不同類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遙遠的事物，比如數萬年以前的黏土片、中世紀風光，乃至“帶有一點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貴族文化”，都是她所喜愛的、迷戀的，對她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一個一刻也不離開現實鬥爭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古典，一個投身於政治運動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安靜，一個堅強如鋼、寧折不彎的人是如此地喜歡柔美，一個以激烈不妥協著稱的人是如此地博愛、寬容！——這就是“嗜血的‘紅色羅莎’”！
她坦然承擔生活所給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種傷害和痛苦，別離和思念，並且把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開朗、沉著、勇敢，在任何情況下都感到幸福，唯是不放棄工作。在書信中，她不止一次說到她的人生哲學。她強調指出，認識歷史的必然性對個人來說非常重要；但是，把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演繹為一種消極無為的哲學，又是她所反對的。她堅信人類的能力、意志和知識的作用，堅持自主意識，所以說，寧可從萊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堅果那樣逐浪漂流，也不願站在一旁搖頭晃腦，看著瀑布奔瀉而下。她要做一個和生活一同前進的人。
“比男人偉大”
革命不是想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就是革命者。通過革命者的形象，我們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構成。
說到盧森堡，僅僅閱讀她的政論，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為革命的表達中心的《論俄國革命》，也還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結合她的《獄中書簡》，她作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這裡，不但具有明確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則，而且富於同情心、人性和豐饒的詩意。革命並不如某些自命為“自由主義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為了解除恐怖統治而進行的。
1907年的一天，盧森堡和她的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時忘記了時間，因此在赴倍倍爾的約會時遲到了。倍倍爾開始還擔心她們失蹤了，這時，盧森堡提議這樣來寫她們的墓誌銘：
這裡躺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後兩個男人（men）。
阿倫特贊同此說：盧森堡身上的“男子氣概”（manliness），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中是空前絕後的。如果用這個比方定義革命，應當承認，僅僅有男子氣概可能是野蠻的、強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有如盧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說：“我這個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像的還要柔弱。”正由於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礎，有人類理解和人道主義做基礎，革命風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法國詩人雨果有一首讚頌巴黎公社的女英雄、詩人米雪爾的詩，題目是《比男人偉大》。面對盧森堡這樣的革命女性，除了這，我們還有什麼更恰切的語言去形容她呢？——“比男人偉大！”當然，比男人偉大！
2007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