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於1994年出版的作品中,沃爾澤沒有沉浸在“冷戰”結束後歐美對自由民主的樂觀心態中,而是敏銳切入迅即湧現的民族主義、部族主義浪潮,以及種種形式的差異政治。他在這個新的時代語境中重新審視、完善關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獨特哲學理解,並進一步闡釋社會批判的運作模式及其人性論基礎。
沃爾澤否認存在一種獨立的、單薄的、普遍主義的道德最小值,認為它實質上植根於特定群體的文化和實踐之中,道德因而自始是厚重的和最大主義的。據此,真正有意義的社會批判只能從內部展開,但內部批判完全可以具有普遍主義的道德潛力。沃爾澤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既拒斥普遍主義的“哲學高亢症”,同時也排除犬儒式特殊主義的道德模式,其融道義感與現實感于一體的智慧,對於我們思考這個高度極化、充滿衝突的世界而言,可謂開券有益。